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社会中严重的戾气是如何产生的？

文/杨锦麟

今天，我们讲一点历史，着重谈一下明末社会中的戾气究竟是怎么被培育出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在明末时，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明末的农民战争和明清易代战争、改朝迭代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以残暴和刺杀出名的，不是因为只有张献忠屠川这样的农民军领袖，其实明军的将领、清军以及投清明军的将领，就是过去当汉奸的洪承畴之类，他们都是以大规模的杀戮酷刑为突出的特征，这么一种明末清初大规模的杀戮酷刑，这些张献忠们不是凭空出现的，为什么？因为在这场残酷的大规模的杀戮战争爆发之前，那时明朝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充满戾气和暴力的社会。

明末有一个大方家叫刘宗周，对明末社会的乱象有一个总结性的一个描述，很有意思：“格斗出于妇女，官评出于市井，儿音恒于道路”。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整个社会到处都是一言不合拔刀就开始殴斗，即便是女人也不例外，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官评出于市井”，人们根本不再相信朝堂上的官吏的评价，官-方说的话不信了，反而相信市井之间的官声，市井间传的这种评论，整个社会到处都是小-道-消息，到处谣-言散播，一有异动，随即群-情-汹涌，就是这个现象，明末两朝，崇祯到万历都这样，就是这样暴力，紧张不安，高度不确定、高度不安-定的社会。

那个时候有一个朝鲜人流落了中国，他是有这么一个描述，在社会财政平稳的明中期，平静的水下也有暗含的汹涌恶流，到处都有人在劫持人质，搜刮金银的强盗，海盗尤其之多。明朝的官兵除了语言粗暴之外，动手抢人的所有的东西是毫不犹豫。皇帝对有一点点小过失的官员，就随便的贬谪，所以有的官员头一天还在押解朝鲜的犯人，第二天自己就被弄到了犯人的行列去。

这个现象到了明末以后，更加的恶劣，社会上流行一种风气，一言不合就动手行凶的风气，“你瞅啥，我瞅你咋了”，就这样子，不是东北人，到处都这样，最要命的是连素来以道德文章自诩的士大夫阶层，也受到这种风气的感染。

明末有三大思想家，两个人身上有命案。一个是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有一个仆人串通豪强阴谋诬告顾炎武，顾炎武一怒之下就把他溺死，弄到井里面溺死。黄宗羲则因为他的父亲反对魏忠贤死于诏狱，愤而刺杀犯官的成员。第三个思想家是王夫之，他好一点，没有命案在身。所以，顾炎武、黄宗羲，虽然犯案各有缘由，但是以涵养著称的儒家大族，也被社会的戾气所感染了。

在那个时候，在万历崇祯两代，戾气盈朝啊，为什么呢？阉党东林党之争，绝大多数的士人官僚都卷入了这个两党之争，生死对抗，宦官专权，把士大夫东林党人杀得一塌糊涂，东林党人的还手当然也非常的厉害。

所以，三大儒之一的王夫之评论，明代的士人，就是读书人，突出的缺点有三个，第一个“躁竞”，躁动的躁，竞赛的竞。第二个“气矜”，生气的气，矜持的矜。第三个“气激”，生气的气，激动的激。

有个普遍规则，封建朝代，士人一旦斗气，皇朝就不会稳固。汉代是以士大夫“躁竞”而亡国，宋代是以士大夫“气消”而亡国，而明代更甚，士大夫之间结党抱团，团-团-伙-伙，对政-敌生死相斗，不留余地，不管谁胜谁负，最后都是死于辱及其身，两败俱伤。所以明代有个著名的诗人钱谦益说，士子之间的斗争：“拈草木为刀兵，驱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囗掷石，鸟以二首相争”，彼此之间的撕裂水火不相容。

为什么到那样一个朝代末代，士大夫之间的厮杀都那么的凶暴呢？

王夫之认为主要有两个外界的原因：第一个是人-君的昏庸暴虐，激起了士大夫反抗。第二个是市民社会上的无赖横行霸道，对士大夫阶层的耳濡目染。

明朝历代的帝王都有一种暴虐的情结，元末明初乱世大规模的杀戮，朱元璋定天下之后，对功臣集团的诛杀，都是王朝-暴-力-特质的表现。朱元璋滥用酷刑，大搞特-务-政-治、文字狱，激化了官僚-集团本身的抗争和暴戾，风气起于这里。到了明成祖朱棣时代，对建文帝的旧臣也是报复性的杀戮，就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到了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发生之后，留守北京的朝廷诸官，因为要战要和发生冲突，就在朝廷上群殴，有三个官员现场被打死。

明朝的市民社会暴力化、流氓化，就是朝-廷-暴力在社会上的投影。各种各样的官吏都豢养爪牙，这些打手多半是街上的地痞流氓。这些人，明朝称之为“光棍”。《金瓶梅》写的说好像是宋朝的事，其实它写的是明朝的活儿。西门庆所作所为不是宋朝，那是明朝对于当时的黑-帮的描绘，西门庆这些人都不是虚构的。

明代市井小说笔记里面讲，著名的无赖恶棍，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十三太保，团-团-伙-伙，作奸犯科，横行于市井，公开聚赌，赌得差不多，然后哄抢，官府都没办法禁止。

北京城也是这样，娼妓多于良家，乞丏多于商贾，光是五城教坊司，有正式身份的就不止10000个人，乞丐各有帮派，城中各自有各自的也盘。

在苏州，经济最发达，乞丐流氓分班列队，不同时间打砸不同的商铺、不同的勒索，叫“撞六市”。流氓打砸的时候是手持棒槌、劈柴刀、镐子，一个人勒索不成，就呼朋引伴殴打对方，不打到伤残绝不罢手。

这在明代的笔记小说中到处都是。

到了明末，皇朝的寿命将尽，地方这种流氓-打-砸-抢行为就越来越多，叫做“小者呼机主遣，大者借交报仇，从市乡彻夜间皆如此”，到处都是这样，就是民间的打-砸-抢已经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

那么，明末的全-民-暴力化-极-端-化是怎么出现的？

首先当然是明朝死板而僵化的体-制导致的。统治时间长，体-制内的弊端就陆续暴露了出来。这里面以田赋征收为例，田赋征收就造成了很多问题，最主要问题是流民越来越多，离开土地，受不了那个赋税，逃赋者越来越多，流民一部分成为山贼海盗土匪，占山为王，另一部分流入城市变成市井流氓，这就是明代后期的治-安-败坏的原因。

明代有很多的军事卫所，军粮供应又是跟田赋收入是相适应、严格对应的，朱元璋立下的财政体系没有弹性，就造成了边地粮饷的短缺，边地粮饷短缺影响士气，影响士气就没有战斗力，边境不安，也跟你的战斗力下降有关。所以，为什么明朝边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就如此这般的低，一击即溃，跟这个有关。

明朝的积弊，也就是立国之初一整套经济的体系、财务体系就出现了多米诺骨牌的崩溃，经济体系崩溃的结果，整个社会都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戾气就急剧的上升，找不到出路，没有办法安居乐业，就铤而走险。

这里面当然还包括明朝的宦官专权和特-务-政-治，进一步干柴烈火，烈火烹油。

宦官专权，不在于掌权的宦官自己道德品质如何，而在皇帝要通过宦官这个利益代言人，在传统的皇权官僚体制之外，获得不受约束的权力。所以，皇帝把这个权力用于政-争的时候，就会出现阉党东林党这样的尖锐对立，皇帝又把权力作为敛财的手段，就会出现太监阉党为首的矿监税使暴力收税，危害地方，所以阉党与传统官僚的斗争、矿监的横暴都是表相，最关键的是通过正常的渠道没有办法得到申诉，没有办法解决矛盾问题，没有正常的约束的权力，受了这个侵害的人，反抗它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激进，特别的极-端。

明朝还有一点就是特-务-统-治。锦衣卫、东西厂、中厂，这些都属于体-制之外的另外一套唯我独尊的私刑系统。有明一代解决不了特-务-系-统做大的问题，所以设置一个又一个的特-务-机构，让它互相牵扯，但这么做没有办法让这些宦官、这些阉党变得忠诚可靠，就变成了监-管之外、体-制之外的特权不断增加。锦衣卫全盛的时候有十几万的特-务，分布在城乡的各个地方，普通老百姓连牢-骚话都有人要侦-听，那些锦衣卫不需要申报地方，直接可以逮捕人，利用这种特权，随时就有冤假错案的出现，制造了很多莫须有。所有的无辜者，都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为自己辩解，宦官自己有特-务-机构和无上的权力，同时又收了很多各级-官-员、流氓地痞当自己的干儿子干孙子，干儿子干孙子还有宦官，就形成了一张统治全-国的黑-恶-势-力的黑网。

所以，明末的乱世是这么乱的，不受约束的宦官-特-务组织与地方上的流氓团伙，勾结起来，到处制造事端，摄取民财，不断激化本来就很激烈的社会矛盾。这就是说，皇权没有约束，官-僚-斗争日趋极端化，地方地痞流氓普遍化，宦官和黑-恶-势-‘力勾结，特务-机-关横行不法，明朝日益僵硬、且趋于崩溃的体-制，这体-制包括官僚-体-制，包括财务体系，田税-制-度，就催生了明末狂戾偏激凶残的社会风气，有明一代到末年，就是这么一个德行。

在明末这样的社会，除了高高在上的帝王，所有的人都成为绝对-权-力下的奴隶，皇帝如何对待官僚，官僚就如何对待士兵，宦官如何拷打富户，富户就如何折磨比自己还要穷的穷人，恶性循环。

所以，有明一代上上下下，除了残酷暴力之外，没有和谐-社会的概念，没有人去做协调、妥协与和平沟通，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矛盾激化到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李自成、张献忠的出现就不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大规模的杀戮、频繁的农-民-起义就不只是发生在张献忠的屠川，到处都是，清军入关，也是大规模杀戮，投降清朝的那些汉族的将领，为了表-忠-心，也是大规模的杀戮。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年代，戾气会那么多，凶暴会当道，就是这么来的，所有的社会的恶性的肌理，都不是偶发的，都有它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