【自由论 · 二】总统染病与自由本质

特朗普今天宣布新冠阳性，并不意外，美国疫情搞成这样子，总统不亲自下场对不住美国人民（We the people）。正应了大统领那句话“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生活”这句话是疫情之初，特朗普回应“为何有钱人能够得到检测”的质问而说的，非常传神地透露了自由社会的本质。

我提出过一个评价社会公正程度的三阶指标：

1.  财富的平等：

如果一个社会出现较大的贫富分化，它已经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了。今天任何国家都存在这种不公正，中国也未能免俗，区别在于能否改进。我们今天正在认真解决贫困和贫富分化的问题。

2.  权力的平等：

如果财富的差别可以直接转化成权力的差别，不公正就已经制度化了，几乎没办法纠正，因为权力和财富的互动链条不搞革命几乎是牢不可破。比如美国式的选举政治，所谓一人一票就是一美元一票，各种制度、法律和司法判决都在确保钱能够无缝转化成政治权力。

3.  道德的平等：

如果财富的不平等，转化成权力的不平等之后，还要进一步变成道德的不平等，那么这个社会就已经死掉了。去年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尼可·基德曼主演的《狗镇》等文艺作品，都是给贫穷贴上了不道德的标签。现代自由主义的起源就是始于欧洲新兴商人阶级对中世纪罗马教会道德观的攻击。天主教和多数传统意识形态一样，对贫穷抱着同情态度。贫穷在很多文化中甚至还被神圣化，欧洲和印度都有此现象。

中国文化也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新兴商业阶级的最大追求就是可以不择手段地发财，所以它首先要改变这种道德观。欧洲宗教改革开始给贫穷打上耻辱烙印，在新教看来，穷就说明你被上帝抛弃了。英国哲学家洛克花了不少笔墨论证贫穷是一种错误而不是一种不幸。英国社会改革家Hartlib认为身体强壮的游民不是社会的牺牲品，而是一种社会负担。1660年之后的英国，贫穷和失败被视作不体面，用今天的话讲就是loser或穷屌丝。一切保护穷人的措施和制度，不管是行会、教会还是济贫法，都是浪费社会资源。

在政治上，近代哲学家们把穷人说成是“反个人”“大众人”“乌合之众”“多数暴政”“民粹主义”。亚当·斯密则是反过来论证：商人追求财富有利于社会，个人利益是社会公益的基础。直到今天，这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伦理观。

政治哲学无非是利益的辩护手段。整部西方现代史就是贪婪者和财产拥有者得势的历史。

西方的现代文明本质上即贪婪文明，现代国家本质上即是财产的契约，公民权本质上就是财产权的体现。贪婪需要将自己打扮成一种道德，于是制造了自由主义的哲学。

西方人常说自由不免费（Freedom is not free），翻译过来就是自由是收费的——只有金钱可以买到自由。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可惜病毒不管什么自由不自由，贵为大统领，也要领教下自由的生活了。

不过特朗普是否真的得上了新冠还不好说，也的确存在政治操作的可能。比如会不会是要彭斯顺位上台，扭转不利选情？或者大统领忽又康复，自带超级英雄BGM，反衬拜登的“觉皇”本色？静观其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