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与抗清英雄史可法的故事

近日翻看清光绪年间的《祥符县志》，看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撰写的与明代抗清英雄史可法的文章。觉得很感兴趣，因为去年在编写中牟记忆时，《民族英雄史可法的故事》这一章节就是我着手编写的。因为对史可法的相关事件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就对这篇文章非常感兴趣，就进行了比较认真地阅读，还特意将这篇文章摘录了下来。

（祥符县志封面）

清高宗（乾隆）純皇帝御制書，明臣史可法复書睿亲王事，幼年即羡闻，我攝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而昨輯宗室王公功積表傳，乃得讀其文，所为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止，赐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則后世之人將不知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书家，則亦不可得，复命索之於內閣册库乃始得焉。

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猶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無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頓足而叹无为，惟有一死以报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无垢辞，許不经之言，虽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强辞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之义耳，予以爲不必讳亦不可讳。故书其事如右，而可法之书並命附錄於后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实无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称其母梦文天祥而生，則出于稗野之传，失之不经矣。

（乾隆御制书）

这篇仅有几百字的文章，仔细琢磨起来，其意义非同小可，史可法乃前朝重臣，而且还是抗清英雄，就大清的皇帝乾隆而言，可以说是敌对双方，乾隆为何要对史可法如此重视呢。这段文字假如用现代的白话文来描述，其大意就是：

明代的大臣史可法当年给睿亲王回信的事，我在幼年之时就听说，而且很羡慕，我们的摄政睿亲王致书史可法这件事，以前没有看到这篇书信，昨天在审看《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时，才读到这篇文章。文中所讲的都是大道理呀，都是引用春秋的道理，用词严谨，实心实意，用心良苦，写的很好。但是在表述史可法谴人回复的书信时，没有过多的表述，表述较多的就是史可法怎么不屈服。至于史可法在心中如何表述不屈服，如何要做一个忠臣的话语没有记载。史可法是明代的臣子，对清代不屈服是正理。不记载他在书信中的语言，就会让后人看不到一个忠臣的真心，而且他在书信中的语言不记载下来，后人将不会知道这是为什么，必然会怀疑书信中有很多恶语相向之文辞。将其去掉不记录，作为史书我觉得是太不合适了。因此我命那些文官去找寻这封书信，最后在内阁书库中才找到。

我认真读了史可法的这封书信，一再惋惜史可法的孤忠，也叹息南明福王没有慧眼识珠，有这样的忠臣不能信用，是那些权臣掣肘，最后使史可发兵败身亡。假如福王信用史可法，也许他就能够守住长江，像南宋那样求得一个偏安之所也有可能。史可法遇到那些无深谋远虑的燕雀，作为忠臣也只能叹其无能，以死报国，真是太悲哀了。史可法的书信语言没有毛病，也没有过激之词。虽然知道在心里折服睿王，但还是要强词夺理，表明自己作为明代臣子的大义。我认为这不必要避讳，也不能避讳。所以才把史可法的书信也附录于后。但是我认为，将史可法比作文天祥是不合适的。至于明史本传称史可法是其母亲梦见文天祥而生，是出于乡野的传说，有失于正规。

这段文字主要讲述的是乾隆皇的在审看《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时的一个小插曲。《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是乾隆帝在任期内主持编写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奉敕撰。乾隆三十六年(1771)完竣。乾隆四十六年(1781)国史馆奉敕改纂，全书12卷。书中所提到的睿亲王，是指睿亲王多尔衮。

（影视剧中的多尔衮）

（多尔衮雕塑）

提起睿亲王多尔衮，我们不免会想起现代电视剧中太后下嫁等一系列传说。多尔衮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生母是大妃乌拉纳拉氏。与他的诸位哥哥相比，他的出生晚，但童年却很悲惨。生母乌拉纳拉氏在太祖死后，被迫殉葬，多尔衮自小就被八哥皇太极收养，不过好在八嫂对这个小兄弟非常关照，才使多尔衮尝到了一丝母爱。与很多有苦难身世的孩子一样，多尔衮从小就刻苦学习，尤其对汉族文化非常感兴趣，这为他以后的定鼎中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多尔衮的才华很快就显露出来，在对锦州明兵和察哈尔蒙古的战争中，多尔衮利用自己的智谋连连取胜，从此深得皇太极的赏识。皇太极初设六部的时候，就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了他。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与其他众王商议，立皇太极九子福临即位，对清朝政权的稳定过渡起了重要作用。之后，多尔衮就开始了他逐鹿中原的计划。并在明总兵吴三桂的协助下，大败农民军，占领北京城。入城后，多尔衮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当时的北京城稳定下来，清军也得到了一些明朝官绅的支持。接着，多尔衮令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出兵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为清朝最后的定鼎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顺治七年，多尔衮在喀喇城病逝，年三十九岁。死后他曾被尊为皇帝，这也是一些文章称清朝有十三帝的原因。又过了一些时候，他又由于被告叛逆而被削爵。到了乾隆年间，多尔衮又被平反，重新被称为和硕睿亲王，配享太庙。

（史可法的原籍后史庄村）

文中所提到的史可法是明末清初督师扬州城的南明兵部尚书，他是当时的顺天大兴籍人(具体的讲就是后来的河南祥符县后史庄人，新中国成立后，狼城岗镇划归中牟县管辖，后史庄所属于狼城岗管辖，所以现在说，史可法应该是中牟县人)，祖、父都是清廉的地方官，在长辈的熏陶培养下，从小就树立了远大抱负。当他承担国家大任时，朱明王朝已腐败不堪，天下怨声载道。不久，明朝灭亡，清兵从关外杀入关内。史可法和一班明朝忠臣拥戴崇祯帝的弟弟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南明王朝。然而，弘光皇帝朱由崧昏庸荒淫，隔江犹唱后庭花。加之马士英、阮大铖等奸党结于朝内，骄奢贪逸之将哄闹于外。清兵入关仅半年便挥戈南下，连陷城池，史可法在扬州处于危在旦夕的危难之时，以兵部尚书的职务受命督师扬州，抗击清兵。

（狼城岗镇 史公广场雕塑）

（史可法遗像）

史可法督师扬州，在扬州保卫战中的事迹，我在中牟记忆一书中以《民族英雄史可法、祖籍处处放光彩》为题，曾进行了讲述。这里不多做赘述。单说扬州保卫战的关键地方。

扬州保卫战在经过十几天的激战后，城门失守，史可法悲愤欲绝，誓不再撤离。这时一队清兵已追了上来，史可法大声嚷道：“我乃史督师也！清兵蜂涌而上，混战中，史可法力竭被俘，被押解到多铎那儿。多铎只闻史可法其名不识其人，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身材短小，貌不惊人的人就是威震清营的史督师。他叫来南明降将辨认属实后，才笑嘻嘻要史可法为他招降江南抗清余部，并诱之以高官厚爵。

史可法厉声斥道：“城亡我亡，我只有一死报国！”多铎想吓唬吓唬史可法，“哗”地抽出佩刀朝史可法砍去，没想到史可法反把头昂得高高：“头可断，志不可夺！”史可法厉声呼喊，毫无一点惧色。多铎收起刀感叹道：“好男子！”叫左右押下去，轮番派人劝降，在百般劝降不成情况下，才下令杀害了这位坚贞不屈的抗清志士。那一天是1645年4月25日。并下令“屠城十日”，致使扬州数十万无辜百姓惨死于屠刀之下。

清兵屠城之后，史可法的义子史德威进城找寻义父的尸骨，然而，当时的扬州尸山血海，恶臭熏天，哪能辨认史可法的遗体呢？第二年清明，史德威找到义父旧时的衣冠，招魂祭礼，葬于扬州广储门外梅花岭。这就是后来人们瞻拜的史可法的“衣冠冢”。

（史公祠堂）

就是这么一个抗清英雄，在大清政权稳固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在敕令编纂《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当时的文人在表述清朝皇室睿亲王功德时，不免要浓墨重彩，大加渲染，对敌人自然要大加贬低，然而作为一代君王的乾隆皇帝却不是这样。这篇短文就是记载乾隆皇帝审看的一则逸闻，也即是说，乾隆皇帝正在审读《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忽然发现其中载有当年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整军南下，横扫江南之前，致南明督军史可法的一封信。

乾隆幼年时就听说过这封信，可惜始终未见文字，这次有机会展读原文，自然十分惊喜，满足了幼年对先辈英雄传奇的仰慕情愫。阅读过睿亲王给史可法的信，乾隆不禁赞叹摄政王的行文揭示了“大义”和“正理”，还熟用了古代著名的《春秋》笔法，斥责南明政权苟且偏安的弊端，大显“旨正词严”的磅礴锐气。但是在讲述史可法时确实又一种文笔，只提到了史可法曾遣人回书，但没有表述其具体内容，可惜只简单记载说信内“语多不屈”。

乾隆心里明白，这是因为史可法的特殊身份，让史官担心信中之言可能触犯忌讳，引起帝王的猜疑和不悦，故弃而不录。于是在后来发布的上谕中，乾隆帝特别提示说，史可法虽是明臣，其不屈表现却是正确的行为，他质问道：如果对史可法的言论弃而不载，那不就辜负了忠臣之心了吗？如此疏忽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后人将不知道史可法到底说了些什么，必定怀疑他说了一番不该说的话而心生反感。

也正是乾隆皇帝发话要看这段文字，才使那些文官们到处忙碌，终于找到史可法当年回信的原件。面对搜寻不易得来的这段文字，乾隆用了“卒读一再”四个字自述其心情，接着不免又在感慨欷歔一番，叹史可法的孤忠、愚忠，叹南明福王的昏庸，叹南明福王的有眼无珠，叹南明下场的可悲。也正是乾隆帝的一番查根问底，才使一位真正的抗清英雄，更加全面的展示到世人面前。

在相符县志上收录的这篇御制文之前，大清实录这本书对这件事也有清晰地记载，还有逸闻趣事的记录。但是就这两封书信而言，其实只不过是当时交战双方刺探对方态度的一般书信，目的在于一个要劝降归顺，一个是不降，但是，由于这两封信的内容产生于那个非常时期，心中所谈及的主题都是政权的变革问题，它涉及到了交战双方在未来的政权形态中谁更拥有合法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一方要维系旧统，一方要创建新统，尽管他们都是以春秋的正统思想去徐徐展开，但是由于自身的立场不同，其表述的方法语气也不尽相同。

多尔衮是从“尊王讨贼”的角度理解，有意回避《春秋》中包含的“攘夷”之义。意思是满人入关是代明朝讨贼而来，其延续正统的动机是不容置疑。史可法也是借用《春秋》的笔法，大张其“攘夷”之旨。引用了南宋困守江南、三国坚守西蜀之例，从而表述当时的南明，尽管格局残破偏安，但是也是正统思想的代表，是正统的。表述言辞同样是气宇轩昂，义正而辞严。所谓的满人入关“借师助剿”，如果站在明朝的立场上看，应该属于贸然过界，借机篡位，实属大逆之举。但是出于文书往来的礼貌，史可法措辞相对隐晦和缓，虽未明指满人即为“蛮夷”，却在列举历往华夏与北方种族的交往历史时，不时影射清人行为的不当。

今天看这些，也许已经早已成为历史，大明也好，大清也罢，无非就是权力之间的争斗。但从乾隆皇帝的御制书我们可以想到，假如没有当年乾隆皇帝的求真求实，也许已经战死在沙场的史可法，其书信恐怕早就淹没在那些陈旧的废纸堆里了，今人也难以了解到一个更加全面的史可法了。如果没有乾隆帝的客观求实，史书也不会那么全面的记述一个与自己为敌的前朝旧臣。当然，作为乾隆皇帝，他这样做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他的统治地位着想，他所信奉的依然是忠君思想，也是借助春秋之意，教育人们有一种官本位的思潮。正如御制书所言：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予以爲不必讳，亦不可讳。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

御制书的结束处还记述：史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实无不可而。明史本传乃称其母梦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傳失之不经矣。也就是说，如果把史可法比成文天祥是不实之词，作为明史本传，称史可法是其母亲梦见文天祥投胎而生，只能说是一种传说，不能作为正统的记载，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乾隆皇帝还是一名唯物主义的崇拜者，而不是唯心主义。

（2023年5月30日星期二于三胡书斋6月4日修改于文化活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