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西方青铜＂二三事（三）

四：安纳托利亚、巴尔干半岛和中欧的青铜时代

本章较长，请耐心阅读

老样子，承接上一章，国内有综述的就先贴出来，然后再次第深入

以前的手机截图，略有遮挡，请勿在意

     按理来说一般人认真看完这一部分也就该理解了，因为这一文章基本解释一些工艺问题，多提一嘴，接上文古埃及，在青铜时代晚期交通能力发展，政权之间充分交流，埃及便可获得伊比利亚半岛和东非索马里一带的锡矿进口，并且形成了稳定的”锡矿之路“，然而由于篇幅问题我不会展开说，但是我要继续讲一讲安纳托利亚的古锡矿，因为这也同时涉及到我现在将要说的”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以及中欧地区“的青铜时代。而在后文中，我会引用其他的材料，说明迈锡尼是如何和埃及交流并且成为锡矿贸易的重要的一部分的

     所以既然有现成的参考论文，我们干脆就引用好了（其实这篇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是其所指出的前三千纪的高地生产模式，但我们要把重点转到锡矿本身上）

作者中Yener是挂名的，只是因为作为发掘工程名义上的主持而有其一席之地，很多由其所写的文章不过是做个总结，实际上主要是下面两位

还有一位信息没有录入ResearchGate，所以暂且不提（ResearchGate也不是啥都有，我只是偷懒才用）

最近在Hisarcik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锡源，它位于开塞利平原Erciyes火山的山脚下，靠近青铜时代的Kultepe镇，是古代Kanesh和亚述商人殖民地的所在地。土耳其的火山一直与黑曜石形成有关，但过去并不知道它是重金属的主要来源，更不必说锡了。对Hisarcik矿石的X射线荧光分析显示，存在适合生产复杂铜合金的矿物，以及足够的锡和砷含量来生产锡青铜。这些发现修正了我们对公元前三千年安纳托利亚青铜生产的理解，并要求重新评估亚述贸易路线和安纳托利亚早期青铜时代社会在该网络中的地位。

在鉴定安纳托利亚锡之前，学者们认为锡必然是从中亚、阿富汗或欧洲贸易到该地区，然后在近东消费（见Muhly 1985, 1993；St¨ollner等人2011）。我们现在不能把早期的铜锡合金看作是远距离交换的产物，而是可以假设技术的创新，集中于锡矿的初级提取，使得青铜时代早期的安纳托利亚合金可以在当地生产（Yener 2009）。1987年出现的证据促使人们在《古代》杂志上发表了土耳其南部金牛座山脉Bolkarda˘g的第一个锡矿点（Yener &Ozbal 1987）；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用于生产高级青铜器的锡的来源，特别是在公元前三千年。随后在青铜时代早期（放射性碳素校准日期为公元前3240-3100年至公元前2870-2200年）Kestel锡矿及其当代生产中心G¨oltepe的发掘和调查，确定了一个多层次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体系的存在（Yener 2000）。 青铜时代早期安纳托利亚高原生产模式（Yener 2000）包括两层的金属工艺品生产和对不同资源的利用。第一层包括在富含矿藏和森林的地区（通常在山区）的采矿和冶炼作业。第二层由低地城市中心组成，在那里，经过加工的矿石以金属锭或半加工材料的形式被重新熔化、重新熔化、合金化，并被浇铸成各种特异的金属组合。除了这种分层生产组织的出现，还选择了适应性强的技术来使用安纳托利亚高原高度可变的多金属矿。例如，位于现代马拉提亚附近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阿尔斯兰特佩的证据，为当地多金属矿石的使用提供了极好的证据。在Arslantepe，晚期石器时代的社区使用了含有大量锑、砷、铋、镍和银的矿石；到了青铜时代早期，铜铁硫化物占主导地位（Palmieri等人，1999）。然而，对这一时期的镍金属工艺品的分析表明，不仅砷铜占主导地位，而且铜银和铜砷镍的消费也占主导地位（Hauptmannet al.2002）。在伊朗高原（Thornton，2009年）和外高加索地区（Courcier，2014年）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多金属矿石和适应性技术的参与。

（有一说一这里头的论文恕我不能一篇篇贴出来，因为会过长，如果有人想看，只要输入括号内的人名和年份，稍一查找，就能检索而出）

这可以与我们对南黎凡特的金属生产组织的理解形成部分对比。Thornton（2009）正确地描述了该地区的生产策略与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伊朗的生产策略不同；在南黎凡特，Thornton描述了众所周知的转变，即从Chalcolithic和早期青铜时代I（约公元前4200-3000年）以地点为中心的冶炼和熔炼转变为早期青铜时代II-III（约公元前3000-2300年）更加分散、大规模和集中的生产模式。这一转变也遵循了一种生产模式，即在居住区以外的地方进口金属锭而非矿石（另见Levy 1995；Golden等人，2001；Genz & Hauptmann 2002；Levy等人，2002）。这种生产的重新理解与我们对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属生产的理解相似（Stech，1999年），那里的外围高地资源区为低地消费者提供一系列有价值的金属产品（Algaze，2008年）

黎凡特南部青铜时代早期的这种重要的社会转变也包括技术上的变化。经验证据表明，在早期，铁匠使用基于坩埚的技术和相对单一的富含铁的瓦片矿石生产铜。后来，转向使用富含锰的矿石和基于熔炉的冶炼，允许更大规模地生产相对纯净的铜（Hauptmann等人，1992：7；Craddock 2001）。也是在这一时期，黎凡特南部生产了第一批锡铜，这表明使用进口原生锡和铜矿的正式合金技术（Hauptmann 2003）。这与安纳托利亚的情况有些不同，安纳托利亚出现了类似程度的多样化和等级化生产；然而，在安纳托利亚，更多样化的资源基础扩大了技术的可能性。传统上，人们认为青铜制造从公元前四至三千年使用砷作为合金材料自然过渡到公元前三千年使用锡。根据基于文本的证据，在公元前二千年早期，亚述商人在土耳其（古安纳托利亚）寻找金银的商队从东方的异国土地上运来了锡，可能包括阿富汗和中亚。 在K¨ultepe发现的旧亚述文本证明了这一时期存在着高度组织化和复杂的金属贸易，可能将中亚的锡资源（见Boroffka等人，2002年；Parzinger 2002年）通过巴比伦和亚述带到安纳托利亚中部（Larsen 1976；Dercksen 1996，2005）。随着随后几十年的研究，这种简单的情况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于青铜时代早期的安纳托利亚。 20世纪80年代末，在尼˘gde的C¸amardı附近Taurus山脉中部的Kestel及其相关矿工村G¨oltepe的早期青铜时代锡矿的发掘，揭示了以前在Hatay的Amuq山谷的Tell Judaidah发现的5000年锡青铜器、工具和坩埚碎片的来源（Adriaens等人，2002年 ). Kestel矿是土耳其矿业和地质局在对金牛座金属富集区进行矿物学调查时发现的；随后的考古冶金调查的结果解决了几十年来一直困扰学者们的一个重要谜团--古代难以捉摸的锡的来源。土耳其锡的发现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Yener等人，1989年），随后进行了激烈的讨论（Muhly，1993年）。意识到在近东可能有多个锡源被开发是令人惊讶的，从公元前二千年的环境中向后推断锡源的可行性也受到质疑（Yener 2000, 2009）

在首次出版近30年后，作者进行了一次考古冶金学调查，记录了土耳其的锡来源和冶炼情况；（新证据表明）高地锡生产模式现在已经扩展到包括Hisarcık-KıranardıKayseri Erciyes地区，该地区位于最初在金牛座山脉发现锡石的北部。 这个出乎意料的锡（锡石）多金属矿床，与砷（雅兹甘石）相结合，位于开塞利平原的地层火山山麓，即开塞利平原的Erciyes（Roman Argaeus），距K¨ultepe遗址以南26公里。对确定安纳托利亚中部最大的青铜时代早期定居点--古卡内什（见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网站2013年）腹地的主要生产区有深远影响。这些从公元前三千纪开始建造的据点为生产铜合金而开发和利用当地和外来的矿物而起，可以被视作直到公元前二千纪元吸引亚述商人的手段之一。

Hisarcık锡石矿床是由矿产研究和勘探总局，特别是由地质学家Evren Yazgan发现的（Pehlivan等人，2005；Yazgan，2005）。在开塞利省现代Hisarcık和Zincidere附近的Erciyes Da˘g东北坡上，观察到锡石与其他铁和砷的氧化物一起。锡在火成岩内不均匀地矿化，火成岩的酸性成分由火山排放物喷入大气形成，然后沉淀为沉积物，形成长脊的基础，如Senir Sırtı（图1），那里有大量的采矿通道。这些山脊在间歇性溪流的季节性侵蚀中形成，在一些地方留下了裸露的岩石露头（图2）。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锡和Erciyes火山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图3）。考古学家通常将土耳其的火山与黑曜石来源联系在一起；他们不知道火山是金属矿石的来源，更不用说锡了。铁锡砷矿石沉积在柔软的、容易雕刻的材料中，使得矿物很容易被提取出来，甚至用鹿角和牛角等骨骼都可以开采。新的矿物（NaFe3+2(Mg, Mn)(AsO4)3H2O）以发现者Evren Yazgan的名字命名为雅兹干石。这种矿物在安山岩火山群中是独一无二的，与赤铁矿、赤铁矿、锡石、磁铁矿、黄铁矿和雄黄一起出现（Sarp & Cerny 2005）。对Hisarcık附近的矿床进行的独立分析（Yalc¸ın &¨Ozbal 2009）证实了锡在现存矿床中的存在。Erciyes火山岩呈现出从玄武岩到玄武安山岩、安山岩、大理岩或流纹岩的岩性组成。图中含有锡石和雅兹甘石矿物的样本（图4和图5）来自塞尼尔西特的斑岩辉石安山岩的裂隙边缘。在塞尼尔西特，这些裂隙是在上更新世期间作为西北和东南侧的近地表延伸裂隙发展的。锡石、雅兹甘石、赤铁矿和尖晶石等矿物副产品在腔壁上发展，作为近地表开放裂缝的涂层材料。根据流体包裹体的研究，锡石和雅兹甘石的常见形成温度在460-580摄氏度之间。400摄氏度是热液溶液的临界温度；超过400摄氏度，所有的水溶液都转化为气态相（Yazgan正在出版）。金属元素Sn（锡）、As（砷）、Fe（铁）和Mg（镁）与卤族元素F（氟）、Cl（氯）、Br（溴）和I（碘）一起在富马勒气相中迁移，这就是为什么锡石和雅兹甘矿物在腔壁上形成涂层的原因。 氧化物在气相中形成并沉积，估计是在接近表面温度下冷却后形成的。在玻利维亚也观察到类似的浅层锡矿化沉积，与地层火山过程密切相关（Sillitoe等人，1975）。需要强调的是，与Kestel矿不同，许多Hisarcıkdeposits不是静脉型矿床，而是更多地沉积在fumeroles和fissures的内部表面；在Zincidere观察到的那些是例外。这些裂隙的自然暴露使矿床的开采不需要从坚硬的主岩中的矿脉中提取矿石所需大量时间和使用高耗能的开采技术。

2013年，作为K¨ultepe调查和挖掘的一部分，开始对Hisarcık和Zincidere的Erciyes火山山脚下的第二个锡源进行调查。在进行调查的同时，还使用了一台便携式X射线荧光分析仪，以迅速确定主要矿石类型的存在与否。矿石的半定量分析是使用为矿石成分分析而开发的内部校准程序进行的；这种分析是在采矿模式下使用仪器进行的，这是一种测量金属元素主要和次要浓度的合适方法（关于目前便携式X射线荧光技术的基本适用范围，见Liritzis和Zacharias 2011）。新的工具也允许快速识别和表征复杂的金属元素，如图4。双目显微镜下的锡石和雅兹甘石矿物；照片由E. Yazgan拍摄。在偏振光显微镜下，主岩薄片上的锡石（Cass）、赤铁矿（Hem）和雅兹甘石（Yaz）矿物；照片由E. Yazgan.机构拍摄，以及发现新的和迄今未知的合金和博物馆中古代金属工艺品的复杂工艺。对Kerim家庭所在地的Hisarcık矿石进行了多次半定量的便携式X射线荧光分析（以重量百分比计），得出了重要但不稳定的数值，包括90.7%的Fe2O3、20.4%的SnO2和11.8%的As，此外还有大量的锑、锰和锌杂质（表1和图6

锡和铁的同时存在会给那些希望从这些矿石中还原锡金属的古人冶炼者带来巨大的挑战。鉴于铁和锡的氧化物的还原性相似，锡冶炼者将面临一个平衡问题。在低还原性条件下，会产生富含锡的矿渣，即使可以回收锡的金属颗粒，也大大降低了冶炼效率。相反，在高还原性条件下，为了减少富含锡的矿渣数量，大量的铁也会被还原成一种叫做硬头的产品（一种铁锡合金）（Wright 1982；Grant 1994：456；Smith 1996：91）。Rovira等人在2009年展示了一种简单的共熔技术，通过在坩埚中加入铜矿石和锡石进行实验，生产出锡含量变化很大（最高达81%）的锡粉。在伊斯坦布尔的KUYTAM（表面技术中心），使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进行更精确的测量，证实了pXRF分析的结果。

在矿区长廊发现的青铜时代早期的II-III类甚至更早的晚期陶器（图7和图8：1-6）给出了矿区年代的初步测定。图7（7和9）和图8（3和4）中看到的类似的红色滑石器，来自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青铜时代早期定居点。图7（4和6）和图8（5和6）中所示的红色和粉红色陶器也是在G¨oltepe出土的，年代为青铜时代早期II和III。如图7（1-3）和图8（1和2）所示，该地区的晚期石器时代到早期青铜时代也有斑驳和深浅不一的烧制的陶器。计划在未来进行的探测将有望提供用于放射性碳测定的样本。给出年代诊断的碎片是在Senir Sırtı发现的，该山脊有多个采矿通道。与Kestel矿和G¨oltepe矿的考古冶金发现相比较（Kaptan，1995年；Yener，2000年，2008年），陶器和磨石散落在矿道入口附近的地表上，估计是在矿场初步加工矿石的季节性工场的一部分。

可以预见的是，与G¨oltepe和Kestel矿区的联系和功能相关的遗址类似，距离Senir Sırtı上的矿区2公里处有一个分层处理的遗址，Teknekayası H¨oy¨uk（图9），这是一个主要的二级遗址。该土丘距离开塞利24公里，面积为250×180米，是在开塞利调查期间发现的（Kontani等人，2012，2014a和b）。2013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初步的地表调查，发现了青铜时代早期的陶器以及青铜时代中期、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的陶器（图10）。此外，在地表发现的矿石加工臼、锤石、多空砧和研磨设备都是高原生产模式的组成部分，因此表明这是一个二级的专业加工和居住地

哦对了，我还得叠个甲，多放点坩埚冶炼遗址啥的，说实在的，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是某些家伙抬杠时最不该碰的钉子，因为冶炼遗址和文物真的很多......很多......

等等等等，还有很多，不一一列出了

我也应该列出一些早中期青铜时代的典型青铜器物，免得有人说你这只有冶炼遗址没有产物

如果想进一步研究，可以看The Use of Tin on Mycenaean Vases这本书

如果各位仔细看了贴在本章开头的中文综述的话，会注意到一点，那就是安纳托利亚的锡由于地质原因在前两千纪初生产力支持能开采的部分就已经基本被开采完了，当然并非代表矿脉已经枯竭，但是却在接下来的青铜时代里保持一段时间的无法继续产出锡的情况，那么这代表着小亚细亚的政权最多到赫梯，巴尔干半岛和东地中海各政权最多到克里特和迈锡尼两个文明可以获得安纳托利亚的锡，当然无论是巴尔干半岛还是安纳托利亚的铜矿采掘并未停止，那么我们所熟知的，古风时代和古典时期的希腊的锡是从哪里来的呢，请允许我引入另一篇文章。

作者我就不介绍了，这几位还是有点名气的，尤其是Gerhard Brügmann

欧亚青铜时代用于生产青铜的锡的来源仍然是史前考古学中的一个谜团。过去，为了确定锡的来源，对考古青铜器和锡器进行了许多研究，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痕迹。在本文中，我们调查了一组来自地中海东部著名遗址（Mochlos、Uluburun、Hishuley Carmel、Kfar Samir南部、Haifa）的27个锡锭，这些都是以前考古学和考古冶金学研究的对象。通过使用锡和铅的同位素以及微量元素的综合方法，有可能首次缩小锡的潜在来源。来自以色列的锡锭中铅的强放射性成分使我们可以计算出母体锡矿的地质模型年龄为291±17 Ma。这个理论上的形成年龄排除了安纳托利亚、中亚和埃及的锡矿床作为锡源，因为它们的形成时间要么更早，要么更晚。另一方面，瓦里斯坎造山带的欧洲锡矿床与这一时间跨度非常吻合，因此建议起源于欧洲矿床。在锡同位素组成和物体微量元素的帮助下，有可能进一步排除欧洲大陆的许多锡资源，考虑到目前的知识水平和现有数据，可以得出结论，康沃尔锡矿是13-12世纪以色列锡锭的最可能的供应商。尽管实际数据似乎表明来自Mochlos和Uluburun的锡有不同的出处，但这些发现对于考古学上解释青铜时代晚期的贸易路线和锡的流通具有重要意义。它们表明，在公元前二千年前半期假定的地中海东部和东部一些地方之间的贸易网络（如来自Kültepe/Kaneš和Mari的文字证据所示），在这一千年的最后四分之一时并不以同样方式存在。

（我前文似乎提过以色列的锡锭这茬？总之，这一路径的演变是复杂的，作为科普这篇文章略微走的有点远了）

（我们需要再深入些）

锡制品在考古记录中极为罕见，只有极少数的史前背景下的锡制品是已知的（地中海东部和近东地区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手工艺品见图1,锡制品发掘见[1]）。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非合金锡在存在氯化物或硫酸盐等腐蚀刺激物的潮湿环境中（例如在海边）很容易被腐蚀[2-4]。在低温下（低于13℃），当锡的晶体结构发生变化，将白色金属变成灰色粉末时，恶化可能会加剧。这种所谓的锡害在考古文献中经常被提及[5-8]，但由于其在史前文物上的发生尚未被证实，其对这一问题的贡献肯定很小。正因为如此，也因为腐蚀不会使物品简单地消失，社会经济因素和锡在青铜器生产中的主要用途更有可能解释古代锡器的普遍稀缺性。

本文的主题--锡锭，是一种特殊的工艺品。它们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贸易品，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发现了少量的青铜时代晚期（LBA）的产品（表1和图1）。一个罕见的例子，也是迄今为止整个地中海地区唯一一个来自陆地的例子，就是来自Mochlos的锡锭（图1）。这个米诺斯人的定居点位于离克里特岛东北部海岸非常近的一个小岛上。该岛通过一座桥与克里特岛大陆相连，该桥一直到古典时期都是裸露的。该遗址在整个青铜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特别是在新奥巴拉蒂亚时期（公元前1700-1425年）。它有丰富的金属和陶器传统，是往返于塞浦路斯和黎凡特的重要贸易门户，也是一个宗教中心[7；9]。它在新大陆时期被地震摧毁，特别是在Santorinieruption（大约公元前1530年）时，大量的建筑不得不被重建，金属和陶器作坊被转移到克里特大陆的海岸[10-11]。2004年，在Mochlos定居点的一次发掘中，在一个属于大型礼仪建筑西翼的储藏室里出土了锡锭[7,12-13]。这座被命名为B.2的建筑有许多房间，在存放锡锭的储藏室（1.7）旁边有一个大房间（1.3），估计是用来举行饮酒仪式的（图2A）。在对面，还有一个空间（1.4），里面发现了六个铜盆[13]。在储藏室1.7内，有3个Pithoi被埋在地下，因此它们的嘴刚好在地面上，这是米诺斯人房屋中储存食物或饮料的常见做法。在最大的也是最里面的一个坑道下面，大约低于地面0.4米的地方，有一个已经完全碎裂的锡锭，旁边是一个青铜三叉戟（图3）。它和三叉戟一起被放置在坑道中，然后泥土被填到原来的地面上（图2B和2C）。这块锡锭属于珍贵的地基沉积物，是献给建筑所供奉的女神的，由三叉戟保护。作为地基的一部分，它是在公元前1530年晚期Minoan IB时期开始建造该建筑时铺设的，并在100年后该建筑被毁时被埋藏起来。它比本文所讨论的其他锡锭大约早200年（表1）。

锡锭更常从水下环境中被发现（表1）。最有名的例子是1982年在土耳其沿海发现的乌鲁布伦船的残骸中发现的LBA[14-17;18]，该船在公元前1318年左右沉没（图1）。除了10吨的铜锭之外，货物中还有玻璃锭、陶器和树脂、金、银、象牙和琥珀制成的物品，特别是一吨的锡。在这些发现中，还有一个青铜三叉戟，是与在莫克洛斯发现的三叉戟最相似的类型[14]。这批独特的锡货物本身包括大约160个不同形状的锡锭，其中包括牛皮形状的锡锭，以及4件成品锡器。这些锡锭很可能是用来与船上的铜合金化的，但它的目的地是哪个港口以及锡来自哪里，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Pulak[18]认为是一条东西向的地中海路线，母港位于以色列卡梅尔北部或黎巴嫩南部海岸。几年前，在土耳其Gelidonya角附近发现了第二艘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沉船，船上有大量货物（图1）。除了原材料、成品和折叠的锡箔之外，Bass[19]还记录了几公斤的白色物质，Dykstra[20]认为这是锡的腐蚀产物。然而，Maddin等人[21]和Charles[22]对这种解释提出质疑，因为这种材料主要含有钙（71%为CaCO3），只有少量的锡（约14%为SnO）。因此，一些学者假设，该材料可能是锡石矿，被设计为与金属铜混合[22]。从那时起，似乎没有进行过其他的分析，所以现在还不清楚Gelidonya船是否真的携带了锡锭。也不知道这艘船走的是哪条路线，货物来自哪里。

后者也适用于从以色列Hishuley Carmel海岸的沉船中分四次发现的15个锡锭（图1和4A），以及两个皮层铜锭和几个石锚[23-27]。由于考古环境的缺失，这些发现的确切年代是不确定的，但是刻在几个铜锭表面的 "塞浦路斯-米诺 "符号表明，LBA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300年[23-24；26]。出于同样的原因，Maddin等人[21]和Stech-Wheeler等人[28]将在海法附近的以色列海岸发现的两个长方形锡器归入LBA（图4B，8251和8252）。然而，Artzy[29]对他们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报告了来自以色列的两个非常相似的锭子（在文献中，发现这些锭子的地方被误称为Dor或Atlant），上面有Cypro-Minoan的铭文（图4B，CMS 6）。其中一个锭子的上表面刻有Arethusa（希腊的一个喷泉女神）的头像；因此，在她看来，所有这四件物品的年代都应该是公元前5世纪。然而，作者之一（EG）对Are-thusa头像的仔细检查表明，这个图像是随机的金属痕迹，并不是故意制作的。此外，最近的调查（未发表的信息）证明了这四个锭子是属于同一个组合的。它们是20世纪70年代由渔民（Adib Shehade）在以色列Kfar Samir近海发现的一套原为30个长方形锡锭（截面为梯形）的遗迹（表1）[30]。渔民后来将这些锡锭卖给了一个锡匠，他用这些锡来修理汽车散热器。从这套装置中，幸存的四块锡锭是代表海法大学从锡匠那里买来的。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这些锡锭是在另一个水下遗址（Kfar Samir北部）以北约60米处找到的，该遗址出土了一些破碎的铜（表皮）和铅锭[25]。然而，尽管发现的地点相对较近，这些长方形的锡锭可能属于一个单独的沉船。锡锭的确切背景仍不确定，因为该遗址没有用考古学方法进行调查。在文献中，为这些锡锭指定了几个发现地（海法、多尔、阿特利特），即使我们现在知道确切的位置，我们在这里使用 "海法"，以便不因引入一个新的位置而产生进一步的混乱。Dor[31]和Atlant[32-33]位于海法以南更远的地方，绝对不是正确的位置。

除了这45个原始产品外，还有10个锡锭来自以色列Kfar Samir附近的一个离岸遗址（称为Kfar Samirsouth）。它们也被认为属于LBA，年代约为公元前14-13世纪[25；27；34]。在对Hishuley Carmeland以北900米、"海法 "遗址以南550米处的一艘沉船进行水下勘察时，它们与埃及石锚、青铜器、一把青铜镰刀和五铅锭一起被打捞上来（图1）。与锚一样，一些锭子上有铭文。这艘沉船的货物组合被认为是来自埃及[34]，而HishuleyCarmel的物品可能与塞浦路斯或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有关[24,35]。总而言之，目前已知约有215个锡锭来自BA或假定的BA背景，重量约为1.5吨。在本文中，我们用最现代的科学设施调查了这组材料，以阐明它们的历史和锡的来源。

由于它们的稀有性，不同的研究小组在过去对上面列出的许多锡进行了分析，有些甚至分析了好几次（表2），这一点并不奇怪。其主要目的是揭示锡的来源，但也出现了关于贸易路线的问题，因为锡必须经过长途运输和贸易，因为地中海世界的锡石资源不多。尽管有许多含锡的矿物（如锡石、穆希斯顿石和凯斯特石），锡石是史前时代唯一可用于经济的锡矿石。除了土耳其Kestel和Hisarcık有争议的锡矿点[36-41]以及撒丁岛和意大利MonteValerio的小型矿床[42-46]之外，在发现锡锭的地方附近没有大规模可开采的锡矿床（图1）。锡矿资源的问题也适用于地中海东部地区和近东的大量BA青铜器[47-51]。地理上不太远的大规模锡矿床位于埃及的东部沙漠（图1），但它们似乎在史前时期没有被开采[48,51-52]。西欧和中欧的大型矿床，如英国康沃尔/德文郡、法国布列塔尼和中部高原、伊比利亚半岛和萨克森-波希米亚锡省的厄尔茨山脉（Krušné hory）、菲希特尔山脉、沃格特兰和凯泽瓦尔德（Slavkovsky´les）的矿床，被认为是地中海和近东含锡物品所用锡石的可能来源。然而，中亚的大型矿床，特别是阿富汗的矿床，目前被认为是最可能的锡源。这一观点主要基于文本文件、罕见的贸易品，如青金石和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47-48；53-55]。除了一些微弱的迹象[56]，在阿富汗开采锡矿的令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是离子，近东还不能用这些锡矿来确定。到目前为止，对来自Uluburun、Hishuley Carmel、Kfar Samir south和Haifa的锡锭的化学分析还没有提供合适的指纹来揭示锡的来源（参考文献参见表2）。这主要是因为非合金锡通常是相当纯净的，只有少数微量元素在锡矿的冶炼过程中被分割到金属相中[ 62-64]。七次研究确定了地中海地区锡锭的铅同位素比率（参考表2），但由于锡矿石和锡通常含有非常低的铅浓度，低于约100 μg g-1，来自冶炼结构、燃料或聚集体的铅污染很容易改变同位素特征[65]。因此，如果不能排除铅污染，仅根据铅同位素比率得出的出处结论是不明确的。因此，使用锡锭的主要成分，即锡本身的同位素成分更为有利。最近的研究证实，矿石和金属的锡同位素组成对于锡的来源和文物之间关系的建立具有重要价值[1；66-71]。对Hishuley Carmel、Kfar Samir South、Haifa和Uluburun的一些矿床进行的锡同位素研究，已经揭示了同位素组成的相似性和差异性[31-33；72-73]，但由于缺乏矿石数据，在这些研究中无法对锡的来源作出结论。在那些日子里，只有来自非常不同地点的十几种矿石被描述出来。在本文中，我们打算跟进早期研究的方法，提出锡锭的新锡和铅同位素数据，并将其与扩大的锡矿石数据库进行比较。这里重新考虑了以前研究过的几乎所有来自地中海东部的锡锭（表2），并对较早的数据进行了严格审查。同时，我们对Mochlos锡锭进行了更详细的调查，因为这在以前是没有的。这包括金相检验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和能量分散X射线光谱（SEM-EDX）以及X射线衍射仪（XRD）的分析。该研究通过确定许多锡锭的化学成分来完成。这种综合方法的最终目标是再次揭开锡锭中锡的历史和来源。

除Gelidonya沉船外，上述遗址的锡锭被选入本研究，并在德国曼海姆的Curt-Engelhorn-Zen-trum Archa¨ometrie（CEZA）实验室进行分析。这包括Hishuley Carmel沉船的15个金属锭中的14个，Kfar Samir南部沉船的总共10个金属锭中的7个，以及海法海岸附近的沉船的2个，所有这些都是保存完好的金属锡。对Uluburun沉船的三件样品（其中两件样品来自同一块KW203）也进行了检验，但它们完全被腐蚀了。如表3所示，几乎所有的样品都经过了化学和铅锡同位素成分的分析（参见确认）。Mochlos锡锭是唯一取了新样品的物体。

Mochlos锡锭样品被嵌入环氧树脂中，在抛光后的部分进行金属学检查。它用SiC纸研磨到1200粒度，用金刚石和氧化铝悬浮液抛光到0.25微米。使用光学（OM；Axioskop 40，蔡司）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Evo MA 25，蔡司）研究微观结构。用集成在SEM中的能量色散X射线显微分析仪（EDX；Quantax 400，BrukerAXS）进行了无标准分析，以确定金属和非金属相，并估计钢锭的整体化学成分。此外，使用激光烧蚀四极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LA-Q-ICP-MS; ATL ArF 193nm，Resonetics和XSeries II Thermo Scientific）。被严重腐蚀的Uluburun物体被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但其中只有一个被制备成金相（FG-883208）。来自乌鲁布伦锡锭的其他强烈腐蚀的粉末样品是用无粘结剂的压制颗粒来分析的。瞬态信号用Thermo PlasmaLab软件记录下来。NIST 610玻璃被用作定量的外部标准，上述方法（EDX）的122Sn被用作内部标准。数据处理使用了内部的EXCEL电子表格。

以色列锡锭的化学成分是用同样的四级装置测定的，但使用的是样品溶液。为此，对金属钻头进行了机械清洗，以去除表面的污染。所有的样品（2-10毫克）都溶解在6N盐酸和少量H2O2的混合物中，放在热板上（80℃）的特氟隆烧杯中。此后，将样品的等分试样稀释至0.5N HCl，并加入钪、钽和铼（均为Merck KGaA，德国达姆施塔特）作为内部标准。在溶液测量的情况下，锡的浓度是基于100%的归一化。用于质量控制的锡铅金属标准品（NF-2，Alpha分析实验室，美国泽西市）大多获得了与报告值一致的结果（Au, Bi, Sncalc<5%；As, Cu, Sb, In在5-10%以内；Cd, Ag 10-20%）。据报道，铁（20%）、锌（400%）和镍（90%）的值受到偏析效应的强烈影响，因此对于质量控制来说并不可靠。 样品溶液的等分试样在稀释了去离子水和0.4N HNO3+浓缩HF后被用于锡同位素分析（TIA），并按照Bru¨gmann等人[74]的详细描述进一步处理。在进行同位素测定之前，没有必要进行化学分离，因为该金属几乎由纯锡组成，而且没有观察到镉、锑、砷或碲的潜在同位素干扰。在样品溶液中加入已知同位素组成的锑溶液（Specpure ICP-AES，批号：PSBH24/13，由Fisher Chem-icals提供）作为内标，以校正在质谱仪中测量时发生的质量差异。同位素分析采用了Neptune Plus (Thermo Scientific, Bremen, Germany)电感耦合等离子体电离的多收集器质谱仪（MC-ICP-MS）。它配备了九个法拉第杯，同时测量七个稳定的锡同位素（116Sn,117Sn,118Sn,119Sn,120Sn,122Sn,124Sn）和两个锑同位素（121Sb,123Sb），用于质量偏差校正。由于目前还没有国际认证的锡参考材料，我们用超净金属锡（Puratronic, Batch W14222,Johnson Matthey, Royston, GB）溶解在盐酸中制备了一个内部标准。这里报告的同位素比率与内部标准有关，并以德尔塔符号为单位，以120Sn为常见的分母，以permil（‰）为单位。δ124Sn，在下面的讨论中使用，因此代表δ124Sn/120Sn[74]。为了更好地与其他研究进行比较，在补充材料（S2表）中，同位素组成也以每原子质量单位（‰u-1）的δSn表示。 与金属样品相反，Mochlos和Uluburun铸锭的腐蚀样品在TIA之前必须转化为金属锡，因为锡的常见腐蚀产物，如氧化锡（SnO2）和水合氧化锡（SnO2nH2O）[82-83]，几乎不溶于酸（虽然氧化锡与锡石相同，但我们使用腐蚀产物的术语，以区别于天然矿石矿物）。根据Bergeret al.制定的协议[ 70]，通过在马弗炉中在950˚C下还原少量的粉状材料（约10毫克）来实现向金属锡的转化。为了防止加热过程中由于挥发性SnO的形成而导致的锡损失[84]，使用石墨坩埚在氰化钾（KCN）存在下进行还原（图5）。这是锡石/氧化锡还原的最可靠的程序，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观察到由于蒸发造成的锡损失和同位素裂解[ 64;70;85]。在还原之后，锡金属像以色列的标本一样被加工成TIA。本研究中采用的欧亚锡石矿石的制备和特征分析方法是相同的，这些矿石被用于比较。矿石样本在S3表中进行了总结，但没有说明其锡同位素组成的数值。数值和地质解释将在即将发表的博士论文中提供（J. Marahrens）。由样品处理和测量产生的经认证的青铜参考材料（BAM 211，IARM-91D）的综合分析不确定性（2SD）为δ124Sn的±0.02‰[74]。大多数锡锭的铅同位素比率也是使用溶液等值物和已建立和改进的分析协议[86]测定的，所有比率的精度都大大改善，优于0.003%。这些测量也是在曼海姆实验室用Neptune Plus质谱仪进行的。除了化学和同位素调查，X射线衍射分析也用于确定矿物学组成。

（是否有些啰嗦了？而且我也无法保证翻译的准确，为了篇幅，抱歉，我将略去一些过程）

我将略去第四部分，而是将其中比较直观的部分贴在这里，供有需要的人自行查阅

还有一部分，但是和以前不同的是，我这次跳过这部分，直接选择进conclusion（前文我往往选择舍弃conclusion，只出示证据，让诸位自己得出结论，而对于这篇，我决定来个痛快的）

Conclusion:

对来自地中海东部地区五个遗址的27个LBA锡锭（公元前1530-1300年）进行了考古冶金检验，首次通过化学和同位素分析确定了锡矿石的潜在供应商。在这方面，锡的铅同位素成分是最重要的指纹。它清楚地确定了欧洲矿床是以色列锡锭的来源，因为大约290Ma的锡的Pb-Pb模型将瓦里斯坎造山带与用于生产锡锭的母体锡矿联系起来。锡的同位素组成有助于进一步缩小锡的来源，并与微量元素相结合，指出康沃尔锡矿（可能来自卡门尼斯花岗岩地区）是最可能的来源。然而，也不能断然排除其他欧洲来源，如厄尔士山脉或法国中部山地。因此，为了验证这些结论，需要对锡矿和锡制品的同位素和化学成分进行补充的系统分析研究，并结合微量元素在熔融过程中的表现进行实验。如果仅考虑分析数据，伊比利亚的锡矿石也将代表地中海锡锭的潜在来源。反对这些来源的初步论据是，在伊比利亚矿石的实验性冶炼锡金属[69]和西班牙韦尔瓦的青铜器晚期Agetin箔（未发表）中，铟和锑的浓度都非常低。但也因为在公元前二千纪后半期，地中海东部人民与伊比利亚半岛西部和西北部地区之间的接触证据稀少，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利用这些矿石来生产金属锭的可能性不大[47；142-144]。特别是，缺乏证据表明存在能够组织和控制影响深远和长期贸易网络的精英或社区。康沃尔郡和德文郡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至少有一些微弱的物质证据表明不列颠群岛和地中海中部地区（尤其是西西里岛）之间通过中间的土地进行接触[133]。不列颠群岛和东地中海之间的直接接触目前还没有保证，而后者与欧洲北部和中部之间的区域间和国际贸易网络则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后半段有充分的记录[145-148]。这些联系主要是通过与波罗的海琥珀、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玻璃珠的贸易以及图标证据来记录的，但正是Muhly[47;142]提出并发展了与锡贸易的想法。虽然我们不能提供任何新的考古学证据，但我们的分析研究结果可能会对这个关于锡来源的老问题带来新的启示。以色列的锡锭可能是西北欧和地中海东部地区之间新出现的锡网络的例子--可能是通过迈锡尼政权下的希腊大陆--可能已经持续了几百年。上述结论乍一看似乎与来自Ku¨ltepe/Kanesˇ和Mari的文本证据不一致，这些文本可追溯到公元前2千纪早期（约公元前20-18世纪）。这些文本指向安纳托利亚和莱万特以东的某处锡源，特别是那些来自马里的文本表明，向克里特岛交易锡是可以想象的[47]。此外，克里特岛和近东之间的联系是有据可查的[149-150]，Muhly[47]和Pigott[55]认为除了米诺斯时代锡的东方来源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这也应该适用于来自Mochlos的16世纪中期的锡锭，因为它的铅同位素组成似乎表明了这一点。这方面的进一步证据来自Mochlos定居点本身，它产生了几颗藏在象牙托盘内的青金石珠子。这些珠子是与锡同时发现的，是在发现锡锭的B.2号建筑隔壁的A.2号房屋（"带象牙托盘的女士之家"）发现的[151-152]。这些材料明确地将莫克洛斯与亚洲中部，特别是阿富汗联系起来[153]，而且有理由认为，来自该地区的锡与公元前二千年前半期的锡以同样的方式到达克里特岛。但是，亚述和苏美尔的文本是否也适用于公元前二千纪以后的几个世纪？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文本是在以色列（和土耳其）铸币生产前约500年编写的。因此，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提出从公元前二千纪后半期开始的地中海东部贸易网络的变化是不太大胆的。Kas-sianidou[35]在谈到带有塞浦路斯-米诺斯铭文的以色列锡锭时已经提出了这一点。她认为塞浦路斯在铜和锡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这可能是由于黎凡特国家的衰落导致东部贸易路线的崩溃而产生的。锡贸易中断的一个后果是必须寻找新的锡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在欧洲大陆甚至不列颠群岛上找到。同位素和化学证据表明，锡贸易从近东转移到欧洲，特别是康沃尔，与米诺斯人的消亡和公元前1430年迈锡尼人的兴起相对应，这并非偶然。与米诺斯人不同，迈锡尼人向西航行，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撒丁岛和伊比利亚南部建立了几个贸易港口，这些港口是通往英国和欧洲内陆的新贸易路线的门户[154]。然而，不确定的是，Uluburun和Gelidonya沉船上的锡货是如何融入这幅画面的。它们被严重风化，目前只能断言，Uluburun锡的化学成分与以色列和Mochlos的锡锭不同，并与撒丁岛的锡器（和矿石）相比较。许多锡锭的表面形状以及印记[18]可能包含了更多的信息，但这些细节是否表明锡的不同来源，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幸运的是，未腐蚀的金属样品应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良好的前景。尽管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答，而且出现了新的问题，但使用微量元素、锡和铅同位素的综合方法被证明是证明古代锡器来源和指纹的重要工具。通过这种形式，我们的研究应该激发对欧亚BA锡的出处的新讨论，而不是假定其来源于一个特定的矿床。

所以下次如果有人问青铜时代晚期，东地中海的锡从哪来？好吧这仍然是个复杂的问题，但至少你可以给出几个参考，而不至于被抬杠了，对了，实际上虽然历史学上晚期青铜时代（前12世纪以前）对伊比利亚的锡并未有所染指，但是古典时期是有的，不过很明显我不会在这篇文章中继续展开

（对了，这篇文章引用了156篇其他的著作，我才不要列出来呢）

哦对了，如果有人还有其他疑问，比如康沃尔锡矿的冶炼和开采遗址啥的，顺着这篇文章的引用，基本都能找到

我只贴一张图

嗯，让我们回到科普来（离科普不能说近在咫尺，只能说渐行渐远）

毕竟是青铜时代，那青铜当然是主流了，那么这玩意当然会被大量的应用，我来贴几张吧

对于盔甲发掘的数量，我只能给出我知道的数字，那就是阿提卡地区遗址发掘出来的留存的较完好的青铜盔甲，是青铜头盔三百多，青铜胸甲三十多，青铜胫甲一百多，以及矛头箭头上千

像什么青铜的头盔刀剑、甲胄矛头啥的都一抓一大把，不知道为啥有人会说人家没青铜时代，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历史学上都是有的啊喂，不过青铜铸造的人像，大件的经常被指责造假，对这群不知道地层学也不认类型学的**我能咋办呢，那就贴个极大概率不可能是造假的吧

1972年出水的里亚切青铜武士像(Riace_bronzes)，其年代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研究者利用从青铜像内部残留的铸芯中找到的碳化有机物进行了AMS碳十四测年，一定程度上支持其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年代判断。

L. Calcagnile, M. D’Elia, G. Quarta, M. Vidale, Radiocarbon dating of ancient bronze statues: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the Riace statues, Nucl. Instr. Meth. Phys. Res. B 268 (2010) 1030–1033.

 G. Quarta, L. Calcagnile, M. Vidale, Integrating Non-Destructive Ion Beam Analysis Methods and AMS Radiocarbon Dating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Bronze Statues, Radiocarb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Radiocarbon and Archaeology Symposium, 54, 3–4, 2012, pp. 801–812

里亚切青铜武士像，它长这样

哦对了，中欧的部分用这个入门吧

嗯，没有总结，直接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