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的装饰》英译本导论
翻译自《THE ORNAMENT OF HISTORIES:A History of the Eastern Islamic Lands ad 650-1041,The Original Text of Abu Said 'Abd al-Hayy Gardizi》，INTRODUCTION
本文部分译注参考了杨富学、凯旋翻译的《迦尔迪齐论突厥》上中下三章，文章网址：
https://www.sohu.com/a/114816992_488127
https://www.sohu.com/a/114816993_488127
https://www.sohu.com/a/114816991_488127
尾注：正文后的note部分（yysy 这样子真是太不方便了，脚注方便查阅校对yyds）
译注：译者添加的注释
[ ]：译者补充的语句；括号内“回历（公历）”的变体，如（回历[公历]）
文中的小题目为译者所作，以将长文分隔
一、作者介绍
二、著作介绍、史料价值、作者态度、行文风格
三、手稿、文本信息
四、译本信息（英、俄）
五、注释
一、作者介绍
这本《记述的装饰》的作者阿布·萨亦德·阿卜杜·海伊·本·达哈克·本·马哈茂德·加尔迪齐（Abu Said 'Abd al-Hayy ibn al-Dahhak ibn Mahmud Gardizi）是一位身世极其隐秘的人物。他必然与早期伽色尼宫廷或者说官僚机构有所联系，同时他也自称参与过其主公马哈茂德（见下文）生平中涉及军事成就的重大事件，尽管无论是马哈茂德的随军史官阿布·纳斯尔·乌特比（虽然都活跃于同一时代，但相比加尔迪齐他属于老一辈；可能在马哈茂德统治的最后十年里去世），还是阿布·法德勒·贝哈基（他死于回历四七零年[1077],因此很可能和加尔迪齐同时）都对他十分陌生。不过，说加尔迪齐不认识贝哈基那也不可能，特别是二人明显都任职于伽色尼朝廷[1]。加尔迪齐可能是阿布·穆尔希勒·本·曼苏尔·本·阿弗拉赫·加尔迪齐（Abu Mursil ibn Mansur ibn Aflah Gardizi）的亲戚，此人曾前往哈里发卡迪尔（991-1031）处取得授权（统治河中地的）文状，回至尼沙不尔呈给苏丹马苏德（见下文p99）。他可能来自位于今阿富汗东部的扎布里斯坦（Zabulistan）[2]、加兹纳的加尔迪兹地区（Gardiz），之所以如此推断不仅是因为他的族名（nisba），还有他父名的原因（如果dahhak是查哈克[azhi]Zahaka[3]的阿拉伯化形式的话；查哈克是伊朗传说时期推翻贾姆希德[Jamshid]的暴君，但他在呼罗珊东部边境流传的神话中极受欢迎）。我们只能大概知道他生平活跃的时期在苏丹阿卜杜·拉希德·本·马哈茂德统治时（回历?四四零至四四三年[？1049-1052]在位），加尔迪齐在书中提及到他撰写此书时正是阿卜杜·拉希德统治时期，在撰成后将书呈献了给他，但加尔迪齐的生卒年仍然不得而知。书名《记述的装饰》，也许是对阿卜杜·拉希德的尊号“宗教界的装饰（Zayn al-Milla）”的一种暗示（kinaya）。在其同代史家中唯一一位与加尔迪齐有着私人的、学识上联系的人，便是著有《印度考察记（Tahqiq ma li’l-Hind）》和《古代遗迹（al-Athar al-baqiya）》的伟大学者阿布·雷杭·比鲁尼（Abu 'l-Rayhan al-Biruni）了，加尔迪齐说他直接从比鲁尼处获得某些信息[4]，而加尔迪齐书的年表参考的便是这位花剌子模学者的文献。[5]
[1] 尾注1：关于加尔迪齐的一般简介及其著作，见博斯沃思《关于伽色尼王朝前四个苏丹（977-1041）事迹的早期史料（Early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four Ghaznavid sultans (977—1041)）》，《伊斯兰季刊》卷七（1963），p8-10；《伊朗百科全书》文章“加尔迪齐”（博斯沃思撰）
[2] 即《大唐西域记》所记之“漕矩吒国（梵语拼为Jāguḍa）”，其“周七千余里”。《隋书》作漕国，《新唐书·西域传》记为谢䫻。载：“谢䫻居吐火罗西南，本名漕矩吒，或曰漕矩。”大致位于今天阿富汗的扎布尔省和加兹尼省。Zabulistan原意为“扎布尔人（Zabul）的土地”，波斯传说中为英雄鲁斯塔姆之父zal出身之地；伽色尼统治期间往往代指加兹尼城一带地区。
[3] 译注：他有着Zahhāk/Zahāk、Dahāg、Bēvar Asp等名字，亦名佐哈克，因两肩生蛇而得绰号蛇王（Zahhak the Snake Shoulder），即《列王纪》中俾什达迪王朝的统治者。据说查哈克是阿拉伯的国王之子，因恶灵伊布力斯而两肩生蛇，为了喂食蛇每天需要两个人脑。贾姆希德因不信神而导致民心背离，查哈克受到波斯人民支持并花了四十天歼灭了保皇军，随后杀害贾姆希德并统治伊朗。蛇由加姆西德的两位公主喂养，公主为了不再有牺牲者，而用羊脑代替，并让原本被选中牺牲的人逃到山中或沙漠，据说这些人就是库尔德人的祖先。查哈克最后被费里顿（Afrīdūn）用牛头矛打败，囚禁在山洞中，结束一千年的统治。
此处博斯沃思应该用zahhak这个名字来说明dahhak是其阿拉伯化之后的形式
[4] 尾注2：见哈比比本p252
[5] 尾注3：参见米诺尔斯基《加尔迪齐论印度》，BSOAS卷七(1947-1949)p625注释3。但在他的第十九节“关于印度的学术与原则（ma'arif）”，说加尔迪齐明确可知参考的文献为萨曼史家阿布·阿卜杜拉·贾汗尼（Abü 'Abdallah Jayhani，大概全名叫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纳斯尔，他是萨曼王朝君主纳斯尔二世的宰相，见本书第三部分，p55尾注18），还可以回溯到回历三世纪中叶/九世纪的史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radadhbih）.见上文p626；Louise Marlow，《从古典时期的穆斯林角度看印度种姓制度（Some classical Muslim views of the Indian caste system）》MW lxxxv (1995), pp. 16—17。
二、著作介绍、史料价值、作者态度、行文风格
《记述的装饰》可谓是一团资料大杂烩（mélange），将历史、地理、民族学全都杂糅在一起。这些东西引起了东部伊朗世界的那些统治官员与学者阶层的兴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此书将是新波斯语著作中第一部将通史与具体王朝历史结合起来的著作，值得研究者关注。苏布克特勤家族的突厥血统、诸埃米尔对北印度的入侵能够解释加尔迪齐在书中加入关于内亚、东欧的突厥部落与印度人的节日、宗教及哲学教派两篇附加章节的原因。[1]由于本书在手稿的传递中佚失了原本应有的绪论（exordium），因此本书的历史部分就直截了当地（in medias res）从伊朗传说国王时期开始叙述，接着是帕提亚、萨珊诸皇帝；然后简略介绍了伊斯兰时期的哈里发，直到和他一个时代的嘎伊姆（al-Qa'im，回历四二二年[1031]继位），之后便是到了作者最有兴趣写作的部分——从阿卜杜拉·本·埃米尔（Abdallah ibn 'Amir，回历二九至四四年[649-664]担任巴士拉与东部总督）开始的东部阿拉伯总督史，以及之后那些名义上是哈里发的代理人，但是越来越独立的当地统治者史。在详细介绍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在呼罗珊的衰落、并波悉林崛起、以及阿拔斯革命的出现等事件后，继续叙述阿拔斯的历任呼罗珊总督，持续到哈伦·拉希德的两个儿子马蒙与阿明的内战，马蒙最终以呼罗珊为基地取得了胜利。接着是马蒙统治和塔希尔王朝诸总督、萨法尔王朝雅库布与阿木尔·本·莱斯兄弟的事迹、掌管河中、呼罗珊的萨曼王朝诸埃米尔以及伽色尼王朝早期的故事。
因此，正如伯特·弗格拉纳（Bert Fragner）所言，加尔迪齐主要关注的是马什里格（Mashriq）[2]，即伊斯兰早期作为一个独立区域的概念出现的大呼罗珊地区（Greater Khurasan），而并非“两个伊拉克”的西波斯地区——即包含旧米底、法尔斯（Persis）、阿塞拜疆等地区的伊拉克·阿贾姆（Iraq-i 'Ajam，波斯伊拉克）；与以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为代表的旧时波斯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阿拉伯伊拉克（Jazirah）[3]。大呼罗珊地区的范围跨越了乌浒水（如今它已经不再被视为分隔、划分区域的边界，也决意成为不了百姓与军队行动的障碍），它不仅包括东波斯与今阿富汗，还包括河中地区，其核心腹地是从前的粟特地区（Sogdia）；除此之外还有花剌子模与锡尔河沿省区——如渴石、伊剌克（Ilaq[与Iraq不同]）、苏对沙那（Ushrusana）与费尔干纳——这些在文化、民族和语言上与之相关的地区。[4]
加尔迪齐对马什里格史——特别是对直到约950年的萨曼王朝史的记述特别有价值，显然他的书里包含了阿布·阿里·侯赛因·塞拉米（Abu 'Ali al-Husayn al-Sallami）的著作、已经佚失的《呼罗珊统治者史（Ta’rikh Wulat Khurasan）》。从加尔迪齐和伊本·阿西尔提供的文献情况看，塞拉米是盘踞查干尼扬（Chaghaniyan）[5]的穆赫塔吉家族（Muhtajids，活跃于（flor.）[6]回历4世纪/10世纪中期）的门客（protégé）。[7]不过这两位学者是参考哪些书籍了解回历四世纪/十世纪后期以及萨曼王朝统治末年的事情则尚不清楚。[8]我们也可以猜想加尔迪齐从另一部佚失的著作，哈夫斯·本·曼苏尔·马尔瓦奇（Hafs ibn Mansur al-Marwazi）的《呼罗珊赋税之书/呼罗珊赋税论（Kitab Kharaj Khurasan）》中获得了一些资料。哈夫斯是哈伦·拉希德时期的呼罗珊总督阿里·本·伊萨·本·马汉（Ali ibn 'isa ibn Mahan，回历一八零至一九一年[796-807]担任）的书记官（然而，除了加尔迪齐提到过它，史家们对这部涉及呼罗珊税收制度的著作一无所知）。[9]
在叙述伊斯兰时期的早期历史时，加尔迪齐仅大概介绍了一下四位正统哈里发，并且以中立冷静的态度记述奥斯曼和阿里（甚至没有提到奥斯曼是被埃及叛军杀害这一有争议性的话题），众所周知对这两位哈里发统治的描述通常是检验一个伊斯兰学者个人的宗教与教派态度的试金石。加尔迪齐书中奥斯曼的名字后加了“愿主喜悦之（May God be pleased with him）”的塔尔迪亚（Tardiya）[10]，不过这属于哈里发的正常惯例（然而，加尔迪齐却在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齐亚德·本·穆阿维叶名字后面加了诅咒的咒语，因为什叶派的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本·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就是在他在位期间被他杀害的）。总的来说，加尔迪齐对阿里派很尊重，但并没有多少热情。他对阿里党人参与的事件的叙述——如阿里派篡位者多次掀起的叛乱则以一种不偏不倚的口吻进行描述。四位正统哈里发的政权被记为哈里发国家（khilafats），而倭马亚诸哈里发的统治政权则只被记为维拉亚特（wilayats，即省区）；在对阿拔斯王朝首位哈里发塞法哈时才会使用哈里发国家；加尔迪齐在此处是否呼应了阿拔斯晚期史家塞拉米等人的态度和做法我们不得而知，但还是可以猜测一下。在马蒙至穆塔迪德之间的那些权力日渐衰弱的哈里发统治事迹，加尔迪齐直接泛泛几笔带过，一直记述到他本人生活的年代，以嘎伊姆的统治结束本书（1031年继位）。
梅萨米（Julie Meisami）指出，贯穿加尔迪齐书的一条主线就是东部伊斯兰世界的权力转移[11][12]。这个转移过程从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推翻开始，而萨珊诸帝往往都是骄傲自大、残酷暴虐之辈；而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取代则推动了这一进程，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在加尔迪齐书中仅被含蓄地描述为“穆勒克（Mulk）”，而不是有真主支持的“哈里发国家”；同时细节介绍了倭马亚王朝的呼罗珊总督——特别是倭马亚最后一任呼罗珊总督纳斯尔·本·色亚尔（Nasr ibn Sayyar）——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迁徙到呼罗珊的]阿拉伯部落之间的冲突与敌意预示着倭马亚王朝在当地统治的衰亡。直到这时，加尔迪齐依然保持着实事求是的文风。他在讲述并波悉林·呼罗珊尼在阿拔斯起义军中所做计划、最终成事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时大书特书；在并波悉林被那位嫉妒多疑的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执权时倒台并被处死后，加尔迪齐明显加快了叙述的速度；之后东方伊斯兰世界发生的又一次大变动事件，则是哈里发之位从贪图享乐、才能平庸的阿明转移到他那性情严整、德行出众的兄弟马蒙。这个大事件涉及的细节较少，但有一段涉及马蒙大将侯赛因·本·塔希尔进攻巴格达、随后阿明被杀的记载，给这位在呼罗珊建立塔希尔王朝的人物笼上了一股神秘的面纱[13]。
梅萨米进一步指出，加尔迪齐在叙述波斯历史的过程中似乎对其中频繁出现的弥赛亚式的、异端的运动特别感兴趣，他最开始先简要提及了萨珊王朝时期的摩尼教和马兹达克教派[相对祆教而言是异端]；并对一些伊斯兰早期的暴乱作了详细叙述，如那位取得辉煌功业的并波悉林含冤而死后，那些由比哈方德（Bihafand）、乌斯塔德西斯（Ustadsis）、穆坎纳（al-Muqanna）等人与各种反抗阿拔斯的“白衣从者（Wearers of White）”[14]掀起、爆发于呼罗珊与河中地区的叛乱。和其他那些表现出类似兴趣的史家一样，加尔迪齐的动机无疑是强调：在伊斯兰世界里，维护真正的信仰、镇压伪先知和宗教异端是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不过也可能如梅萨米所言，加尔迪齐有意识地为伽色尼的马哈茂德提供一个伟光正背景：将他描述成一个镇压治下异端的统治者；印度次大陆的伟大加齐、异教徒之锤。[15]
之后，加尔迪齐的叙述从塔希尔王朝转向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倒数第二个阶段——即呼罗珊与河中由萨曼王朝掌管的一个世纪；然后到伽色尼时达到全书的重点高潮部分（尽管萨法尔王朝也曾控制呼罗珊，但其时间短暂，仅是非典型的间歇时期，最终其统治被[剿异教徒方面]更有“德行”的萨曼王朝君主伊斯玛仪·本·艾哈迈德所终结）[16]。然而加尔迪齐基本没怎么写萨曼王朝的历史，这在像纳尔沙喜这种本地史家和伊本·阿西尔这种大史家这里是找不见的[17]；但他和乌特比（见下文）的著作是当时或接近当时的主要史料，其书展现了当时呼罗珊日益混乱的局面、以及当地各方军阀的争斗。萨曼王朝在内外交困下解体灭亡，而伽色尼王朝作为一个新的“国家”——或者说一个继承前朝的变革者出现，并给乌浒水以南地区带来了新的秩序。[18]
自从回历三五一年（962），萨曼王朝的军事统帅、苏布克特勤的前任、突厥古拉姆将军阿尔普特勤撤出布哈拉，前往遥远的王朝边境加兹纳城后，加尔迪齐的书中就没有再记载他的任何信息；同时他用以叙述苏布克特勤职业生平的史料也是零零散散的，而且都是和最后的几位萨曼王朝埃米尔的事迹交织在一起。他叙述的所谓以时间为序的伽色尼王朝史，实际上是从马哈茂德·本·苏布克特勤在回历三八八年（998）的继位斗争中战胜其弟伊斯玛仪，并在回历三八九年（999）在哈里发卡迪尔授予“呼罗珊总督”之位开始，这是伽色尼王朝成为实际上的国家的起点。从他在叙述马哈茂德统治史前的序言中，加尔迪齐阐述了他能够作为史家的条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是许多相关事件的现场目击者/亲历者。他声称从此处开始的编年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自身亲眼所见，包括马哈茂德征战印度、锡斯坦、呼罗珊、西波斯等地；不过他在写的时候会有所斟酌，力求简洁，避免长篇大论[19]。
鉴于这最后一个目的，因此加尔迪齐记述早期伽色尼史——马哈茂德统治至其孙毛杜德初继位这段时期大多是对事件的简单记录也就不出奇了（尽管这段历史不到五十年[而且大多是自身亲历的应该能写很多]）[20]。不过，他对马哈茂德和其盟友喀喇汗大汗玉素甫·卡迪尔汗会面这么一个[注定]盛大铺张的会面反而进行了详述，而且提供了大量确凿的细节，不禁让人猜测作者要么当时在场，要么从当时在场的人处获得了第一手资料（见下文p91-92）。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总的来说，加尔迪齐的历史叙述缺乏对事件的生动评论[挺好的，忠于史实，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以误导后人，点名某光某修]、以及对苏丹、突厥将军、波斯官吏这些人物做出某事件的动机；因为在贝哈基马苏德史的日常记述中，那种时而详细、时而八卦的评语可谓随处可见。不过此二人都不喜欢在叙事过程中使用华丽梦幻、渲染传奇性的修饰用语。加尔迪齐书中，除了对苏丹的例行赞美这种偶尔的文人传统和虚伪外（比如他称颂马哈茂德的继位是“时来天地皆同力”，没有任何欺骗、镇压人民或者流血的事件发生），他个人的品性或对事件的态度基本没有怎么表现出来。作为一个政权[不如说是苏丹]的奴仆，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可避免的。马苏德在军事政变中被杀（军事政变可谓是中世纪伊斯兰统治者都会经历的一个“传统艺能[normal hazards]”），加尔迪齐将他称为“殉教者苏丹（Martyr Sultan）”。
然而，他在叙述伽色尼历史的时候对于某些情况又记载得非常详细，如他用相当长的篇幅和大量的旁证记载了回历四一五年（1024）马哈茂德以铁索连系小船组成浮桥自巴里黑北渡乌浒水，以及在416年（1025）与玉素甫·卡迪尔汗·本·哈伦/哈桑·博格拉汗会晤于撒马尔罕以南，双方互换豪奢的礼品（见正文p91-92）；加尔迪齐很可能随军前往，是这些事情的第一现场目击者。《记述的装饰》中[对于事件]都提供了时间，通常精确到月和日，而事实上这些日期大多数都是准确的。对于马哈茂德统治的前、中期，加尔迪齐以更为明智、直接、方便阅读的方式补充了乌特比在其书《亚米尼史》中相关的、但又过于堆砌浮藻、同时又十分隐晦的记载。皮科克（Peacock[这名字意思是雄孔雀]）认为这段记载可能是在回历四一三至四一六年（1022-1025）间写成的，不过应该是在回历四一六年（1025）马哈茂德的维齐尔艾哈迈德·本·哈桑·梅伊曼迪（Ahmad ibn Hasan Maymandi）解职之前。[21]至于在加尔迪齐记载的马苏德统治期间的事件，则提到了新苏丹在行政与军事方面的变动：一是撤换了前朝的旧臣——他们统称为父王派（Mahmudiyan，亦称Pidariyan），而选择任用底层的“新人”（实际只是自己的奴仆鹰犬），使他们一跃而成新贵（Naw-khastagan/ upstarts）；[22]二是征战印度、镇压艾哈迈德·[本·]伊那尔特勤（Ahmad [ibn] Inaltegin）的叛乱。这些事迹都与他在位后期塞尔柱人日渐崛起与呼罗珊、最终在丹丹坎大败伽色尼而带来的王朝外患合为一体。加尔迪齐对这些事情的叙述自然是不能和贝哈基史中相关事件的细节重现相比，但加尔迪齐记载的穆罕默德·本·马哈茂德[23]（分别在回历四二一年[1030]和回历四三二[1041]在位）两次继位的故事则有着特别的价值。因为现存的贝哈基史只有他作为马苏德统治的前戏——第一次统治的事迹，而在记载到马苏德被哗变的军队杀死、叛军将穆罕默德重推上王位后便戛然而止。
遗憾的是，现存的加尔迪齐书只记载到马苏德子毛杜德继位、并在回历四三二年（1041）为父报仇后便止住不写了。因为我们从他书里找不到有关毛杜德、其死后的两个在位短暂又事迹模糊的苏丹马苏德二世·本·毛杜德与阿里·本·马苏德、加尔迪齐的赞助人阿卜杜·拉希德的统治事迹（特别是由于这段历史在其他的史籍中也没有记载详细）。[24]虽然手稿中只叙述到毛杜德处决参与其父亲之死的人便戛然而止，但[我们可以猜测]加尔迪齐可能将其延续了十年左右，直到阿卜杜·拉希德统治时期；或者他可能因为阿卜杜·拉希德的统治在回历四四三年（1051-1052）被武力推翻、奴隶司令托格里尔篡其位而没有动笔；[25]但这些终究只是猜测。[26]
[1] 原文为The Turkish ethnic origins of the house of Sebuktegin and the raids into northern India of the Amirs would explain Gardizi’s appending sections on the Turkish tribes of Inner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and on the festivals and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sects of the Indians to the more strictly historical part of the book.
[2] 阿拉伯语词汇，与马格里布相对，意为东方之地
[3] 尾注4：弗拉格纳《中亚和伊朗历史研究中的地域主义概念（从宏观角度进行的历史解释）[The concept of regionalism in historical research on Central Asia and Iran (a macro-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纪念尤里·布雷格尔的中亚史研究（Studies on Central Asian History in Honor of Yuri Bregel）》ed. Devin DeWeese (Bloomington, Ind., 2001)，p244-247; 同时参见梅萨米（Julie S. Meisami）《直到12世纪末的波斯历史编纂学（Persian Historiography to the End of the Twelfth Century）》（Edinburgh, 1999），p68。
[4] 原文为This Greater Khurasan straddled the Oxus — now no longer seen as a separating and dividing boundary, and never in any case a serious obstacle for the movement of peoples and armies — and included not only eastern Persia and what is now modern Afghanistan, but also Transoxania, with its heartland of the former Sogdia, and regions connected with it culturally, ethnically and linguistically such as Khwarazm and the Syr Darya provinces like Chach, ilaq, Ushrusana and Farghana.
[5]波斯语地名，又称恰甘尼安，阿拉伯语称为萨甘尼安（al-Saghaniyan）。即《新唐书·西域传》中的石汗那（斫汗那），《大唐西域记》作赤鄂衍那，《册府元龟》作支汗那。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南部，苏尔汉河上游西之迭脑(意为新村)一带。
[6] 译注：florished 的缩写
[7] 尾注5：关于塞拉米及其著作，见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三版（伦敦，1968）p10-11、21；塞兹金（Fuat Sezgin）《阿拉伯著作史（Geschichte des arabischen Schrifttums）》卷一（莱登，1967）p352注释5；《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文章“塞拉米”（博斯沃思撰）。
[8] 尾注6：塞拉米的史料似乎在回历七世纪（13世纪）才被伊本·哈利坎（Ibn Khallikan）与志费尼（Ata’-Malik Juwayni）利用，见巴托尔德书p10。
[9] 尾注7：见下文哈比比本p131与巴托尔德书p7
[10] 译注：应是对宗教人物常加上的“愿主喜悦之”、“愿主福安之”一类短语的概称，类似于对该人物盖棺定论的评价。早期用在先知、哈里发、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后来范围逐渐扩大至全穆斯林，在我翻译的《布哈拉史》翻译里也有对宗教人物的tardiya；据Etan Kohlberg和Amin Ehteshami《少数派的赞美：什叶派思想历史研究（In Praise of the Few. Studies in Shiʿi Thought and History）》（2020）p155提到，对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三位哈里发（是否为正统哈里发）的争论体现在是否给三位使用“愿主喜悦之（radiya llāhu 'anhum）”的tardiya。在此感谢@真深奥 与@milan shah 对该词的帮助
[11] 原文为Julie Meisami has noted that a general thread running through Gardizi’s History is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the Islamic East
[12] 尾注8：梅萨米书p69及之后几页。
译注：原文为Op. cit., pp. 69ff.，这个缩写的意思是（书籍杂志）中见第…页（或第…行）及以下几页
[13] 原文为though there is an account of the attack on Baghdad by al-Ma’mun’s general Tahir ibn al-Husayn and the subsequent killing of al-Amin which casts the latter, founder of the subsequent line of Tahirid governors in Khurasan, in a neutral light
[14] 白衣从者是穆坎纳起义中的主力，此处作者用它来指代阿拔斯建立前后数十年呼罗珊地区的叛军，为泛称。
[15] 尾注9：同上，p74-75.
译注：原文为Ibid., pp. 74—5.ibid为拉丁语ibidem的缩写，意为“出处同上、如上”。
[16] 原文为Apart from the fairly brief, atypical interlude of saffarid domination in the East, whose short-lived control of Khurasan was ended by the more virtuous Samanid Isma'il ibn Ahmad, Gardizi’s narrative moves on from the Tahirids to the penultimate stage of power transfers there, the century or so of the Samanids in Transoxania and Khurasan, before the culmination of the History is reached in the Ghaznavids.
[17] 原文为Gardizi has little 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Samanid dynasty that is not found in other sources like the local historian of Bukhara, Narshakhi, and the later Ibn al-Athir
[18] 原文为as the Samanid amirate disintegrated under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s, with the Ghaznavids emerging as a new da'wla or change in the succession of dynasties and as bringers of a new order in the lands south of the Oxus.
[19] 尾注10：纳齐姆本p61-62；哈比比本p173-174
[20] 原文为Given this last aim,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Gardizi’s account of the early Ghaznavids, running from the rise to power of Mahmud to the opening of his grandson Mawdud’s reign, hence spanning less than five decades, is mostly a bare chronicle of events
[21] 尾注11：皮科克（A.C.S.Peacock）《乌特比的亚米尼史：赞助、构成与接受（Utbi’s al-Yaminë. patronage, composition and reception）》，《阿拉伯百科（Arabica）》卷14（2007）p519-520
译注：Peacock在英语中是雄孔雀的意思
[22] 原文为Gardizi’s account of Mas'ud’s reign deals with the new sultan’s administrative and military changes, the replacement of men of the former regime, the Mahmudiyan or Pidariyan, with ‘new men’, the Naw-khastagan or upstarts, Mas'ud’s own creatures
[23] 译注：他是马哈茂德之子，原本马哈茂德属意他继位，但被长子马苏德重现父亲故事（指马哈茂德击败并废黜父亲苏布克特勤属意的次子伊斯玛仪）将其废黜；马苏德死后被叛军推举为王，被镇守呼罗珊的毛杜德击败、擒获、杀死三连。
[24] 尾注12: 关于这些见博斯沃思《晚期伽色尼史，1040-1186（The Later Ghaznavids: Splendour and Decay. The Dynasty in Afghanistan and Northern India 1040—1186）》，爱丁堡，1977，p25-47。
[25] 尾注13：同上，p41-47。
[26] 尾注14：关于加尔迪齐书作为呼罗珊历史的参考史料地位，见巴托尔德书p20-21；其作为伽色尼史料之一的地位见博斯沃思《关于伽色尼王朝前四个苏丹（977-1041）事迹的早期史料》一文；关于在当时历史写作中的地位，梅萨米在其书p66-79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三、手稿、文本信息
加尔迪齐这部以波斯文写成的著作可谓简单明了到极致，甚至可以说是干巴巴的，不过还是有些阅读上的困难；因为现在没有早期的手稿抄本，因此如果要解决这些困难就会显得风险重重。现存的两份手稿可能都是在印度抄写的，不尽人意[乳印警告]。第一份，也是相对较好的一份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抄写日期不确定，但很可能是十六或十七世纪的；而另一份存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2]，明显是近代回历一一九六年（1781）的抄本。它在准确性并不如剑桥的那份，这么看来，要么牛津的那份是抄剑桥的；要么两份抄的都是同一份已经佚失的手稿。[3]实际上，我们依赖的是一份“独特的”手稿，这份手稿本身就缺陷多多，最严重的就是序言和部分历史章节的佚失（见上文）。总之，我们离加尔迪齐写作的时间以及其现存最古老的手稿的时间起码有着四个世纪或以上那么远（这种距离可以和现在发现的贝哈基史的各种手稿之间的差距相“媲美”[指贝哈基史手稿虽多，但十分繁杂又各有不同处]）；从加尔迪齐现存手稿如此稀少这个情况可以反映出一个事实：由于这部书产生于伊斯兰世界最东部的边缘，它应该是很少被后来的波斯、印度穆斯林地区的史家与作家（udaba）所了解。直到1868年帕尔默（E.H. Palmer）刊印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东方手稿目录，西方或近代的波斯学者才开始意识到它的存在。[4]
到了十六、十七世纪，波斯（或者更可能是印度穆斯林）抄写家们已经完全不熟悉五百年前的波斯语词汇及其文字风格，对书中许多突厥、印度名字在现在的形式只能靠猜。[5]马利克·舒尔阿拉·巴哈尔（Malik al-Shu'ara' Bahar）描述加尔迪齐的文字风格为“相当成熟流畅（bisyar pukhta wa rawan）”，他将其风格归入时间上比贝哈基还早的新波斯语风格，其风格和加尔迪齐之前一个世纪的萨曼王朝维齐尔、翻译家巴勒阿米更为相似。[6]拉扎德（Gilbert Lazard）认为，这份手稿的传播条件[如此之差，]不利于对其中文本的语言内容进行分析；同时该手稿也似乎没有接受过抄写家认为的系统的、现代化改造（贝哈基史的手稿就是[和本书一样的]如此情况：其手稿都是从诸多事件较晚的抄本中选出的）[7]；其手稿中词汇的特征十分古老，表达方式也比较罕见。比如像hami，作为持续或习惯性行动动词的前缀；介词andar即dar；在动词补语前会用mar. . . ra，其结果的意义往往比简单的直接和间接宾语要广泛得多，这些都是经常可以看到的；[8]本书的主要语言为波斯语，很少有阿拉伯语词汇，特别是伊斯兰宗教与文化方面的；它确实比贝哈基的文字更具波斯语色彩。真主总是用khuda或lyad而不是用allah；穆罕默德基本只用Payghambar来称呼；偶尔会用Rasul[真主]；在文体方面，我们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他经常使用一些更委婉的死亡术语，如farman yaft——“他收到了神的召唤”，wafat——“完成了一个人的寿命”，这两个词用于统治者和其他崇高的人物，而更多的普通人只是“死亡”（murdan）；[9]加尔迪齐在往人名后面加传统虔诚词语（tasliya, taslim, the tarhlm, the tardiya等）方面表现得十分克制；[10]有趣的是，他偶尔会使用一些短语，这些短语显示出基本的阿拉伯语表达方式开始渗透到标准的波斯语词汇中，如“今年”——sana-yi hadhihi。[11]加尔迪齐的古板风格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他的文中并没有引用什么诗句，与他同时代的贝哈基的更为“健谈”的文学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贝哈基现存的手稿记载中，历史部分章节引用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诗句起码有473行以上。[12]
现行译本是以哈比比（Habibi）的文本为底本进行的。加尔迪齐的第一版已经近乎完整了，第一个刊行《记述的装饰》全文的学者是威廉·巴托尔德，在其著作《中亚学术旅行报告（Otchet o poyeydkye v Srednyuyu Ayiyu）》（圣彼得堡，1897）p78-103[13]与他的经典杰作（chef d’œuvre）《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圣彼得堡，1900）卷一p1-18（最后这份文本并没有出现在由罗斯爵士[Sir E. Denison Ross]操刀、放入“吉布纪念丛书”的《突厥斯坦》英译本[伦敦，1928]）。至于《记述的装饰》历史部分的大部、包括了自塔希尔王朝至伽色尼王朝的呼罗珊统治者的部分由穆罕默德·纳齐姆（Muhammad Nazim）校订刊行（E.G.布朗纪念丛书，卷一，柏林-施泰格利茨，1928）。纳齐姆的校订作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因为纳齐姆作为一位印度穆斯林，他能解释和理解关于马哈茂德和马苏德时期对印度战役记述的许多地名与人名；三年后他还出版了一本《伽色尼苏丹马哈茂德的生活及其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Sultan Mahmud of Ghazna）》，书里就使用了加尔迪齐的史料。然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他的校订本还远远不足，并遭到了波斯学者米尔扎·穆罕默德·加兹温尼（Mirza Muhammad Qazwini）的怒批，他评价其校订就是愚蠢（ahmaq）、无知（btsawad）、愚昧（nadana）之举。回历一三一五年（1937），加兹温尼在德黑兰刊行了和纳齐姆同样章节的本子；回历一三三三年（1954），纳菲西（Sa'id Nafisi）在德黑兰刊行了加尔迪齐书中自萨珊王朝到萨曼王朝初期的部分。这两份刊行本子标志着校正这一部分的可靠文本取得了重大进展。[14]
但是，只有已故的阿富汗学者阿卜杜·海伊·哈比比（Abd al-Hayy Habibi）对《记述的装饰》原本的大部分内容进行了批注校订，回历一三四七年（1968），他以一手优雅的泰阿利格体（ta'liq）誊抄了一遍原本，并有多项附录，包括加兹温尼和纳菲西为各自的本子所写的序言。对于加尔迪齐书的历史部分，哈比比以纳菲西的本子为基础，并常用其本子引注自己的著作；但鄙人认为，在一些地方段落，纳菲西[相比哈比比本]更好。[15]正如采格莱迪（K. Czeglédy）和马丁内斯（A.P Martinez）两位根据加尔迪齐的资料所作的有关内亚突厥人的宝贵研究指出，哈比比的本子基于对两份手稿细心、严谨的考察而得出，极有价值；不过他常被非阿拉伯语或非波斯语的地理、种族、部落名所难倒，这是因为他没有查阅巴托尔德刊行的内容（见上文）以及随后由库恩（Count Géza Kuun）[16]、马夸特（Josef Marquart/Markwart）[17]、马噶尔尼（C.A.Macartney）[18]等学者针对这些部分所做的译本。[19]当然，哈比比通过查阅米诺尔斯基翻译的《世界境域志》英译本及其书中评注[与自己著作相比对]，收获良多，并且通过这些他又加深了对自己家乡阿富汗的历史地理与地形的了解；[20]还参考了米诺尔斯基的文章《加尔迪齐论印度》（载于BSOAS卷七[1947-1949], p625-640）。不过，他显然没有机会接触到《马卫集在中国、突厥与印度（Sharaf al-Zaman Tahir Marvazi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伦敦，1942）这篇文章，文中米诺尔斯基校辑并翻译了活跃于回历五世纪后期-六世纪初（11-12世纪）的塞尔柱作家沙拉夫·扎曼·塔希尔·马卫集（Sharaf al-Zaman Tahir）著作《动物之自然属性（Taba’i' al-hayawan）》中有关欧亚大陆内部的民族与地区的章节，马卫集在这些章节大量使用加尔迪齐书记载，但也引用了其他未曾指明的史料；同时他也没有翻阅伊本·鲁斯塔（Ibn Rusta）的《珍贵记录之书（al-A’laq al-nafisa）》（可能写于回历二九零至三零零年[903-913]之间）中现存的地理部分，其中包括关于拜占庭人、斯拉夫人、罗斯人、马扎尔人、突厥人等诸民族所居之地区与印度等的重要记载。除了这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外，回历一三六三年（1984）再版的哈比比本子（不过文中的书法体被电脑字体所替代）仍然是一项[基础]坚实的学术著作，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它为伊斯兰历史学家和那些想利用《记述的装饰》来研究突厥人及其他草原民族的民族起源、或印度的宗教、节日问题、日期和年表等的学者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回历一三八四年（2005），在《文化著作鉴赏协会（Anjuman-i Àthar wa Mafakhir-i Farhangi）》的赞助下，拉米汗·里达札达·马利克（Rahim Ridazada Malik）刊行了一个全新版本（前文72+正文636）。[21]书中有一份扎实的绪论，特别是调查了以前关于加尔迪齐文本的工作；并首次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校订文本（哈比比的本子省略了开头关于世界之创造与先知的章节，也省略了结尾那一点简短的内容，并对章节和分节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任意编号）[22]，并试图恢复文中时代的词汇拼写体系，例如对于在元音之间和之后的dh改为d。此书索引详尽而有用，包括知名人士的传记细节，以及关于某些特定主题和引用相似记载时出现的taʿliqat（如穆罕默德·本·木纳瓦尔[Muhammad ibn al-Munawwar]的《Asrar al-tawhidfi maqamat al-Shaykh Abi Sa'id》中关于塞尔柱人来到巴瓦尔德[Bavard]与麦哈纳[Mayhana][23]的记载）。然而此书并没有进行任何批判性工作（重要的工作已经公认由哈比比完成，无须重复），这意味着里达札达本与哈比比本之间有着许多微小的差异——涉及词汇的变化、对辅音笔迹（consonant ductus）的不同解释、甚至于二者之间增加或减去的单词和短语，这些都没有说服力，其理由也无法解释。[24]虽然本译本偶尔也会采用里达扎达本的解释（这在注释中有所说明），但总的来说，就《记述的装饰》的历史部分而言，他的文本当然取代不了哈比比本。
[1] 译注：手稿编号为Kings College, 213=Brown,743
[2] 手稿编号为Bodleian=Ethé, 15
[3] 尾注15：见斯托里（C.A. Storey）《波斯文献志（Persian Literature. A Bio-bibliographical Survey）》(London, 1927-53)卷一2分册，p65-67
[4] 尾注16：同上，p72注释5。
[5] 尾注17：参见米诺尔斯基《加尔迪齐论印度》p625-626。鄙人曾尝试在《<贝哈基史>中对一些突厥名字的笔记（Notes on some Turkish names in Abu 'l-Fadl Bayhaqi’s Tarikh-i Mas'üdi）》（Oriens XXXVI (2001), p299-313）阐明贝哈基史中的突厥名字，后来还有一篇《关于贝哈基史中的突厥名字进一步说明（Further notes on the Turkish names in Abu 'l-Fadl Bayhaqi’s Târikh-i Mas'ûdi）》，出现在纪念法尔哈德·达夫塔利博士的文集中。
[6] 尾注18：Bahâr, Sabk-shinâsi yâ târikh-i tatawwur-i nathr-i fârsi (Tehran, 1337/1958), Vol. 2, p. 50.（不懂波斯语就不动了）
[7] 原文为Gilbert Lazard has noted that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text was transmitted are not favourable to the analysis of the Zayn al-akhbar for its linguistic content, but that the text nevertheless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subjected systematically to what its scribes thought was a modernisation (as is clearly the case with the manuscripts of Bayhaqi's History, also only known from late manuscripts)
[8] 尾注19：拉扎德（G. Lazard）《最古老的波斯散文遗迹的语言（La langue des plus anciens monuments de la prose persane）》, (Paris, 1963)， p71-73.
[9] 尾注20：见哈比比本p133，在哈伦·拉希德死时的术语
[10] 尾注21：在本译本中这些一概省略不谈
[11] 尾注22：哈比比本p131。
[12] 尾注23：参见博斯沃思《贝哈基史》（见上文，p9-10）卷一，绪论，p59-60，p72
[13] 尾注24：在此感谢梅尔·达兹维尔先生为我提供了巴托尔德对加尔迪齐书所作之绪论的英译。
译注：在哈比比本之前，关于加尔迪齐书中有关突厥的内容已有一个完整本和两个摘录本发表。唯一完整本即巴托尔德整理的本子，虽然可以信赖，可惜他用的是牛津本而不是剑桥本，基础差了。
[14] 原文为these two publications marked a significant advance in achieving a reliable text for this section
[15] 尾注25：关于对加尔迪齐书版本的研究，见斯托里书卷一p66，1229（他当时只能列出纳齐姆本与1930年代的德黑兰本）尤里·布雷格尔（Yuri E. Bregel,）的《个人对<波斯文献志>书目的评论（Persidskaya literatura, bio-bibliograficheskii obzor）》（莫斯科，1972）卷一p288-289对其进行了补充与更新，他注意到之后的德黑兰本与哈比比本。在拉扎德书中也有很多信息；关于里达札达本见下文与注释27。
[16] 译注：上文提及的两个加尔迪齐摘录本中，第一个本子由库恩整理，题作《加尔迪齐论突厥（Gardīzī on the Turks）》，以系列论文形式在1901-1904年发表，即加尔迪齐书第十七章全文。库恩用力甚勤，其中有缜密的评论和大量对比，还有大量阿拉伯作家的著作以作补充。但由于作者波斯语知识欠缺而使其价值大打折扣；而且也没能关注并参考数年前出版的巴托尔德整理本。参见库恩《迦尔迪齐论突厥（Gurdēzi a törökökről）》，《Keleii Szemele》第2卷，1901年，第1-5、168-181、260-270页；第3卷，1902年，第32-44、81-94、253-261页；第4卷，1903年，第17-40、129-141页；第5卷，1904年，第130-152页。
[17] 译注：另一个加尔迪齐摘录本由马夸特所作，1914年刊于其著作《库曼考（Über Das Volkstum der Kumanen）》中。马夸特虽然参考了巴托尔德的本子，但没有什么大创新。参见马迦特（J. Marquart）《库曼考（Über das Volkstum der Komanen）》，《哥廷根科学院论文（Abh. Ges. Wiss. Göttingen, phil. –hist. Kl.）》，新辑第13卷1号，p1014。
[18] 译注：马噶尔尼以巴托尔德整理本为基础，将突厥部分文本翻译为英文，收录于《9世纪之马扎尔人（The Magyars in the Ninth Century）》（剑桥，1930年），第5-21、189-215页。
[19] 尾注26：采格莱迪《加尔迪齐论中亚史（Gardizi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AOHung, xxxvii (1973), p257-258；马丁内斯《加尔迪齐论突厥的两章（Gardizi'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AEMAe ii (1982), p109-112。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马丁内斯对这两章的英译、手稿摹本以及评论外，克肯兼（H.Cockenjan）
与齐莫尼（I.Zimonyi）在《关于中世纪东欧和中亚人民的东方记载（Oriental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ölker Osteuropas und Zentralasiens im Mittelalter. Die Gayhâni-Tradition）》（Veröffentlichungen der Societas Uralo-Altaica，Bd. 54 [Wiesbaden, 2001], pp. 95-190）中对这部分信息与评论翻译成德语（在此感谢卢耶博士[Dr Pavel B. Lurye]送来这份资料给我）。
译注：马丁内斯一文已由敦煌学学者杨富学与凯旋翻译，篇名为《迦尔迪齐论突厥》，分三章，发表于朔方论丛，后收入《回鹘学译文集新编》。本文有部分译注参考了这三篇文章。虽然哈比比本没有参考巴托尔德的本子，但巴托尔德整理本中许多暧昧不清的片段，都由哈比比弄明白了，而且比巴托尔德本增加了许多内容，也算可以互相补充。
[20] 原文为Habibi did with profit consult Minorsky's Hudud al-'alam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and he added materials from this to his knowledge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topography of his native Afghanistan
[21] 尾注27：我是通过穆罕默德·古尔邦（Muhammad Gulbun）在《遗产之镜（Ayina- yi Mirâth/Mirror of Heritage）》（NS，V/1-2[Tehran, Spring-Summer, 2007], pp. 367-75）中所撰的一篇评论文章才知道这一点的。然而，当法尔哈德·达夫塔里博士好心从德黑兰帮我买了一本里达札达本后，本译本及其评注的工作几乎已经完成，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也不可能对哈比比和里达札达这两个本子进行彻底的比较。
[22] 尾注28：以下是里达札达·马利克对各章节组成的恢复性编号及其标题，译文中沿用了这一编号。
[23] 译注：bavard亦称Abivard，与Mayhanah（Mihnah）同位于呼罗珊北部边缘。
[24] 原文为and this means that many small discrepancies of Ridazada Malik's text with Habibi's — involving changes of word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consonant ductus and even additional or missing words and phrases — are unsupported and their rationale unexplained
四、译本信息（英、俄）
斯托里（Storey）曾提及雷沃蒂少校（Major H.G.Raverty）曾利用保存在剑桥的那份手稿翻译了全文的大部分，得出了一个粗糙的英译本（想必他是第一位利用加尔迪齐著作的西方学者了），到了斯托里时这份英译本保存在当时的印度办公室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现已被纳入伦敦的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雷沃蒂可能是在翻译他发现的那部巨作、德里苏丹国第一个政权奴隶王朝时期的一个史家居兹加尼（Minhaj al-Din Juzjani）的史书《纳昔儿史话（Tabaqat-i nasiri）》（在翻译同时还添加繁杂散漫、怪异乖僻的评注）。[1]阿伦兹（A.K.Arends，以贝哈基史的译者而闻名）对加尔迪齐书的呼罗珊历史部分——阿拉伯第一任总督阿卜杜拉·本·埃米尔·古莱氏（Abdallah ibn 'Àmir ibn Kurayz）至伽色尼苏丹马苏德死去之间的历史翻译为俄文，然而阿伦兹在1976年去世，他的翻译基本以纳菲西本（见上文）为基础，未曾进行修饰，当时尚未出版，只有一份不完整的[对书籍的]介绍。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获得了他的译稿，并委托他以前的学生埃皮法诺娃（L.M.Epifanova）将其翻译完整、修订至可以出版。她参照了哈比比本检查了他的译稿，完成了绪论，并增加了一些注释，因此这部完整的译著以《记述的装饰：对呼罗珊历史的见闻装饰选辑（Zain al-akhbar：Ukrashenie izvestiy Razdel ob istorii Khorasana）》（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塔什干，1991）之名出版。[2]然而此书在西方的图书馆极其少见，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部出版的数量也很少；而且，实际上，对许多学者和研究者来说，俄语译著难以理解。在鄙人看来，这本书身上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它是独立于苏联时期的作品。[3]
在加尔迪齐书的历史部分（对其的翻译是本书的主体）中，加尔迪齐本人和抄书者都是专注于伊朗东部的历史，因此其中的人名和地名基本是他们熟悉的，除了那些各种突厥奴隶军事将领的突厥名字和印度的人名、地名与头衔——在记述伽色尼对印度的侵袭时十分突出。我们已经注意到穆罕默德·纳齐姆为澄清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东西所做出的努力，但更重要的还是上面提及的米诺尔斯基，和霍地瓦拉（S.H.Hodivala）的工作，尽管后者并没有专门去处理《记述的装饰》（正如上面所暗示的那样，当埃利奥特（Elliot）和道森（Dowson）在19世纪中期将有关印度历史的英译本收集在一起时，学术界还不知道）纳齐姆和霍地瓦拉的工作在得到纳奇尔·艾哈迈德（Nazir Ahmad）最近的研究补充后才体现出有用（特别是关于马哈茂德进军印度的战役中）。[4]
[1] 尾注29：斯托里书卷一p66
[2] 尾注30：在此感谢艾蒂安·德·拉瓦西埃先让我注意到阿伦兹的著作，并为我提供了一份副本；同时也感谢梅尔·达兹维尔先生在俄罗斯书目方面的专业知识，为我这部书的历史直到它1991年出版。
[3] 原文为……have seemed to the present writer ample justification for the present work, one which has been made independently of its Russian predecessor.
[4] 尾注31：霍地瓦拉《印度穆斯林史研究：对埃利奥特与道森所撰之<由本土史家讲述的印度史>的批论（Studies in Indo-Muslim History. A Critical Commentary on Elliot and Dowson's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 2 vols）》（两卷本，孟买，1937-1957）；纳奇尔·艾哈迈德《对贝哈基史中关于伽色尼苏丹马苏德统治时期远征印度记载的严格审查（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Bayhaqi’s narration of the Indian expeditions during the reign of Mas'ud of Ghazna）》，投于《Yâd-nâma-yi Abu ’-Fadl-i Bayhaqi》，马什哈德大学文学和人文科学学院（Mashhad University Faculty of Letters and Human Sciences）编纂 (Mashhad, 1350/1971), English section, pp. 34-83.
五、注释
本译本所附的注释不打算对文本及其历史背景进行一个彻底的评论，其重心放在对东部伊斯兰四个世纪的历史的评注，而且其篇幅还可能会很大。此处的注释仅是为了以一种总结的方式使这一时期极其事件变得清晰明了；一般来讲，[在注释中]提供研究著作和翻译著作比提供原始史料好，读者可以从后文提到的历史著作中找到相关的原始史料。哈比比本有一套详细的批注，本译本只有在其词汇变体影响到相关段落的含义以及人名与地名的正确形式才予以说明，毕竟哈比比本并没有囊括所有正确的信息。各方学者（韦尔豪森[Wellhausen]、马夸特、巴托尔德、吉布、纳齐姆、沙班[Shaban]、沙隆[Sharon]、丹尼尔、卡比[Kaabi]、以及鄙人博斯沃思等）对这四个世纪的呼罗珊与东部历史的研究已经是众所周知了；除此之外，近一代的学者（如科龙[Patricia Crone]、戈登[ Matthew Gordon]、拉瓦西埃[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卢克·特雷德韦尔[ Luke Treadwell]、托尔[ Deborah Tor]）正在为这领域研究不足的方面增加新的见解。我将会参考这些研究，但不会重复提及它们所参考的原始史料。至于萨曼王朝之灭亡与伽色尼王朝早期，因贝哈基史在记述马苏德从兄弟穆罕默德手中夺位前又倒叙了许多轶事，包括萨曼王朝的方方面面、苏布克特勤和马哈茂德在萨曼王朝末年追逐呼罗珊争夺其权力的故事、马哈茂德对花剌子模的吞并等，因此我[凭借贝哈基史]对相关大部分事件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评注。[之所以能利用此书，]这都源于鄙人便是贝哈基史的英译者（《伽色尼苏丹马苏德史，1030-1041》[三卷本，纽约，2009]），借用了此书卷三的评注与p399-420给出的大量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