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四川精神分析学会年会论文：分裂、奉献-母亲与抑郁症主体

本文转自四川省心理学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年会《在临床中的母亲》会议论文集，这次年会粉色海猡专门跑到成都去听大家讲话，在母亲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和母亲、母子的临床上都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年会的另一篇关于自残女儿和控制欲母亲的文章，也可视作本文共问题意识的重要的临床支持。

摘要：母亲总是在她成为孩子唯一的欲望对象、与孩子向同一的享乐中遭到挫败，孩子与她本体论的分裂保证了这个挫败的必定发生。但如果母亲在此并不放弃“成为母亲”的进一步尝试、将有关这个分裂、这个母子分离的话语能指传递给孩子；而是通过消解自身指向他处的欲求的奉献-行动来尝试重新铸造同一性、将孩子束缚在这个同一的幻象中，就可能动力学地导致孩子抑郁症主体的生成。关键词：拉康精神分析；母亲；符号学阉割；转移；抑郁症

作者简介：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专业本科生在读，目前研究方向为拉康精神分析的母亲-女性理论和加塔利体制精神分析，也从事加塔利文本的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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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在精神分析中讨论俄狄浦斯，我们讨论的是一个位置、一种效果。这个效果在主体形成的最初阶段与它相遇，并参与这个主体的装配（Assemblage）、生成主体的象征结构和历史性。拉康将父母子的俄狄浦斯结构简化为三者与石祖-能指的关系、这个能指在三者间历时性的漂移；加塔利则走出了更加彻底的一步：他甚至拒绝了石祖的概念，而直接将俄狄浦斯寄托于有关儿童的儿童的本体论的分裂的一系列技术操作——母亲的功能的幻象的二元关系遮蔽了这个分裂，父亲的功能的禁令复又打开了这个分裂。从此，对“分裂”的操作——无论是遮掩、“半-说”还是彻底承认和自我承担，都规定了精神分析、从而是主体精神的真正动力学。本文讨论作为经典中国母亲形象的、承担家务劳动和子女责任的奉献-母亲和孩子的抑郁症主体的联系，也正是考虑到这个母子关系引入了对分裂的否定和排斥。本文将首先说明这个母亲在实在-符号分裂中扮演的地位，然后讨论在此意义上母亲的功能在俄狄浦斯中的效果，由此透视奉献-母亲的病理-动力学如何切断了这个效果，从而造就哀悼和自责的抑郁症主体。

一、母亲的他者要求与新生的欲望

    “在语言的界域中，实在他者的要求以不被划杠的特权而言说。”[1]拉康在第 11 次研讨班中这样规定了母亲的身份：而孩子而言，她最初是作为不被划杠的圆满他者出现的。既然拉康早已在本次研讨班中将实在定义为中性和非性化，这个圆满他者也就是实在的他者，“不被划杠”的特权与其实在性是同一的。在这里可以第一次重新审视前文中从分裂出发对父母的规定：母亲功能是对分裂的遮掩，因为她自身就对孩子表现为不分裂。一个不分裂的母亲是如何可能的？事实上，它（母亲的言说-形象的圆满性）正是不可能的，考虑到父亲所引入的分裂至少要求着母亲的主体结构内部已然存在一个分裂。但这个分裂的遮蔽→开放，仍然需要一个黑格尔式的“揭示”过程：“要生产出驱力，只需要母亲处于他者要求的实在性的位置；而生产出与欲望的主体链接…就需要在孩子和母亲的要求中建立分裂。”[2]拉康谈到，驱力是外在于语言的。一切驱力都是死亡驱力，因为一切驱力都是朝向一个未达到能指化的分裂。在此，驱力的概念正是用来标定母亲的这种所谓的圆满性——它只是一个未被能指化的永恒痛苦和对痛苦之源（这里可以想到拉康的名句“他者想从我这里获得什么？”）的永恒追逐，在圆满的假象下隐藏的是孩子事实上对母亲欲望（“母亲的匮乏”）的绝对无知，圆满等同于彻底不圆满。

    此处对无知的规定也值得思考：与主体之知识（knowledge of subject）相对应的，是拉康所强调的身体之知识（knowledge of body）。这种知识在加塔利的书中得到了彻底的发挥，他将之看做主体化装配的知识——主体的生成-结构被拉康整个划定进了无意识的界面，加塔利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强调了涉及到、参与到这个无意识装配中的知识。“实在…是一个作为潜在性之基础的社会化的身体。”[3]从此，也形成了与此相对的彻底无知，也就是上文所谈到的驱力的无知——此处使母亲的绝对不完满性暂时以幻象的完满性现身而启动了驱力的，恰恰正是对母亲之分裂的能指知识的纯粹匮乏，这个知识还没能来得及（或者遭遇了某种干扰）被首次装配进主体的无意识界面。就这样，考虑这个界面，可以认为母子关系在此刻形成了暂时的“一元关系”——在此处，母亲凭借转移（transference）[4]的幻象在子的体内被整合为一，一切与这个一不相称的、母亲之欲望的杂音则反而被认为是来自身体和共同体的某种神秘的外部。

    在其向父亲欲望的过渡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母亲要求的这个地位和特征。“在一种怪异的对称性中，原始他者倒转其爱的要求的无条件性而进入对他者的顺服，将这个顺服提升到了充分条件性的地步（在其中，‘充分’也就意味着‘分裂’）。”[5]“无条件性”和“充分条件性”的这个对立在主体的历史中标记了分裂的所在。母亲之爱的要求，在此处作为一种同一性的转移的极限强度，意味着“一”的直接在场性：“一”只是存在的直接性，它不要求除自身同一性以外的其他东西。母亲的爱的转移（在此涉及一个同义反复，考虑到爱本身就是转移的强度的另一称谓）被体验为永恒而完美的，她的爱与孩子的爱都并不指向除对方以外的任何别处，两者都在这种美妙的田园时代享受着性的极乐。

    但是在此，拉康讲出了弗洛伊德说得不够清楚的要点：我们已经知道，母子的分裂总是已在的，在母亲给予与孩子需要的错位中，在母亲时不时的出现和消失中，孩子的符号学主体标记了这个分裂，而开始进入著名的“他者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的追问。充分条件性正是在此展开。这里产生了一个“顺服于他者”[6]的运动，而顺服于他者首先就意味着一个趋向他者的运动，从而已经在无意识中与他者拉开了距离。多尔多在她的绿房子中看到，四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充分了解到母亲主体与自身言说的分裂——他们在母亲不在场时咿咿呀呀地交谈（虽然不是使用成熟的语言），而在母亲的现身中保持沉默。[7]

    我将在第二章节中更充分地谈到，其实是母亲释放了这个分裂。或者说，是母亲选择了正视并向孩子传递这个分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在主体化进程的开篇，是母亲将父亲“介绍”、“递送”给了孩子。这个递送正是通过转移来完成的——拉康在第 8、第 11 期研讨班中对转移概念的重新制定在这一点上给我们提供了帮助。“分析不应使转移达到爱的高度。”[8]拉康亲口将转移等同于爱的弱化形式，或者说，他将爱看作是转移的充分“高度”，也就是强度。转移首先是“主体言说的基础和前提”，它“将主体结构晶化为一个整体，遮隐了变化的可能性，规定了主体之特征、划定范围，在其最大限度上限制主体与可能挑战其自身秩序的话语相遭遇。”[9]加塔利同时看到，这种晶化（也就是主体欲望的能指化、父名标记的生成）从根本上取决于主体的选择——尽管未必是一种自主的选择：“个体的幻想…试图选择性地吸收能指链的群体幻想，用‘自然地’从能指链中提取出的特定总体-图像整合群体的话语流通。”[10]转移总是产生在分裂的时刻，转移正是用来想象地处理这个分裂的手段——它总是处在否定-肯定这个分裂的辩证中，一方面用同一性的假象蒙蔽分裂，另一方面又因为这个蒙蔽的操作的强度而始终向主体提示出分裂之所在。因此拉康才说，在分析过程中，总是先遭遇转移，再遭遇主体的病理性能指结构本身。

    “实在的爱总是与实在的匮乏一同现身。”[11]既然转移已经标定了匮乏的所在，爱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使这个匮乏在感受的强度中显现出来：爱使人侧目注视着匮乏-分裂，与这个分裂的显现共处，因为此刻，总体性的转移伴随着深刻的匮乏已经碰撞到了这样的强度，以至于不可能再用一种轻松的幻象使人移开目光、假装那里别无他物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向前迈步：主体由母亲过渡到父亲，从而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解决”俄狄浦斯困境的这个技术历史，就是由母亲-主人能指投注转向主人能指的自我投注的过程。正是通过父名的阉割，孩子得以从母亲要求之爱中“挣脱”出来，寻找主体秩序新的自组织方式。而在第二章节中我们能看到，奉献-母亲是如何在此处的转移-操作上影响孩子主体的。

二、奉献-母亲的转移强度

    当我们在行动的、从而生成的意义上谈论母亲，我们所谈到的是某种转移结构的自为特征。这是在说，“母亲的行动”或“行动-母亲”正是一个女人在借助她与孩子的木偶戏（孩子作为木偶）避免自身的女性性——要成为母亲，就是要放弃成为女人。这就是拉康在第 4 期研讨班里拒绝“客体关系”的精神分析思路的理由：总是存在这样一个断裂，以至于女人保持着她的开放性和非定义性（“女性不存在”、“稳定的女性定义不存在”），而依据与孩子的关系则完全可以定义母亲。我们当今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奉献的母亲，她在极致的繁琐与劳累（有时候还伴随着“你们谁都不在乎我的付出”的痛苦与委屈）的同时汲取与孩子相同一的享乐。“讨论母亲作为孩子的大写他者的那种主体之分裂，就是一方面指明建立了母亲欲望的匮乏——这个匮乏被标记在母亲的象征界——另一方面讨论幻象地回应这个匮乏的对象。”[12]在今天的论题内，就是母亲作为女人的匮乏、以及孩子对这个匮乏的幻象填补。关键正在于，女性主体要（对孩子）采取什么行动，来确保自己成为母亲。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要讨论，奉献-母亲如何就是焦虑着的母亲的行动，一种在其确证-颠覆的否定运动中提升强度的转移的行动。

    需要先整理关于转移的背景知识。在关于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的第11期研讨班中拉康将转移放到了这样的位置:“没有不基于信念的选择，这就是说没有不基于转移的选择，考虑到转移正是知识在其显现中的合法性的信念所在。”[13]转移的确是一种欺骗，但是可以说，转移是主体从装配的异质性平面中高拔出来所需的唯一一个欺骗：转移就是幻象的自我同一性的生产活动.正是在这个活动中，转移生产出“大他者”的统一性，并选择在其上寄托自己的知识，同时保护性地忽视、遗忘、阻抗对这场转移对幻象不利的其他知识。拉康说分析者“正是在幻想的多种形式中，他对大他者的存在有所掌握”[14]正是此意。

    之所以说转移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而始终是一个运动，是因为转移必然是无法成功的：遭到转移的排除的知识在这个幻象的整体之外威胁着它，制造着它本体性的、必然的分裂。我们已经知道正是转移的运动创设了主人能指以及从它出发的能指秩序，这些不被转移所承认的存在对转移结构的威胁就正是驱力的源头。与这个转移之匮乏相关的一切，就是被拉康所标记的实在的界面，也就是爱的场所。对转移中主人能指与爱-实在的关系，拉康制作了如下图示：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爱是转移的强度。随着转移在情感感知上的强度、这个“认同”的笃定的提升，合于转移、支撑着转移的行动所带来的的快感与转移的分裂所开创的来自实在的外部的侵蚀-焦虑就同时变得更强，拉康意义上的男性与女性正是这个轴线的两端：男性更倾向于获取转移-能指秩序的行动的享乐，而女性则能够体会到来自这个秩序的外部的“增补性”的享乐（supplementary jouissance）——也就是爱的享乐。而当这种强度逐渐逼近了极限，以至于转移-秩序的这个分裂、这个漏洞直接作为秩序的不稳定性威胁着人的生存，占有这个漏洞本身、以这个漏洞（漏洞、匮乏当然是天然的自身同一，因为匮乏本就是实在的自身性的显现）为缝合点重新组织能指秩序就迫在眉睫了——这个过程正是爱的过程。“爱向人提供了实在”[16]，这里拉康谈到的正是爱的对象的这样一种罕有的自身同一。

    但仍然，这个自身同一只能停留在它的部分性上，因为它毕竟还要遭遇缝合的能指化。也正因为此，女性的爱欲-驱力才被认定是永不满足的驱力、“死亡”的驱力，因为它始终朝向分裂，始终对一切弥合分裂的尝试感到不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始终体验着结构化的自身的死亡。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转移-行动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她时刻寻找她爱的对象，她尽可能挽留这个对象，用对方来填补自身规定性的空缺，却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认识到自己所托非人，能够让这个爱欲得到满足的真正对象是不存在的。

    在这里，我们成功地进入了奉献-母亲的行动。让女人成为母亲是这样一个时刻：她放放弃了爱欲的流动性，自我阉割了通往成人爱欲关系的横贯性路径；她仍然焦虑，却认为自己从此命定只能在与这样一个孩子主体的关系中获取自身的全部享乐。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是“母亲索取的性服务的提供者”[17]，而且是唯一的、独占的提供者。我们都熟悉这样的母亲：她们让孩子成为自己的唯一，将自己的全部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孩子身上发生的任何程度的变化或危险都能激起她们剧烈的情感波动——在本文中，我们可以称这种母亲为奉献-母亲，旨在说明这种母亲的身份正是由她的奉献所标定的，她选择了这样的一种转移的行动，来想象性地确保自己仍然处在与孩子、与她的这个性玩具的圆满的共同体内。她选择了阉割自己的一切其他欲望，并不是否认这些欲望的存在，而恰恰并不否认这些欲望，她转移的行动就在于始终为孩子-欲望对象的缘故主动拒绝这些欲望的侵蚀，并且由此将孩子拖入同一个轨道上。

    让我们考虑这样一个时刻：母亲下班回家，拖着疲倦的身体做了晚餐、开始辅导孩子写作业，她的孩子，一个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很顽劣的小学生大叫着不想学习——她崩溃了，她哭着大叫：“你一点都不知道我的辛苦！！你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吗！！”

    这个时刻常见于中文互联网和我们的周边生活——它是如此常见，正是因为它体现了在我们目前的文化背景内焦虑-母亲的享乐-策略。女性需要工作，她不仅是她孩子的对象，更无可避免地是上司、超市老板、公交车司机乃至税务机关的对象[18]，女性必然的社会性、她朝向社会上其他服务及资产提供者的欲望同样也是母子共同体的分裂力量。我们已经讲到，转移的强度恰恰是在提示出这个分裂的同时用某个一元的缝合点爱欲地整合这个分裂,这个母亲的享乐-技术就在于将工作中朝向他人的欲望都转喻地嫁接在孩子身上，以仍然造成“我的一切行动都只是为了你”的假象。笔者熟悉的一个职场女性神经症性地在每天工作最繁忙的时刻给孩子班主任打电话询问情况、帮孩子找晚上要做的数学试卷，她的“奉献”的对象也是焦虑的对象——正是那作为纯粹对象、纯粹性玩具的孩子。正是在她焦头烂额地硬顶着上司的催促找试卷所造就的焦虑-感知的强度中，她获得她的享乐——这种焦头烂额的强度经验被转化为奉献，而奉献拉近了与孩子的距离。

    “恋爱脑”与母亲同样奉献，却不能说“恋爱脑”享受着与母亲相同的享乐，正是这个差异开启了第三章节对抑郁症的分析：比起“恋爱脑”的男/女朋友，孩子才真切地作为纯客体存在——孩子恰恰是从母亲他者处获得他最初的语言和自我规定性，对母亲来说，孩子是她自己为自己准备好的享乐。可以考虑这样的差别：母亲哭着对孩子说“你不清楚我的辛苦！你一点都不体谅当父母的心！”现实生活中少见此刻仍然满不在乎地指出“这一切都不过是你做母亲的自我感动”的孩子，而更多是从此而感到愧疚、随后就在愧疚中压抑了自己的某种欲求的孩子——奉献的焦虑-母亲带来的这种影响将在第三章节充分看到。

三、抑郁症：哀悼母亲之死

    尽管抑郁症并不被承认为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神经症——因为它不拥有一个独立的动力学机制——精神分析仍然已经包含了一系列与“抑郁症”的通常主要症状相拟合的主体装配，比如强烈的自责、自毁倾向，并不指向某个特定对象的剧烈焦虑和痛苦。在上文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确定了一种在当今社会非常常见的母亲形象——她们选择背弃自己的女性身份，将一切爱欲注入孩子身上。在本章节，这类母亲形象将动力地导向孩子临床的上述症状，以为当今高企的抑郁率提供一种形式的精神分析解答。需要注意的是，既不应该将母亲的俄狄浦斯与母亲的社会生活分开，也不应对孩子做出同样的事情——孩子除了生活在母亲怀里，也将生活在学校、街头和游乐场，生活在他的同伴身边。因此，“奉献的母亲动力地导致自责、自毁的孩子”并无意提供任何统计学保证，而只是在理论上，为临床提供参照。

    弗洛伊德的《忧郁与哀悼》是精神分析的经典文本，在其中，弗洛伊德展示了两种类型的主体痛苦，并将哀悼与一种强烈的内疚、自我攻击、自毁情结联系起来，也谈到了哀悼所导致的对人际关系的失望和排斥、对自我表达的厌弃。无疑，这可以当代精神分析的抑郁症研究提供参照——上述症状，正是当今社会中会被确凿地抑郁症的典型症状。因此，虽然不能对一个作为症状分类学的病症进行直接的精神分析，对“哀悼”进行分析仍然能够揭示一定比例的神经症动力学，而对精神分析“抑郁症”的临床治疗起到助力作用。虽然弗洛伊德同样在“哀悼”中放置了“幻觉”的症状，这个症状并未广泛被作为抑郁症讨论，但在下文的拉康重读中我们将能看到，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

    拉康谈到，“哀悼”的动力学在于，“（哀悼）是一个想象界调停，发生在匮乏所激起的实在之分裂与不足以弥合这个分裂的能指链条之间。”[19]据他所说，哀悼是这样一种症状：在父法脱落的状态中，想象界通过某种转移的调试使得这个脱落本身被想象地能指化、也就是，被以某种方式言说、以某种方式合理化。在其根本上，哀悼仍然是一种转移的操作，在其过程中采取措施来重新封闭能指的匮乏。

    Richard Johnson 的研究著作On Depression and Subjectivity: A Lacanian Approach是总结整理拉康对抑郁症的相关论述、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忧郁与哀悼》的改造的重要文献。在此文中，Johnson聚焦于中期拉康的《拉康选集》，得出了“哀悼是在哀悼父亲之死”的结论[20]，不免令人遗憾。如果重新审视哀悼的动力学，我们会发现，主体并不是“丢失了”它的父法，而是从来没来得及获得一个父法，因此主体的匮乏与其用父亲来命名，不如用母亲来命名——在我们前文所述的“母亲将父法递送给她的孩子”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孩子所遭遇的那个在主体装配的历史性进展中真实发生的匮乏，是母亲功能的匮乏、阉割-母亲的匮乏。因此可以这样说：是因为主体遭遇了一个过于“母”性的母亲。

    Johnson 事实上也在文献的整合中看到了这一点：“哀悼始终在其与匮乏、欲望和俄狄浦斯导航的失能中被讨论。”[21]这个“导航的失能”（navigation dissolution） 正是由于，母亲从未将与自身相断绝的转移-技术教给孩子，母亲没能完成“导航”的工作。我们此刻可以审视奉献-母亲在孩子一端的效果。奉献-母亲的享乐操作，从根本上讲，正是要否认存在于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本体论分裂（正是承认并能指化这个分裂的过程被称作阉割）。我们已经谈到，母亲并不是依靠简单地“忽视这个分裂”、在能指中排除这个分裂来达到目的，而恰恰是能指地否定、污名化这个分裂。重新思考“你知道我为了你付出了多少辛苦吗！！”的经典提问，能看到对孩子而言，一个特有的转移模式被开创出来：他清楚地知道分裂之所在，他切身地体会这个分裂，他在母亲的骂声中虽然是变相的能指化这个分裂——但它只是“不被允许存在”。如果拉康定义欲望为“想要成为”（“want-to-be”），那作为哀悼的奉献-母亲之子则是“想要不成为”——在此，前文中作为匮乏的想象界调停的哀悼，其模式、其话语装配，正是母亲所亲自传递给孩子的。

    在对哀悼的规定中，拉康曾在“自责”和“愧疚”处着重笔墨。拉康认为，这正是一种“对父亲之死的哀悼”，主体因为父法的缺失、而对无法言说自身痛苦充满焦虑，并最终形成了“一切都是我的错”的想象界构造。作为文章的结束，我们同样可以重审这个构造：事实上，痛苦的无法言说正是奉献-母亲的结果。在此，真正激发愧疚和自我攻击的并不是“无法言说”的简单事实，而是“不允许言说”的母亲禁令——可以看到，奉献的母亲正是通过对分裂的这种原乐操作，锻造了独有的“哀悼-抑郁症”移情模式的。如果母亲在此并不放弃“成为母亲”的进一步尝试、将有关这个分裂、这个母子分离的话语能指传递给孩子；而是通过消解自身指向他处的欲求的奉献-行动来尝试重新铸造同一性、将孩子束缚在这个同一的幻象中，就可能动力学地导致孩子抑郁症主体的生成。

参考文献：

[1].Feldstein, Richard.Reading Seminar XI:Lacan'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The Paris Seminars in English[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P109

[2].Ibid.P111

[3].Félix Guattari.Psychoanalysis and Transversality: Texts and Interviews 1955--1971[M].Semiotexte,2015,P88

[4].在第11 本研讨班中，拉康从传统的、分析师与分析者会面时发生的“转移”（transference） 现象出发，将这个概念扩张到自我主体的封闭-同一性的层次，认为正是分析双方的会面所开放的这个主体的非同一性（对话双方必定存在认知与价值的断裂）造成了转移的症状；而转移的动力学结构不仅是精神分析的基础，也是主体言说的基础——详见后文论述。

[5].Jacques Lacan.Ecrits: A Selection[M].Taylor and Francis,2020,P344-345

[6].Eidelzstein, Alfredo.The Graph of Desire:Using the Work of Jacque Lacan[M].Karnac Books ; Stylus Publishing, LLC (Distributor),2009,P131

[7].Stephanie Farrelly Quinn.Lacanian Psychoanalysis with Babie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M].Taylor and Francis,2018,P38

[8].Feldstein, Richard.Reading Seminar XI:Lacan'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The Paris Seminars in English[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P90

[9].Félix Guattari.Psychoanalysis and Transversality: Texts and Interviews 1955--1971[M].Semiotexte,2015,P108-109

[10].Ibid.P108

[11].Gautam Basu Thakur, Jonathan Dickstein.Reading Lacan's Seminar VIII[M].springer nature,2020,P24

[12].Soler, C. and Holland, J. (2006) What Lacan said about women: A psychoanalytic study. New York: Other Press.P117

[13].Feldstein, Richard.Reading Seminar XI:Lacan'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The Paris Seminars in English[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P79

[14].Ibid.P89

[15].Ibid.P103

[16].Ibid.P105

[17].Soler, C. and Holland, J. (2006) What Lacan said about women: A psychoanalytic study. New York: Other Press.P126

[18].参见Gilles Deleuze ; Felix Guattari ; Robert Hurley ; Mark Seem ; Helen R. Lane.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Bloomsbury,2013,P67-73

[19].Leader, D. (2003). Some thoughts on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Journal for Lacanian Studies. 1(1), 4-37.

[20].Johnson, Richard Antony. On Depression and Subjectivity: A Lacanian Approach. Diss. 2014.P56

[21].Ibid.P54

转载后记：在代际中“复活”作为独立女性的母亲

    感谢原文作者、卡特尔学术组友痒兔老师授权转载。

    这是一篇引述详实、论证精彩的精神分析哲学论文，为拉康理路下母亲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深具启发性的讨论。令笔者感到亲切的是，这篇论文中对拉康关涉母亲爱欲模式的讨论的梳理与笔者初学拉康阶段的一些阅读与思考轨迹相近，笔者曾在三年前提出东亚社会传统的父法形象总是受到一个特异化母权包裹的观点，并质疑两希文明传统下弑父娶母或杀子献祭的变革-稳定模式，至少在中、日一类国家不具有典型的结构性文化生态的土壤，由此指出论者阐述东亚社会的家庭结构、教育文化、性少数问题（压抑与倒错等问题）和抑郁症等议题时，都至少应站在反俄狄浦斯的立场上，兼容一种更开阔的情结网；但鉴于学力有限、学术不精，当时的笔者无法通过完整的拉康精神分析语言阐述这一观点，但这些年来，笔者一直在学有余力时追溯拉康精神分析中的母体概念及其爱欲模式与此拟合的线索，也是这一执念使得并非从事精神分析研究、也并不在读精神分析哲学专业的笔者，持续坚持发掘着拉康理论的更多潜在资源。正是基于这个母权文明东亚遗存的精神分析人类学观念，三年前笔者提出性少数的形态根本上是一种爱欲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因此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和民族主体内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去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同时提出资本中心化后的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存在不同于基于西方文化判定的第三类性少数（当时笔者的分析尤以男同性恋为例），而这一类展现出更强大和特殊的压抑症状与爱欲日常化趋向的性少数群体、与日韩原产的御宅文化（文化消费、文化生活的抽象模式）有着紧密的关系，也因此笔者对在中国传播甚广、甚至造成文娱现象的耽美文化作出了一定的精神分析批评。也是沿这一脉络而下，今年年初，笔者全面深入研究德勒兹、加塔利的理论，试图从中把握可以为拉康精神分析母亲功能解说提供发展性见解的理路，最终尝试结合部分文艺作品用“精神分裂”解读东亚社会的典型母亲，其中援例就包括大家熟悉的、当时刚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瞬息全宇宙》；同时，笔者也粗拙地尝试以“象征界在想象界的扭曲/入侵”来解读御宅空间和御宅族群体[原文是这样的：御宅空间指在能指主体多次试图通过欲力从象征界上整合出一个想象界位置失败后，为了逃避因此产生的大量不一致性而必须通过新媒介技术改组时空存在方式在象征界暂时维持的一个想象性空间，因此它的主要成因是主体在菲乐斯交易中的性无能也就是父性凝视的过度僭越。首先它并没有真的为主体在想象界谋取一个位置，也不是想象界在低维象征上的投射，而更像是对象征界本身定向扭曲的结果，是主体在无法进入想象界的情况下依赖媒介环境退守间层的游离化产物。御宅空间的主要构成是御宅族和景观。初期的御宅空间完全没有搭建从象征界过渡到想象界桥梁的意愿，它甚至主要是在阻碍这种托举、并几乎与象征界处在同一个平面上，呈现向实在界母体滑落的倾向（抑郁与自毁）]，并认同其机制符合东亚资本主义社会“伪”母权的机制。

    笔者一直没有放弃将性少数问题勾连于御宅族问题那样的东亚社会特殊化和典型化的欲望问题。因此，笔者曾作出以下几个大胆的预判：1.东亚社会的性少数群体存在的普遍性将很快超过欧美，也因此他们的爱欲模式将逐渐摆脱亚文化特征与癖好化倾向，快速地走向生活化；2.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将诞生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原产”、“国产”性少数群体。这几个预判后事如何今天没法详细说明，但它们确实都一一兑现了，其中第二点中的“国产性少数”，就是所谓的“第四爱”。

    在此，先要感谢痒兔老师精要且专业的分析。回顾心路历程，笔者不能不感怀于这篇论文在专业性的拉康语言中帮助笔者弥补了私人的遗憾。在文末，作者清晰地指出了理解母亲造成压抑的关键在于“哀悼”。在对“哀悼”独到的解读中，作者指出父法转移的“失败”并不来源于母亲的无能，而是来自母亲的“谎言”，也就是来自母亲主导的一种特殊的能指化。作者的总结相当精辟：“孩子所遭遇的那个在主体装配的历史性进展中真实发生的匮乏，是母亲功能的匮乏、阉割-母亲的匮乏。因此可以这样说：是因为主体遭遇了一个过于‘母’性的母亲。”这个过于“母”性的母亲所造成的压抑很可能要比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功能造成的压抑更加极端，正是通过对“转移”背后驱动爱欲迭代的“分裂”功能的遮蔽，母亲对母子共同体破裂事实的想象化处理导致孩子陷入了向死驱动的欲望循环中，这一循环经济由于不再允许其它分裂的知识展开其欲望经济流通领域，而消解了所有更新的可能，成为了一种单调的、纯粹耗散的无意义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孩子不断地遭遇知识”存在“但”无效“的循环悖论，而这首先是因为母亲想象性地“发明”了这种将分裂本身合理化的知识，但“分裂”的再生产能量恰恰潜藏于其不合理性之中、潜藏于话语的外部。所以在笔者的理解中，“你知道我为了你付出了多少辛苦吗！！”这样的提问是紧紧附随于“大他者到底想要我做什么”的经典提问的，后者作为弥合分裂的想象性发问，所欲求的那个来自父亲功能的解读，却被前者封死了回应的可能，而被“成为母亲”的欲望转嫁到孩子自身中，产生“一切都是我的错”的趋向意义毁灭的主体，这同样是一个想象性的构造，却与对父法本身转移-崇拜所推动的象征性赋权、也就是经典意义上想象界中的“自我理想”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恰好相反的，它取消了孩子在想象界拥有合法位置的通路，也就取消了他通过想象知识弥补信息的不一致性的可能，“这正是一种‘对父亲之死的哀悼’，主体因为父法的缺失、而对无法言说自身痛苦充满焦虑，并最终形成了‘一切都是我的错’的想象界构造……事实上，痛苦的无法言说正是奉献-母亲的结果。在此，真正激发愧疚和自我攻击的并不是‘无法言说’的简单事实，而是‘不允许言说’的母亲禁令。”孩子在此遭遇的挫败是穿透性的，因为根本不可能将分裂的原因归罪于一个已经死去的父亲，从而自我的匮乏、尤其是相对被想象的圆满母体的匮乏就被暴露为唯一的答案，而可怕的是，因为这种圆满性不是实在而是想象的，所以它永远无法被完成、被回应，而是通过对其分裂本身的能指化，被归罪给了孩子的存在自身。母亲提问的潜台词被理解为：“如果你没有出生（分离），我就不会陷入父法的控制和侵凌中。”这相当于论证：孩子的分离与父法的不合法性同罪，但是焦虑的母亲恰恰需要依赖对后者的顺服来弥补前者的挫败，这构成了一种如前述所言的欲望的循环论证，孩子会因此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取消自身的存在和话语，也就是走向抑郁与自杀。笔者将这种循环论证、无法开解的压抑视作更深重的压抑，是因为笔者认为这一压抑同时背负了母亲与父亲的欲望。

    在现代资本主义控制社会典型的抑郁症案例中，欲望强烈的母亲是这一想象界逆向构型的重要推手，但我们不能忽视“说谎的母亲”背后的那个更强大父法的存在，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父权机制对商品社会和技术体系无所不在的渗透，使得母亲整合分裂的强烈渴望对应背负于社会性父法的重压，后者并不能起到占有-保护母亲的作用，因而无法引起儿童的嫉羡，而似乎是单纯地在剥削母亲。母亲愈发急切的自救欲望与对孩子的奉献欲望相互转化，形成一台不断加速增压的“内卷”机器。我们因此可以说，分裂的能指化背后是一种母亲“丧夫”后的个人主义，一种在封建传统时代难以理解的个人主义，它反而堵死了母亲与孩子双方自我赎救的可能。在这一场景中，父亲与其说是死去了，不如说是被高度地抽象化后，进入一种隐匿或假死的状态，健康的父亲功能的缺位与俄狄浦斯导航的失范是紧密相关的，分别作为家庭的内在与外在因素发生作用。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现代社会中由缺席的父亲、陷于神经质繁忙中的母亲和被控制的孩子构成的家庭，在此，父亲的缺位是具有系统性隐喻的：它与消费主义模式下资本中心化权力的隐退幕后，通过象征符合装饰自身来维持的那种自主消费和个性化服务的假象有着高度的同构性，即现代资本主义通过符号语言伪装起了一套可被消费的价值秩序、并使其自然化，从隐藏了背后由资本假设的货币-权力结构化的秩序，这样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可以更自如地控制社会的消费生产，从而导向了德勒兹、斯蒂格勒等人批评的控制社会和普遍无产阶级化；而母亲在对父亲的追悼中，实际上无意识地模仿了这一结构，将自身接洽为庞大控制链条中的一员，变成一个控制狂，她是在母亲功能叠加的层面上代替行使着父亲功能、以一种接近歇斯底里的方式臣服于一个更大的公共性的父法；至于孩子，便如作者所说：“主体并不是‘丢失了’它的父法，而是从来没来得及获得一个父法”，可以理解为一种父亲的“早逝”，而这与资本主义的公共化的象征暴力是息息相关的。

    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揭示这一理论成果对阐释东亚社会模式下资本主义对家庭伦理的特殊影响与特殊演化的重大意义。韩彬哲讨论的“系统性暴力”，使东亚社会变成了一种“倦怠社会”，而在这种暴力下产生的是自愿剥削自我的“绩效主体”。系统性暴力的重要内核是系统的中心无人，唯有“物”存在并制定出“物”与“物”的关系，而个体及其生活被完全控制在这些关系的规则下。系统性的父法实际上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对每个小家庭完整结构的破坏，将家庭的“父亲”杀死、将其功能导出，创造无数只有控制狂“母亲”的“单亲家庭”，在父亲的不在场下，母亲其实是首先面临“自我剥削”困境的人，这种在绩效驱动下逼迫自己成为符号消费和生产的语法机器中的工具的模式在不断的重复中成为母亲的梦魇，而它上层的“丧夫”隐喻与下层孩子的“分裂”被对接起来，使孩子的“分裂”成为了“自我剥削”的一个欲望模式的原处隐喻——最终的结果是，分裂事件被标识为不断重复的自我剥削事件的原型，而孩子相对于母亲作为意义生产原点的客体小a被放置在系统性暴力的中心上，背负了这一罪名。资本主义最为狡猾的一点，就是利用数字媒体和信息化媒介对这一无所不包的系统的设立，这使得世界只剩下一个简单的结构：系统绝对稳定的内部和它充满动荡与危机的外部，这一结构的底层映射就是将原有的家庭结构简化为只有控制者和被控制者（不受控制者/被驯服者）的二元结构。

    这种特殊的母权模式在远古东方文明中是有相似构型的。在先秦时期的祭祖活动中，对男性祖先的祭祀需要由子孙后代中与祖先面容最相似的后辈充当祭台上的受祭对象，即所谓“尸”身，这里的“尸”在小篆中不是指尸体，而最初是指这些在祭祀中替代死去先祖受祭的孩童，这类似文中说的一段拉康的意思：“在父法脱落的状态中，想象界通过某种转移的调试使得这个脱落本身被想象地能指化、也就是，被以某种方式言说、以某种方式合理化。”这种中国古老的祭祀模式恰恰隐喻了这一能指化模式，而且在后世封建帝制的宗法化传统中展现出同样的母系文明遗存：天子自身的合法性来源于他对男性先祖的相似性，只不过这种相似从血统论、代际论的嫡长子相似逐渐发展为对先祖业绩功德、以及抽象化的“天”等一系列精神图腾的相似，以至于在汉代以后，仅仅被寄托于一些高度符号化的象征性相似，但是天子自始至终必须被包裹在这个源起于祭祀场合的符合系统中，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因为既然他的权力注定有大半来自上苍、那么他的身体也就从来不完整地于世俗环境中在场——天子是一种被囚禁的父亲。但是很显然，现代社会中由资本主义欲望模式主导的这种暴力与封建时期相对自然的代际传承完全不同，这也是资本控制下个体抑郁和自毁特征的表现所在。对封建神学的符号系统而言，这种对分裂的能指化整合是为了凝聚家族的统一意志和文化，且更关键的是，这一整合从根本上依托的并非无意义的能指，而是意义过剩的“天”——作为自然符号系统的生产性核心，它将“物”的关系的合法性维系于无人可以撼动的超验存在，而商品经济显然正开始于这种超验存在的破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早逝”的父亲、无法被好好安葬的父亲与传统时代“寿终正寝”的父亲区别开来，而笔者更愿意称前者为真正的被囚禁的父亲，这个监狱的构建者无疑就是系统性暴力的父法，且它要求妻子同时也是母亲通过无限度地献祭自己的孩子进入系统控制之中来解救受困的父亲——这无疑只是令人徒劳无功的陷阱。母亲被这个系统引导着不断发出类似“你为什么不受控！”“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你父亲”的呼告，而孩子则不断接收到除了自我牺牲外别无它法的暗示：一切回到了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中象征交换模式不断膨胀的悲剧结局的预言，这种交换导致资本中心不需要耗费任何资源就可以获得系统控制下劳动者的献祭，源源不断地吸收祭品，而这就是巴塔耶所谓“绝对主权”的现代版本。

    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总结出西方的“罪感文化”和东方的“耻感文化”作为东西方典型的文化环境差异，但解读不深。李泽厚曾反驳此说，指出中国古代应承袭一种“乐感文化”，从而与日本划清界限。李泽厚此说大致符合中国父法结构在母系遗存下曾经的稳定性，而显然相似又边缘化于华夏正统的日本，其所谓“耻感”就是这一结构不稳定的体现，因此更适合用于解说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耻感文化”也许可以被理解为罪感文化升级的结果，在过去，这种原罪可以通过对父亲的虔诚模仿与继承其位来克服，但在今天，它却来自母亲，且被母亲欲望的转移而遮蔽。被母亲标记的罪名被深深耻辱化，而耻辱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它无法完成独立的自我救赎，唯有对道德系统进行自我献祭。日式传统的那种压迫性的道德系统，在今天膨胀为了消费资本主义象征性暴力的控制系统，从而使得每个孩子耻辱始终无法在父亲不出场的情况下得到化解——这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耻辱，是内化了的原罪，除了承认耻辱并以自我消亡来进一步拥护社会性母体的耻辱判决外别无他法。

    除了这种宏观议题外，笔者认为造成抑郁主体的原理也同样可以用于理解东亚特色的性少数的形成，这类性少数人群的自我认同有许多是与抑郁主体相伴相生的，长期生存在一种强烈自斥和自卑的心理状态中。这一联系并非无端产生，因为在拉康的解释中，以同性恋为代表的性少数也大多是由俄狄浦斯情结的创伤和断裂而发生倒错，但倒错实际上仍然在父亲功能的约束之内。如果这一健康的父亲也失去了具体形象，对父亲的模仿无从进行，以男同性恋为例，他们就会开始模仿母亲——也就是所谓“娘化”，这其中伴随着一些分裂症的症状化趋势，即他们乐于模仿歇斯底里和精神分裂的母亲；同理，在“第四爱”常见的一些角色扮演游戏中，控制狂“母亲”功能作为权力关系的倒错隐喻被强制归位。但如果母亲本身也不再可信，严重创伤的主体或许将直接瘫痪于与象征世界接轨的路途中，没有能力想象任何具体的人的完整性，也无法对任何真实个体投注欲望，类似一种御宅族的深度癖好化。因此，笔者认为自己最初对御宅群体欲望模式的判断大体仍然有效，即新媒介环境的产生弥补了原本由母亲造成的想象知识的断裂，代为行使了原本由父亲功能承担的整合功能，使得御宅空间成为避免主体抑郁化的重要场所。但是一旦主体脱离御宅空间，或空间本身破碎，主体再度陷入抑郁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无论如何，母亲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身份误认，我们因此可以思考一种资本主义模式下女权力量的转导困境——“独立女性”并不真正独立，这与是否“成为母亲”并无关系，事实上，就算成为母亲，也一样可能会更深地被卷入这场控制循环中，只要父法依然隐居幕后，抗拒着系统的迭代，女性就将永如封建时代的宫中嫔妃，被一个奴性化自身的结构中心统治。当我们说，一个女性无法在“丧夫”的情况下获得自由时，不是在庸俗地将女性的意义附加于男性，而是依托于这一精神分析议题，强调从系统性暴力中解救“父亲”的意义，同时也是在拯救“母亲”。而作者在该文中揭示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母亲功能的失范在环节上要优先于父亲之死，这启示我们如果不能从母亲及其阵地和相关的一切出发，重建母亲作为拥有自身无法替代价值的独立女性的尊严和地位，那么父亲功能的健全也就无从谈起。作为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我想要回到李泽厚所谓“乐感文化”，即那种特殊的华夏传统中谈论这个问题。

    在中国古代的秩序下，母亲的关键意义其实是代际传承的媒介。虽然随着父权中心的宗法制的建立，女性逐渐退出祭祀场合，但关于母亲功能的文化隐喻仍然延续，维系着父法功能的稳定性。为了消解父亲面容带来的暴力，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将母亲功能的力量释放到教育中，从而使文教事业、家族精神传承成为相似性的条约。这一模式无疑是无法复刻的，但它对媒介功能的提示却给了笔者很大启发：母亲的导航功能，无非也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功能、甚至是一种超感性相似的媒介功能，这并不是任何后工业时代的媒介可以替代的。在此意义上去思考家庭、家宅空间和母体的场所问题，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革命性。我们需要复活“死去”的母亲，是将其作为家庭功能而非职业功能的主持看待，在这里“家庭”的场域本身也早已无法复原，但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寻找的是那种更深远的相似性或是一个“相似的时刻”——就像本雅明认为当下降临的救赎是被整个历史穿透而来的一样，这样的时刻理应就铭写于代际之中，就像先人们在代际中找到那位“尸”身承担者，在感性的当下复活远古血脉的神圣召唤；笔者相信，家庭与母亲，也终将以最为陌生也最为熟稔的形象从未来“归来”。

2023年7月20日

安阳

于西江畔寓所

（后记作者简介：安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读，主修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研究兴趣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及文化批评与媒介理论，目前主攻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大众文化批评与媒介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