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史料）下篇

同时农民也不像马克思主义者令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是⼀个固有的落后阶级。所有的观察员都同意：在创造，交通和社会化的⼯作中，农民表现出了⼀定程度上优于城市⼯⼈的社会意识。 

这与通常的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的观点截然不同。西班牙革命中的⼀个独特特征是实现了农民和城市工人间的紧密合作。安多年来的鼓动和教育在处理什么是革命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时⾮常有效：（问题在于）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之间的关系，安主义者，安工团主义⾏动和农⺠之间的关系。本地、地区和国家农业集体联合会（包括了90%最为贫困的农⺠）与城市社会化企业联合会之间交织关联的过程的高潮部分可以回溯至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安主义运动很⼤程度上给⼈以是⼀场乡村运动的夸张印象并⾮是没有根据的。“乡村安主义者”和“乡村安主义者”这两个词语常常，且正确的被⽤来指定西班牙农民叛乱。这⾥有⼀些例⼦：

在1881年，农场工人…在新成立的安主义联合会中组成了最⼤的单⼀职业团体…到了1882年九⽉，⼀共57934名成员中有20915位是农业⼯⼈…1903年乡村安主义的重现⽐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持久和广泛的⿎动着安达卢⻄亚的劳工。最大规模的爆发发生在传统的安主义者大本营的塞维利亚和加的斯…从1913年到1917年…安主义工团主义团体在黎凡特和阿拉贡突然涌现出来。在1919年单是瓦伦⻄亚就⾄少有33个…⽽在科尔多瓦,⼯⼈组织存在于75个乡镇中的61个，在13万活跃的农村⼈⼝中拥有55382名成员。 

在这整个时期，在“安主义唤醒农民”时，⻄班⽛的社会主义者，就像他们的先知马克思⼀样，“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业上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将他的⾰命希望寄托在工业无产阶级上。他对农业工人创造性革命的能力没有信⼼。“农村傻瓜”是他最喜欢的表达方式之⼀。

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经验来看，不言而喻的是如果⼀场⾰命引起了农民的反抗，不能或没有在农民和城市工人之间建⽴团结，就必然会沦为反革命的重裁统治。列宁强行征用农作物和牲畜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就破坏了这种团结。农民通过使城市陷⼊饥荒来报复，仅仅满⾜他们的需要来种植，屠宰城市急需的牲畜，最终迫使列宁改变他自己并制定出他半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对土地的强制性“集体化”和对数百万“富农”的清算（这差不多使经济瘫痪了数年）继续沿着同样的专制主义路线进⾏，有许多⽂献对此进⾏了记录以致不需要进⼀步评论。斯⼤林建⽴的“集体农庄”不是真正的集体，即那种由⼯⼈自己创建并管理的集体。在列宁和斯⼤林的传统中，它们和其它“苏维埃”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样，只是国家的奴隶。

这种模式都如此的相似。

工人必须遵守由国家任命的官僚发出的命令，⽽官僚又必须执⾏政治委员的指示。⽽报酬则是通过国家规划⼈员制定的规范（⽣产指标，加速系统）来武断规定的。西班牙革命粉碎了另⼀马克思主义教条，即“过渡时期”。在向完全共产主过渡的第⼀阶段期间，教条如是说，在“社会主义”的必要保存的资本主义主要罪恶之下，意味着可以在最终与此分离。所以工人得到的报酬不是根据他们所需，⽽是根据他们所制造的，在这⼀理论之下，布尔什维克并不认真尝试废除工资制度，哪怕是平均⼯资。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安主义的集体废除了工资制度，但由于共和政府、资产阶级与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盟友的破坏⽽不可继续。他们最⼤程度地使得收⼊平等（⼤多数城市社会化企业都是如此）。革命制定了“家庭工资”，这样商品和服务不是根据劳动量分配，⽽是根据家庭成员⼈数和需要，对独身者的安排也类似。

在十月革命发生半个多世纪之后，计件工资制度仍然盛⾏。⼈们只需要将“劳动英雄”的⾼收⼊和普通工人的低收⼊作⽐较。或者好⼀点点，将享受特权的不那么新的党内高级官员、官僚、技术官僚和军官和出卖⾃⼰的“知识分⼦”阶级作对⽐。他们在乡下的“别墅”，他们的佣⼈（和其他）低收⼊⽔平的苏联家庭作⽐较。

对恶的“暂时”容忍成就了被永久修饰和制度化的霸权主义机器，由⼀个自我持存的统治阶级掌控，这只能⽤另一场革命来将其驱逐。和马列主义学说相反，在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清楚证明了（即便是这个著名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安主义的组织程序优于威权专政⽅式。自下而上的合作社和自由协议⽐起自上⽽下的法令统治得到更好的结果。马列主义未曾开始掌握社会重建的最基本的原则，即如何让事情重新发展。这些“社会主义建设者”虽然擅⻓政治欺骗和夺取政权，但他们对于如何组织⼀个乡村集体却没有⼀个模糊的概念，更不⽤说恢复⼤俄罗斯民族的经济⽣活，例如：Andrés Nin喜欢和同伴说，1936年巴塞罗那的恢复正常⼯作秩序的速度⽐起1917年的莫斯科要快得多。 

被清洗的布尔什维克“左翼反对派”维克托·塞尔⽇（Victor Serge，⼀个尚未完全拒绝自己所学的东西的前安主义者）批评布尔什维克官员在处理经济危机和犯罪的效率低下。在寻求另⼀个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他说明了安主义组织原则的相关性：布尔什维克由于不容忍和剥夺所有领域的绝对垄断，在⾃⼰的艰苦中挣扎……某些⼯业只需要通过呼吁生产和消费者群体，放松被国家扼杀的合作社，并邀请各种协会来接管经济活动的不同分⽀的惯例……简⽽⾔之，我主张的是“协会的共产主义”——与国家多样性的共产主义形成对⽐……我认为整个计划不是由国家⾼层决定的，⽽是由基层苏维埃和专业会议形成。

不幸的是，这些创造性的生活形式（工会、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合作社和其他基层组织）因为多年战乱和贫困消耗殆尽，无力承担对组织紧密的共产党毒菜的指责。真正保存俄国⾰命的举措，包括喀琅施塔得起义、农⺠起义、罢工和消极抵抗，这些对布尔什维克掠夺的反抗都被镇压了。

塞尔日提到的安主义原则的实际应用正是西班牙革命的成就，与布尔什维克（以及本世纪大部分革命经验）形成鲜明对⽐。在西班牙的集体是根据该国历史传统和安主义-联邦主义原则自发形成的。

西班牙的实践表明，安康主义的的措施可以立即执行，革命必须在摧毁旧秩序的同时⽴刻采取安主义和联邦主义的⽅向，探索通往自由新路的革命者愈发考虑这些因素。

这些集体并不根据任何单⼀计划构想，也不是被迫符合某个特定框架。⾃由意味着多样性，读者将在接下来的选择看到工人们为解决⽇常问题⽽设计的各种⽅式。从他们访问农村集体和城市社会化企业的观察中，Soulchy得出结论：经济多样性，即集体企业和私⼈企业 14 共存，不会对经济产⽣不良影响。但是反过来，经济多样性是⾃由社会的真正表现和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制度，为了郭嘉利益而实施统⼀的经济制度，难免会损害⼈⺠利益 

安主义者更明确：在每个地⽅，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或者互助主义的程度取决于当时的条件。为什么要制定规则？我们让自由成为旗帜，在经济中不能否定它。因此必须有自由的实验，自由主动的建议，还有自由的组织……我们对工厂的工人、职员和技术⼈员如何自我组织不感兴趣，这是他们的事。但最根本的，从革命开始那⼀刻起，所有⽣产⼒和分配⼒量就存在着适当的凝聚⼒。西班牙革命相对于其他革命，更成功地在自由和最⼩摩擦的条件下协调这种混合经济，很多⼩农被引导进集体，不是通过武力，⽽是通过见证合作的好处。西班牙安主义集体的现实政策和⼈道主义精神，在重组经济生活方面也赢得了技术⼈员、专家和科学工作者对经济⽣活的再组织。与那些更愿意留在集体外的⼈建⽴了良好的关系。共产党终⽌了1917年的俄国革命，也击碎了1936到1939年代西班牙革命，这是两个历史悲剧。但是这也让我们远离了西班牙革命的真正成就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