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笔记1——驳“青铜冶铸技术西来说”

“西来说”的提出和支撑：

      青铜冶铸技术西来说，虽然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为部分学者所提出，然而在当时，这只是关于我国青铜器起源的众多假说之一，并不占主流。其真正迅速传播并且风行一时，则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主要原因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对外交流增多后，西方流行观点持续输入我国所致。特别是在2010年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开始发掘之后，由于考古报告指出，伴随着西城驿铸铜作坊和大量青铜制品一同出土的还有来自西亚的绵羊和小麦，以及起源于西亚地区的大量土坯建筑。因而很多考古学者往往据此为典型大举论证，青铜冶炼技术自西传入河西走廊并进一步向内地传播。然而，这一“顺理成章”的观点近年来遭到了我国考古学界内外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因为如果不是把目光局限于一点，而是放眼上古时代中国北方各支考古学文化做总体考量，就很容易发现所谓“青铜冶炼技术通过河西走廊自西传入”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相关资料补充：

“近年来，在河西走廊地区有不少遗址有铸铜遗存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是张掖西城驿遗址。在该遗址第二、三期中，发现有铜环、铜泡、铜锥、铜管，还发现铸造铜权杖首和铜镜的石范，以及与铸造有关的炼铜炉渣、炉壁、矿石、石锤和陶鼓风嘴等 ，表明该遗址确是一处包括有铸铜作坊在内的重要聚落，发掘者将其分为三期，第一期属马厂文化晚期，第三期属四坝文化，说明延续时间较长。其出现铸铜遗存的第二期，有学者称之为西城驿文化，上限年代约为公元前 2100至公元前 1900 年。第三期四坝文化年代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相当。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铸铜作坊。至于河西走廊地区出土铜器的地点，以往亦发现多处，主要出于四坝文化墓葬中。”

                                                                                                                                   ——《夏商周考古》刘绪

三驳所谓“西来说”：

1、我国上古时代出土的早期青铜器，集中分布在两个地域内及河西走廊和甘肃东部。如若此说成立，那么考古学证据应当表明，河西走廊出土的青铜冶炼遗址，在最早年代上应当早于甘肃东部的。然而，那怕仅仅对甘肃东部出土铜器最多、分布最广的齐家文化的遗址进行分析，其在甘肃东部出土的可以确定年代的青铜器中最早的样本进行碳14测定显示，该铜器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200年前后。而对河西走廊的典型代表如西城驿遗址中最早的青铜器进行测定，其上限最早的测年结果为距今4100年左右，即公元前2100年前后。如此，如此，则说明在齐家文化时期，不仅在甘肃东部出土的同期地点数量和种类都多于河西走廊地区，而且在出土铜器的绝对年代上也早于河西走廊地区的最早样本。即使考虑到碳14测定最早年代时可能出现的误差。然而，甘肃东部地区早在齐家文化之前的马厂文化和更早的马家窑文化中都有青铜器出土，尤其是马家窑文化更是拥有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青铜器，即东乡邻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而河西走廊地区还没能发现同一时期的青铜器样本。

2、实际上，在相当于齐家文化偏早期的龙山文化时期。自甘肃东部再往东。除去陕西关中平原一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发现了许多分散出土分布广泛的小型铜器。如陕北石峁古城、山西陶寺古城，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北大城山遗址、山东三里河遗址等等。其中的典型代表如石峁古城，不仅出土有多件青铜刀和铜齿轮形器。还一并出土了众多铸造铜器的石范。这足以证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确实已经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陶寺古城中已经出土的七件铜器，其中，不仅有使用范铸法铸造的铜齿轮形器，还有两件铜器更为特殊。分别是一件铜铃和一件疑似容器口部的“流”的铜残片。这两种铜器都必须使用复合范铸法铸造，即至少使用三块范才能组成。这说明当时的铜器铸造工艺已经发展到比较复杂的阶段。同时一组三块以上的范最大可能是陶范，或可从侧面说明陶寺文化时期的人们率先发明了陶范技术。这一突破正是铸造复杂金属器形的关键一步，而考古研究表明，我国西北地区很有可能自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之后，一直到辛店文化乃至寺洼文化时期都没能迈出这一步。

3、在龙山文化时期，关中地区出现了一个文化断层，即缺乏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就造成了甘肃东部和黄河中下游地区铸铜技术间的一个空白地带。这很有可能是目前考古学家对该地区的田野调查还不够充分的结果。

      随着未来该地区考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可能出现三种情况，其中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一种情况，即关中地区未来会出土年代为龙山文化时期，且带有甘肃东部风格的铜制品。如此则说明甘肃东部的青铜冶炼技术可能经由关中地区传入中原，并且诱导了黄河中下游地区铸铜技术的发展。

      第二种情况是关中地区只发现了年代较晚于龙山文化时期的铜制品，且其铸造方式或风格更近似于中原地区。如此则说明，虽然甘肃东部与黄河中下游在青铜器工艺上有交流和影响。然而，关中地区的铜冶炼技术还是更多的来源于青铜文化发展更为迅速的中原地区。

      第三种情况，也是最小的一种可能即是未来长期的考古调查依然未能在关中地区发现铜器遗存，说明龙山文化时期关中平原大概率确实不处在铜石并用文化的影响范围。如此则证明了黄河中下游地区青铜冶炼与甘肃东部的相关技术之间，更有可能是一种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关系。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所能得出的结论都只有两种：一是我国铜冶炼技术起源于甘肃东部并逐渐向河西走廊和东部传播扩散，促进了中原炼铜技术的飞跃。二是甘肃东部出现的青铜器虽然在年代上可能早于中原地区，然而两大地域的相关技术是相对独立与发展的结果，很难判断有传入传出的关系。

      综上所述，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否定了所谓“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自西亚地区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原”的流行说法。

总结：

     关于应该如何评价我国西北和中原两大地区青铜器技术的交流，以及应当如何认识中国自身的青铜时代开端和铜礼器文化发源的问题。请允许我再度引用刘绪先生在书中做出的精辟独到的分析与论断：

      虽然甘肃地区铸造青铜的时间出现早、地点多，但铸造器具仅见石范，未见陶范。所见铜器为数已不少，可均属简单器形，说明直到齐家文化与四坝文化时可能都未使用陶范，推测即使有也极少，未能成为主流。铜器中数量最多的是手工工具和饰件，没有发现容器。可能与礼仪有关的器物仅有权杖头，以及西宁沈那遗址出土的大铜矛。其青铜器既未在生产领域发挥主要作用，也未在政治领域成为别等级、明贵贱、表身份的象征。因此，如果说齐家文化与四坝文化属于青铜时代，则相当勉强，因为它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特征及功用相比，区别太大，不可同日而语。这里还需强调的是，在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之后，在东来的秦文化出现之前，即相当于夏、商两代乃至西周约千年的时间内，东方青铜铸造业迅猛发展，在商代晚期已进入到鼎盛阶段。可最早发现青铜器的甘青地区，其青铜铸造业却一直毫无起色，如齐家文化之后的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均未发生像中原二里头文化那样的突变，始终停滞不前。就此而言，即使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来自西部地区，但它发生的技术突变，赋予的政治内涵则是自身的发明，从此，中国青铜铸造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是应该区别看待的，不可混为一谈。对此，尚未引起学界重视。”

参考文献：《夏商周考古》刘绪著；《夏商周考古学》井中伟，王立新著；《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研究》孙庆伟著；《考古中国》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