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编辑的告别 - 《战后（After the Battle）》杂志终刊公告

原文：https://zhuanlan.zhihu.com/p/515922788

注：本文译自《After The Battle №195 Underground Aircraft Factory at Kahla》，由杂志编辑卡雷尔·马格里（Karel Margry）所作的《A Word of Farewell from your Editor . . .》。

声明：长文翻译不易，未经译者许可，本文严禁任何公众号或网站私自转载。另外，译者强烈谴责任何盗载或是洗稿本文以牟取私利的行为。

笔剑社（Pen & Sword）已经决定终止《战后（After the Battle）》系列杂志的出版，因此本期杂志—— 即第195期，是《战后》杂志的终刊号。在过去十年中，随着档案照片的价格不断上涨，以及亚马逊这样会抽走出版商大部分利润的线上销售平台的出现，使得以世界范围内的“过去与现在(Then and Now)”题材为格式发行季刊的运营方式难以继续维持下去

《战后》杂志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一直以来，它的版面设计不是由平面设计师完成，而是由编辑亲自完成的。这样做的原因是，《战后》杂志文章中的文字、插图和图注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需要一个对该主题有着密切了解的人来设计版面。举个例子，判断照片的顺序或一张照片的相对重要性（它应该位于三格文字栏之上，占用大面积的版面来显示，还是可以小一些？） 因此，温斯顿·拉姆齐和我一起设计了所有《战后》杂志册出版物的数千页版面（唯一的例外是让·保罗·帕鲁德（Jean Paul Pallud），他总是自己完成他作品的排版）。

因此，在出版近50年后，《战后（After the Battle）》杂志已经走到了旅途的尽头。在此，请允许我向温斯顿·拉姆齐（Winston Ramsey）先生致敬，他于1973年构思并创办了《战后》杂志，并通过多年的努力使其获得了今日这样的崇高声誉。除了经营业务，并在这些年里一直保持盈利之外，温斯顿本人也也为杂志贡献很多内容，他亲自撰写文稿，并为许多文章拍摄过去与现在对比照片。

由于太过谦逊，《战后》杂志的一些作者们总是不在作品的副标题上署名。温斯顿唯一一篇以自己的名字发表的文章是《重返齐格菲防线（MY RETURN TO THE SIEGFRIED LINE，刊登于第168期《战后》）》，这篇发表于2014年的文章是他对1969年访问西墙（Westwall，即齐格菲防线）高赫（Goch）防区的怀旧之作。

虽然我已经和温斯顿共事了35年，但温斯顿与我一起进行摄影考察的次数屈指可数。其中一次是他于2014年4月重访齐格菲防线时，我们把他自己在1969年拍摄的照片与现在的照片进行了比对。当时，在齐格菲防线 高赫（Goch）之外的伯克尔特路（Boeckelter weg），我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

2021年10月，已是81岁的高龄的温斯顿正式退休 —— 在2021年出版的第193期杂志最后的小文中，温斯顿发布了他的退休以及将《战后》杂志移交给笔剑社的通告。从某种意义而言，温斯顿的提前退休也是一件好事，正因如此，他不必面对终刊这样类似于拔掉电源放弃治疗的痛苦抉择。我衷心祝愿他和他的妻子盖尔（Gail）过上幸福美满的退休生活。

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以“过去与现在(Then and Now)”的形式进行创作的成本极高，不仅耗时耗力，更是耗钱。除了研究考证、文稿撰写以及收集档案照片之外，这项工作还涉及到前往世界各地的战场和其他地点的漫长旅行，即在交通、旅行和酒店住宿方面的巨大支出—— 除了温斯顿·拉姆齐之外，没有其他出版商愿意出资支付这些费用。

但也正是因为温斯顿对作品质量和“臻至完美（getting it perfect）”的这一原则的奉献，才使得《战后》杂志在这几十年的旅途中不断发展。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曾有幸前往大多数欧洲国家进行多次摄影和研究考察，包括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前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挪威，当然，还有我的祖国荷兰。此外，我也曾获许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进行长时间的档案考察。

希望各位读者允许我在这临别之际，讲述我与《战后》相伴超过35年的喜悦。我从第1期开始收集《战后》，在16岁时就订阅了该杂志。我的第一篇文章《伏击SS将军汉斯·劳特（The Ambushing of SS-General Hanns Rauter）》刊登于1986年的第56期上，在这之后不久我又发表了几篇文章。1992年，温斯顿正式录用了我，我在第76期时成为欧洲编辑，1998年第100期时，我被提升至杂志的正式编辑。

和考察团队一起到野外进行考察，将战时照片与实地进行比对，一直都是我们工作中最令人振奋的部分。尽管三十多年来，我参加了几十次横跨欧洲的摄影考察，但我很少有自己工作时的照片，原因是我几乎总是独自旅行和行动。这里展示是1988年5月，我在科迪茨（Colditz）城堡，为第63期发表的盟军军官战俘从德军战俘营Oflag IV-C逃出的故事取材时的照片。

除了杂志的编辑工作外，我自己总共写了98篇文章，其中的许多文章是杂志的主专题。我最引以为豪的作品有：卑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89期）、突袭哈默尔堡（Hammelburg Raid，91期）、卡廷惨案（Katyn Massacre，92期）、诺德豪森-多拉（Nordhausen-Dora，101期）、哈尔科夫战役（the Battles of Kharkov ，113期）、加德莱根惨案（Gardelegen Massacre，111期）和齐格菲防线（the Siegfried Line，163期），我为这些工作感到自豪，这些文章都提供了新的信息以及完整的描述，并且是我首个发现与这些主题相关的标志性照片的地点，并将这些地点与现代实地位置相匹配的历史研究者。

多年来，我造访了所有大型纳粹集中营和许多小型集中营。为了进行研究和核对相关照片-图表，有些集中营我还去了不止一次。1995年的第89期讲述了卑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的故事，随后，1998年第101期的主题是多拉-诺德豪森（Dora-Nordhausen）集中营，2006年第131期讲述了弗洛森布尔（Flossenbürg）集中营，2012年第157期讲述了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

此外，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故事是《登博斯之战（The Battle of Den Bosch，64期）》、《特拉吉诺1941 - 英军的首次伞降突袭（Tragino 1941- Britain’s First Parachute Raid，81期）》和《茨耶德克大爆炸（The IJzendijke Explosion，第99期）》，因为这些故事完全基于我对幸存的老兵的访谈：我先后拜访了参与过登博斯战斗的第53（威尔士）师（53rd (Welsh) Division）和支援部队的老兵，执行特拉吉诺突袭时刚成立不久的伞兵团“X”部队的伞兵，以及经历茨耶德克大爆炸的皇家工兵第284装甲中队（284 Armoured Assault Squadron，Royal Engineers）的丘吉尔AVRE乘员。

寻访二战老兵一直是我工作当中最有价值的方面。1999年5月，我和皇家工兵第284装甲中队（284 Armoured Assault Squadron，Royal Engineers）的丘吉尔AVRE车长马丁·里根（Martin Reagan）参与了荷兰西南部茨耶德克（IJzendijke）的纪念碑揭幕仪式。

该纪念碑是为了纪念1944年10月20日发生在该中队的爆炸灾难中的伤亡人员，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文章已刊登在第99期杂志中。

在这其中，与我个人最相关，也是最接近我的内心的故事，无疑是我在刊登在2020年第187期杂志的《我母亲的战争（My Mother’s War）》一文 —— 我个人认为，与老兵、抵抗战士和其他经历过战争的人的接触，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事业中最有价值的方面。

毫无疑问，我在《战后》工作的高光时刻，是2002年我的两卷本作品《“市场花园” - 过去与现在（‘Market-Garden‘ Then and Now）》正式出版的时候，这是一份倾注了我的热情与挚爱的作品，是长达30年的研究和材料收集的成果。通过这本书的出版，温斯顿让我一直以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除了《“市场花园” - 过去与现在》之外，我还有幸被杂志社委托，给以下2本著作拍摄所有的“过去与现在”对比照片：

• 《第三帝国 - 过去与现在（The Third Reich Then and Now）》（2005年）；

• 《纳粹死亡集中营 - 过去与现在（The Nazi Death Camps Then and Now）》（2016年）；

此外，我还参与了以下几本著作中大部分“过去与现在”对比照片的拍摄：

• 《D-Day - 过去与现在（D-Day Then and Now）》（1994年）；

• 《德国的战败 - 过去与现在（The Defeat of Germany Then and Now）》（2015年）；

• 《诺曼底机场 - 过去与现在（Invasion Airfields Then and Now）》（2017年）。

为了完成以上这些项目的照片拍摄，我需要连续几周开着一辆满载着地图、文件、照片和摄像设备的汽车到处跑。

另一项有趣的任务发生在2001年，当时我在为《轰炸机司令部基地 - 过去和现在（Bases of Bomber Command Then and Now）》一书拍摄机场的航拍照片，当时我们需要从彼得伯勒（Peterborough）附近的西布森（Sibson）起飞，拍摄第1、2、3、5和8大队的机场，然后从约克郡（Yorkshire）的舍本因埃尔梅特（Sherburn-in-Elmet）起飞，去拍摄第4和6大队。

除了上述的项目，我还有幸对《奋进之路（Before Endeavours Fade）》进行了4次全面的更新，这本著作是罗丝-库姆斯（Rose Coombs）于1976年构思并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游览指南。1994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 —— 这四次更新中的每一个版本的更新，都涉及了我遍历1914-18年一战西线的数千公里与数个星期的旅行，这可是许多人未曾经历过的独特体验。

要说是谁帮忙塑造了《战后》杂志社的崇高声誉，那无疑是让·保罗·帕鲁德（Jean Paul Pallud），—— 我们独一无二的完美主义法国侦探。让·保罗（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 "JP"）先生，于1979年出版的第25期（远在我加入《战后》杂志社之前）中首次被介绍给我们的读者，他是1944年12月阿登攻势中凯塞巴拉克十字路口(Kaiserbaracke Crossroads)德军照片相关考证研究的先驱者。

在此之后，他还出版了以下这些富有开创性的书籍：

• 《突出部战役 - 过去与现在（The Battle of the Bulge Then and Now）》（1984年）；

• 《闪击西线 - 过去与现在（Blitzkrieg in the West Then and Now）》（1991年）；

• 《西线溃败 - 过去与现在（Rückmarsch Then and Now）》（2006年）；

• 《沙漠之战 - 过去与现在（The Desert War Then and Now）》（2013年）；

• 《火炬行动 - 过去与现在（Operation ‘Torch’ Then and Now）》（2019年）。

所有这些作品都成为了相关主题中备受赞誉的权威著作。此外，他还与人合著了《镜头下的迪耶普（Dieppe Through the Lens）》（1993年），以及近年出版的《德军沿海雷达站 - 过去和现在（German Coastal Radar Stations Then and Now）》（2021年）。此外，他还为《战后》杂志撰写了约60篇文章。这些以年来，让·保罗的工作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去和现在”对比摄影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水平。我们十分感激让·保罗为《战后》杂志社提供很大的帮助。

在过去的50年中，我们收到了许多作者的投稿，并得到了数百人的帮助和建议，这其中的许多人已不在人世，而在此一一点名将不可避免地存在遗漏掉某人的风险。我只想告诉各位读者，对于我们而言，能与这么多志同道合的爱好者一起工作、会面和通信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另外，还必须对我们《战后》杂志社总部的IT专家罗伯·格林（Rob Green）先生致以特别的掌声。罗伯于1986年加入《战后》杂志社（与我同年），因此他已经在杂志社工作了36年。

除了其他许多任务外，罗伯的主要工作是根据温斯顿与我的设计和布局，以电子方式编排页面。仅就杂志而言（他还负责图书的排版），他经手的工作加起来就有令人难以置信的10,530页。曾经出版过任何东西的人都会知道，在出版一本书之前，你总是要进行大量的勘误和修改，要纠正错别字，要补充细节等等，而像我们这样一个充满历史事实的出版物更是如此。

在准备交付印刷之前，我们的作品要进行第八次、第九次，有时甚至是第十二次校对。罗伯不遗余力地进行着所有这些修正，他总是以一丝不苟且乐观开朗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此外 —— 最重要的是，用他那强大的幽默感让我乐到从椅子上滚下来！

任何为《战后》杂志社进行“过去与现在”对比摄影的人都曾在摄影考察期间遭遇一些事件 —— 其中许多是有趣的或令人兴奋的，而其他的就没那么有趣了。

我个人最喜欢的事件包括以下这些：

• 有一次，在俄罗斯，我手里两台相机的快门因为零下的气温全都被冻住了，拍完照片回国以后，我一检查，发现近半的胶片都变成了黑色（简直是一场噩梦）；

• 还有一次，我擅自闯入位于波兰格格丹斯克（Gdansk）的华约军事基地（即使在铁幕的这一边，干这事情也有风险的）；

• 在意大利，我爬到停靠在巴蒂帕利亚（Battipaglia）铁路站场的火车顶上，作为惩罚，我结结实实地挨了意大利铁路警察一顿揍（没毛病，当时我头顶上就是高压电线，我整的这个烂活确实不够灵光！）。

• 1992-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Bosnian War）结束后，我冒险进入波斯尼亚的一片尚未完全确认已清除全部地雷的地区（当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雷行动中心（Bosnia and Herzegovina Mine Action Centre，BHMAC）向我提供了他们最新的已清除雷区的地图，但德瓦尔（Drvar）的当地人给了我一个更靠谱的法子：“注意奶牛吃草的地方！”。

• 最后是荷兰的特纽森（Terneuzen），在我试图找屋主并请求他允许我从房子楼上的窗户拍摄一张对比摄影照片时，我大受震撼 ——那屋子里其实是家豪华会所。

虽然《战后》杂志的旅途到此为止，但幸运的是，笔剑社打算继续印刷我们的书籍。《战后》杂志社的系列作品将继续存在，并有望在笔剑社的支持下出版更多书籍。

最后，我想以去年10月温斯顿宣布退休后，我们在Facebook上收到的一些友善的读者来讯来结束这次告别致辞：

• 西蒙·哈斯特（Simon Haste）：“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有本我也许会喜欢的新杂志。他给了我钱，于是我坐车去了我最喜欢的模型店，并在那里遇到了《战后》杂志，我买下了第1期，然后就此迷上这个系列。无论主题如何，《战后》杂志始终都是非常好的读物。”

• 吉姆·哈雷（Jim Harley）：“感谢你们所出版这一系列精彩的杂志。它是我在欧洲进行徒步旅行时的指南，也激励着我在美国追踪类似的地方。依靠这种引人入胜的迷人方式，我们逐渐步入历史的长河中。”

• 格雷厄姆·米（Jim Harley）：“从首期杂志到最近的这期杂志，我一直上面描写的每一个故事所吸引。非常感谢你们用这些了不起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的对历史的了解以及我的生命。”

• 奈杰尔·海（Nigel Hay）：“我认为你们做得非常棒，把军事历史引入生活之中，让人们有机会能“站在”历史事件曾发生过的地方。近年来，各种各样的法国杂志已经开始拍摄越来越多的“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图片 —— 毫无疑问，你们已经催生了一个流派。当然，不仅仅是杂志，还有成千上万的历史爱好者在拍摄他们自己的“过去与现在”的对比照片。

• 迈克尔·奥克利（Michael Oakley）：“祝贺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卓越的出版业绩 —— 你是我们所有人的光辉榜样。”

• 克林·沃尔（Colin Wall）：“《战后》一直以来都是一本杂志应有的样子 —— 充满了丰富信息，我总是期待着下一期放到我的门垫上。”

• 詹姆斯·丘奇（James Church）：“《战后》系列杂志及其相关出版物，也许代表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杂志和图书系列理念。谢谢！”

• 埃德·摩根（Ed Morgan）：“《战后》杂志陪伴了我的成长，它丰富了我的假期、一日游和当地知识。每一次翻开《战后》，我都能收获一次高质量的阅读体验。”

• 罗曼·基廷（Roman Keating）：“除了《战后》外，没有任何其他著作能让我总是期待着收到并阅读它。感谢你为我们提供的所有美好的阅读时光，让我们得以从生活中的日常琐事解脱出来，深入研究你为我们展示的历史事实。”

• 格里特·罗伯蒙德（Gerrit Robbemond）：“感谢你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带到我的客厅之中。”

临别之际，温斯顿想要记录下一位曾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人，以免他的创作被遗忘：“1973年6月，我坐在《航空新闻（Aviation News）》编辑艾伦·霍尔（Alan Hall，左）先生身边，当时，在普莱斯托出版社（Plaistow Press）的印刷厂里，艾伦正在为《战后》的页面布局及设计确立一种独特的风格 —— 自那时起，我们所有的《战后》出版物都沿用了这种风格。他拿出他的拉图雷塞（Letraset）纸张 —— 是的，在那些日子里，标题就是这样制作的，然后选择了版面模子（Stencil），用稳定的手绘制了我们的标志。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标志，希望你也喜欢。”

艾伦是一位高产的航空作家、出版商和历史学家，但他不幸于2008年11月6日在马耳他去世，但我们欠他一个很大的人情，因为他创造了这个经受了起时间考验的After the Battle杂志标志。

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这些友善的回应是如此暖人心房。对于所有的读者和粉丝，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你们的建议，你们的反馈，以及你们这么多年来的热情！在这个快乐的氛围中，请允许我结束这次道别。

卡雷尔·马格里

202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