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读书 | 孙晓春：让政治学变得重要

“政治学应该成为显学”，这是已故著名政治学家徐大同先生常说的一句话。那些年间，每当与先生在一起，就会听到这句话。先生如此说，一方面是对政治学未来的展望，另一方面也是在表达对我们这些政治学人的希望。转眼间，先生离开我们三年了，政治学人仍在努力，只不过，政治学与先生的期望却是渐行渐远，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政治学不仅没有成为“显学”，反倒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学科。在许多高等院校，政治学专业已经停办，师资也大多被充实到管理学或者其他学科。那么，政治学是否重要，政治学研究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有什么意义？对这一问题，英国学者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的《政治学为什么重要》（孔新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以简捷清晰的笔触做了回答。

安德鲁·甘布尔，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系终身名誉教授，曾任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系主任、谢菲尔德大学副校长、英国政治学会副主席，以赛亚·伯林政治学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这本书是英国政体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重要”丛书中的一本。本书译者是山东大学孔新峰教授，新峰是我所知道的潜心学问的中青年学者，在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理论方面造诣颇深。他肯翻译此书，已经说明了这本书的价值。

政治学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政治重要，这是甘布尔的这本书给出的答案。虽然“政治只是人类生活的一小部分，但它仍然塑造了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的框架。”（第20页）按照常识性的说法，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政治恰恰是所有这一切得以实现的环境。我们全部的社会生活都依赖于政治才得以展开，如果没有了健康的政治环境，也就没有了一切。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必须品。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人，“我们能够逃避政治吗？”回答是“不能”。这可以通过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笔下鲁滨逊的故事得到说明。当鲁滨逊在荒岛上孤立无援、形单影只的时候，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他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无需别人同意。对鲁滨逊的行动构成限制的因素只有两个，一是物质因素，他在荒岛上能够找到的东西；一是心理因素，他大脑里残存的有关以往社会生活的记忆。可是，当另一个人星期五出现以后，事情便不一样了，“鲁滨孙与星期五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界定：那究竟是一种共同做出所有决定的平等关系，抑或是一方服从另一方的意志及决定并执行其命令的主从关系？”（21页）于是，就有了政治。所以，“政治是人们共同生活中不可消除的一部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存在着“权威之证成”“资源之分配”“角色之界定”“规则之制定”和“身份认同”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政治。我们的社会是由目标各异的人们组成的群体，由于人们在自然禀赋、家庭背景以及生活际遇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每个人只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位置上，每一个人感受到的首先是自己的利益，人们所表达的也首先是个人利益。于是，利益冲突与意见分歧便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便构成了政治所以必要的前提。政治的意义不是使人们放弃自己的利益和意见，不是促进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抑制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为生活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们提供合作的环境。用米切尔·莫兰（Michael Moran ）的话说，就是在“相互竞争的观点与利益之间做出选择，” （第vii页）如果人们无法用和平的方式做出选择并行之有效地付诸实践，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那么，为什么要关心、研究政治呢？其实，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多数人而言，“无论是研究政治，还是积极参与政治生活，”都没有太多的理由，（第vii页）但是，在一个社会里，无论这个社会实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如果政治成为少数人的兴趣，”政治就成了“至关紧要”甚至“生死攸关”的事情。这是因为，政治既然与“竞争性的利益与意见”相关，它也就是人的本性表现得最充分的场所。政治展现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政治家的智慧与才干，其中还“包含更多的东西”，有政客之间“千奇百怪、竞逐私利的行为。”（第6页）有尔虞我诈、权谋计算，有对公共权力的滥用，有用来蒙骗社会大众的谎言。例如，2016年的美国大选，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来自同一政党的候选人便使尽浑身解数彼此谩骂和诋毁，（第4页）政客们自私、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在特朗普成为总统候选人以后，他的私人医生发布了一份健康声明，声称特朗普的健康状况“好到令人惊讶”，甚至说：“如果特朗普先生当选，他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选出的最为健康的总统。”可是到了2018年4月，特朗普的医生马克斯·伯恩斯坦（Max Bornstein）透露，他对该声明中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显然，那份健康声明出自特朗普本人之手。（90页）我们所以要关心、研究政治，从积极的方面说，是为了使政治为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带来更多的福报，从消极的方面说，就是为了政治不至变得更糟。“一个国家的政治一旦出了状况，就将引发全面的紊乱”。（第24页）因此我们要深刻地理解社会政治生活，知道如何规范和约束现实的政治过程，这就是政治学为什么重要的理由。不过，政治学又不仅仅是因为政治重要而重要，毕竟，没有哪一个学科仅凭它的研究对象就能变得重要。关键是，政治学做了什么。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政治学逐渐细化出许多子学科，“其中最主要的有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政治思想、政治学理论、公共管理和政治经济学。这些子学科本身又往往被划分不为同的领域和专业。” （第36页）虽然这些子学科各有专门的研究领域，但是，人们共同关注的却是在人类政治实践和政治研究的历史中“反复浮现”的问题。只要人们的社会生活仍在继续，这些问题便总是需要人们去研究和讨论。

对于政治实践与政治学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甘布尔罗列了五个：秩序何以可能？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应该由谁统治，应该如何统治？什么阻止了国家间的战争？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几个问题看起来十分通俗，如果翻译为政治学专业术语，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国家，如何保证公平分配，如何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以及如何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秩序。这几乎就是政治学领域最为紧要的问题。是政治学研究面对的永恒的主题。无论社会生活中的政治过程出现了什么情况，这些主题不会有质的改变。由于学科的应用属性，政治学研究与现实的政治过程肯定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很多时候，政治学研究就是围绕现实的政治过程展开的，但无论怎样，在终极意义上，人们还是在回答上面那些问题。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政治学者是冷静、理性的沉思者，而不是时政的辩护人。比如说，担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如果想要证明其所作所为是对的，那只能由他自己去证明，政治学没有为他论证、解释的义务。如果这个道理不错，我们也可以此来检讨政治学在我们的学科群里没有重要起来的原因。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不是一门工具性学科，价值判断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第一位的事情，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任何一项研究，如果没有了好的价值取向，无论其论证是如何精致，其意义都将无限趋近于0。关于这一点，甘布尔说到了霍布斯。作为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生于战乱频仍的时代，他目睹了英格兰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因此对秩序有着强烈的渴望，“只要君主能够维持秩序和国内和平，公民就有义务服从君主的命令。无论这些命令是多么恣意、残酷、专横或充满压迫性。”（62页）出于这样的观念，在内战时期他支持国王，在国王战败后逃亡国外，查理一世被处决，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成为统治者以后，霍布斯又转而“支持这个新主权者，并认为自己有义务服从之。于是他回到了英国。”再到后来，“克伦威尔死后君主制复辟，霍布斯的著作随之在剑桥的市集上被烧毁。”（63页）那个时候的英国人所以不喜欢霍布斯，是因为“不喜欢他的结论：为国内和平计，僭政和专制统治是值得付出的代价。”（第63页）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霍布斯还算得上存有价值关怀的思想家。例如，霍布斯以为，人类最初曾经有过一个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发生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终结这一混乱状态，人们便通过签订契约而建立了国家。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解释虽然与后来的洛克、卢梭大相径庭，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价值指向——国家，他们都为国家的存在提供了理由。与霍布斯相比，我们的理论研究或多或少应该感到愧疚。翻开近几十年国内学者写的每一本《政治学原理》，就不难发现，近代思想家讨论的国家所以必要的理由（reason,也可以译为“原因”），变成了国家产生的原因，人类社会为什么要有国家这个内涵深刻的道德问题，变成了国家是怎么产生的事实叙述。于是，“国家是历史的产物”便成为不约而同的说法。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这一说法没有什么错。可是在政治学的视域下，这一说法却显然把价值的内核滤掉了。其实，这一说法背后还有一句潜台词，国家迟早是要消失的，那个国家消失了的状态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然而，政治学研究所以必要的前提，就是国家的存在，如果这个潜台词成立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政治呢？当政治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恢复的时候，以夏书章、赵宝煦、王惠岩、徐大同等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学人，是有着深切的价值关怀的。社会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与法治曾是政治学人共同关心的主题。然而，近些年来，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经常见到的却是大数据与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绩效评估、大学生村官之类的话题。有人把这一现象概括为政治学的管理学化，在我看来，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政治学的去价值化。在与一些朋友说起政治学研究的这一现状时，我曾调侃到，我们政治学现在主要在做两件事，第一件是大数据与治理，就是如何把我们管好，第二件是绩效评估，就是证明把我们管得有多好。近些年来，或许是为了迎合某种现实需要，一些学者着意于在历史传统中发掘研究主题，有人甚至把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翻了出来，并且把这个概念与“统一”“规模治理”扯在了一起。这种研究虽然有新意，但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汉代公羊学家津津乐道的“大一统”，强调的是对人们思想、行为的严格控制，论证的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合理性，这与“统一”或“规模治理”是不太相干的东西。“大一统”与我们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格格不入的，“大一统”这棵老树，无论如何开不出现代政治文明的新枝。政治学是对健全的知识和逻辑有着强烈依赖的学科，在这方面，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其他学科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人们在政治学领域做出的判断，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实践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健全的知识与逻辑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便格外重要。甘布尔在这本书中有关“等级制度”的讨论适可说明这一点。英国学者布莱恩·巴里在其所著《正义诸理论》一书中说：“在柏拉图的时候，如同我们的时代一样，任何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都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辩护。”（《正义诸理论》，孙晓春、曹海军译，吉林人出出版社2004年，第3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等级结构与不平等是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社会事实。甘布尔也说，“对于等级制度，我们颇为熟稔。我们许多共同的社会生活都是通过它们组织起来的。”（第54页）其实，等级结构是人类群体生活无法改变的存在，甚至是我们的群体生活所以有秩序和效率的前提条件。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等级结构有着不同的特点。“传统的等级制度往往是封闭的。地位是由出生何处决定的，等级制度中的许多职位只能由那些拥有正统血统的人担任。”（第55页）现代社会的等级结构所以不同于传统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制度的影响，“等级制度倾向于集中权力，而市场倾向于分散权力，”（第55页）市场经济使现代社会的等级结构具有了开放的属性，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从底层一直迁升到最高层。但是，这并不意味等级结构将会从人类群体生活中消失，无论是当下还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将来，人们都不可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位置上。在正常情况下，社会等级结构的顶层，如甘布尔所说，永远不会给人们留出更大的空间，英国首相、伊朗最高领袖、红十字会首席执行官、坎特伯雷大主教、微软首席执行官或联合国秘书长，这些职位只能由一个人来担任。（第55页）常言说“不想成为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好士兵最终可能还只是好士兵。那么，近代以来思想家所倡导的“平等”又该做何理解呢？在我看来，平等是一种观念，是人们面对等级的社会结构悟出的观念。既然财富、收入、权力、职称、职务、社会声望等资源不能在人与人之间均衡地分配，但我们总是要在人与人之间找到一种共同的东西，以此来定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有关公共生活的制度和规则，从而使生活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们都能受到公平的对待。这项工作是由近代思想家完成的。他们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权利和道德价值的平等，于是，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便有了可靠的理论基础。近几十年来，学界同仁在知识建构方面做过巨大的努力，但不容否认，我们对近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理解是不够的，甚至有些认识是倒错的。在没有弄清什么是“存在”的时候，便开始谈论“存在既合理”；没有理解到正义之于功利、幸福、快乐、利益的绝对优先性，但却知道了“只有长远的利益，没有长远的朋友”；还没有弄清平等的真实含义，便致力于消灭或缩小社会差别。倒错的知识一旦从学界输出到社会，便很有可能带来我们意想不到后果。这本书的结尾，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政治能让这个世界更好吗？”也可以把这句话翻译为：“政治能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得更好吗？”对这个问题，就本心而论，无论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都应该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并且希望这个答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得到印证。不过，如果我们希望政治生活变得更好，首先要使政治学变得重要，而政治学要变得重要，则需要我们建立起健全知识和逻辑。

来源：天放居琐谈，本文刊于《中华读书报》2022年8月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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