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碎念｜《活着》文学评论
《活着》是一本读起来既顺畅又艰难的书，顺畅在于其并非大部头的严肃文学，艰难在于其描写了太多苦难，以至于许多人论及《活着》便必不可少地说说“苦难”，由此来引出许多感慨。
人们关注文学作品，常说到文学作品的批判性，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以批判斥责为好，这便是不对的。“驳斥”这一任务，于文学，其实并非本质。正如余华先生所说：“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或者我们可以通俗一点说这个是“不满”，是一种激情，借一种强烈的情感来维持写作。激情并非写作的本质，批驳也并非文学的本质，此处也引用余华先生《活着》的自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
“排斥道德判断”是不易理解的，我个人会将这种精神抬得很高很高，尽管人们总喜欢给自己加上所谓“道德”等种种枷锁。所谓“道德”也属于上层建筑，而作家看到的是客观规律，客观规律自然是不受上层建筑的束缚的。作家就会伤春悲秋吗？伤春悲秋的可以是创作者，但绝对不是作家。不是作家是怎样呢？从活着中看出苦难，从活着中看出悲伤，从活着中看出奋斗，从活着中看出批判……从活着看出人生百态，这都不是作家。几经挣扎，愤世嫉俗，到头来，看活着即是活着的，才是作家。
说回《活着》一书。这里依然不将这本书归类，作家在写作时本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归类，哪怕作品本身表现出某个类别的极大特性，一本书即是本身，《活着》即是《活着》。
“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福贵吆喝的这句话激起“我”的兴趣，使我结束旁观，主动走上前，开始与福贵的交流。这句在文章中是相当明显的，六个人名，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而这六个人名，也是福贵这一生相依为命，又早早逝去的家人。相比于此处表达的明显，福贵本人名字的出现就很模糊了，读者在书中第一次看到“福贵”一词是福贵和“我”老牛只有一个名，就是福贵，其实是紧接着二喜、有庆、凤霞、家珍和苦根这些人名出现的。读者正式得知“福贵”是主人公的名字，是福贵赌博输光了家产，所有人都不再称他少爷，改称“福贵”，这里是很模糊的，但即使这么迟主人公名字才出现，且和老牛名字一样，读者也没有出现诧异感，而是自然接受。这就像一种特别的暗示，“福贵”不是一个特例，不是地主家的少爷，福贵是作为普普通通的民众一员存在的，以“我”的口吻带领读者亲身经历这一生。
《活着》的看似充斥着苦难，但绝对不是在刻意描写苦难，外国各类刊物的社论和书评等，多评价余华先生的作品“尖锐辛辣”，将他与巴尔扎克、狄更斯相比。这也是过分强调了批判性，对于《活着》，悲观、勇敢都不是这部作品本身，而都是我们基于个人经历的臆想。这一点正如《百年孤独》首先在拉丁美洲畅销，是基于《百年孤独》涉及了大量拉美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文化背景，我们阅读《百年孤独》时产生的不过是基于我们个人经历的偏见。正如余华先生所说，以第三人称写作，福贵的一生在别人眼中只是苦难，但以第一人称，这一生便只是一生，活着也即是活着本身。单纯以自己的感受去理解文学作品是不恰当的，听凭大众评论去理解文学作品也是不恰当的，个人的感受可参照性小，会引起偏差，大众的理解因为合力而趋于单一，都不利于正确理解文学作品。福贵的经历，用当今的眼光来看，必然是充斥着苦难的，现代读者能从中读出苦难以外的东西吗？很难，但余华先生并非为了表现苦难而写《活着》。《活着》并非《老人与海》，福贵也不是硬汉，自然也没能战胜命运，所以我们对福贵的情感是如何的？不是赞颂，不是批判，不是同情，读者实际上并没有在旁观者的角度对福贵做一个“校准”，而是依靠第一人称叙事与福贵在多个节点反复共情。尤其福贵的家人离世时的细节描写，并没有太多的环境渲染，而是直接写怀抱、背负、注视、触碰……这是第一人称特有的触及心灵的能力。
以一定时代为背景的小说其实很难引起共情，很多时候读者只能以自己的经历作为参照，相比之下，《活着》尤其成功，第一人称真正做到了打破时空的带入感。但带入感是有限的，读者仅在几个节点出现共情，此外都是在从客观角度看福贵的一生，所以读者看完《活着》首先想到的便是苦难。但当我们与实际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们交谈时，我们感受到的并非苦难，因为读者习惯旁观，旁观是以个人眼光进行衡量，但亲身经历是不会过多的表达痛苦的，尽管那一段历史中太多人逝去，有太多的无奈，但这一切，都没有活着重要。诚然，《活着》中亲人逝去的种种痛苦是令人难以承受的，以至于在改编的同名电影中，都没有讲述二喜和苦根的逝去，而是只停在了凤霞难产，孩子也没有叫苦根，而是叫馒头，说馒头“生在了一个好时代”，给出了较好的结局，方便观众接受，同时加强了黑色幽默和讽刺色彩，便于观众理解。
电影是可以进行多感官渲染的，但小说只能依赖作者的描写和读者的想象，《活着》讲得很轻，递进较快，没有给读者造成过大的阅读压力。到了结尾，并没有采用非常惨痛的结局，或者非常圆满的结局，实际上《活着》的结尾是很平和的，历经家人逐个离世的悲痛与命运的种种曲折，福贵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故作坚强，小说写到最后，福贵的愿望不是平平安安，而是有人收作。
余华先生在日文版序言里提及，意大利的中学生曾问他，为什么题目采用“活着”而非“幸存”，显然“幸存”显得太过理性，太过客观了，而“活着”是感性和主观的，这才是文学作品的动人之处。
《活着》不是尖刀，痛苦，但绝不残忍，温情在书中时隐时现。其中，最打动我的，是家珍快要离世的时候，说“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过。”而在开头时，福贵的一句歌谣引起了“我”这个民谣收集者的注意：“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路远迢迢我不去，来世啊，我还要和你一起，过这样一生，无论伤病，无论别离，只愿你，好好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