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

可考的原生态资料：

1.      口传神话的合集，年代待考《山海经·北次二经》：“钩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人”。

2.      春秋时期，《左传·文公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混沌、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

3.      秦朝，《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次生态的转变

1.       西汉，《神异经·西南荒经》：“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彊者夺老弱者，畏羣而击单，名曰饕餮。”

2.       西汉，《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述是：帝鸿氏之不才子“浑敦”、少皞氏之不才子“穷奇”、颛顼氏之不才子“梼杌”，以上合称“三凶”，加上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合称“四凶”。

3.       北齐，《魏书·桓玄传》：“取妾之僭，殆同六体，乃使尚书仆射为媒人，长史为迎客，嬖媵饕餮，贺同长秋。”

4.       五代十国，《旧唐书·文苑传下·刘蕡》：“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

5.       宋代，宋罗泌《路史·蚩尤传》注云：“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像率为兽形，傅以肉翅。”揆其所说，殆亦饕餮。

转变中涉及的因素

“饕餮”一词先秦典籍中并无提及，今多才用“逆推法”，将后世典籍中记载的大名鼎鼎的“饕餮”与先秦典籍中的一些形象挂钩。但饕餮作为“后起之秀”，仍在后世变迁过程中得到了流行与发展。

第一阶段：先秦典籍中并无“饕餮”一词，为数不多的能在“形象上”与之相似的就是“狍鸮”，但此说也是晋代后“郭璞”注解《山海经》时所提出，至于先秦典籍中其他“饕餮”形象，就几乎无处可寻了。

第二阶段：在《吕氏春秋》中，曾提到“饕餮鼎”，这一“有首无身”的形象，正好与“贪食”这一“社会化意象”联系在了一起。随着神话逐渐朝着“系统性”变迁，“四凶”一说在汉朝兴起，这一神话意象可以起到警示世人的效果，也正对应了神话变迁的“社会化”趋势，就此“四凶”变成了一种形容“恶人”的标签，在后世的诗文创作中得到进一步传播。因为“社会化”、“拟人化”与“去兽化”的发展趋势，饕餮的神话也变得更像“人话”而不是“神话”（结合李炳海老师学说，与资料分析得出）。

第三阶段：现阶段对于“饕餮”的研究，多集中在一些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而对于“饕餮”本身的“神话价值”与“文化价值”，早在第二阶段的传播中被开发殆尽，现今学界几乎没有人再去讨论了。

相柳

可考的原生态资料：

1.       口传神话的合集，年代待考《大荒北经》：“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

2.       口传神话的合集，年代待考《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次生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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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涉及的因素

因为相柳本是就是“恶神”的形象，《山海经》中对于其描述，也更趋向于“恶兽”，再加之其出于“战败神共工”的阵营。这样就让相柳神话的演变之路受到了多重阻碍。不过，好在《山海经》中记载的相柳的“神格”十分完备，如“厥为泽溪”等等。不但如此，相柳的故事较为完整，他的归宿是被大禹所杀。甚至相柳还出现了“去兽化”与“拟人化”的特点，如“九首人面”等。由此可见，相柳的神话在先秦典籍载录之前就发生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神话样态，在神话变迁的趋势之下，被“共工”的体系所收录（结合袁珂老师，《中国神话通论》与相关资料，分析得出）。不过，相柳的神话缺乏一定的“寓言性”，这本可以在后世传播中一点点完善，让其“神格”变得加“社会化”。只可惜，因为儒学思想的影响，后世对于相柳神话形象的演变与再创作作品几乎为零，相柳的神话也就就此慢慢沉寂下去了。

在现阶段学术界的研究中，因为“共工”这一神明的特殊性，其属臣相柳的研究又被搬到了桌面上，如相柳的“自环”，即类似于远古时期“莫比斯环”，象征着“永恒”等，甚至是敦煌壁画都出现了类似相柳的相关“文物”。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相柳神话会被赋予更多的意义，其神秘的面纱也会被渐渐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