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1958年5月

5月8日

毛泽东说：

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一种是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就不大怕了；另一种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嘛。

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

从古以来，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为什么这些人能变成发明家？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毛泽东在列举古今中外的二十几个例子之后，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要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我们的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相脱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

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谦虚是实际。教条主义者是过分的谦虚，照抄外国，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抄是要抄的，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如说莫斯科宣言中的九条共同纲领，这是各国共同的东西，要认真学习。我们要把这共同的东西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是过分的谦虚。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真正的谦虚就等于实际。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不应该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该的。旗子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设置对立面很重要。所谓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5月13日

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

至于以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人们的言论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给以合法存在的权利，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出来，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这个政策是公开宣布了的，过去采用过，今后还要采用。毒草是客观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不过遥远将来的毒草，不带现在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罢了。

5月16日

铁道部发言稿《怎样把铁路修得快些、办得好些？》

发言稿内容包括：

(一)必须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二)全国工农业大发展，迫切需要铁路建设大发展；

(三)全党全民办铁路，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是完全可能的。

5月17日

有时候形势好像不好，这个时候要有定见，不要被暂时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不要狂妄，也不要有自卑感，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迷信，要把自己放在恰当的地位。要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

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农村混了几十年也不清楚。对于农民的思想感情、心里想什么，不了解，因此就没有根，一种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现在我们规定中央的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到几个社、几个工厂，解剖麻雀，扎根串连，人民群众的根扎在我们的脑子里，人民群众的观念才会扎深。

扎根串连，主题就是说要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几个商店、几个连队、几个学校、各行各业，然后我们脑子才有深刻的印象。谭震林的报告用了江苏提出的口号，叫作要注意防止“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实。我们至少当个张飞吧，粗中有细，不要粗而不细嘛。

山东有个农业社，因为深翻而增产百分之百，至少也有百分之几十，所以我们现在把土壤放在前面，水、肥、土。把种子也提到前面去了，水、肥、土、种。还有一个密植。

我们要尊重唯物论，要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就是说我们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天赋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后来我们因为观察了世界才有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看来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上游”，这是借用的一个词，就是要跟先进看齐。苏联卫星上天，我们想不想搞个把两个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因为这两个口号不很全面，它容易片面。

不管你做多大的官，但是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态度跟人民见面，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看列宁的著作，他讲民主集中制，讲党同群众的关系，讲得非常好。现在有一种新气象，就是落后阶层积极起来了。我们搞建设，必须发动群众。

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

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

合作化我们是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可以多快好省，为什么慢慢来？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要准备对付灾害，还要准备打大仗，还要准备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

5月18日

写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

全文如下：

“请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的那些人。

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三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同5月18日

一个人能够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很多，年纪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

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

看到农民瞒产，我高兴，农民有就等于国家有。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有人以为要几十年时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以后，几个月就进行十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

中国则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有根据地的经验，解放区的农民精神焕发，农村半无产阶级有三亿五千万人。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我们有两个出生父母，一个是旧中国，一个是十月革命。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是学列宁的。

你们有两个整月的时间抓工业、商业、文教、军队，现在就要准备

5月19日

《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

一位苏联专家说，现在中国党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国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他认为要做到“又多又省”这两点，必须结合当地情况。

在这次座谈以前，这位专家还反映，他发现有些中国同志在工作中不动脑筋，主动考虑问题不够，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依靠专家来解决，甚至在讨论问题时，有些同志不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是只抄专家的答案，事后原封不动地去照办。这不是创造性地学习先进经验，而是机械地搬用。因此，也就容易发生偏差，不合乎中国国情。

5月20日

毛泽东说：

第一机械工业部搞出一个四十一个科学发明家的小传。这个材料可以证明，许多科学发明家是出身比较穷苦的人，像瓦特是工人，还有许多是农民，是小知识分子，只有七个人是比较有社会地位的。搞出这些科学发明家的小传，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可以帮助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其他各部也要尽快地把这样的材料搞出来。

关于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

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

关于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

他说：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的规律。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世界上有一万门行业，有一万门科学技术，有一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个人只能主要地精通他那一种、他那一行。对这一种他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他就是外行。对于我们党的领导工作者来说，除了本行之外，对其他行业也摸一摸，略微熟悉一下是必要的。党的领导工作者不可能精通所有的行业。

关于插红旗、辨风向问题，

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

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以不愿插旗子来表示谦虚，这是一种庸俗的谦虚，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庸俗的谦虚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看是由《儒林外史》里面来的，《儒林外史》里面充满了庸俗的谦虚的典型。

要插旗子，首先要用鼻子嗅一嗅是东风还是西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的人总是要分党派的，总是要分左、中、右的，有的人是先进分子，有的是中间分子，有的是保守分子。我们的责任是要先进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带动落后分子。

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写历史的人，他主张写历史要有三个条件，就是才、学、识。才是才能，学是学问，识就是识别风向。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要提高这种识别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斯大林讲过要有预见性。所谓预见性，就是识别风向。要识别风向，这是个领导艺术。我们全党只要有一万两万人到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有识别风向的能力，有预见，我们的事情就能搞得更好一些。

“思、工、农、商、学、兵，两个月内，都要抓一下，重点在工（交通在内）。”

“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顾大局，不个人伸手；辨风向，敢于插红旗，拔黑旗、灰旗；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

“必须认真学马、学苏。不学，少学，不认真学，都是错误的。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都要学。不是搬，而是分析，研究，理解。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

“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要产生自己的理论。”

5月23日

毛泽东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有成绩的，大会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怕认真。不认真，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认真，不管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

我今天要谈的，主要可以说是以后要注意辨别风向。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

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溪”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溪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

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溪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

5月24日

阅中央警卫团干部队的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写的反映山东省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

批示：“震林同志：此件请你一阅。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都是干部队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因我忙，不暇找他们谈。”

谭震林找李宝森等开了座谈会，五月二十六日向毛泽东写了报告。

二十七日晨，毛泽东批示：“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发到会各同志。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5月25日或26日　

阅关于改进劳动工资、劳保福利制度和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问题的信

信中说：

一个是在实行现在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矿、机关的劳动制度之外，是否可以同时实行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和半工半读的工矿、机关劳动制度；另一个是可否在为生活服务事业的基础上把职工家属和农村中的妇女及其他半劳力也组织起来，以与生产劳动相配合。

5月26日

重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

5月29日

毛泽东说：

这三天的会，有很大成绩，但是缺点也有一些，就是气氛不那么好，双方都有些气，但心里有话又没有讲出来。共产党不交心，我们这些人不交心，就不像样子。怎么办呢？改正错误，再开会。

没有别的事，就是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这两种矛盾没有展开，没有揭露，真心话没有讲出来。地方同志对中央不完全信任，主要是对一些部不信任，这是有理由的。你的东西还没有拿出来，“无证不信”，无非是人才、钱财、资材。

再一个就是地方与地方（大贫与小贫）的矛盾。穷得很的省，好像想靠中央，应当靠自力更生。我昨天讲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就是说平衡是暂时的、过渡的、相对的。有几个经济协作区主任说，当个盟主，又没有东西。有两个比较富一点的，无非是东北和华东。

今天，我们就搞点虚业，把这些问题好好谈谈。现在，还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想搞大的。冶金工业部走过这个弯路，不要再走了。王鹤寿已想通了，要大中小结合。

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许多忧愁。有许多方针，这样想又那样想，那样想又这样想，最后才有个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