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传艺术考研关键词：文艺与人民

1.文艺与人民的关系

        引领时代风气，文艺不能迷失价值方向；塑造民族之魂，文艺不能远离人民生活。“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重申文艺创作的人民取向，定位文艺发展的人民坐标，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文艺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角度一：

（1）人民需要文艺。

        文艺是人民生活的精神食粮。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多诉求，对文艺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有了更高要求。列宁说过，人民群众“有权享受真正伟大的艺术”。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文艺工作者理应紧跟时代潮流、把握人民需求，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创作出更多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这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更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

（2）文艺需要人民。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古往今来，那些历经磨砺而愈显珍贵、大浪淘沙而更加醇厚的传世经典，无不是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寄托对人民命运的悲悯；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饱含对百姓冷暖的关切。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只有始终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中、把万家的忧乐倾注笔端，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如果“热爱人民”只是停留于口号，如何做到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如果让社会效益屈从于市场价值，让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又如何谈得上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放歌？为人民就要爱人民，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贴近人民，就要拆除“心”的围墙，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以文艺观照现实、温润心灵、涵养精神，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文艺与人民的联系，是一种内在的生命联系，这是一根永远剪不断的情感脐带、文化脐带和历史脐带。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仰望人类文明的璀璨星空，同时扎根于中国大地，扎根于人民的火热实践，我们的文艺才能描绘出中国色彩、讲述好中国故事，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

（1）让人民群众充当文艺作品的评判者

        如果在创新创优的过程需要做出评判的话，那么无疑人民群众就是那个最好的人选，因为他们的话语是最具有参考性的。一个作品无论业界评价多么高，如果人民群众觉得太空太枯燥的话，这个文艺本身就是个失败的存在，即使这个作品的立意和主题非常好，所以人民群众成为电视文艺节目的评判者在合适不过。一个作品只有经过人民群众的检验之后，才能进入时间检验的那一部分。历史证明，大部分经过时间洗礼而沉淀下来的作品，本身都是受到人民群众广泛称赞的。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基础的采风、调查之后，基于前期基本工作之上完成的作品需要受到人民群众的检验，这个时候才是电视文艺中最后的阶段。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前期的所有努力，都在人民群众对于这部作品的评判中，看是不是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是不是给他们的心灵带来一种强烈的震撼，是不是在平凡中引人深思？

（2）艺术的终极追求———“人民性”

         “人民性”是艺术的最高追求，冼星海和施光南是近代音乐史上仅有的两位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作曲家，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各具特色，音乐作品的“人民性”表现出一定差异。冼星海生活在抗战时代，他的作品的“人民性”主要体现为“救国救亡，反抗侵略”；施光南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位作曲家，浓浓的“乡国之爱”成为其作品“人民性”的核心主题。冼星海与施光南音乐作品“人民性”的共性主要表现为他们都牢牢把握时代主题，把滚烫、赤诚的爱国热情融入音乐创作，把民族音乐的灵魂贯穿于创作生涯，奏响时代的最强音符。 

      《在太行山上》采用四二拍子复二部曲式结构，进行曲风格，多采用大小三、六度和声音程，XXX 切分节奏，充满战斗性，加上“红日”、“烽火”等壮丽意象，使作品慷慨昂扬，威武豪迈，反映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和入侵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保卫祖国、驱逐日寇的决心和斗志。冼星海作品的体裁主要包括：交响乐、歌剧、大合唱、群众歌曲、抒情歌曲、儿童歌曲等，都具有鲜明的抗日救亡等爱国革命的民族精神。民族解放成为其作品“人民性”最突出的表现。

        冼星海善于把民族音乐和民歌素材引入创作之中，使作品充满了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增强了民族风格，易于为广大的人民所接受。如《打倒汪精卫》、《梁红玉》就是将群众歌曲音调中的战斗性与民间说唱音乐结合而创作的叙事歌曲。创作于 1939 年的《生产大合唱》，是把民间歌舞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用“春耕”、“播种与参战”、“秋收突击”和“丰收”四个场景，再现了解放区人民的抗战与生活劳动状态，质朴粗犷，表现出浓郁的民间韵味。《黄河大合唱》把民间传统的音乐风格与近代多声部创作技巧相结合，把群众歌曲的特点与交响史诗风格相结合，形成具有强烈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的时代性的民族史诗性巨著。作品以黄河为背景，把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不畏险阻的坚强意志和悠久的文化历史融入其中，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朴实善良、热爱自由、宽厚仁爱的崇高品德。

文章来自凯程《中传艺术考研热点册》，更多2019考研热点解读可参考《中传艺术考研热点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