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带着花来送别的

我知道那棺中空无一物。   我于9日上午7:10乘坐火车抵达本图尔，以《桂时》报刊社长的名义参加报社前任编辑弗朗西丝•伊曼纽尔的葬礼——原计划以卡伦夫尼比独立党主席身份出席，但在被当地警官以意图盗窃国家机密为由强行逮捕后，自然不便以政治身份活动。 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关押最终以我依靠大学好友的担保和援助勉强脱身为结局。一切结束后，我搭乘旧识的顺风车顺利抵达葬礼现场。 事实上，我党对这一结果是有预料的。这场葬礼最大的特点便在于：不是每位来宾都能受到应得的尊重，尤其是我党成员——在西本斯帝国殖民统治下永远坚持，积极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自主的反殖民政党组织成员。这是不关乎职位高低的歧视，西本斯政府对我们的恶意是一贯的。但我们最终仍依照国民的期盼出席，这便是我们回应国民，始终与国民站在一起的最好证明，即便我们事先已清楚这一过程免不了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当然，我能站在教堂冰冷的金属拱门下，不仅是我个人的努力，更是无数党内预案和对党友好人士的协助的结果。这本是个很值得称颂的故事，是一个饱含热情，体现革命党人的乐观与奋进，关乎国际人道主义的故事。如果写出来，能成为很好的新闻和文艺素材，说不定在雅泽尼搞反战热的电影工作者们能凭此拍出一部足以拿奖的作品。可我本人却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它混乱极了，也对我残忍极了。我常常想到，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的失败和胜利是注定的。从一开始就是，西本斯从不会放任一位诗人背离他们的故土，西本斯的每一寸国土都是诗人成长的土壤，即使是一个曾背叛他们的诗人的遗体也应当回到这里，回到她文学的沃野。 我当时不明白这些，我只是深知此次任务意义重大，事关我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问题和责任问题，即使对成功毫无期许，我也必须严阵以待，因为这是我的职责——也许对伊曼纽尔女士并不公平，毕竟她在生命的最后选择了西本斯，而不是卡伦夫尼比。可事到如今，我也依然愿意相信：在人民的怀抱中安息是远胜过在帝国主义的黄昏里腐烂。 对于伊曼纽尔女士——本次葬礼的主人公，我曾倍感悲痛。伊曼纽尔女士是一位合格的革命战士，在报社工作时，她总是很刻苦，不肯放下手里的笔，并且是永远沉稳，不急不忙的，即使身体状态不佳，也不曾离开工作岗位。我们都曾对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报以极高的热忱。 讣告于6日黄昏抵达报社，随着讣告一同抵达邮箱的还有一封来自西本斯官方的葬礼邀请函，没有写明受邀人。内容我早已记不清，但我记得官方印章是金色的。原本准备离开的同志们纷纷自愿留下，更多同志匆匆忙忙坐车往回赶，还有一些在外地的同志特地发来电报询问情况。夜幕渐渐下垂，我们围坐在报社里侧的圆桌旁对此事展开商议。原本拥挤的小屋在此刻显得空旷，他们包括我，默契地空出左上角靠窗位置里一张藤编的躺椅，即便有的同志只能站着发言。直到深夜，灯仍亮着，人走了一些。这期间，我们曾对伊曼纽尔女士离世的原因展开讨论，我们清楚她的肺病是一日胜过一日，迟早要拖垮她，天气刚刚开始转凉时往往更严重，连着咳上几个小时的情况也常有。但这一天未免来得突然，谁也不清楚伊曼纽尔女士在西本斯的这短短两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她本该在西本斯接受最好的医疗服务。甚至有同志开始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他们对以往的工作是否过于劳累以致她更早地离开展开争论。 注：我个人曾认为，这从来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伊曼纽尔女士深知她工作是为更多人能更好地工作。对于事关人民福祉的事业，我始终相信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即便是用生命来换，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我曾于西本斯留学，并有幸和伊曼纽尔女士就读同一所大学。与伊曼纽尔女士的学术相比，她的文章更显出其诗人本质，使当时的我对这位才华出众的学姐留下深刻印象。即使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我也不免想起那些清丽飘逸，格调潇洒，如诗一样的文章。在导师建议下，我加入由时任帝国报社编辑的伯恩先生主持的读书会，感谢他能在玛斯帝国的工作中抽出身来照顾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期间，我得以与伊曼纽尔女士有过几次短暂的交流——这也成为我在前期组建党组织过程中能成功邀请伊曼纽尔女士参与宣传工作的重要原因——虽然我们的交谈不免趋向于潦草收场，但她对自由的向往，我感同身受。这都表明，我们注定会走向同一条路，走向献身革命事业这条光明坦荡但也艰苦卓绝的路。 当总编辑冯特老先生决定于次日的期刊上发布讣告时，我社成员并没有预料到这会引发国民的狂热——人群从街道中涌出，在街头狂奔呼号，在墙上写标语，血红的大字遍布街头巷尾，而腐败无能的殖民政府只配瑟瑟发抖地仰望。最后，甚至有不少人先后去挟持电台，他们可给当时在电台负责地下工作的情报员同志吓了一跳。正如一位从邻市赶来的政委同志所说：人民难以置信的行动力在此刻一览无余。我敢说，当天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只有“诗人回家”的口号——这也是第一次，我们真正意识到这位诗人同志为我们留下的遗产何其珍贵。 在会议结束后我便赶去郊区的联络站查看情报，游行时便不在场，虽然我没有亲历那对独立党而言足够自豪的清晨，但即使是在事后得知，看着组织里年轻人激动得通红的面孔，我依然倍感欣慰，想象着数千市民蜂拥而至，希望我们能迎接伊曼纽尔女士的遗体归国的场面，而不是殖民政府，这又是一种责任感。望向街道上请愿的人民与墙壁上高挂的横幅，我明白，伊曼纽尔女士已经不在那冰冷的棺中，她就站在热烈的人群中间，对我党寄予无穷希望，这也许是件很小的事，但我是这么固执地认为——那棺中早已空无一物。 出发 当日下午4点，我被组织推举为任务负责人，争取将伊曼纽尔女士的遗体带回国内，任务代号“归家”。傍晚7点，于港区售票处购票后独自前往情报处。8日清晨5点抵达渡口，等待时间长约一个小时，来自西本斯的好姑娘“翠鸟”号邮轮起航。离开时未通知他人，以免惹来殖民政府的抓捕监禁，同时报纸将于明日刊登“奥莫尔•希斯戈达前往西本斯”的消息，以混淆反对政府的视线。航行约11个小时，下午15：43抵达圣安达加里。期间，除与服务人员的交流外，仅与两位老者对风景进行过简单交谈。抵达时，在当地从事旅游业的安泰林前来迎接并向我汇报工作。作为我党在西本斯地下联络员，安泰林无泄密可能。 我想起昨晚的会议，一个刚入职的文员站起身来提议：最好是带一束鲜花参加葬礼。 她的提议是对的，西本斯对花的追求即便是放在整片特立瑞雅大陆来看，也只比视花如人的希勒泽差一些。西本斯的葬礼是忌讳一切不鲜活的事物，包括人。他们认为人是可以活得狼狈的，但死是不可以狼狈的，即便是衣不蔽体地死了，也要鲜活，用激情的火点燃身体从而实现生命最后的热烈。一切从内部腐烂的东西，即便面上是再纯美不过的，西本斯人也通通不要，同理，他们拒绝让一个对生活失去欲望的人出席葬礼。所以我们的花只能是最新鲜的花，最好能带着清晨的露珠，而不是一朵街边的用染料染出来的花。这不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立瑞雅大陆的每一寸土地都平等地接受过战火和硝烟的洗礼，我们在这大地上的每一步只会踩出血和泪来。这片土地，已经不生长鲜花很久了。但我们要争取，争取让花的娇艳能保留到我将它放入伊曼纽尔女士棺中为止。 紧接着，我听到一个年轻的声音。 “让我去联系！”是安顿，我们充满活力的联络员，我看到他把手举得很高，眼里闪烁着奇异的神采。 其他同志围着他，前面的同志侧过身往回看，两侧的同志把左右的身子向他袒露，后面的同志踮起脚，扯长脖子往里看，甚至有几个年轻人站不稳，还左右摇晃，像一只不倒翁。他们的眼睛如聚光灯一样齐齐地打在年轻人身上，安顿像是一个站在酒馆小舞台的杂技演员，漆黑的台上，只有他那里亮。而他的眼睛比光还亮。 “孩子，你有把握吗？”冯特先生温和地问他。 “我在西本斯念过书！我的老师还在西本斯工作，他可以帮忙！”年轻人笑得很坦荡。 冯特先生和我对视一眼，我点点头。他说可以，然后鼓励般看向年轻人，像寻常聊天一样，压低语调问：“怎么没听你讲过，在哪儿读书？” 安顿有些不好意思地把头低下去，蠕动着嘴唇说：“休斯林文学院。勤工俭学，跟着一个很好的老师上夜校。” 他说完，我们都很善意地笑了。虽然他说得很讲究，但我们都清楚，所谓的勤工俭学，其实就是在学校做清洁、巡逻之类的工作，趁着干活的机会在教室里蹭一节课。这不是什么说不出口的事，我留学时，西本斯还允许部分卡伦夫尼比人成为大学的正式学生，等疯子卡彭斯上台后，几乎是把西本斯国内的卡伦夫尼比学生全部撵走，一个不留，后来政策略显宽松时，很多像安顿这样想念书，想通过学习知识来报国的年轻人就打着打工的名义，在西本斯的各大学院蹭课，运气好的，能得到些开明包容的教授在晚上开小课答疑，这就是“上夜校”，运气不好的，也只能是半夜翻窗进图书馆夜读，报社里另一个叫安德鲁的作家就是这样的。 之后一切都很顺利，规划路径，购票，提前安排联络员，准备行头。等我拿到一份完整的路径图时，休斯林被重点画了个圈。我想起大学最好的几个友人之一就在这里。于是，我让安顿去发一份电报给他，告诉他：我不日将路过，一切安好，勿念。安顿看到接收地址时，眼睛不停地眨，微微张嘴，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最后一转眼珠，跟我保证完成任务。我很喜欢他这副认真的样子，忍不住勉励他几句。他顿时高兴得走路都飘起来。 想起这些，我就觉得很欣慰。我为能有一群可靠的同伴感到自豪，并常常在心里默默窃喜。 8日16：27坐上从圣安达加里前往首都的火车，中途于休斯林市下车，从东郊车站A4站口乘计程车前往安顿证券公司，我们在那里有一笔留给青年作家的存款，如今将取出一部分作为活动资金。17:21走出证券公司，接待员是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孩，尚且还梳着简单的马尾。 旧友 在休斯林做文物保护工作的大学同学西奥听到我来的消息特地驱车从几十里远的郊外赶来。 我站在街头，西奥把车停到街对面。他如今看起来比我老很多，个子跟年轻时一样，腰是一点没弯，拳头大的黑眼圈蒙住他的眼皮，头发打理得妥帖，显得比以往精神些，就是已经生出不少白发，一身打补丁的灰白色工装，也不比他年轻时要体面多少。西奥年轻时总是穿一条黑色的棉麻长裤，一年四季都是，最多是布面的补丁有多有少，针脚够不够密的区别，上边蓝色和白色的衬衫来回换，自己剪的头发东长一截西长一截，眼神倒是亮得叫人心里一颤。 西奥从路灯下走过来，影子在柏油路上拉得又瘦又长，他邀我去家里暂住一晚。 感谢他的热心肠，我的腰已经是比同龄人要更难以忍受火车僵硬的床板了。 我想，也包括西奥年迈的老轿车。 跟我近两年所收到的信说的一样，西奥还是住在矿工家属楼一间四五十平的小公寓里，客厅不摆沙发，而是两张卸掉床头并盖了七八层被褥的单人床，方便有人想在这里过夜，虽然这家一年到头也没几个客人，但今夜将会多我一个。他如今和儿子睡同一张床，女儿睡在里屋，原先是跟着母亲，如今自己一个人睡——西奥的妻子在三年前的空袭中不幸逝世。半开放的厨房上方满是被油烟长期浸染的黄棕色，地上的瓦缝渗出一点绿色，瓷砖细密的划痕有些反蓝，门旁的橱柜上，一条棕色格纹的女士围巾叠放整齐，上面却落满一层薄薄的灰，他们家到现在还弥漫着回忆的气息。 我从未想象过，一场空难后，他和他的一双儿女成了这栋楼里少有的三口之家。 西奥递来一个倒满了热牛奶的陶瓷杯，笑着说：“你喝你侄女的。”，然后翻出一个满是油渍的玻璃杯，给自己倒半杯啤酒，一口下去，没喝出什么滋味，反倒是咳了半天。我隐约记起，他好像戒酒很久了。 我印象里那扇总是大胆且赤裸地向每一个客人掀起铁衣，展览自己一身红褐色伤疤和腐烂皮肉的老铁门已经被换掉了，听说是前几年截了肢，如今的这扇门也走上了它前辈的老路。客厅正中，离头顶不远的天花板上有一个黄色的灯泡悬吊着，在惯性的作用下前后晃荡，我总疑心它会击中我或者他瘦高的儿子的额头上。西奥把连着铁栓的细绳一拽，一小团暖光就这样打在西奥脸上，但也只照亮了靠近我的小半张脸。姑娘躺在里屋，黑着灯，门半掩着，应该是早睡了。这种场合儿子躲不了，他还要顾虑父亲的身体不能多喝酒。即便没有事先声明，男孩儿也老实地坐在靠门的一条木板凳上，脚边放着一盏马灯，灯光几乎照亮整个屋子。他抱着一杯凉水看着他爹，很是安静，眼睛看向我的时候，小小地眨了眨。 西奥的双亲——这间屋子的第二任拥有者，他们在时，我们几个年轻人也是这样盘坐在客厅的床上，喝着长辈递来的一杯杯热奶，稀里糊涂地说话，屋子里人又多，老旧的筒子楼又不透气，闷得人头昏脑胀，脸色潮红，然后开始手舞足蹈地发疯，常常是自己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西奥就比我们聪明得多，他就负责听我们说胡话，给自己灌凉水，我那时候就觉得，他的头脑可要比我们清醒得多。 但西奥确实是不爱喝奶，可能是喝不惯。在当时，半桶从农庄打来的奶都要花上三特克，这笔钱放现在只能从大商场里买一瓶玻璃装的鲜奶，而这已经是西奥一家小半个月的工资。想着，我转转杯子，又抿了一口，不如之前甜，可能不是在农庄打来的，也许是当下时兴的工业制品，若是让我们熟知的那位乡野文学的簇拥者看到，指不定又会批评我们不正当的作风。他总觉得，我们这种举动将助长工业蚕食乡野的速度与力度，一切美好的品质和事物都会在工业的浓烟和色彩斑斓的化学制品里腐烂，世界终将毁在我们的手上。我又想到这些工业品最多会花西奥三天的工资，并且保存得当的话，能喝上整整半个月，于是又心安理得地喝上一大口。 儿子把行李塞到窄床的底下，我只要一动腿就能碰到。床上的棉麻毯子已经换成一条兔毛的几手货，倒是十分柔软，被子是一床蓝色的大花被，应该是新做的，以往没在他家见过这种布面。我以前盖的是另一床粉白格子的，现在好像是让我们的小姑娘盖走了。 才喝到一半，话还没聊几句，我就已经开始迷迷糊糊，分不清时间了。暖和的被褥连同昏暗的灯光纷纷劝我早点休息，我的腰却僵直着抓紧分秒警告我赶紧伸直。西奥揉揉眼，把剩下的小半杯酒全倒进花盆，他眯着眼转杯，又往下甩几下，看着酒珠悉数从内壁滚落才满意地撂下杯子，对着儿子的小腿不轻不重地踢了一脚，拿手往卧房一指，让儿子回去睡，自己又从另个床上翻出一个荞麦的硬枕头，他说：“拿去垫腰吧，说起来也是，你居然都一大把年纪了。” “我不算，我顶多算是有点岁数。” “你不显老，你总是年轻得很！” “你也是！我看着你比之前还高了点。” “我老了。”他说，“我老了……” 儿子乖顺地回屋，顺手关上门，门后窸窸窣窣的声音不断，最后棉被一盖，什么都安静了。 西奥一拍腿，支起半个身子爬起来，踉跄两步，又低下身子把马灯摁灭。一切都黑了，只剩下我头顶上的那颗灯泡，它干脆只照亮我这儿一小块，昏暗的角落里我没注意到他的眼睛是否也亮着，但我知道他没回卧室，也没坐下，可能仍然站在那里，或者干脆往外站，手攥在铁门斑驳的铜把手上。西奥以往不会这么安静，念大学时，我在他们家住过几个短假，那时负责熄灯的依然是西奥。灯灭以后，他会从客厅的床上跑进卧房——我在西奥家总是睡卧房的——跟我挤同一张床，西奥就坐在床尾，把脚塞进我的被子里，靠在床板上，捧着一本中世纪的诗集在读。这时候是睡不了的，如果睡了，第二天的晚上是没有第二杯热奶的，于是我把脸紧贴在冰凉的墙面上，强撑起精神，听一个在西本斯出生，在西本斯长大的西本斯青年给我这个殖民地的儿子念旧诗。 恍惚间，浑浑噩噩的梦已经来了。那些日子里不只是口感绝佳的炖菜和坚实厚重的四面墙壁，还有轻柔的诗歌和乐章，大家长还躺在里屋，劳工的胸腔发出震颤的轰鸣。 两位家长都是经验丰富的矿工，矿坑塌陷之后，四处申请贫困款的西奥得到了一张支持他读完大学的支票。他妻子死后，西本斯政府下发了一笔抚慰金，后来家里两个孩子就都能去上学了。大儿子在读中学，瘦高的身形很不像当年那个蜷在锅炉房睡觉的男孩，小女儿八岁左右，已经会做家务，并且很擅长读书，在我看来，读得要比哥哥有灵气得多。 “你不睡吗？”我听到自己这么问。 “还早。” “不早了。”我就着灯光仔细地观察腕表的指针，“已经22:47了。” “啊——是不早了，你睡吧，明天还得赶火车。”我听到他马丁靴踩在瓷砖上的声音，离我是越来越近，陶瓷磕上实木桌，随即脚步声越来越远，也许其实根本没差几步。我听到合成木板门被拉开，他好像是在叹气，用手指绕住细绳，往下一拽，“咯噔”一下，全都黑了，里里外外。 我根本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也许是在凌晨三点多，我听到有人推开门，脚上踩着一只拖鞋，踢踏出细微的节奏。可能是西奥，也可能是他儿子，我分不清，他们走路的姿态很像，总是先把脚尖点在前面再轻轻落地，像猫一样。他从另张床和实木长桌逼仄的间隙通过，亚麻布摩挲的声音弄得我脊骨发痒。 再起来时，家里已经只剩下我跟西奥两人，儿女们都要去上学。过几年，就该说儿子去上工，女儿去上学了。西奥的工作用不着每天都起早贪黑地赶去文化局上刑，只要有档案，打字机和一大壶冰水就足够支撑他精神饱满地做事。而我这个本该为外交事务忙得心力交瘁的人，却在床上睡得有些忘乎所以，甚至做了一个漫长的美梦，可惜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梦到什么，只有隐约的满足感还在提醒我这是难得美好的一夜。起来时，我甚至感觉不到腰间的酸麻和脖颈的僵硬，眼皮只是略微挣扎一下就轻松地张开。屋子依然是昨天来时的样子，只是原先放在地上的两盏灯不知去向，满屋都是从窗口进来的朝阳，西奥就坐在对面的床上，怀里抱着报纸，慢慢地咬一口面包，再灌上几口黑咖啡，左手边放着一个有点厚度的牛皮纸信封，上面还用火漆印上一小朵干花。 他一见我起来就把报纸撂下：“醒了？睡得还好吗？” “好极了。”我用力把脖子往后一仰，发出“咔咔”的响声，“我已经好久没睡过这么久了。” “那就行。”他把手放在信封上，轻轻摩挲，“什么时候走？” “一会儿就走，我订了今天上午的火车票。” “别太着急。”西奥将信封往我的方向推来，“去得太早可收不到花。” 我意识到，他打算帮我，或者说，他就是安顿联系的人。小心地将信封打开，果真如我所料，一个散发着桂花香气的贺卡静静躺在里面，贺卡中夹着一张——两张取花的订单？我立马抬头看向西奥，他腼腆地冲我点点头，解释道：“回程可以再去拿一束。成功后你就又一次成为英雄了，应当被嘉奖不是？总之，祝你好运，花就当是我提前的贺礼。” 我顿时感动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连连道谢，再小心翼翼地封好口，将公文包最里侧的拉链拉开，把信封慢慢放进去。看着信封安然无恙地躺在小兜里，我不由得深深叹口气。西奥又起身去给我做饭，他将面包切好，混着肠和蛋放进锅里烤熟，最终放入我的面前的白瓷碗中。我就知道，西奥依然是那个体贴得如兄长一样的人。不过，我其实比他要大上四个月，这么久以来还真是辛苦西奥能一直迁就我。等我吃完早餐，离开西奥的公寓时，手表指向6:05。看着西奥的小轿车，我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难得安静的一夜，并由衷庆幸自己还有老友可以投靠。 现在，我带着一个黑色的皮质公文包坐上西奥的老破小，包里装着取出的三万现金和两张鲜花订单。 西奥开车的时候，总是神采飞扬地指着车窗外的东西说话，手指是没有固定指向的，他总指着一个穿着光鲜的年轻女郎的同时在骂政府和官僚，声音大，语调也高，跟任何一个热情健谈的中年司机没什么区别，唯独跟晚上寂静的他截然不同，这是西奥早在十几年前刚买车时就得上的毛病，到现在似乎只是更加严重。 他说：“奥莫尔！你要去本图尔可千万别忘去见见莱尔德！他可出息了，莱尔德如今坐的可是政府带靠背的真皮软椅——他原先可是被抓去坐主任办公室的铁皮凳的。” 我一听就笑，不只是因为西奥调侃时滑稽的腔调，莱尔德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出名的犯浑，我们几个人里他最不省心。年轻小伙子总是打扮得很时髦，头发都剪成当时最时兴的样式，前短后长（我记得好像学的是玛斯帝国最叛逆的卡兹克•维奥莱特大导演），在清一色的标准发型里格外张扬，因此也少不了被骂。虽说他惯是骂学校多过夸的，但没人否认，在西本斯空军大学念书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他们总会给学生放电影，各种各样的，甚至是来自雅泽尼的纳粹影片。一摞摞录像带全堆在仓库里，我们可以直接去拿，然后请军团文艺部的放映工给我们这些学生上工。最常来也最好说话的是一位年近五十，耳边总是插着一支小雏菊的老放映工，他在侍候那些胶卷和机器时总是慢条斯理的，仿佛是在跟一位旧情人说话。光影映在教学楼大片的空白墙壁上，在夜里流动。巨大的放映机一刻不停地运作，放映工端坐在一旁，仔细地检查着胶片，他们是生怕出一点问题的，永远认真工作，好能将电影完整的放映完成，让整个校园里的人都看见，虽然不一定能听见。当时我最爱的影片是一个西都牧纪录片导演拍摄的取材于圣马拉大教堂保卫战的小成本影片，名叫《保卫你，拯救你》。这是一部很好的反殖民题材电影，在我大学四年，我将它反复看过十一二遍。莱尔德总是用这件事笑我拿过去的他国的事迹想象未来的本国的独立。其实他也很爱看。作为我们系少有会折腾放映机的技术型人才，莱尔德可谓众星捧月，宿舍的门槛一晚上能被踩上七八脚，其中近一半都是来叫他帮忙放电影的——学生是不能私下找放映工放影片的，毕竟放映机就那么几台，金贵得很。他是个很嫌麻烦的人，一晚上跑个两三趟就不干了，却在我去放映室偷小型放映机时，永远是最积极帮忙的那个，也从来不反驳宿舍平整的米白色墙壁上投影的第一部影片是这部影片——其他人一开始是更想看有希勒泽女郎出演的大片，比如我之前说过的那个乡野作家，因为我们会在半夜放，这个时候都太累了，他们觉得放那样的影片有意思，不至于一开始就犯困，但我们后来发现，希勒泽的电影只会加倍消耗我们的精力，他们的电影实在是太苦了，不忍细看——因为他和我一样，都是从殖民地来宗主国留学的。 此时窗外的一点绿色夺过我视线的主导权，在白色的矮墙下隐约生长着枯黄的杂草，杂草中又有几株绿色的生命。 “那是什么？” “什么？”西奥似乎没注意到那些绿色，“哦，战争遗骸啊……墙是以前打仗的时候征召民工修的小平房的墙，后来就被拆了，这是仅剩下的半截。” “拆了？”绿色很快从我的眼前划过，飞到我头后去了，我还没来得及为它惋惜，忽然意识到，那面墙上用彩虹的颜色分别涂抹着几个字母。 “对，全拆了。以前是哪儿的军队临时驻扎点，现在好了，一点不留，全都让人跟政府砸了。” “那可真是……” “其实也不算什么，大家都是要活命过日子的人，当初把指挥部拆了之后，政府或者是我们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分配。其实一家也分不来几片瓦，几块砖还是几件衣的，但是在当时，只要是有就算好了。” “那墙上面有什么？” “有什么？”西奥突然顿住了，眉头紧皱，像是原本照着他的一块镜子被突然击破一般，陷入沉思。也许是我的问题太刁钻了，人确实是这样，生活在某个地方太久了，久到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所有的东西都该是遵循它本来的模样存在着，就像是那面墙，没人关心它是否应该在，或者以什么形式存在。 “一个单词。”过了大概二十几秒，西奥仿若惊醒一样，浑身一阵颤栗，“意思是——故乡。” 我一下也愣住，随即，一些更大的疑问开始占据我的脑海。是谁留下的，为什么留下，它此刻出现在这里又有什么含义？无数个问题突然从我脑海最深处层层向上翻涌，如浪一般的思绪抨击现实里没有的景色，包括犹如天堂的图书馆，辽阔无边际的镜湖和一间只有天使和精灵生活的木屋，我的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山呼海啸。 “恶作剧吧。”我突然笑了，也许我原本不打算笑，我也很清楚这不是个恶作剧，但在那一刻，我除了笑已经做不成其他的表情，“像是莱尔德会做的事。”我甚至想象到一个青年士兵或者学生绝望而无助地站在白墙前，颤抖着手臂描出“故乡”，或者一个更小更单纯的孩子，抱着一颗烂漫天真的童心，想起故乡的母亲，姐妹，朋友，然后写下他刚学会的单词“故乡”。 “当然，也许真的无意义。”我近乎呢喃般诉说着。 我不知道西奥在想什么，但当我重新望向前路时，西奥难得地沉默了。 飞来横祸 9日6:35，我挥别西奥，走入车站。五分钟后，坐上前往本图尔的火车。在7:10抵达目的地，转乘出租车进城。 从车进入市区起，周围的视线便迅速增多：坐在长椅上看日报的人几十分钟仍在同一页，修绿化带的园艺师已经快把树剪成秃子，遛狗的人手里只剩下一根绳，狗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咬断绳子逃跑了。监视比我想得要晚，我本以为在我的双脚踩在西本斯国土的第一刻，隐藏在暗地里的情报员就会闻风而动，事实证明，是我高看了自己。 西本斯有着全球最大的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情报局的身影出现在全球各处，你却永远不能分辨他们，甚至一位在你家隔壁居住十几年的善良的邻居可能就是西本斯发展的下线。他们就像螨虫一样，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密密麻麻地生长着，你无知无觉，你与他们和谐共生，等到螨虫布满角落，皮肤血红时，你才惊觉，这个世界已经成为没有螨虫就无法存在的世界。 KIL（全称是卡特秘密情报处）是一支在战时被紧急成立，直接向“黑塔”负责的如虎狼般狠厉的情报组织。组织内各有出身的疯子常年活跃在情报工作第一线，隐没在西本斯的街头巷尾，审视着每一个站在他们国家土地上的人，包括西本斯人。若要将KIL的监控名单拉开看，能从清晨看到傍晚，政要，文学工作者，媒体理所当然地上榜，商人，艺术家，医务工作者在名单上安家落户，工人，流浪汉，学生同样会有人不幸在这份“血色名单”上露面。 我在这份丑恶的血染的名单上，只是众多划分标准下，出现较多的一个。他们的视线与精力还不能离开那些真正与西本斯有利害关系的人。殖民地的革命党人不能引起重视，向西本斯提供军备的供应商被反复筛查，西本斯的进步文学家干脆被封口。可我还记得聚敏顿克桥和它聪明忠诚的守桥人杜兰特•德格拉塞——一位有着漂亮蓝眼睛的情报局领导。他曾垫付我五分之三的退伍补贴。我能有命回到卡伦夫尼比，也全靠这笔钱开路。我尚且还记得十几年前的战争，我亲历过它。所以我清楚那时的西本斯情报局是何其正义的存在。每一日，情报从世界各地流向康敏河，流经聚敏顿克桥，又流回汪洋。年轻的情报员们用鲜血和头脑铸就一张严密的情报网，这张网里每一条线都与正义的胜利相连。在战场上，活在西本斯情报局的注视下，甚至是战士用来确认人身安全的最好证明。 如今烈士入土为安，功勋仍在，但西本斯已不是战时正义的同盟。这只曾雄据科特勒地区的狮王终于是老了。它伤痕遍体，原本锋利的爪牙在一次次战争中没有被打磨得越发强劲，而是碰了硬钉子，被人折断利爪，拔去利齿，可悲地整日匍匐，逡巡。可它还没有就此离开它的王座，它仍有它广阔的领地。西本斯的野心永不死，永远会做称王的梦，对着领地外一切可能的威胁怒目而视。但是，领地内受它奴役和驱使的生灵已经觉醒了，它们正在向昔日的暴君亮剑。来自底层人民反抗的号角已经吹起来了，西本斯继续沉溺在霸权的虚梦里并走向末路吧！多么可悲，西本斯，你如今好吗？你曾是正义的同盟军，你不是法西斯，你记住！ 这些暂时与我无关。我如今只是给司机13.5特克，下车，独自走在街上，凉薄的气息遍布周身。随后，一阵红光乍现，四声枪响，两具尸体倒下。我冷漠且麻木地看着其中一个倒下，他又向我伸出手，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动静，臂膀又突然间下坠，手指却如不甘般拽紧我的裤脚，指缝间的血浸透那一小块布料。接下来是什么？在警队冲过来抬走两具尸体的同时，给我也扣上手铐。在冰冷黑暗的审讯室逼问我与这两人什么关系。在长达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的关押后，用一句误会结案。他们又为我准备了何种身份？叛国贼、法西斯情报分子、特工，或者更干脆点，抢劫犯。 我抬头看向街口停放的灰蓝色警车，车上涌下四五个穿灰绿色警服的“人”。这些裹着警服的生命体已不再适用“人”的称呼，他们俨然是政治异化的产物，是西本斯政治文明困境下诞生的畸形儿。如西本斯本国的新闻人所言，卡彭斯总理上台以后，西本斯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甚至自诞生以来被民主所遮掩的权威崇拜已经暴露无遗，其政治生态日益滑向不可避免的险境。最可怕的是这危险不来自外围，而是其自身造就的恶果。 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摧毁了西本斯官僚可怜的自尊心，深陷怀疑的悖论中无法脱身，以卡彭斯为首的联合正义党重新审视和利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并着手构建一套堪比地狱的国家架构。原本在文明福泽中自由闲适地生活着的獾、白鹤、画眉、松鼠、麋鹿已经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豺狼，八哥，秃鹫，狐狸，食人鳄。我无意于证明西本斯已走向这样的穷途末路。它仍是文明的滥觞，可它确实是病了，以至于维护统治秩序的警官成为暴力的破坏者，并且不仅是对下层的破坏，而且是阶级内部，甚至是上层秩序的摧毁者。换句话说，来抓我的是卡彭斯特意豢养出的恶犬。 他们黑红色的眼睛盯着我，猖狂地笑着，笑得最凶的那个，手铐在手指上转了一圈又一圈，然后一把攥紧。一切将如我预料般发生。我皱着眉，把那只攥住我裤脚的手踹开，往旁边挪动两边，拽一把领子，好看起来干净利落些。我听到狗群中一只隐藏的鬣狗冲我叫嚷：“拿下他！拿下！” 随便，我没准备逃。 两个人上来箍住我的臂膀，一个人反扣我的手腕，“喀啦”一声，冰凉的铁手铐已经贴上我的皮肉，还有一个站在车门前吞云吐雾，剩下一个上前象征性地扫一眼地上的死尸，很是满意地点点头——他应该点头，一次工作，杀死两个死刑犯，减轻监狱压力，还名正言顺地抓了一个监控对象，可以当做向情报局邀功的筹码。就是不知道他们究竟能给你这条狗多少钱，那是一群秃鹫，食人腐肉的东西，不会怜惜任何人的，包括你们——他冲着我或者我身后紧随的线人说：“你被捕了！我们怀疑你跟一起暗杀案有关！涉嫌盗窃国家机密！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不禁觉得满意，最起码这个理由听着像一个不远万里来到西本斯的革命党人应该犯下的罪名。但那只年轻的鬣狗没给我说话的机会，从背后给我一脚，我一下子没站稳，踩在地上的手上，又要往前跌，忽得一下，我赶紧止住，稳稳站在某人的手背上。他轻微地嗤笑一声，听得我牙根发酸，恨不得骂他个狗血淋头。我睨他一眼，他的嘴唇在红色的车灯里渗出血来，我知道，他刚吃完人，嘴里还有上一个人的血肉，或许也有我的血肉。 他们把我推搡进狭小的车里，五个成年男人将空隙填得满满当当，根本没留给我半点空隙，我的屁股甚至沾不上车座，只能是半蹲在他们腿边上，身体僵硬地蜷缩在一处，以免碰到他们的皮。抽烟的那个还没熄烟，他开着车，手里的烟悬在方向盘边上，顺着空隙向后座荡开。说是向后座，其实全扑在我脸上，劣质的香烟味又辣又干燥，呛得我一连咳了七八下，恶心的反胃感从腹腔往上涌。终于能真正明白伊曼纽尔为什么总是在人抽烟的时候满脸阴沉，一开口便是阴阳怪气的嘲讽，真的，恶心，而又难以逃避，苦辣的烟味浸透骨髓，无处可去。 以后不抽烟了，我这么想着。 大概二十几分钟后（我看不见手表，只能凭感觉估算时间），他们终于停下来，停在一排白色的平房前。巨大的警徽，警局金色的门牌在阳光里折射出耀眼的金光，宽敞的、生长着纤细杂草的庭院里落入两只鸽子，这儿分明跟哪里都一样，但又跟哪里都不一样。踩在这里灰白色的砖地上，我的心如同坠入深渊。接下来呢？审讯、誓死不从、上刑、垂死、葬礼结束、道歉、遣送回国……我狠狠地闭紧双眼，这不是我要的结局，漫天的光幕里，我要一个奇迹。希望安排的联络员够及时，能找到解决的法子。 审讯室的椅子比西奥家的铁门没好到哪去，最多是椅面没有爆皮。那只年轻的鬣狗先是松开我的手铐，然后将我的手固定在椅子前的小桌子上——上面满是红褐色的铁锈，或者还有干涸的血迹。他拿细长的铁链将我的手腕捆了个结实，随即坐在年长的狗身边，摆弄好自己前面的名牌，把手放在桌面上，一手扶着本，一手握着笔，腰板笔直。罗吉昂•喀什休斯，他的名字，鬣狗的名字，我在心底暗暗发笑。 巨大的白炽光笼罩着我，门窗紧闭，外面的光照不进深褐色的窗子，里面的光也出不去。靠在墙边的钟表自顾自走着，每隔半个小时，顶上的小门打开，两个木头小人跑出来报时说：“记录时间——”。 老狗懒懒地斜仰在椅背上，手里捧着一个小茶杯，里面是泛着油渍的红茶，他轻蔑地盯着我，仰口喝了一大口 故作姿态地露出颇为享受的神色，带有一丝得意地说：“先生，大家都时间宝贵，还请您好好配合我们工作，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您出去以后还能好好地享受您的生活。” 我笑了：“既然时间宝贵，那您就更不必把我抓来，干脆放了我不是更省时省力。” “闭嘴！”罗吉昂——那只鬣狗死命地拍打桌面，掌心通红，大声冲我叫，“你知不知道你在哪儿！好好交代你的罪行！”他叫嚷地很用力，身子前倾，像一头伺机扑食的野狗，要靠气势将我压死。可他嚷完就瞬间坐直，胸膛毫无起伏，面色如常。这不是一个常见的西本斯走狗在耍尽威风后该有的反应。 “我得纠正您，我不是来交代罪名的，我是无罪的。”我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两手向上摊开，铁锈磨着我的袖口，划出几道口子，不禁在心里骂了两句，“我只是个路人。至于您说的什么暗杀啊，盗窃国家机密啊，这些可都是跟我不沾边的事，我只是个守规矩的普通人。” “哎呀，说这话可就没意思了。谁不知道您呢？”老狗狡黠地打量我的神情，如同看一个默剧演员一样，很是满意地点点头，往罗吉昂的肩头一拍，“还是要按规矩办事的，对吧。” “名字。” “……奥莫尔，奥莫尔•希斯戈达。”无疑而问，故作姿态。 “性别。” “男。” “年龄。” “36岁。”既然如此，伊曼纽尔应该是38岁，她当真在40岁以前就死了。 “你来西本斯做什么？” “受邀参加葬礼。”头疼。我微微皱眉，感觉太阳穴一跳一跳的钝疼，罗吉昂看见我这副不耐烦的表情，又像先前一样嗤笑一声，但比先前更不明显，似乎是在防着谁看见。 “罗吉昂，去，查查他的包。”老狗一伸爪子，忙不迭地叫喊着。 “是。”鬣狗瞬间站直，敬好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有些惊到我，如今西本斯还有警察能做出这么标准的军礼吗？没有。从十一二年前起，从卡彭斯上台后，这个国家几乎是被摧毁得一干二净。就算如今换成果敢明黠的耶利哥当权，就算是用雷霆手腕对议会和政府进行大换血，前任总理依然让这个国家的基层治理烂得一塌糊涂，挑不出一个正规军。我想，这只年轻的鬣狗绝不是卡彭斯豢养的一般货色，而是从“黑塔”出来的好狗，是当权者最爱用也最怕的捕猎者。 他将我的公文包放在黑色的实木桌上，边拿边说：“证件，车票，船票存根，发言稿……” “等等，那什么发言稿，给我看看。” 老狗恬不知耻地把爪子黏上我的文稿，绿豆大的眼睛贪婪地在字节中逡巡，不住发出“啧啧”的动静。鬣狗就这么站在他旁边，如同看戏一般盯着我，嘴角咧起。那是我给伊曼纽尔女士的祭文，它承载着我，我们无数关怀她的人对她的祝愿，如今就这么被人轻蔑地扫视，被人耻笑，我顿时止不住火气，彻底骂出口：“你他妈给我放下！那不是你这种人配看的东西！” “可如今我偏偏就看了。”老狗更是大笑出声来，重重地把文稿一压，顿时压出数条折痕，甚至把布满油渍的茶杯砸上去，里面的油茶溅出来，浸透我的文稿。去他妈的理智，我真的快疯了。但我还得清楚地记住，这些都不过是他们故意激怒我的花招，如果我被愤怒冲昏头脑，只会落入下风。但是，我都已经被抓了，被捕了，我已经无路可退，还有什么下风？早就没了，干脆些，大骂一场算了！  “走狗！”我痛快地叫骂着。骂了很久，骂到他们昧下党的活动资金，骂到他们将取花的订单当作证物，骂到他们将我监禁，直到我的骂声淹没在更多人的骂声里。 监禁的时间没什么好说的。冷，阴湿，昏暗不见光，每半小时被审讯一次，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我一向不会在意这种被禁闭的时间，这在我的人生里已经是稀松平常的小事，我甚至已经习惯在这种停滞的窒息时间内陷入睡眠。而就在我陷入那些碎片化的记忆前，第二次审讯开始了。 这一次，我的椅子是一张铺着软垫的银色金属椅，老狗和鬣狗各坐在对面黑色长桌的左右两侧，正中间摆着一张结实的红木靠背椅，椅子正上方是白炽灯亮眼的光，而他们的椅子离着那张椅子足有半臂的距离。老狗盯着我进来的每一步，嘴抿成一条线，不说一句话，只是从喉咙里发出阵阵轰鸣。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腰板笔直地坐着，反倒是有些恐惧地眯着眼，小心地把身影藏进黑暗里。鬣狗依然挺直背，没有分给我半点注意，头颅微低，双手交叉，食指相抵，一副向记录神祈祷的虔诚教徒的姿态。我被请着坐在那张金属椅上。看着一个棕头发记录员低着头拉开椅子的姿态，我不禁觉得可悲，在多久之前，他们是那么急切地将我摁在审判席上，迫切地想要落实我罪犯的身份。如今，为了什么人，就要对我礼遇，政治游戏，便也就是如此。卡伦夫尼比如今也是这样的政治生态，使卡伦夫尼比独立只是第一步，在这之后，我们到底要做多少努力，才能改变这些，才能见到正义和真理？最重要的是，我们究竟何时才能完成这第一步？ 我们彼此沉默着，直到黑皮鞋踏在水泥的踢踏声愈发明显。他在靠近。我这么想到，然后一个有着灰色眼睛的国卫军尉官进来了。他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或做任何解释，很直接地坐在正中的椅子上，拿出本和笔，朝着记录员点头，示意开始。记录员连忙打亮我这边的小灯，白炽光的亮光刺得我眼疼，甚至留下两滴干涩的泪。 老狗清清嗓子问：“姓名。” 我突然哽咽，名字堵在口中，但回答仍在进行。 “奥莫尔•希斯戈达。”正中间的尉官回答时似乎在皱眉，语气很是生硬，“这种不必要的形式可以结束了，我需要你们的配合，从而尽快处理好这件事。”这不是请求，是命令。 他们问了几个诸如什么时候抵达的西本斯，为什么来这些简单的问题。我一一回答后，他们又开始沉默，这种沉默比最开始还要死寂。准确说，尉官是第一个不再说话的人，然后其他人的政治智慧开始奏效，也学会什么叫保持安静。随即，尉官点点头，说：“可以了。” 老狗张张嘴，又闭上，然后把一摞纸递给一旁的记录员，闭上眼，不听也不看。鬣狗站起来，身姿挺拔，他说：“根据《西本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规定，不得对任何无犯罪事实或无明确犯罪证据的嫌疑人做犯罪推定，任何自然人都有名誉和尊严不被污蔑，诽谤的权利。奥莫尔•希斯戈达先生以参加葬礼的正当理由进入西本斯境内，无犯罪动机，行为符合法律及公序良俗，应当予以正名并得到妥善安置。” 我就这么被释放了。他们把所有的东西一件件放回我的公文包，但我知道，这一切都于事无补。取花的订单已超过时效，祭文被弄脏了，配不上那庄严肃穆的场合，唯有那笔钱还有用，还能为革命做些努力。 就当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个灰眼睛的尉官站在大门前，微笑着等待我。他一定是在等我，因为他一见到我就开始叫我的名字。我走上前，他的笑容更明显了，我却平白认为他的笑容是那么熟悉。他说：“您好啊，学长！我是艾尔•瓦塔那。” 艾尔•瓦塔那！我知道他！和莱尔德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学弟，大学时足球队的优秀前锋。他曾和我参加过几次运动会，我们也曾聊过天，不过他跟在莱尔德身边的时间更久。 艾尔忽得羞涩起来，不好意思地摇摇头，灰色瞳孔里溢出一些细碎的亮光。他细细看我，用一种轻柔但很奇怪的语调说：“我也是从西本斯空军大学毕业仅比您晚一届，奥莫尔学长。您的名气可不像您想象的那么小，您要知道，我们那一届的学生最期待的能谈一场恋爱的学长可是您，我怎么可能没听说过你呢？本来在您那一届您就受欢迎，漂亮姑娘一个接一个往你身上扑，从哲学系到文学系，从医疗队到军队，姑娘你是谈了个遍吧？人都以为你女人谈够了，都该跟男人谈了，谁知道你最后谁都不要，搞革命去了——” 我哑然失笑，人年轻时的龌龊事终究还是要跟着人一辈子，就算你改了，人也要拿你跟过去比的。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像是别人听了这些话就生气或大叫“我已经不这样了！”，我反倒觉得他说得对，在感情上，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最起码，我确实在年轻时做过荒唐事，在大学曾谈过四五任女友，最后往往也就是三四个月的时间便不了了之，不是对方先提，就是我先提，但还是对方说分手的时候多。虽然说不至于是人渣，但也确实是荒废了姑娘宝贵的时间。 “那您现在结婚了吗？” “结婚了，是位很有魄力的爱人。” “您可还真是幸运！我们长官——就是莱尔德•罗德里格斯，您原先的校友，他到现在都没有成婚呢。”他往后一摆手，“您要是乐意的话，我能跟您讲很多事，让我送您一程吧，就送到教堂那里。” 我没有拒绝，能搭上一辆顺风车，绝对要比我在警察局门前这种不见人烟的地方等车要强得多。而且，艾尔绝对是个很好的司机，他总是恰到好处地提起一些话题，自然地聊起旧事，绝不会打扰一个放任思绪飘向窗外的乘客去思考。我一边回应，一边浏览街边的场景，直到我远远地望见一个七彩斑斓的摊位——卖花女的摊位，没有满地横流的颜料，只有花。 我说，停车。 他沉默了一瞬，车速缓缓放缓，停住，眼睛盯向卖花女的摊位，手扶上腰间——我知道他的腰上有一把枪。墨绿色的军装把他包裹得严密，一些内在的情绪统统被捆缚其间。随即，他深深叹一口气，打开车门的锁——他默许了。 下车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为自己点一支烟，叼在嘴上。烟气开始弥漫，我有些分不清他的神色。他说：“学长，听过‘白门’西柯度的钥匙吗？记录神用三根指骨做成三把钥匙，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并把它们恩赐给最单纯的信徒西柯度。西柯度受神的指引找到了‘过去’的门，像这样（他做了一个开锁的动作）打开门，门后是‘人间炼狱’般的贫民窟，那是个没有善人的地方，每个人都妄想毁掉这位善人，若是我，可能恨不得杀了所有人，但是西柯度却选择救赎，他救助了还在受难并濒临崩坏边缘的‘黑塔’——当然，‘黑塔’那时还不是无所不能的天才，只是一个浑身伤疤，脏兮兮的小流浪汉——西柯度可怜他，把‘现在’的钥匙交给他，后来就是老生常谈的故事，西本斯历史上第一位主教诞生，伴随着‘白门’的死亡。你觉得，是他活该吗？” “我不知道，毕竟世事无常。但是人心若是向善的，确实做出贡献，也总归是有价值的一生。”我其实有些明白他在问什么，但我只是低头挑选成色还算好的花朵。 “明白。其实我想说，你得小心。”他向我递了一支烟，我没要，“别对别人太好，他们不一定值得你去那么做，毕竟‘未来’的门还没有找到，而‘未来’的钥匙也还在‘黑塔’手中。” 卖花女接过我手中的花，用漂亮的白色巾帕仔细打包。我看着她小心的动作也松了口气，虽然我的花并不是很好，但还好，打包的人很爱它们。看着这其实并不新鲜的花束，我突然觉得惬意，好像就该如此。 “当然了，这也都是您的事，我也就是随口一提。” “是莱尔德这么叫你告诉我的吗？那他变化可真大。”我无所谓地接话。如果害怕这些，我也不会来到这里。跟人交往本就伴随着信任和非信任的一切，利益场上互递刀子的事多了，但只要我清楚地记住我来这里的目的是帮助人民和人民的诗人达成所愿，我就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去面对一切未知的事态。不过若真是莱尔德要说这些来劝我，那还真是让我大跌眼镜，他在我印象里可不是什么好为人师的官僚主义者，若要来警醒我，也定是要讲些闲话的，最起码，是会带着他特有的戏谑的玩笑。 “莱尔德长官并没有嘱托我什么。”他摇摇头，眼前的雾似乎轻一些，也许是漫到其他地方去了，“学长，你知道吗？玛维的工人又在搞罢工游行了。” “我知道有这件事。”我点点头，没说多余的话。事实上，我知道的何止有这件事，我还知道有多少人在此次游行中牺牲，其中又有多少人被乱枪打死，有多少人被行刑，还有多少人被暗杀，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暗杀。 “哦。”他看起来似乎有些不满。 卖花女将桌上的花搬下去，空出一块空地，从脚边卷成一捆的《西本斯时报》中抽出一张铺平，她将花束放在报纸三分之一的位置，左右比了一下，又将花束往右移三寸。 看着她的动作，我忽然福至心灵，问：“姑娘，您要再包一层？那能麻烦您把这几张纸包在里面吗？”说完，女孩有些羞涩地点点头，我赶紧把公文包里的祭文翻出来递给她。 卖花女将花束轻放在另一侧，把几张文稿放在报纸正中间，像开扇一样铺开叠放，又往上推几厘米，使文稿略微超过报纸。女孩将花束重新放回去，从两侧往里卷，卷成一个下窄上宽的纸筒。最后，她用一根细长的蕾丝捆缚腰身，勒出形状来，将满满一捧鲜花的轻盈和娇艳留在纸中。 女孩怯生生地冲我伸出双臂，想把花束递给我。艾尔却先我一步伸出手，他眼前的烟雾随之消散，烟头掉在地上，皮鞋碾过火星，彻底没了动静。他虽然动作迅速，但没有碰到任何一片花瓣，“其实都是些无所谓的事，只不过一群吃不饱饭的暴民罢了。他们不是什么值得同情的底层人民，只不过是没吃饱就想搞点乱子的流氓。不过没吃饱饭的人是没力气的，就算他们有心要舍了这条去死上一死，也是没力气的。”他一边说着，一边引我上车，花束从他的怀里放入我的怀里，语速越发快，但仍保留着他谦和的语气，等他坐稳后，车内又归于沉默。等我坐稳时，我仍觉得难以置信，世上居然有第二个人能以如此温和的语调说出何其残忍冷酷的话。 艾尔没管我的脸色如何，自顾自重启老泽塔，缓慢地转动方向盘，却一脚踩下油门。他的眼睛在后视镜里看向我，似乎有满腔的话随着方向盘的转动投进胃里、心里去了。车子朝着圣卡伊教堂疾驰。艾尔将车窗调低到一半，疾行的风迅速冲进我们之间的空隙。他说：“要是您听了不高兴，我也没办法，毕竟我是‘黑塔’的士兵。‘黑塔’的荣誉远比说些能让您高兴的话重要。当然，那些暴民也快该投降了，他们的劲头就快被磨没了。等到那时，他们又要迫不得已地去打工，继续用工资养活一家几口甚至十几口人，也许到时候政府会给些安慰金，做出一副‘我觉悟了’的蠢样子，实际上也不过是让他们用这些可怜钱买上几天的口粮，然后吃上一个月，等吃了饭了，又有了力气，就又想为自己求出路，可这时，他们能有力气去做的两条路已经只剩下继续出卖劳动力，做工厂的奴隶这一条，另一条反叛的路早让他们自己亲手堵死了。” 我无话可说了。 会议桌的两端 等我到达目的地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低头仔细研究腕表的指针，小心地读时。看着指针丝毫不差地指向11:27，我不由得一阵精神恍惚。感谢老泽塔轿车的性能依然强悍，可能等我死的那天，它依然会是最值得一买的轿车。我原以为能在葬礼结束前出席就已经算是好运，但现在居然还能有33分钟的富裕，也是这短短半个小时，分分秒秒，都让我刻骨铭心地感受着来自西本斯的“挑衅”，以至于之后的无数年里，我时刻不敢忘怀，也不敢原谅。 艾尔领我从正门进入教堂，此时大厅仅有四五个中年人在念祷告。我小声地冲记录神念了一句“我记录一切”，随后跟着艾尔沿墙从左侧穿过神像背后厚重的红丝绒帷幔，往后门出去，顺着小径向东几十步便是一栋五层高的钟塔——一栋于1432年建成，有着比教堂早200年历史的钟塔。进入塔中，艾尔先是将腰间的枪取下，挂在门口的架子上，转而往地上扔出去一枚金币，钱币砸在地面上，一阵像蜻蜓点水般清脆而微小的声音连续响起。我看向金币的去向，青白色的砖石上平铺一块轻薄的白纱，在白纱的尽头，无数的钱币堆积，仿佛是山一样矗立在云和雾的尽头。可钟塔确实老了，即便金银依然堆砌得满屋满眼，但楼梯仍是过去西本斯宽而高的石梯，宽大冰凉的石面常常是剧作家与诗人用来表现痛苦与迷茫的意象，无数角色都曾躺在这残忍的教堂石阶上哀嚎命运。但我想起，圣卡伊大教堂曾经历过疫病年代，那时的人从城中每个角落里涌出，漫向教堂的屋檐，钟塔作为临时的庇护所，这里的每一块石阶都曾听过人民最真诚的祈祷和最令人感伤的告白。 我也疑心是否要将腰间的枪取下，但艾尔只是对我一仰头，叫我跟上。 塔里实在是太冷了，等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冷得抱紧双臂的时候，忽然一阵更为阴寒的悚慄突袭我的大脑，我恍惚间望向盘旋的阶梯，阶梯的间隙中，钱币的光泽依然夺目，而我早在不知不觉间竟然已攀升到最高层，超过130个台阶。 艾尔突然站定，看着空旷的顶层大厅，我疑心他要做“黑塔”将我这可悲的“白门”推下高楼。他却微笑着面对我，一双灰扑扑的眸子在灰扑扑的四周墙壁中闪着亮。南边巴掌大的小窗放进一束光来，恰好照亮厅正中的一小格方块。他又往前走了几步，边走边说：“学长，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我看见他穿过那一小块光亮，光束横在我们之间，细小的浮尘上下飞舞。 艾尔说：“你别惊讶。” 我一下愣住了，下意识反问他：“我惊讶什么？” “任何。奥莫尔，接下来的一切人，事，物都有可能让你惊讶。总之，奥莫尔先生，这里是西本斯，不是卡伦夫尼比，这里是圣卡伊教堂，不是《桂时》报社，你最应该清楚的事实是你站立的地方是两个地位不平等国家外交的战场，他们——包括我，都是你的对手，而不是你曾经的大学同窗。”他站得笔直有足处，眼睛却飘向窗口之外，墨绿色的军装衬得他脸色异样的白，艾尔向我一指，又指向一扇巨大的铁门，“进去吧，大文学家，革命家。” 我跟着他从铁制的宽门进去。我一眼见到的是巨大的落地窗和窗外彩绘琉璃笼罩的绿色庭院，然后才是在庞大光幕中的细长木桌和两张正对着的靠椅。随即，从左侧响起一阵嘎吱声，一个身穿礼服，头发灰白的官员走了进来，他的身后跟着莱尔德——他穿着一件墨绿色的大衣，袖口用金丝绣上两枚扣子，手里怀抱着厚厚一打资料，神情很是自然。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到长桌对面，官员坐上靠椅，莱尔德则先把厚重的红丝绒帘子拉上，掩盖住落地窗的光影。室内变得一片昏黑，在黑暗里，我有些找不到他的身影，直到他点亮烛灯，亮起两点暖光，这才发现莱尔德已坐在官员斜后方的一个又高又窄的高脚凳上，长腿盘在一起，膝上放满文书。若不是场合不合适，我想我会笑着去跟他招呼，就像是大学时一样，在某个街头酒吧偶遇，不过那时他的膝上可不是没完没了的资料，而是杂志，报刊或者漂亮的女孩。 “您好，奥莫尔•希斯戈达先生。”我站起身来，灰白的人向我伸出手，同我的手交叠在一起，“我是西本斯外交部部长，威尔德•库布里奇。”我瞥见他胸口的铭牌上刻着用漂亮的花体所写的“外交部”，像是“黑塔”的字，又一个官方盖章的簇拥者。 “您好，库布里奇部长，很荣幸能见到您，我想，这对于《桂时》和西本斯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他滑稽地用褶子挤出一抹奇异的笑：“奥莫尔主席，我同样是如此认为的。事实上，在您到来之前，谁也没有预料到您真的会出席这场葬礼。”他说这句话时，微微侧身，将我们交错的手展览在莱尔德的镜头下。我相信，等葬礼结束，甚至现在，一张漂亮的充满政治色彩的“宣传图”已经登上了街头小报的头版头条。 “主席先生。”官员依旧笑着，松开手，示意我坐下聊，“西本斯人始终相信，为一位落幕的杰出人物举办一场符合礼节的葬礼是任何人都应赞同的庄重的事业。是的，我们从不将其看作是一种形式或者工作，而是将其认为是伟大的事业。我有理由相信，在历史现实和真理面前，您会与我等突破往日的隔阂，共同为这样庄严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哪怕只是献上我们沉默的尊重。即便是为送别一位故友呢？我们实质上是一致的。” “您还是别这样说了。”我摆摆手，没接话，“我今日仅代表报社来告别曾经的编辑罢了，无所谓什么真理。” “瞧我——伊曼纽尔小姐确实也曾是很优秀的编辑啊，谁能不来告别这样一位好员工呢？还请奥莫尔主席别在意，我们这些老人还有不少活在伊曼纽尔当吟游诗人的年代的人。” “她现在也是。在她去世前的一个月，报社寄给了伊曼纽尔女士她作为编辑应得的工资。”我及时打断他试图模糊逝者立场的行径。 “对，是的。”官员点点头，一副不甚在意的样子，“所以每个西本斯人都很感谢您和贵社曾为伊曼纽尔小姐提供的每一次帮助。作为西本斯最可爱的艺术家女儿，伊曼纽尔始终还留着她孩子般的稚嫩，有时候确实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这些年实在叫您费心了。若是她的魂灵还没有被车夫接走，我想她应该会很高兴看到她昔日的朋友来告别。作为她母国的同胞，我们当然也有责任礼待她的友人。若奥莫尔先生有什么需求，当然可以提出来，我们会尽量满足您的。” 他说这话时，神情虚伪得可怕。我却只能点头默认，可让友人无话可说又真的是伊曼纽尔期望的吗？这一刻，我竟觉得和我同坐一张长桌旁的莱尔德也真是够可怜的。我尚且只是坐在年迈的官员对面，而在这之前的牢狱之灾甚至让我对这一幕感到亲切。我只需看着这灰白的生命在橘黄色的烛火中燃烧，但他却和这即将燃尽的生命一同坐在橘红色中，捏着烫金羊皮本，从坐下的那刻起，就再也不肯抬头，一刻不停地书写。莱尔德人在这里不错，但他的意识已经到了另一个谈判场合，在那个场合，西本斯是绝对的正义并且绝对优胜。像他一样如此明目张胆地在会场中做着不说毫无关系，但也是极其隔绝的事的人，除了政府养出来的笔杆子，我一瞬间能想到的也只有伊曼纽尔了。 我第一次见她就是在一次学校各系代表会议上，伊曼纽尔作为大二文学系代表出席会议，而我是大一政治系代表。按理说，她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上，因为伊曼纽尔不喜欢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而且她在系里也不是非常突出瞩目的人。但是一向负责这些事的学姐生了几天大病，直到会议当天，她还躺在校医院的病床上。我记得这位学姐，除那一次会议是伊曼纽尔女士负责外，她是之后所有会议中露面最多的一位代表。事实上，我和伊曼纽尔的初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实上，我们也是这样坐在一张红木长桌的两端，上面还盖着一条金色镶边的红布。在教导主任大谈教育改革和学生职业教育时，所有人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姿态，但依然强撑着精神回应，及时送上如潮水般的掌声。可伊曼纽尔不是。她那天穿一件红色长裙，头发盘成很典雅的样式（她那时还是漂亮柔顺的长发），身上抹了香膏，有些淡淡的玫瑰气息。我瞧见伊曼纽尔嘴角轻轻勾起，眉毛舒展，把玩着手里的钢笔。她把笔盖打开又扣上，然后再次打开，再次扣上，有时候又仿若兴致来了一般，轻巧地在纸上留下几个字——这是我从此往后再也没见过的属于她的创作时的情态。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官员的咳嗽声中断我的回忆。我只是用微笑回应，示意他继续，并不担心他会因此恼怒或怀疑。虽然我没有集中精力去听，但我知道现在是该伊曼纽尔女士的律师上场的时候了。 她的律师是个叫本泽明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穿着很正式的西装，头发打蜡，梳得油光锃亮。他倒是很公事公办，只告诉我们，按照伊曼纽尔的要求，遗书应当在葬礼上公开，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她的意愿进行。年轻人还特地提醒我：“奥莫尔先生，还请您相信，一切皆有安排，并且是最好的安排。” 艾尔随我离开，官员和莱尔德仍留下和律师协商。我顺着一层层阶梯下落，每一步都仿佛是逆着浪花在走。顺着那些狭小的窗口涌进来的光已经溢满整个钟塔，在这个距离海岸几百公里的城市，我一个精通水性的卡伦夫尼比人竟有一种溺水的窒息感。我以为往庭院走的每一步，都不是在走向地面，而是幽静的深海——是的，我在跳海。 在葬礼现场的人 庭院一如方才，有些来宾早已衣着光鲜地站在白花与绿叶无数次交叠的阴影下，他们眉眼舒展，尾音不自觉地向上翘起，用一种特有的贵族语调交谈。庭院依然空荡，有的是人没能到现场，但我的身边却拥挤得很，他们丝绸的衣物摩擦着我的肩颈和手腕，我那件粗呢绒大衣在狱中粘上的泥土也许多少也从我的身上到了他们身上，歪斜的衣领隔着一层衬衣提醒我不要失了礼节，我其实不用细看也知道裤子褶皱间藏匿着草籽和石粒，在被捕之前就由于逃跑而先行开裂的裤脚在秋风里痛快地晃荡。我也许比街边蓬头垢面的乞儿要体面多，但他们的两颊不会痛苦地发热，更不会在汹涌的人潮和花海里，独自一人站在人群之外，怀里只剩下一小束白色康乃馨在静默——这花居然还是在脱困后临时从路边卖花女手上买来的，我已经尽量挑了其中最饱满的一束，但它依然是在腐烂的。一阵难言的苦楚涌上心头，我不知道是庆幸被关押的人是我而不是其他年轻同志更多，还是遗憾来送别的人是我而不是其他更爱她的同志更多。 在一团白绿中，一缕灰气走了过来。 伊凡娜女公爵——情报表示她如今在为西本斯KIL情报局工作，背地里与西都牧联系密切——穿着一身浅灰色的羊绒长裙，裙摆垂至脚面，披一件黑色的披肩，上面别着镶嵌有大颗紫水晶的水滴型银饰，她微笑着第一个上前来，两眼末尾的纹路亲密地粘在一起，用一种晦涩难懂的语气问话：“阁下便是奥莫尔？” “是的，伊凡娜女公爵。”我伸出手同她握了一下，“我在此向您致意。” “您好啊，奥莫尔•希斯戈达先生？” “请你不必犹豫，女士。如果伊曼纽尔女士没有第二个奥莫尔先生为她哀悼的话，那么确实是只有我一个奥莫尔•希斯戈达，一位《桂时》报社社长。” “哦，我知道的。《桂时》在西本斯也是饱受好评，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在读——”她狡黠地冲我一眨眼，“可能您不知道，但伊曼纽尔的作品是更受欢迎的，她的文学出生于此。我猜，这位灵感女神在西本斯的熟知度可能要比在卡伦夫尼比的熟知度还高也说不定。” 这是挑衅，我又一次在心里默念，没必要继续了，毫无意义的对话就这么结束吧。“我为《桂时》在贵国能收获喜爱而自豪，它算是我们全社的孩子。”我顿了一下，并默默祈求众神能原谅我，我还是做不到妥当地克制言辞，“伊曼纽尔女士也是如此，她总是很积极地创作，为《桂时》奉献了极高的热忱。” 对方只是轻轻点头，微笑着看向我，我甚至能在她并没有多少笑意的眼里看见一丝若有若无的怜悯，这不是我的错觉，绝对不是，毕竟这种怜悯显而易见，甚至不容我去分辨那些莫名的情绪，“她总是很爱文学，任何能写作的事她都爱，我们也都很喜欢她那些讨巧的文字。她年轻的时候就很擅长玩弄文字，经过几年，更加成熟，游刃有余。” 奇怪的默契让我们都不再说话，诡异的沉默开始在我们之间发酵，女人的表情依然暧昧，她仿佛在审判我一般凝视我，两眼间或一轮，橄榄绿的瞳孔在秋日里显出异样的生机盎然。在彼此安静的呼吸里，我听到从西北赶来的初秋微风吹过四角风铃的声音，隐约带着一些鸢尾甜腻的香气，不远处几个年轻人交谈的嗡嗡声像篝火爆燃，三个穿黑衣的男人站在石棺前，手捧着《十颂章》不说一语，一切的一切把我的思绪搅成一团浆糊，我感到喉咙发紧，有些东西要先于春季萌发，要从我的心肺里长出来。 我说：“作者已死。” 她也说：“作者已死。” 第二个过来问话的是负责维护秩序的卫兵维林，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着一头能遮住耳垂的红棕色卷发，脸上有点雀斑，像牧羊犬一样温驯又灵慧的巧克力色眼睛警惕地打量着每一个来宾。 “先生。”他冲我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先生贵安。” 我略微弯腰，应了一声，这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伊凡娜女公爵尚且还在注视着我，维林来得恰到好处，我几乎已经没有力气去应对这位女士。她先注意到有位年轻小伙步伐平稳地走向我们的位置，于是女公爵微笑着行礼告别，旧贵族永远重视这些几乎用不到的礼节，我也只得半低下身子行礼。年轻人就在几步外的位置站定，等女人裙摆翩翩地离开才走上前来，他的声音很温柔，让人信赖，但比起注意到他略微发颤的音调，我先注意到年轻人的臂章上绣的是三把刺刀和一顶皇冠——国卫军。 维林往下抻抻军装下摆，向后摆动一下肩膀，从兜里摸出笔和本：“向您致意，先生。请您配合回答几个问题，当然，这只是例行检查。” 我当然不能说不，眼前的年轻人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但我还是在他的动作里找到了一丝不属于他的羞涩。 “奥莫尔，奥莫尔•希斯戈达。”我又一次重复我的名字，其实这起码是第三遍了，在葬礼前的牢狱之灾中就已经被穿着警服的人讯问过，我还记得他们坐在黑色的实木长桌对面冲我笑的样子，如今不过是换成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小伙子询问而已，“受邀前来参加葬礼，以《桂时》报刊社长的名义。”不等他问，我便已经将他的问题回答清楚，我早已回答很多遍。 维林有些愣住，握着笔没动一下，也没有抬头，只是眼睛向上盯着我看，像只在夜里听到庭院有人走动的看门狗，也许是我面色坦然到诚恳，维林没有多说任何话，只是说：“好的，感谢您的配合。”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已经要把笔和本收进口袋里。 我没忘提醒他记得写工作日志。 他挠挠头，重新把笔和本拿好，垫着掌心把我的话一点点写好。西本斯对书写工具一向是慷慨的，一位卫兵的笔都是报社年轻人攒上三个月的稿费才敢买的金丝花牌钢笔，似乎本子的布面都是羊皮的。我以为他会就这么离开，但年轻人只是用手搓搓面颊，小心翼翼地问：“您为什么不去献花呢？我看到您一个人抱着花好像很久了。其他来宾已经把捧花送到棺中了。” “这好像不太合适。”我下意识地握紧花束，怪不得其他人的怀抱是那么自由，他们的负担早就连同捧花送进那棺中，而我还在等什么？我的指尖被丝带紧密地缠绕，毛糙的花边勒紧关节的老茧，如果它再长些，那么丝带不会绑在花上，而是绑上我的脖颈，“如果我没记错，应当是来宾一同献花的，对吧？” “惯例如此，但伊曼纽尔小姐向来不爱这种压抑的氛围，她总希望大家能自在些，只是将花放进棺中就够了。”他好像有些脸热，“也是因为她愿意任何人能为她送别的态度，我才有幸成为葬礼的护卫，成为一位献花者。当然，我也是废了很大力气才抢来的工作，没有辜负她的善心。” “是，是……”我感到一阵恍惚，伊曼纽尔女士可能确实在西本斯有我不能理解的威望，国卫军的年轻人竟都愿意抛下保护黑塔的职责来争取一个葬礼卫兵的名额，这颠覆了我对那些穿着黑绿色军装的冷脸蛋的认知。 “您叫我维林就好。在葬礼期间，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年轻人大多都很热心，看着维林有些红润的眼睛，我心想也可能只是对我这样，“感谢先生您对伊曼纽尔小姐的关照，期望我们在葬礼后还能见面。” 维林又一次冲我行军礼，他现在应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我怀抱着我的花束向他致意，我也要去为她献花了。 在结束来自各方的探寻之后。 异常 庭院大门上镶嵌的如鸽子蛋般大且异常耀眼的祖母绿钻石折射出一团团火彩，我仿佛见到记录神冰冷而璀璨的瞳孔在灿烂千阳中熠熠生辉。他在凝视着我，像是很多年前一样。原本还算清楚的任务规划早已在这之前被神的鸽子吞食了。莱尔德，你应该在这里，我从没有比现在还想当面对你说：也许我不该来的。我深知，在劫后余生的这一刻，包括我的人生在内，我的一切开始变得混乱——很多事情与我的预期截然不同。 首先，西本斯官方按照吟游诗人的规格制备此次葬礼——卡伦夫尼比作为西本斯的殖民地仍保留自身的文化传统，因此，我对西本斯传统的理解并不算深，但留学七年，作战两年的经历告诉我，这个规格一定比伊曼纽尔女士的葬礼应有的规格要高很多。这不是对伊曼纽尔身份的贬低，而是不符合传统。也许存在我这个外乡人不能理解的原因，当然，我并不相信这样的理由真的存在。 依照我了解的传统，同行要为逝者编录作品集，并为其选择一个符合本人气质且具有名望的教堂（不是所有教堂都可以举办葬礼，很多教堂为保证清修的环境而拒绝建造如墓地等建筑，比起教堂，他们更偏向于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和文献管理局），在正午以前，将逝者放入位于教堂露天花园的白色扇贝状石棺中（石棺是外壳，内部会放置真正的棺材），石棺上多以鲜花装饰，并在两侧放置石膏刻像，左侧为书写工具，多是斐乐四世式鹅毛笔或复刻死者生前最后所用的写作工具；右侧是书籍刻像，书籍必须与此人息息相关，常是本人作品。伊曼纽尔女士的葬礼也是如此，官方将白蔷薇终年盛开的圣卡伊大教堂作为诗人骸骨的暂留地，巨大的圆拱形琉璃天窗罩住一整个庭院，无数朵紫色鸢尾装饰着绮丽的梦境，刻像为盎歌撒牌钢笔和《今日尚不曾歌》。 当然，西本斯的丧葬礼仪不止于此。当亡者是被教会认可或在文学和史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吟游诗人时，他们可以在将死之时为自己留下一句话，并亲手写在铜板或石板上。等到葬礼结束，这些板子将由举行葬礼的教堂接手，三到五个教士会选择礼堂的一块砖，并将这面板子嵌上去。将死之时，吟游诗人们无意证明自己的功过或阐发何种道理，只是对不知何时光临的死亡的反应，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最本真，近乎个人隐私的感想。这些话表征其性格，教育程度，价值取向，人生经历等内在特质，是证明曾有人确确实实生活的有力证据。不同于一般遗言，这些特别的“遗言板”在西本斯代表一种极高的荣耀，代表个人同时得到政权，神权和时代的认可。有人甚至为此说出“一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若不能留言于世，他就算不上真正的出众”这种话。也许不会有人考虑自己去世后该如何操办，但总有人从上学就开始幻想一朝功成名就却英年早逝时，该留下什么潇洒的话。  我曾因为研学任务，专门拜访过位于本图尔中心区的圣卡塔大教堂。作为西本斯年代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教堂，圣卡塔大教堂的遗言板也是数量最为惊人的，其跨度之大，横跨数千年。更令人动容的是，在这里，不论阶级高低，不论财富多少，不论你持何种主义，大家都平等地将自己最后一定要说的话留在这里，在历史的交响中彼此呼应，构筑和声。在穹顶正中心，有一块毫不设色的石板，那是历史上第一位记录者卡塔先生的留言，他说：“记录。” 总之，先不提伊曼纽尔作为本世纪的新闻工作者早已不同于传统的吟游诗人，再按照传统习俗来祭奠一位新文化与新潮流的支持者是否合适的问题，单就葬礼规格来说，问题也格外明显。伊曼纽尔女士信仰记录神，但没有接受记录神的祝福，作为独立诗人在多国流浪，不参与官方主办的政治、军事或文化行动。按照西本斯官方对诗人的职业划分标准来看，这样的人应当是作为流浪诗人对待，而不是吟游诗人。流浪诗人的葬礼并不宏大，却很契合伊曼纽尔女士的气质，常常是亲友故交围坐篝火，念一念彼此写的悼词，朗诵诗歌，载歌载舞，在火光中安息。 我不否认这种安排，眼下的葬礼配置虽然超规格，但依然符合规矩。《今日尚不曾歌》是伊曼纽尔女士近十年散文的汇集册，盎歌撒也是她生前最爱用的钢笔品牌。我想如果不是西本斯顾忌影响问题，选用737号打字机作为刻像会更符合伊曼纽尔女士，她是个像打字工一样勤奋认真的编辑，并且确实是用打字机工作的场合更多。鲜花倒不是她最喜欢的。这也有点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本以为会是卡萨布兰卡，她生前写过很多以这种花为主题的诗歌，西本斯政府却自作主张选用作为西本斯国花的鸢尾，一笔笔深蓝与紫交叠在雪白的大理石上，让我想到那群从希勒泽走出来的年轻画师——他们惯用颜色与画布的对比突出情感。 我明白，这些娇媚的鸢尾是一种挑衅。西本斯人用这种方式宣告她仍归属于帝国，我们——卡伦夫尼比人无论怎样挣扎，她依然属于西本斯。葬礼其他宾客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他们自信从容地站在石棺前，仿佛世上没有任何花比鸢尾更适合伊曼纽尔一般。也许真的是我太过敏感，是我的私心不足以让我夸赞敌国的妥善安排。看着圣洁的教堂在明媚的暖阳中熠熠生辉，大片藤蔓的阴影铺盖住鹅卵石的小径，白蔷薇依旧恬静地对着人群微笑，一切都是那么宁静祥和，仿佛这不是一场被眼泪和过剩的情绪包裹的葬礼，只不过是由一次天堂主办的茶话会。在这种氛围里，我开始揣测，试图弄明白伊曼纽尔女士是否会留下她的呓语，如果真的留下了，又将说些什么。但当我选择凝视刻像上攀附的紫藤蔓时，我莫名觉得此时此刻应该发生些什么奇异诡谲的事，像是社里年轻人会写的人鬼间浪漫荒唐的小说一样的事。 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我只是需要承认这一切安排都恰到好处。 可这让我更加混乱，因为我明白，不该是这样的。 我陷入沉思，如果是这样的规格，我还能以什么理由进行谈判？西本斯对诗人的尊重已经体现在葬礼的每一处细节，而卡伦夫尼比真的无法为她提供更好的结局。 但我依然要献花，因为我是带着花来的。这无关于我的身份，我的来历，我的目的，我只是一个想为逝者送上祝福的来宾，仅此而已。站在棺材西侧的黑袍牧师是个年轻人，他礼貌地冲我弯腰以示感激，然后颇为熟练地接过我怀中的花束，背过身去，双手捧着放入棺中。全程全然没有注意到掉落的花瓣，我也没有见到伊曼纽尔安静恬淡的睡颜。这一流程过于顺，我不禁暗暗生疑，唯恐是西本斯的花招，但很快，我的疑虑就烟消云散，因为我看见每个人都经历过一模一样的流程。 伊曼纽尔的告别 律师本杰明一身深蓝色西装，领口别着颗极小的紫钻，用左手把一个丝绒布面的夹子抱在胸前，右手时不时抚弄夹子的棱角。他将一个薄薄的信封从夹子里取出，高举着向四周展示它依旧完整。很快，他又取出一把信封刀，划开封蜡，摸出两张纸。 就是这两张纸，承载着一个人死前的一瞬和死后的一切。 纸上写道： 当这封信从蜡封的信封里取出时，我想我已经在那张充满花香的床上沉睡很久了——这个开头未免有些奇怪，怎么会有人这样写遗书呢？原谅我吧，我已经累得不知道该怎么说话，尤其是不会写字。 我现在真是无比赞成西本斯人为自己写自传而不是写遗书——活生生的人居然要顾虑死亡。我就始终觉得，今日活着就当活着，以后这类话都是假的，就当趁着我还清醒地活着时写点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不完全是在写遗书，更多只是写一封留给一些人的信——更奇怪了，我从来都不爱写信。在去年八月以后，我的病又发展到一种难以理解的地步，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骂我懦弱吧，我认了，这日子是真难熬。我现在光是混乱地去写我想到的话都异常难过，就像是回到从前习字时般，有人摁住我的指节教我落笔，而我的手指却暗自紧绷着，板成一条线。真不自在，我还不如去写自传呢。但是我已经活不长久了。自传又太长，比我还残余的生命要长得多。 把这封遗书写完后，我就要吞毒了，是速死的药，也不会很痛苦，好了却这不肯结束的残生。 首先要解释下，我的死是完全自愿而必须去做的。这两年还跟我有些联系的人都知道我的肺病实在是拖不长久。当然，圣罗莎医院的医师已经竭尽全力在救治，尤其是我的主治医师维雅希女士，从我有印象治疗以来，她就已经在陪伴我治疗。作为一个女儿都生了孩子的长辈，她总是觉得我也还年轻，还是跟她女儿一代的青年人，还能活很久。可实际上，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我的生命已经快到头了。这些日子以来，肺科住院部矮小的种着香草的小屋已经成了比我家还像家的地方，在家我只能就着凉水咽药，在这儿还有人管一日三餐，梳洗换衣。可能一切都是向好的，但时间太久，我活不到好的那天了。所以，朋友们，放心吧，我是甘愿死在这个秋天的。 说得太多了，还是讲讲我准备自杀的原因吧。我旁边的病床睡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整日瘫在床上，不分昼夜地昏睡，间或从喉咙里发出呼噜声。起先她是有清醒的日子能拿来说话、思考的，若是我清醒的时候能和她清醒的时候赶在一起，我们就隔着半人宽的间隔聊天，我的手常常是不在自己身上，而是被老人拽去她的床上紧拉着，我曾用来写字的右手和她曾整日做工的右手长在一起，直到其中一个人先撑不住昏沉的倦意。我其实觉得能和她在密密麻麻的咳嗽声里交流是一件好事，证明我俩都还活着。她最喜欢讲她的儿女，后来就不说了。那时老人已经不比行尸走肉好多少，整日昏迷。我唯恐自己也难逃这般命运，所以当维雅希开始用清楚而模糊的数据向我解释我如今的情况时，我已经早有准备。我没觉得痛苦，这是早已降下的神罚。回国的这两年，我见过最多的就是教堂的蜜蜡还有医院的白灯，它们都曾格外平和地映在这枯槁如朽木的身体上，这一切都是那样合乎情理。 当然，比起在病榻上几经周折，最后活得不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更愿意保留我最后作为一个能思考的人的尊严。所以我瞒着维雅希问药师讨了颗“魔女”，希望这原本用来处决的毒药能终结我的罪恶。 这些话请尽量温柔地告诉维雅希，她听不得这类话。说起来也是有愧于她的善意，作为这世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还存活着的最在乎我身体健康的人之一，最后还是要面对我身体每况愈下的悲哀现实。她理应得到些宽慰。我便自作主张地要把我的首饰送她，虽然没几件，但我印象还是有条值钱的项链，好像是我还年轻时，买不起好首饰，便去古物店里淘来一条镶有人眼大的祖母绿宝石的银项链，着实耗废我的一番心力。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是把它寄存在西本斯空军大学的储物柜里，取物的条子不是夹在我那本大部头的《哲学概要》里，就是在我手抄的《政治史通识》里，让她自己去找吧！至于其他零碎的首饰也一并交给她看着办，喜欢就尽管带走，觉得不好，就放进银行赚点利息，要是还有什么打算也都随她去，但是项链还是带走吧，毕竟我还是觉得那很适合她。但是我那不到半根手指宽的金镯就算了，我母亲留给我的，也就让我把它带走吧。 衣服捐出去，剩的口粮都送给街上成天乱跑的野孩子们。他们老是问我要零食，原先没钱，自己吃饭也还是个大问题，给不了那么多，现在好了，下地狱就不用吃饭了，都给他们吧。我的家具还是扔家里吧，连着房子一起老实在乡下待着。真要是哪个朋友受了什么委屈，遇到什么困境，找不到安身之地，就去我那儿住。我的老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只要西本斯还在，房子就在，让他们大胆放心地去借住吧。 至于财产，我把钱分成几份，到时候各人领各人的就好。说实话，你们是非常清楚我当真不是个擅长过日子的人，钱也没有，除了一脑袋的胡思乱想什么也不多了。这几年的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是越发大，战争，疾病，能创作文学的痛苦我几乎是经历全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居然还能攒下点浅薄的家产。看着账户上的数字，谁能不觉得我其实还是很会生活的。我更庆幸的是自己虽然穷得叮当响，居然谁的钱也不欠，就是新石森书馆的租金还没交，先替我交了租金再分钱吧。我是没机会再去了，可钱还是要交的。馆主是个搞研究的老人，自己孤苦伶仃一个也活得不容易，希望现在还在搞艺术的年轻人可以用我的名义去那坐坐，顺便替我向店长问好。虽说我老觉得搞艺术的都死路一条，但是能高兴地做点喜欢的事还是很好的，要是有什么想找的资料都可以去这家书店，他们的书是非常全的，冬天能免费取暖，而且是个人的小炉子，还会送一小壶浓茶。 我仔细算了算，这些年的稿费林林总总加一起大概有二十九万七千元，分三份正好。三分之一给母校——西本斯空军大学，宿舍实在是太破了，尤其是我们文学系的，趁早修。三分之一分给西本斯文化局，他们原先计划立项的青年文学奖好像已经通过了，就是缺钱。我很想支持，但已经写不出能投稿的文字，又觉得愧疚，只能是给他们投点钱。其实我很久之前就想过要设立一个什么文学奖，让青年人凭本事拿点奖金，他们也就算有些继续写作的保障和自信。剩下的三分之一全送给《桂时》报社，这些年实在感谢他们的接纳和援助，也衷心祝愿他们能完成其伟大的事业。 我实在是难以想象最后有谁能出席我的葬礼，但若我当真有幸能让善心的奥莫尔前来悼念，便烦请诸位凡事能行个方便。他是我在这世上第二对不住的人。刚毕业没几年的时候，我除了在街上游荡以外，一点生计也做不了，写东西没人要，出去做工又吃不了苦，抄书之类的活计我的字也做不来。浑浑噩噩几年后，得亏奥莫尔能邀我去做事，这才能活得有些样子。我也尽力达成所愿，如今是实在做不了，更难做成，实在是对不起他的期望。不过我还是勉励在《桂时》奋斗的诸位同志，你们都是很好的人。我能在人生最后和他们一起做事是非常荣幸的。还有，奥莫尔•希斯戈达，不要成为历史上第二个“奥莫尔”。 除这些以外，我的财产只剩下三万五千四十二册图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没有任何财宝能比得过这些上年岁的老家伙们。也可能只是我自作多情觉得他们贵重，毕竟这些书大多是几个世纪以前的老书，而且也不是什么具有史料价值的好书。事实上，我和他们都是几个世纪的弃民。就让我给他们找个好归宿吧，我是没什么好结局了，但我的书不行，他们什么错也没有。我相信我人间的天堂——西本斯国家图书馆一定会收纳我的这些亲朋旧友，万分感谢。 至于我乱七八糟的作品们，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是发表的，厚着脸皮送给每一位读者；没来得及发表的完稿都给《桂时》，有合适的文章就发，不合适的就交给各位处置；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草稿就麻烦了，要是有人能帮忙整理一下集个册子，我真的会来世报答他的恩情，但最好还是别出版，我是真怕亏钱，其实不整理也没事，我自己都不知道写过什么有价值的。还有，替我向安德鲁告声罪，欠他的《海春》姊妹篇怕是彻底没机会了，实际上也不过是差一个结局而已，可就这一个结局，竟是要靠命也补偿不了的。希望他能原谅我，如果他还愿意，就请带走我已经写好的段落走吧。 我在这世上已经没什么留恋了。曾经的一大家子人，只剩下我一个，除医院和报社以外，我能关心的便只剩下我的爱人。我想做件浪漫的事，除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满腔悲愤，我还有诗，我想把我的诗和由诗带来的收益全都赠给我的爱人。由于一些原因，我不便写下爱人的姓名，尽管我曾数万次写下，但我相信，那些诗及其不多的收益依然会经由律师妥善地交给我心中的人。 还是要感谢莱尔德帮我联系律师事务所。要是有我没提到的事，我也就不多考虑了，全都交给西本斯的法律去解决吧，我相信法律。 好了，我要去死了，都别管我了。 当男人颤抖的声音终止时，空气里一阵珍珠掉落般的震颤，细碎的，没有结束的声音充斥着每个人的耳朵，人群瞪大眼睛，却又说不出一句话，但这庭院却又迎来前所未有的热闹。我注意到刚刚还在跟我慢条斯理地对峙的威尔德部长已经眉头紧皱，侧过脸不说一句话，双手却紧攥着，不住地颤动，胜过千言万语。直到我浑浑噩噩地跟随几个政府官员走上台，我才惊觉，她已经结束了，她就这么告别了。 而我的告别才刚刚开始。 再度谈判 再次进入这间四方石墙的会议室，指针已指向13:49。 这一次坐在我对面的是莱尔德。官员在发表完官方演讲后，就已经没有再露面的必要。临走之前，他专门来向我告别，说在其职业生涯中，他能作为外交官与我对话是他的荣幸，也是他的不幸。我疑惑他为什么要早早退场，但库布里奇部长却露出一个独属于宽厚温和的老人的笑容，告诉我他的任务已经结束，一切安排都很恰当，不需要再费心去处理任何事，剩下的，该轮到年轻人们相互交流了。说这话时，莱尔德正笔直地站在一侧，他已经把自己黑色中长发扎起来，脸上依然没什么笑面孔。我瞧向他，莱尔德便露出一点笑容说：“奥莫尔先生，还请见谅，我是个没有经验的谈判官，如果不能让您觉得宽慰，那您大可以责怪我。请让我先行一步吧，希望等下能聊得开心。”他说完就真的要离开了，走时安排艾尔陪我等到葬礼结束。 葬礼剩下的流程没什么好赘述的，毕竟这一次没有我发言的机会，那些藏在公文包底部，然后裹进花束的祝福登不上西本斯的葬礼舞台。我只能是配合着鼓掌，落泪，听他们讲述一个与我毫无关联的弗朗西丝•伊曼纽尔的一生。最动情的讲述者是她的主治医师，原谅我记不住她的名字，我只知道，在她的形容里，处于生命尽头的伊曼纽尔依然是温和的人，没有歇斯底里，只是沉默接受自己的结局。她最后都几近哭出泪来，但是在本泽明送上的遗物面前，她硬生生止住泪，扯出一个可怜的笑。 我应接受的遗物是由莱尔德亲手递上的。就在我重回那间封闭的会议厅时，莱尔德正倚靠长桌站立，他冲轻轻点头，似乎是在问好，然后双手递来一个厚重的文件夹：“伊曼纽尔女士的遗物，请您务必珍视这些文学界的瑰宝。” 我应当还算体面地接受了他的委托，并且没有露出什么可怜的情态，所以莱尔德只是重回长桌的对面，和我分别坐在谈判桌的两侧。这次长桌上盖了一条窄长的红布，两只高架烛灯各放在双方的左手侧，有一点小小的光在跳动，一点也不显眼。因为此刻厚重的红丝绒窗帘已被拉开，露出它原本的巨大落地窗，室内大亮，根本无需点亮那两只蜡烛。面前透明的玻璃高脚杯里盛满红色的葡萄汁，桌子正中间放着一个盛满水果的芦苇编成的手工果篮，任人取用里面盛满的蜜果。就在我准备好进行一场尴尬到无所附加的谈话时，莱尔德突然开始大笑，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忽然一下年轻很多岁，大概年轻了二十几岁吧，一下子回到那个还在念大学的幼稚的灵魂里。他说：“奥莫尔，你还记得吗？还记得我们的导师哈瓦尔•图尔克先生吗？” 我说我怎么可能忘记。他是我大学时最敬爱的一位导师，是一位非常风流倜傥的老绅士，他的通俗政治学讲座总是最受欢迎的那个，以至于连军工系的学生都专门旷课来听。最特别的是，在他四十多岁的年纪还有年轻人的朝气，总是拿自己年轻时在全球各地流浪的旅居史开玩笑，讲一些闻所未闻的新鲜事或旧事。我想，他若有一天也不幸逝世了，那他的葬礼就该是流浪诗人式的，用半夜盛大的篝火晚会来结束他在人世间的最后旅程。 “你记性好，还记得他，现在好多年轻人已经记不住那位风流多情的讲师了。我就还记得他，毕业之后，我和导师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总是跟我讲一些教学上的事。他老说现在人心是真的变了，以前的学生来上学就是来经营自己的事业来的，目标明确，也不知道从哪一届开始，每一届总有那么几个人才喜欢做无用功，浪费自己一身才华去做一些根本没未来的事，而且这种人还越来越多，一届多过一届，他是真怕哪一届全是这种人。奥莫尔，导师说伊曼纽尔就是那个好做无用功的疯子。你也是，你们《桂时》的人都一样。我也……”莱尔德突然顿住了，又露出更大的一点笑容，“我不是，我不做无用功，所以我才有资格坐在这里，跟你这么交谈。” “不，我从来不做无用功。我的事业是为了一个国家的独立和一个民族的觉醒，只要能有一点点改变，就是值得的。我也该原话还给你，如果我没做这般事业，我才是没有资格坐在这里的人。” 莱尔德自然地发问：“那请您来谈谈吧，您是今天的西本斯的朋友，请您有什么说什么吧，我们会尽可能地满足您的需求的。” 我说我要带她回去。 他说不可能。 这句话刚一落下，我们两个人同时站起来，紧盯着对方的神态，不敢错过半分。他的眼睛依然是我记忆里的橄榄绿，此时却已经没有那种纯粹天然的期许和好奇，取而代之的是猜疑和愤怒。他在气愤什么，我不懂。我猜我才是在这个房间里最该愤怒的人，是你们空有所谓高超的医学技术，却没能留住一个鲜活的文学的生命！是你们轻慢一个不远万里前来送别友人的人！是你们高高在上，摆足宗主国的架子！伊曼纽尔是你们的公民不错，可她更是我们的同志，是她自己的主宰！她亲自选择投身卡伦夫尼比的事业，而不是你们西本斯的霸权！我在这儿没得到一个客人应有的待遇，被轻视，被排挤，如今只是想带回她的灵柩，还要被阻拦！你们自己想想吧！伊曼纽尔又真的愿意烂在西本斯的土地上吗？真的愿意烂在一个殖民列强的监视之下吗？ 莱尔德最先投降。可能是因为我的愤怒要大于他的愤怒。他疲惫不堪地瘫倒在靠椅上，手死命按压太阳穴，他的体内似乎有一座没有喷发就死亡的火山在绝望地悲鸣。他说：“让我们来谈谈吧，谈谈伊曼纽尔如何体面地离开她的故土。” 我知道，我胜利了。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我们充分且坦诚地交谈着，对于种种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案。我不总是站在上风的，这不是慈善，他没必要出于什么人道主义给予我优待，我必定要付出一些相应的筹码才能达成共识。最终，一切问题都随着协议上的官方条例烟消云散。莱尔德签名时，他的手没有一丝颤抖，只是最后一笔，他把墨迹拉得很长很长。19:38分，《圣卡伊归国协议》正式生效。 离开前，我再次经过圣卡伊教堂的大礼堂。这一次，我看见了二十余块大小不一，材质不一的板子嵌在墙体的中上部。石板依然完整，厚重，朴素，回应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铜板却已不复昔日的光彩，即便教士细心地养护着，它们也不免落寞了。在这些铜板里，仅有一块崭新的铜板依然光洁亮丽，在透过彩绘窗的七色阳光里，熠熠生辉。那上面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伊曼纽尔女士的笔体，连贯潇洒的花体字不一定漂亮，但很有辨识性。 她说： 我的生命是一首无名诗。 可能有用的记忆 20:45登上回程的客轮，没有人来送别，同样也没有告别。这是只有我和她的航行。除却其余工作人员，真正在这条船上的，只有我和伊曼纽尔。弗朗西丝•伊曼纽尔的棺木被西本斯军人送入甲板下的储藏室，并上了三道锁。我也早早地收拾好相关的资料，开始构思一些该告诉公众的话。但是，不知道为何，我总是想起伊曼纽尔的遗书，想起她所说的所有关于《桂时》，关于我们的话。可就是任由我反复地咀嚼，也想不出她临死的情形，也许是因为我从未见过她狼狈的样子。 不。我见过。 当我擅自翻看伊曼纽尔女士《春海》小说的草稿时，惊人的熟悉感蔓延开来。手握紧藤条躺椅的把手，凹凸不平的硬条在手心印出零碎的印痕。我望向窗外，已是无人问津的日暮，橘红色的天空与碧蓝的海水交相辉映，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唏嘘。 应当是《海春》还在创作时的事，安德鲁少见地往报社拽来几箱酒。当时是刚结束一项情报工作，又有两位好同志不幸牺牲，其中一位喜爱读书的穷人家的儿子想死后也读到祖国的优秀小说，他将这个想法当作遗言托付给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安德鲁就是其中一员。 安娜一见他就眉头紧皱。她不喜欢看人酗酒，这总让她想起自己无助的婚姻和混蛋前夫。但安德鲁是个讲义气的好人，他只是有些郁闷，觉得自己极可能要愧对烈士的嘱托，写不出所谓优秀的作品，但他又一定要做出回应。于是，安娜一面劝他别喝酒，别把酒气带进报社，一面又帮着收拾出一张空桌子，向地下的酒吧借来开瓶器，还贴心地往桌上摆好几个玻璃杯——一张报社正中的小方木桌就这样成了安德鲁宣泄的天堂。 最开始是安德鲁一个人喝酒。他好像是在做完全无意义的事一样，只是倒酒，喝酒，再倒酒，我想此时就算是问他喝的什么，他可能也会说是水吧，更别提诸如气味，口感这种高端的问题了。但他的手边放着厚厚一摞纸，这就意味着安德鲁不是为了喝酒才来的，因为每当他把杯子放下时，纸上就会多出几个字词。很快，他的酒已经下去了大半，而纸上文字也迅速充盈起来。安娜却实在是看不得他这副糟蹋自己肠胃的可怜样，一个劲皱眉，摇头。但她也明白，没人能拦住安德鲁，他一直是个靠酗酒创作的人，不让他喝，不如让他从此放弃写作。所以，安娜只是坐下来，从桌上一行五六个杯子中随意地给自己拿了一个，安德鲁倒一杯，她也倒一杯。最后，安德鲁倒酒的速度真就开始慢下来。随即，冯特先生听到他们的动静，疑惑地从编辑室出来。他站在门口，露出半个身子，瞟了我一眼。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挥挥手示意他没事。冯特先生也没说什么，安静地绕到安德鲁身后，伸长脖子去看他纸上的字，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最后干脆伸出手去，一手拿起纸，另一只手拍上安德鲁的肩，带有一丝埋怨地劝他：“你看看，自己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吗？酒鬼？” 安德鲁似乎被突然出现的冯特先生狠狠地吓到了，人像踩弹簧一样，瞬间弹起，杯子“咣当”一声，碎了满地。安娜没被冯特先生抓喝酒吓住，反而被他吓得捂住胸口，责怪地看向安德鲁。他一点没在乎自己大半裤子都被酒溅湿，而是侧过身子匆匆忙忙喊我，期盼我能替他打打掩护。原本我是坐着在看他们喝酒的，直到这时，我才离开我的椅子，连忙走过去宽慰他没事。安德鲁也很快冷静下来，意识到冯特先生也许不是来找麻烦的，于是很坦然地将纸按顺序排好，说：“没人比我再清楚这是什么好故事！” 他开始慢慢地讲述这篇折磨他很久的故事。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一句话概括：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渔夫发病，独自出航后意外身亡。但这是真正关于卡伦夫尼比的故事，因为这就是中古时期卡伦夫尼比一个渔村的真实故事。过去曾有一个叫卡尔的渔夫妄想成为巫师，做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努力，在一次长途航行中不幸遭遇海难，最后葬身大海。后来某日，人们在他出航的渡口见到一个穿着海蓝色长袍的巫师，只是一眼，就又在雾里失踪了。人们都谣传失踪的卡尔早就成为深海的巫师，如今他要回家了。从此每隔三年，渔村的人会在卡尔出海当天举行盛大的祭典。更奇幻的在于，若在祭典当日出海，鱼获往往能胜过一个月的量。到现在，这个故事已经成了四大神秘巫师之一的“蓝袍格勒莫”的起源。而在安德鲁的故事里，一个名叫卡尔的水手妄想出一个叫格勒莫的巫师人格，为追寻“他”曾逝去的海洋的力量，独自一人撑着一只小木船在暴风雨里航行，最终在世界的海洋正中心被雷电击落，溺亡。 “反正我是这么考虑的。”安德鲁又给自己倒了半杯酒，这次他没着急喝，“我其实觉得这应当是个变态的故事，有着变态的理想，变态的关系，变态的结局。” 冯特先生早在他讲述的时候就坐下来，把雪茄悬在指间，但没有点燃，眉头紧皱：“你的想法不错，很有味道。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写？” “不清楚，大概是理想主义作祟吧。并非打算写什么宏大的主题，我就是想写一个人精神上的挣脱，或者搏击。” “若是这样，就还不够。” “可他都已经精神分裂了！”安德鲁看起来有些急了。 “为什么不？诚然如你所说的一样，你的主角已经臻于完美了，但是你的故事依然没有，你仍在主宰你的角色，你要给他自由，而不是主宰他去触碰他能触碰的环境。你可以多加些其他的，让你的主角确实是活在世界里，别搞得像是一场舞台戏一样。”冯特给出建议，语气又是坚定又是怀疑，作为真正生长在卡伦夫尼比文学中的老人，他头一次陷入一种难以理解又充满希望的境地。 他们开始针对环境进行讨论，我一边听，一边处理工作，时不时也回应几句他们的问话。后来，原本中立的安娜投向冯特先生一方，可怜的安德鲁一下子就招架不住攻势，他几次用眼神向我求助，最后干脆拉住我的左臂，可惜我既不支持他，也不支持冯特先生，只是安分地听着。 时针从3指向5，伊曼纽尔回来了。她那时在医院的场合比在报社的场合还多，往常别人问“伊曼纽尔在哪儿”，人们都回答说“就在她那儿”，现在就只剩下“不在报社的话，就是在医院吧”这种模糊不清的话。她一边推门，一边压低声音咳嗽。这意味着，伊曼纽尔这几天肯定又没有好好吃药，我这么想着，看了一眼旁边的三人，他们的酒还是最开始的样子，不免觉得宽慰，还是工作着的人让人放心。伊曼纽尔一进来就愣住了，看着三人争得面红耳赤，有些茫然又焦虑地往后退两步，递给我一个疑惑的眼神。我说，没事。这也不知道是我那天说的第几个没事。伊曼纽尔点点头，进来时随手把门关上，站在一边，她理解能力一向很强，听了一会儿就大概明白眼下在争论什么。于是她坐下来，从剩下的几个杯子里挑出一个靠右放的，给自己倒上一小杯酒，慢吞吞地品了一口。这酒似乎度数挺高的，她就抿了一口，然后咳了好几声。 冯特先生是最先注意到她的，颇为得意地说：“来，告诉他们，咱们的诗人是怎么想的！”他好像是吃准了伊曼纽尔一定会站他那边。 安德鲁一听，赶紧止住他的话，“蹭”的一下站起来，抓起酒瓶就说：“你别说！伊曼纽尔来！喝了这杯！”他动作迅速地往伊曼纽尔的杯中倒了一大杯酒，伊曼纽尔顿时笑出声来，连忙劝他别倒了，让她说话，不碍事。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冯特先生颇为气派地拦住安德鲁倒酒的动作，让他坐下听。 伊曼纽尔倒是没在乎，又喝了一口酒，这次没咳。她慢条斯理地说：“其实是能调平的，人物也可以归到主角所处的环境里嘛，社交环境也是环境啊——不如就在那个牧羊女身上下功夫。” “我不要！”安德鲁颇为孩子气地一样手，大声反驳，感觉比刚刚和冯特先生辩论还着急，“要是增加牧羊女的戏份，主角就成有安慰的人，这不可以！他一个病人怎么能有药！” “不。”伊曼纽尔又喝一大口酒，“我的意思是，卡尔可以爱上牧羊女。” 全场瞬间寂静。安娜捂住嘴，冯特先生不由自主地把雪茄点燃，我不敢置信地盯着她的侧脸，企图找出一丝玩笑的成分，而安德鲁更是在短暂的惊愕之后，尖叫出来：“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唯有伊曼纽尔依然冷静地解释：“我觉得这其实挺合理的，你不想丧失心理变态的冲击力，那不如更极端些，让他彻底丧失人伦道德，爱上一个照顾他的如母亲一般的长者，这不为过。” “这，这简直……”安德鲁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这简直，太棒了！”他最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眼里亮晶晶的，甚至开始溢出几滴泪来。 “等等，这……”冯特先生一下想制止，又说不来什么话，只能看着安德鲁自顾自地一边在纸上狂书，一边大喊大叫，他认命一般抽了一大口雪茄，既然已经制止不了，那就放任他去写吧。 我第一反应是有些好奇地问她：“你不打算这么写一个吗？” 伊曼纽尔没料到现在居然还有她的事，于是撑起脸，低下头仔细琢磨一会儿，迟疑道：“应该会吧？虽然最近确实没有写作计划，但我如今没什么想法。” “你也来！”安德鲁一听就更兴奋了，“你也写变态的情欲，我写卡尔，你写牧羊女！” “这不行！卡尔就算了！他有病，我原谅他！但是牧羊女怎么可能会爱上卡尔！为什么！谁会爱上一个病人……”安娜有些接受不了。 “我会。” “什么？”四双眼睛齐齐盯向伊曼纽尔。 伊曼纽尔的脸已经让酒精蒸红了，也不知道就刚刚一会儿的功夫她又喝了多少，说话都已经醉醺醺的：“我会的——我会就这么……爱上他的。” “爱上谁？”安德鲁的脑子可能也让酒精麻痹了，问了一个同样莫名其妙的问题。 “奥莫尔……”我承认我的心头一紧，但她依旧在慢慢地念着名字，“奥莫尔，奥莫尔•扎卡里……” 奥莫尔•扎卡里，十六世纪西本斯著名党魁，因其理智，中立的政治风格被称为“鹰派”，与保皇派，激进派斗争激烈，最终死于绞刑。而我是奥莫尔，奥莫尔•希斯戈达，本世纪卡伦夫尼比独立党主席，现担任《桂时》报社社长。 “哦，挺好——我准备给我的小说起个名，就叫《海春》！” “那我就叫《春海》。” “嘿！你这家伙！偷我的创意！我倒要看看你这‘鹰派’写的文章如何，有没有丢你们党魁的脸！” 我望向伊曼纽尔的眼睛，她此时正痴笑着，眼里满是对另一个人的憧憬，更多的是一些我看不懂的情绪。但就是这一眼，我便清楚她也是个有着极为个人的，隐秘的心绪的人。可能未来的某一日，我将有机会见到一个诗人应有的情感宣泄。 但这一天来得有些太快。就在那混乱的谈话后的三四天，我本以为会掀起的激情澎湃的创作高潮竟已在不知不觉间慢慢消退。安德鲁的文章仅写成一个开头就又束之高阁。他要忙着去夜校担任讲师，整天备课，总是没时间坐下好好地写上几笔。伊曼纽尔可能也写了几百字，否则她不会看起来一脸疲惫，总是在清晨时，冷着一张脸进来，坐下，开始工作。临近正午，天气渐渐回暖，伊曼纽尔的脸色才变得好些，虽然无论是好或差，她待人接物依然是会温和地笑的。 总之，在那个初春的清晨，伊曼纽尔难得没有麻木地坐着，而是站在窗前。窗子开了一半，微风慢慢吹进报社，桌上的纸微微颤动。她似乎是从家里跑来的，还在急切地喘着气。我推开门，门上的铃铛被碰响，随即慢慢地停下，她的呼吸声也渐渐平稳。 伊曼纽尔就站在我的办公桌旁的窗子前，似乎完全不在乎我是否会来，什么时候来，只是长久地站在窗前呼吸。即便我已经在靠窗的办公桌坐下，她依然没有注意到我。也许伊曼纽尔女士知道我已经来了，只是不愿理会。她一贯擅长用沉默来躲避任何不想开始的事。我并不清楚到底是哪种情形，但在我眼中，她只是在望向窗外的某处，本能地呼吸着每一缕呼吸。比起她在想什么，我更担心她的肺病是否会更严重，毕竟现在天还很冷。 我取出一早刚出炉的面包，撕下包裹的白纸，热腾腾的面包香气立刻俘获我的心神，绵软的面包只是微甜，配上一口热奶，奶香与麦香相互交织，更天然纯美的味道从此刻诞生。 我冲她打了个招呼。伊曼纽尔很快在窗户的倒影里注意到我，于是我问她：“在看什么？” 伊曼纽尔的呼吸依然在继续。此时，我有些明白这是何种情形了。她的呼吸不是自然的，本能的，为维持身体机能运转的机械运动，而是将初春裹挟着细小冰粒的寒冷空气吞入肺中，并保留三四秒的停顿，好让气体升温，随后才慢慢地放任气体从唇齿间溢出，这样才能慢慢加热她面前的这一块儿景色，好得来一个真正的春天。 “外面树上的花。”她的目光仍停留在窗外，但我有些搞不清楚，所有的花已经在去年秋天枯萎了，此时还有什么？“啊……就是，树上的花已经枯了，但聚在一起的样子像是颗心脏，明明已经腐烂了，但像是有生命力的东西……” “额，好。” …… “其实，嗯，等再过一两周，楼前面的花就能开了，那个也挺好看的，到时候，你从后边绕过去就能看了，等花开了就好看。” 我自己也有些搞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但当她回答时，她用着一种轻柔的，温和的语调，并且语速要比平常还慢上一些，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我便觉得我可能需要给予她一些回应。因为她说话时分明像一片云，可是今天天空一片灰茫，没有云。 她似乎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说了多么奇怪的话，只是点头示意我她在听，我也感谢她没有像平时那样笑着说话，毕竟我也已经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只是随口说说，手上也随意比划几下，但她似乎依然能从中得到安慰，以至于露出一点笑容。 她说：“等春天就有花了。” 我想说，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但是，伊曼纽尔已经不再给予窗外半点关注，而是静静地看着我，微微笑着。 “早饭？”伊曼纽尔边问着，边往她的位置移动几步。 “对，刚去买的。” 她还没回应我，安德鲁一行四五个人已经笑着从外面拥了过来。他们热切地聊着昨天在夜校的趣事，拉我去讨论未来的规划。伊曼纽尔也侧着身子听了一会儿，听得没意思时，便去做自己的事。 其实这也是我能回想起的，关于伊曼纽尔的全部。我并不了解她，也未设想过与她交往到何种程度，她也从不试图靠近我。准确说，伊曼纽尔女士从进入报社起就从未和谁交好，即便是那么的热心，爱说爱笑，但她似乎一直是我记忆中一个人学习读书，十分安静的文学系学姐。事实上，同僚对她的评价都是看起来很好相处，跟谁都能聊，但是跟谁关系也都不近。对于这个评价，光是我知道的，当着面告诉伊曼纽尔的事就有两次。但伊曼纽尔比我想得要动情。她的笔记大多是混乱的，诗一样的，有着和她往常内敛的情感截然相反的坦诚和冲击。她似乎已经将所有难以宣之于口的话语悉数倾泻在笔尖。 她在字缝间写道：初春或晚冬其实都是一样的苦闷，像是杯反复加热又多次放凉的乌青色的浓茶。我讨厌这种时节，它把我害得好苦。不能理解有那么多诗人爱这初春时节，不理解。我想回家，我没有家，我想休息，我又不能休息。应了别人写东西的请求就还是要做的，毕竟是自己也想做的事，但是为什么又写不成呢？不行，做不到，还是焦虑，烦躁，不愿去做任何事，拿起笔来写东西反而让我更痛苦，我已经浑浑噩噩了很久了吧？思想凝滞，呼吸阻塞，动作迟缓，这是我的病。所以，当我垂死着来到报社接受文学的死刑时，我应该是可以被拯救的吧？光明，爱，秩序，你们都是慈悲的神，可以来救我，我不是只要记录的爱的，我需要所有。其实，我是从心里明白今天天色并不好，不值得我投身于幻景，但是我真的身心俱疲，亟待一场解脱。窗外的那一朵枯萎的石榴花多么适合观赏，我觉得我全身心都已经躲进那蜷缩的，深褐色的，烂熟的花瓣最深处中去了。但是，奥莫尔•希斯戈达唤醒我。看着他茫然却努力地想回应我时，我承认，我觉得他是可爱的。那种懵懂的善良，明明不能理解你的痛苦，却又愿意给你安慰的青涩，简直让他魅力四射，像是我该写的男主角。也怪有意思的，奥莫尔该是我钦定的戏剧女主的，在大学戏剧社时，他反串表演的样子可是比一般女演员还娇气。算了，虽没机会再让他当女主角，但这段记忆我会记很久。也不全是因为奥莫尔，更多是为自己。这是一种对我而言很难得的感受，那种在最恰当的时候，最不可设想的人送上了最温柔的情感支撑，就像是陷入柔软的棉花糖一样，酸涩，粘稠而又幸福。我又想要花了。谁送我都可以，什么花也都好，就是已经枯萎的花也没关系。我不是需要这些才能证明我活着的人，即便是我死了，也一定是不需求清晨最新鲜的花的，这不能表明我依然鲜活。我需要花，是因为我需要有被爱的证明，正如我需要书。 我又想到，伊曼纽尔在这之后的第一个秋天，终于是禁不住肺病的折磨，回西本斯接受治疗。并且，报社外的两棵树在夏天来临之前就被砍掉了，我终不清楚窗外究竟种着什么样的红花，也终没见过她眼中的红花。在伊曼纽尔养病期间，她总会寄来一些文字，包括投稿或单纯的问好。她的信件总是零散的，支离破碎地讲述自己每天的见闻，有时候甚至是流水账，包括吃了几次药，咳了几次血，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色，读了什么书，跟人聊了什么话题。她总是没有目的地放任自己写字，似乎给我们写信只是一种证明自己还存在的方式。因此，在信的缝隙里，总会流露出她内心的痛苦来，诸如“活到死一定是一种酷刑”之类的话。而所有内容里最重要的是新写的《春海》的段落。关于《春海》，她有时能有几百字，有时就只有几十字，而且是抄在信纸背后的，如果不翻过去的话是找不到的。第一次寄来的时候，安德鲁就没看见，他还写信去催促病人，病人只能无可奈何地告诉他：我写了，就在信纸背后。但是，又过了七八个月，她寄来的文字越来越少，并且内容也越来越简短，她好像是已经把话写尽一般。到后来，安德鲁的《海春》终于发表并引发海内外广泛热议时，伊曼纽尔已经彻底不来信了，只是偶尔会寄一些包裹。 结局或没有结局 在大海上漂泊是一件很苦的事，时间开始变得漫长，像是淤积的泥沙，久到让人生出一种错乱感。有的人会听到海妖的歌声，有的人见到深海的巫师。但在这不停止的孤寂中，我却只听到鸽子振翅的声响，连绵不绝，此起彼伏。最开始只有一只鸽子在试探着伸开翅膀，后来很多只鸽子同时开始起舞，然后整个世界全是鸽子振翅的声音。只可能是鸽子，甚至只可能是聚敏顿克桥的灰鸽。细微的气流从它们的羽毛间隙中流过，就好像是细沙一样。它们每一次振翅都像在翻转沙漏，无数次颠倒和重归之后，一切都变得意味深长。似乎有什么在等待着我，而这一切都会异常顺利。 就像这声音的来向。最开始，我疑心它们离我很远，远到在窗外几百海里处，但是窗外只有无垠的海面和总发出马戏团歌舞表演一样廉价的乱叫声的海鸥。但是，随着它们的涌现，我惊觉它们就在我的脚下，我们就隔着一层甲板，似乎马上就要冲这一层隔阂飞上来，最终得到自由。 疑惑更多了。我所乘坐的“翠鸟”号邮轮是一艘没有鸽房的现代化汽轮，这船上只有电话机和两只翠鸟。而我正下方是伊曼纽尔的房间，可那声音就是来自这足下三米处。一种莫大的恐惧狠狠地贯通我的心肺。仿佛是命运的暗示，我已经预料到这世上最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不，是已经发生了。 我敢确信，这一定不是什么里应外合的政治阴谋，更不会是鬼魅邪灵的志怪物语。可意外确实是发生了——伊曼纽尔的遗骸失踪了！就在我推开门的一瞬间，不见尽头的鸽群最先夺路而逃，就连海水咸湿的气息都稍慢一步。那一大群梦里，现实里的鸽子从我的眼前一闪而过，我不觉得那是很多只鸽子经过我，而是同一只鸽子穿透我的身躯无数遍。它们没有尽头，却有来向。伊曼纽尔女士的棺材紧闭，可鸽子就这么冲破核桃木的束缚，逃向大海。可它们离开了，棺中还剩下什么？什么也不剩。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那满满一棺材的花束，连半点伊曼纽尔的影子都不存在于这里。那一瞬间，毫无征兆地，我竟感到释然，仿佛理应如此。是的，我深知这一切都在昭示什么，她自由了——弗朗西丝•伊曼纽尔的灵魂真的从此自由了！ 于是，我什么也没做。既没有叫人，没有怒气冲冲地向西本斯发电报公开质问，也没有垂头丧气地告诉仍在卡伦夫尼比等候归来的同志们这不可思议的失败。我选择坐在棺材边沿上，长久地注视着窗外，直到这百年来最明亮的圆月升至正中天。月辉织成一块清凉的薄纱落在世间，轻拢住那些美梦，其间应当也有棺中数十束鲜花的梦。在这数十束鲜花中，我见到窗外的红花悄然绽放。 恍惚间，我听到我的声音在问：“您冷吗？” 我被吓了一跳。心脏怦然跳动，然后莫名觉得庆幸，但又分不清到底是在庆幸无人听到刚刚的呓语，还是庆幸无人回答。我想伊曼纽尔应当不觉得冷，她也许会在大学或图书馆的某处斜靠着墙，身上盖了一条厚毛毯，支起火炉，在火光旁慢慢读书，也许手里还有一杯热红酒——这不可能，伊曼纽尔不喜欢盖毛毯，她更爱盖针织毯，更不爱喝红酒，尤其是热红酒。太荒谬了，我居然到现在为止仍期待着伊曼纽尔一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等待着，等待人去发现她的身影和她的才华。可就算她已经干干净净地死去了，我还是觉得她不会冷。圣卡伊教堂的白烛终年不灭，在橘黄色的烛火中，伊曼纽尔一定要觉得温暖，这是我仅剩的祝福。 但在这海风里，我冷得发抖。以至于当我拿起刻刀时，我的手甚至扶不稳棺木。刻下那些字符时，我想不明白自己是出于何种心理，可我已经确认了一件事，甚至无需向任何人寻求赞成——伊曼纽尔叛逃了。这不是我的主观臆断，而是伊曼纽尔女士亲口承认的。她说：如果她没有选择归国，就别管她了，她一定是叛逃了。所有人都当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我知道，她是认真的。伊曼纽尔曾经就坐在我的对面，脸色蜡黄，脸颊上浮出一层小包，黑眼圈重得要命，说话时的语气就像在说窗外的花又开了。就在她回国的前几天，她就这样可怜可悲地冲我说：“对不起奥穆，我撑不下去了。这次是真的要走了，可能会回来，更可能回不来了。如果我回来了，你就夸我吧，夸我战胜了恐惧和迷茫，选择了真理和正义；如果没有，连尸体也回不来，你也别追究了，我肯定是逃跑了，逃到什么地方自己烂死了。我撑不下去了，伟大的事业我曾参与过，我也多么希望自己能见证它的成功……” 这也不是她第一次露出这般苦相。我还记得伊曼纽尔最初的愿望是在四十岁以前死去；我还记得她不只一次对着教堂的白墙忏悔，只为求得一些继续革命的勇气；我还记得她受伤躺在病榻上，满眼绝望的神情，我分明知道，她是个虔诚的记录者，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阻挡伊曼纽尔回归记录神的怀抱。是的，伊曼纽尔从来不是个勇敢无畏的革命家，她只是个善良的，愿意救助苦难人民的好人。可我就是认为她当然不愿意在人生没有希望以后回到卡伦夫尼比，因为她舍不得用自己没生命的灵魂为卡伦夫尼比染上灰色。我想起艾尔的话，也许她的叛逃已是国卫军内部不争的事实，但他依然说得不对，他以为我是“白门”，要被骗，被伊曼纽尔这个‘黑塔’逼上道德困境。可伊曼纽尔才是“白门”。是我拉她来革命，是我明知她根本不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还要将她推向宣讲台，我才是“黑塔”。我不是个合格的友人，但我想，我起码是个合格的革命者吧……也许我应该在这里为她守一夜的空棺，念一夜的经文。 但，我最终还是离开了。走时，连海鸥的声音也在夜里归于沉默，只有波涛依旧汹涌。钟表指向00：37，海洋早已进入甜美的梦乡，我也该回到那些旧梦中。在那之前，我知道，当我醒来时，我应当跟安德鲁打一通远洋电话。 一通远洋电话需按分钟计费，每分钟3特里，即0.3特克。我和安德鲁的通话时长达23分51秒，不足一分钟的按一分钟收费，共计72特里。其中约47特里被用于支付安德鲁不间断地愤怒地痛骂。他拒绝接受伊曼纽尔女士对未能完成他们之间约定的愧疚，他说他要完整保留伊曼纽尔的原稿，不仅自己不擅改其中任何用词或语句，更不会允许其他人自作聪明地为其完善结局。说这些话时，他的声音发颤，却又一字一顿，不肯含糊任何一个音节。我知道，安德鲁只是在气愤伊曼纽尔的不信任，他——事实上是我们每个与她共事过的同僚——无论如何都不会放任伊曼纽尔的作品被曲解或利用，永远，任何时候。他说：“以后的事我管不了，但我只要还活着，我就不会允许任何人对伊曼纽尔的《春海》指手画脚。要真有这种东西敢踩着《春海》成名，就是记录神亲自过来求我，这文坛我也一天都混不下去了！干脆走人，好给人家腾地！”安德鲁异常激动地冲着话筒大喊大叫，说完后甚至一口气没上来，“哐哐”连着咳了好几声。然后我听到冯特总编辑厉声警告他慎言，随即是一阵持续了七八秒的忙音，然后是窸窸窣窣的白噪音，我还听到安德鲁在小声地说对不起，最后以安娜大声地冲话筒喊了句再见告终。 其实安德鲁的心情我能理解，毕竟伊曼纽尔是少数的能在《海春》这部作品上与他达成共识的知音，况且这位难得的知音已经逝世，自然更是让人念念不忘。从今往后，就算再心意相通的人，也无法写出恰得其分的内容，与其任由自己亲生毁了他们共同才华的结晶，不如把它交给命运。可现在是10日清晨6:35，7：40时伊曼纽尔的棺木将抵达渡口，八点时将被安放于维尔德湖畔，我怎么舍得善罢甘休，止步于此？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是否见过她关于结局的草稿，但是我清楚这是有结局的故事，我知道结局，我也应该完成它。于是，我拿起笔，微微停滞，找到一个恰当的书写角度，然后落笔，写下它应有的结局。我将那结局里的一些内容替换，它便成了这样： “啪”，紫色鸢尾花刹那间盛放。只一瞬间，天被点燃了，平阔的海面上升起一盏小小的如粟米般可爱的烛灯。远航的守夜人踩着一双金属马丁靴在甲板与天与浪之间横行。他望向脚下无尽的墨蓝中泛滥出的无垠的绿意、那是片古朴静谧的史前森林。烛火没入林海，一双比火还滚烫的眸子从极深极暗处向上望。我细细看去，一只有着灰绿色瞳孔和巨大鹿角的整日温顺地跟在银丝缕缕的游牧女身边的年迈驯鹿正在注视我。悠悠地，脚步声远了，光也远了，海忽然溺入一片墨绿，那里没有月亮，月亮仍留在天上。墨绿色的帷幕依然在，它们笼罩我，只肯在枝头最高处显出万种光来。忽得不知从何处漫来一阵浓雾，灰绿中光无助地明灭直至浸出泪来。恍惚间，我见到了一双流泪的眼睛，不是驯鹿的眼睛，是女人在看海，在落泪。她曾经整日林海听涛，如今到了海上，听到真正的惊涛骇浪，却又回忆起往日的树影婆娑。我却只听到森林深处的鹧鸪在叫，它说：“行不得也哥哥。” 我顺着女人的眼望去，是踩着马丁靴却打着标准温莎结的奥莫尔——他来了。 奥莫尔最开始是站在船头的，一身黑色长风衣，身后是巨大的白色灯塔，光打在他的头顶之上，我想朝他挥手，他从我身边走过，他推开沉重的棺木，我阻拦过，他又伏下身，接着，他疑惑，他不解，他平静，我和他一起。然后，一切又都消逝了，伴随咸湿的冷风在清冷的细碎的月色中绝了声响，连同海，天，深林，驯鹿，鹧鸪，枝头的火光，女人含泪的眼，灯塔和灯，一切都无影无踪。 漆黑的无人拜访的停放着诗人灵柩的狭窄的船舱里只有一把铁制而非银制的锈迹斑斑的匕首。他来过，只是为了告别——不是怀念，是礼节性的而非情感的，官方的而非私人的，形式的而非真实的告别。但生命无法同死亡对话，所以我走了，连着不曾有过的怅然若失的心绪和冰凉的指甲藏有细小木屑的双手。我想我若要从核桃木的纹理向深处探，女人的肌肤会细腻得如她二十岁时应有的温软。而我要用抚摸过恋人双眸的年轻的手推开一切阻隔，厚重而结实的四壁仅剩下一棺的花，那如同羊脂的油润唯留一行有着核桃木和鸢尾花香气的泪： 别了，同志。毋要归来，此处不是故乡。 收笔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我其实见过她的草稿，伊曼纽尔就是这样写告别的。可惜她的这篇故事没有结局，我的故事也没有。就当她是这么写完的吧，这像是她会写的结局。也许十年，也许几十年，当棺盖上的积灰或被悉数拂去，或被掀起，一切真相被公之于众，连同我们曾经的龌龊和光明一起被摊在烈阳下炙烤，是否有人会觉得我曾与你共情？这也像是伊曼纽尔会在意的问题。我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但我承认今日的一切过错，奥莫尔•希斯戈达不仅没有达成人民的期盼，甚至包庇了一个叛国者的出逃。是的，我说：我包庇叛国贼。 愿人民，神，你，所有人都能原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