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尾声：梦想与诅咒

尾声：梦想与诅咒

10月8日的晚上，切被绑着躺在拉伊格拉村校舍的地板上时，阿莱伊达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她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她的丈夫正处在极大的危险当中。这种预感非常强烈。第二天下午卡斯特罗从哈瓦那派来的人到她家时，发现她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几个月来，玻利维亚传来的消息让她越来越不安，卡斯特罗会定期来看她，并且带来最新的消息。她知道切的处境不妙。阿莱伊达回到了她和切最初相遇的艾斯卡姆布雷山区进行实地研究。切离开后，她重返学校，在哈瓦那大学攻读历史学学位。这正是切让她做的，“别让自己闲着”。

在哈瓦那，卡斯特罗一直浏览玻利维亚传出的新闻报道，他对报道半信半疑，但是越来越关注。10月9日，有报道说切被捕了，随后报道说他“受伤身亡”。第一张据说是切的尸体的照片通过电报传了过来，看上去有点像，可是卡斯特罗无法想象那具消瘦的尸体就是11个月前离开古巴的切。

阿莱伊达抵达哈瓦那后，她和卡斯特罗仔细观看了传来的报道和更多的照片。起初，两人都不相信这个不幸的消息，不过阿莱伊达从被拍摄下来的切被缴获的日记上认出了切的笔迹，他们不得不相信了。

古巴全国充斥着各种传言，10月15日，卡斯特罗在电视上对全国发表讲话。他承认，切已经死亡的报道是真实的，他下令全国哀悼三天，并且宣布自此以后，10月8日，也就是切最后一次战斗的日子，将正式成为“游击英雄纪念日”。

阿莱伊达伤心欲绝。卡斯特罗把她和孩子们接到家里住了一周，不断安慰她。然后他安排她和孩子住进了另一处地方，在那里可以不和外界接触，脱离公众的视野。阿莱伊达恢复期间，卡斯特罗每天都去看她。

奥兰多·伯雷格也经历了几个月的情感重创。他说，切的死对他的影响比他自己父亲的死还要大。起初他忍住悲痛，集中精神安慰阿莱伊达和孩子们，可是最终还是被击垮了。“就好像我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了，”他回忆说，“我无法接受切死了这种想法，我反复做梦，梦见他出现在我眼前，还活着。”

10月18日晚，在哈瓦那的革命广场上，卡斯特罗发表演讲。近100万群众聚集到一起，为切守灵。因为情绪所致，卡斯特罗的声音有些刺耳，他为老友献上了慷慨激昂的颂词，他称赞切是革命品德的化身。“如果我们想要找出……一个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而是属于未来的人类楷模，从心底深处，我说这样的一个楷模非切莫属，他的行为没有一丝瑕疵，他的表现没有一丝污点！如果让我说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作为真诚的革命者，从心底说：我想让他们像切那样！”

10月9日下午，切的尸体被放在一副担架上，一架直升机正等着将尸体运往巴耶格兰德镇。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一起上了飞机。在飞机降落后，他走进等候的人群中，消失了。

几天后，罗德里格斯返回美国，向中情局的上级报告情况。他还带回了一些切的遗物，其中有一块劳力士手表，还有切的最后一袋烟草，抽了一半，被罗德里格斯包在纸里，后来他把这些烟草放在一个玻璃球里，藏在了他最喜欢的左轮手枪的枪托里。

从那天晚上到第二天，切的尸体被放在巴耶格兰德镇一家医院后院的洗衣房里示众，他的头微微抬起，眼睛微睁。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医生切开了他的喉咙，向他体内注射了福尔马林。士兵、好奇的当地人、摄影师和记者排着队来观看尸体，切看起来仿佛还活着，十分诡异。切·格瓦拉的样子非常像耶稣基督，这种说法在医院里的修女、清洗尸体的护士和巴耶格兰德镇众多妇女当中飞快地传开了。她们偷偷地剪下他的头发，留下来祈求好运。

玻利维亚人已经决定将切的尸体下葬，和他之前死去的战友一样，他的尸体会“消失”。为了打消哈瓦那传来的怀疑之声，阿尔弗雷多·欧邦多·康迪亚将军想要砍下切的头，保存下来作为证据。这个提议提出时，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还在巴耶格兰德镇，他认为这么做“太野蛮了”，建议他们只切下一个手指。欧邦多·康迪亚妥协了——他们决定切下切的双手。10月10日晚，他们制作了两幅尸体的脸部蜡模，采集了他的指纹；他的手被切了下来，放在一个装有福尔马林的罐子里。不久，两名阿根廷的刑侦专家来到这里，将采集下的指纹与档案中“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的指纹进行对比，对比结果是一致的。

10月11日凌晨，切的尸体在两名军官的见证下被中校塞里克处理了。据塞里克的遗孀讲，尸体被埋在了推土机挖出的一个秘密墓穴中，位于巴耶格兰德镇机场跑道附近的灌木丛中。切的6位战友们被埋在旁边的一个墓穴中。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切的弟弟罗伯托抵达巴耶格兰德镇，希望能够辨认哥哥的尸体取回他的遗物，可是已经晚了。欧邦多·康迪亚说他很遗憾，切的尸体已经“火化”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关于切遗体的下落，玻利维亚的将军们有好几种互相矛盾的说法，这只是其中之一。切遗体的下落在接下来的28年里一直都是不解之谜。

接下来的几天里，又有4名逃跑的游击队战士被捕并被杀害，他们的尸体也被埋在巴耶格兰德镇附近的秘密墓穴中。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有3个古巴人(蓬博、伯涅诺和乌尔巴诺)和3个玻利维亚人(因蒂、达里奥和纳托)设法逃出了那个溪谷。不过政府军仍然在追击他们，最终，在玻利维亚共产党的帮助下，3个月后，他们5个人出现在白雪皑皑的安第斯山区。在那里的智利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保护下，3名古巴人被营救出来。社会党议员萨尔瓦多·阿兰德陪同他们一起飞抵复活节岛，之后又从那里出发，途经塔希提岛、埃塞俄比亚、巴黎和莫斯科，一路辗转回到古巴。

哈里·比利加斯(蓬博)继续留在军中任职，随后担任古巴派往安哥拉的部队的司令官；他后来被晋升为将军，被授予“革命英雄”的称号，现居哈瓦那。莱昂纳多·塔马尤(乌尔巴诺)仍然在军中担任上校；在刚回古巴的时候他精神崩溃了，不过后来恢复了，现居哈瓦那，生活低调。达利埃尔·阿拉康·拉米列兹(伯涅诺)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一直在古巴的监狱系统任职，他还为十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培训过游击队员；不过近些年来，他开始对古巴当局表示不满，1996年，他在法国出版的一本书里言辞犀利地批评卡斯特罗政权，指责他犯有众多罪行，其中包括在玻利维亚“抛弃”了切和他的游击队员们；伯涅诺被古巴视为叛徒，现在流亡巴黎。

虽然伯涅诺对古巴政府提出指责，而且对古巴政府的质疑之声不断，可是众多证据显示哈瓦那已经在其能力范围内尽可能为切提供了支持。切被发现后，美国人来到玻利维亚，玻利维亚的古巴特工举步维艰，没有多少活动空间。玻利维亚的边境或者被封锁，或者被严密监视，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如果派人前来支援切，很可能被玻利维亚政府发现。玻利维亚军队扣押了所有他们认为可疑的外国人。据阿里尔说，古巴通过各种途径想要了解玻利维亚的情况。1967年春，雷吉斯·德布雷的委内瑞拉女友伊丽莎白·伯格斯到卡米里监狱探望他，通过伯格斯，德布雷把切的情况偷偷转告给古巴的特务机构。西罗·布斯托斯也让他的妻子安娜·玛丽亚传话给哈瓦那，告诉他们切急需新的电台，而且还建议建立第二个游击队据点，把敌军的注意力从切身上转移走。安娜·玛丽亚写了一封信，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封信到切被俘前夕才被送到哈瓦那。1967年9月，巴黎的古巴情报员请求布斯托斯的朋友托托·施姆克勒先到阿根廷，再到玻利维亚，尽可能打探切的情况。施姆克勒说他觉得古巴人“非常着急”。他同意去，不过等他10月初抵达阿根廷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切死后，古巴对玻利维亚游击战的支持并没有停止。因蒂·佩雷多和达里奥也被送往古巴，1969年，他们和一支新建的玻利维亚军团重返玻利维亚，准备再次开始游击战。可是战斗还没开始，因蒂就在拉巴斯的安全房中遭遇枪杀；几个月后，达里奥被捕，随后被谋杀。因蒂的弟弟查托成为新任领袖，他带领70余名几乎未经训练的玻利维亚青年学生在拉巴斯北部的提奥蓬特开展游击战。几个月后，民族解放军伤亡惨重，他们建立游击队据点的第二次尝试宣告失败。查托至今仍然在世，他是玻利维亚圣克鲁兹市的一名成功的精神治疗师。

马里奥·蒙赫丢掉了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领导权，流亡莫斯科，之后就一直住在那里。几十年来，他一直得到拉丁美洲研究会的资助。

通过律师的努力，被囚禁在萨尔塔监狱中的大部分马塞蒂队伍里的幸存者在1968年获释。在囚禁期间，一个人的出现让他们吓了一跳，这个人就是马塞蒂下令处死的“被枪毙的家伙”。据他说，阿尔及利亚人饶了他一命，没有枪毙他，而是把他关在了监狱里。他在牢里待了一两年，与世隔绝，直到有一天被莫名其妙地释放，并给送回了古巴。他认为是切在1965年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得知了他的困境，设法让当局放了他。返回古巴后，他被派往艾斯卡姆布雷山区参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战斗。在被认为“复原”后，他被派往阿根廷，设法营救从前的战友。他对战友说，他并不记恨过去发生的事，能活下来，他就很高兴了。

在监狱里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后，切的保镖艾尔伯托·卡斯特拉诺斯被秘密带出阿根廷，得以重返古巴。

1976年，阿根廷开始进行反对左翼运动的“肮脏战争”，格瓦拉一家很快发现他们成了打击的目标。格瓦拉·林奇和他的新任妻子逃往古巴。在哥哥切死后，罗伯托的政治思想变得激进起来，他和胡安·马丁加入了信奉“格瓦拉主义”的阿根廷游击组织。罗伯托在古巴和欧洲之间行走，而胡安·马丁从古巴回到了祖国，一个月后他被捕入狱，在监狱里度过了9年，他的姐姐塞莉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一直在伦敦，通过“大赦国际”争取他的获释。

“肮脏战争”结束后，切的兄弟姐妹们逐渐返回阿根廷。罗伯托为左翼工会担任律师，胡安·马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经营一家书店，切的小妹妹安娜·玛丽亚几年前因病去世，塞莉亚·格瓦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过着平静的生活。

1970年，被判处30年监禁的西罗·布斯托斯和雷吉斯·德布雷已经服了3年刑，玻利维亚新任统治者、改革派的胡安·何塞·托雷斯将军下令将他们释放。他们获释后飞往智利，当时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兰德正担任智利总统。德布雷仍然在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圈子中积极活动，20世纪80年代他成为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拉丁美洲政策顾问。不过他对古巴革命的态度渐渐转变。

从玻利维亚活着出来的人里，可能西罗·布斯托斯是最不走运的一个了。虽然当初逮捕德布雷的人说与他们合作的是德布雷，可是，由于是布斯托斯画出了游击队员的画像，于是他背上了“出卖”切的罪名。布斯托斯被迫离开古巴，在智利工作了一段时间。1973年智利发生政变，他返回祖国阿根廷，重新开始画画，“肮脏战争”爆发后，他只能再次逃亡。

1970年，切的玻利维亚“全国财政秘书”罗约拉·古斯曼获释，民族解放军绑架了两名德国工程师，强追政府释放罗约拉。她随后去了古巴。在古巴，她结识了切的遗孀阿莱伊达，得到了阿莱伊达的保护。古巴特务机构里没人愿意见到她，他们也没有向她解释1967年是什么地方出了错。在古巴，切已经成了一个禁忌的话题。苏联终于达成了和卡斯特罗的密切合作，这种合作持续了17年，切的“冒险主义”遭到了人们的摒弃。

公开向苏联阵线效忠后，古巴在3年不到的时间里发生了令人瞠目的变化，就在切牺牲前后，古巴和苏联的关系还处于冰点。因为对莫斯科暗地支持玻利维亚共产党以及《真理报》上刊登的严厉谴责切和革命输出的文章十分不满，卡斯特罗刻意回避克里姆林宫。由于和卡斯特罗走得太近，1968年，大使亚历山大·阿莱克谢被撤除职务，随后被派往马达加斯加。

为表不满，卡斯特罗只派出了卫生部长参加1967年红场的11月庆典。1968年初，他又一次发动了对亲苏的“老共产党人”的清洗活动。接着，为了弘扬切的精神，卡斯特罗试图让古巴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他宣称1970年古巴将生产1000万吨蔗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量。卡斯特罗倾尽古巴一切资源，力图达到这个目标。糖业部长奥兰多·伯雷格警告卡斯特罗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结果他被解职了。这个目标的确没有达成，古巴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古巴自治的日子走到头了，苏联人这时迅速展现出了自己的权威。切的工业部被分成了众多小部门，切的忠实追随者被清除了出去，很多来为切工作的外国人也离开了古巴。虽然被解职，奥兰多·伯雷格仍然保持对卡斯特罗和革命的忠诚，现在他为交通部和一家国营连锁旅店担任顾问。

被官方“雪藏”了15年之久，切又再度作为革命标兵在古巴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开始发生转变，卡斯特罗把苏联的改革开放称之为“修正”进程，他重新将切·格瓦拉的思想设立为古巴共产党应该遵循的正确路线。不久，苏联阵营崩溃了，莫斯科为古巴提供的长达31年的资助也停止了。卡斯特罗不得不允许引入有限的外国投资并采取其他的“市场改革”，以此挽救举步维艰的古巴经济，尽管如此，卡斯特罗仍然坚持复兴切的思想。

在玻利维亚，很多和切的死有关的人都遭遇暴毙，这让人们相信所谓“切的诅咒”是真实存在的。第一个死的是玻利维亚军政府总统巴里恩托斯，1969年4月，他乘坐的直升机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出卖了华金纵队的农民奥诺拉托·罗亚斯在1969年末被“第二”民族解放军处决。1971年，采集切的指纹的军官罗伯托·金塔尼亚上校在德国被谋杀。

总统胡安·何塞·托雷斯曾是巴里恩托斯的联席参谋会议成员，1967年，他对切的处决投了赞成票，在政权被推翻后，他流亡国外，1976年，被阿根廷的敢死队杀死。就在他被杀两周前，华金·桑特诺·阿纳亚将军在巴黎被枪杀，一个名为“切·格瓦拉国际旅”的地下组织宣称对这次行动负责。

由于“打败了切”，葛瑞·普拉多上尉在军队中迅速得到晋升，最终成为上校。不过，在1981年镇压圣克鲁斯武装叛乱的行动中，他被子弹击中，腰部以下瘫痪。他从军队退休的时候已经是将军了，之后他步入政坛，走偏左路线，曾任玻利维亚驻伦敦大使。马里奥·巴加斯·萨里纳斯也成了将军，20世纪70年代时曾在独裁统治者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的政权中担任部长。

在直接参与切的抓捕和处决的人员当中，塞里克中校的境遇最差。1971年，塞里克领导军队叛乱，推翻了胡安·何塞·托雷斯政府，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因此获得政权。不过，只做了6个月的内政部长，塞里克就被排挤了，被派到巴拉圭做大使。不久后，他开始密谋推翻苏亚雷斯，1973年，他秘密潜回玻利维亚，准备再次发动叛乱，不过他被抓住了，并在苏亚雷斯的命令下被处死。从军队退休后，米格尔·阿尤罗亚在圣克鲁兹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否认和切的死有任何关系，把所有的事情都怪罪到已经死了的塞里克身上。

执行处决的刽子手马里奥·特朗后来一直东躲西藏地过活，他认为古巴及其盟友一直把他当成暗杀目标。特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给上级军官们当替罪羊，可他们却因为战胜了切著书立传、荣誉加身、连连晋升，他的心里愤恨不已。1967年10月9日，他提出要说出在拉伊格拉村发生的一切，不过他这么做只是为了钱。

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也认为自己是古巴的暗杀目标。他在越南、萨尔瓦多和其他爆发战火的国家继续为中情局工作，20世纪80年代，他的身份暴露，不得不在调查伊朗门事件的参议院委员会现身。现在，罗德里格斯住在迈阿密郊区，他的房子里装满了在长长的中情局生涯中搜集来的各类纪念品。不过在挂满了纪念品的墙上，最大的一块地方挂着一张镶着镜框的照片，照片上他正站在受伤的切·格瓦拉身边。

不管是战友还是敌人，一种奇怪的共性把认识切的人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不仅尊敬切，而且在切死后，很多人都意识到如果自己的死讯见诸报端，那一定是由于他们和切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

切的熟人卡尔多·罗乔在切死后立刻写了一本书，名为《我的朋友切》，这本书在全世界都很畅销。但他受到古巴和切的战友们的强烈谴责，因为他让人们记住了切和卡斯特罗不和的说法。

切的朋友艾尔伯托·格拉纳多留在了古巴。他现在70多岁，是个精神矍铄的老人，仍然喜欢朗姆酒和探戈。作为切的“朋友”，他深受人们的尊重。他出版了几本书，讲述自己和切的交往，还到世界各地给人们讲述他和切在一起的经历。

切的孩子在古巴长大，在卡斯特罗“伯伯”和拉米罗·巴尔德斯“叔叔”的保护下长大。埃内斯托和卡米洛在苏联的一所培养克格勃的学校学习了5年。现在，卡米洛在渔业部工作，他的上司是切的老朋友安瑞克·奥尔图斯基，埃内斯托在一家国营电子器件工厂和拉米罗·巴尔德斯共事。阿辽莎和父亲一样成了一名过敏症医生。塞莉亚成了一名海洋生物学家，在哈瓦那海洋馆工作。

阿莱伊达遵照切的遗愿再婚了，搬出了第47街的房子，搬到米拉马尔的一座新房子里。她担任了多年古巴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还积极参与古巴妇女联合会的工作。她全力保护自己的家人和切的遗产，在他们的老房子里建起了一个研究中心。

这里被称为“切之家”。墙面被漆成了海蓝色，屋顶花园和入口通道长满了红色和紫色的九重葛。在前厅里的墙面上挂着切的画像。楼上，切的小办公室还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一张小办公桌，一把带轮子的办公椅。

他的书也还在那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在书里页边的空白处写满了他的笔记；另外还有斯蒂芬·茨威格写的富歇和玛丽皇后的传记。在书桌下面的挡板上放着他最后读的几本书：这些书都是几本关于玻利维亚、非洲和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大部分是用法语写的，还有一本是关于约翰·肯尼迪刺杀事件的。

卡米洛的照片仍然挂在书桌的后面，在书柜顶上放着西蒙·玻利瓦尔的半身像和列宁的浮雕铜像。旁边的架子上放着喝马黛茶用的葫芦和银质吸管。地板上放着一座象征着“苏维埃新人”的铜像。

切的第一任妻子伊尔达在1974年死于癌症，他们的女儿伊尔蒂塔在这之后去了欧洲。她过着艰苦的生活，打零工，搭便车，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度过了一段“嬉皮”生活。20世纪80年代中，伊尔蒂塔带着两个儿子返回古巴，她在古巴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美洲之屋”从事档案保管和研究工作，并开始为父亲的著作编制书目。她在1995年死于癌症。

浪漫激情和冷峻分析在切身上不同寻常地结合在一起，这让切对信仰的信念更加坚定有力。也许正是这种矛盾性格让他达到了如此高的思想境界，不过似乎也正是这种矛盾性格带给他傲慢和天真等天生的弱点。他精通计划大规模的战略，可是似乎无法看清细节处的人员因素，比如选择马塞蒂带领阿根廷游击队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在古巴、刚果和玻利维亚，他信任的人都让他失望，他也不知道如何让其他人变成“无私的共产主义者”。纵使切犯了很多错误，人们记得最多的还是他的个人榜样，他象征着信念、意志和牺牲精神。

就像古巴情报部门的资深官员“圣地亚哥”所说的：“到了最后，切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准备好了要像榜样一样死去。他知道自己的死会成为拉丁美洲革命事业的榜样，他是对的。我们更希望他活着，在古巴和我们在一起，可是现实是他的死给了我们更大的帮助。如果切不是这样死的，我们的革命不会有这些年来的团结一致。”

如今，切再次成了备受争议的人物，享有全球的知名度。20世纪70-80年代，他被人遗忘了，可是90年代，他再次受到人们的拥戴，他成了对抗现实的象征。

人们不断在玻利维亚的巴耶格兰德镇寻找切的尸体，努力终于有了回报。1997年7月，他的骸骨被一支古巴和阿根廷的刑侦队伍发现。切的骸骨和另外6具骸骨被埋在小镇的飞机跑道下的一个两米深的坑里。在被发掘出来后，这些游击队员的骸骨被装在棺材里运回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主持仪式迎接他们回国，切的遗孀和孩子们也到场了。1997年10月，切的遗体被葬在圣克拉拉城外一个专门为他建造的陵墓中。30年后，切·格瓦拉终于回到了他的第二祖国。

有人在巴耶格兰德公共电话局的一面土墙上用西班牙语潦草地写上了一句话：“切——他们从来不想让你活着。”也许这句话是最能形容切为后人留下的遗产。切总是能激发人们的想象，这种魅力似乎能够穿越时空。切战胜了死亡，他永远年轻，永远勇敢，永不妥协，永远反叛，永远带着一双充满决心和愤怒的眼睛出现在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