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5.13 《礼记》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13、《礼记》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鼓吹“礼治”的一部反动著作。

  “礼”是奴隶主阶级的等级制度和礼节仪式。礼有“文”，有“义”；“文”是奴隶主在什么场合行什么礼的规定，“义”是对“文”的理论说明。西周时期，礼本来只有“文”，没有“义”。孔丘为挽救“礼崩”，才开始给“礼”作说明，后来儒生又继续对“礼”作出更多的说明。西汉时，反动儒生戴德把这些说明和论证整理删定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稍后戴圣又把《大戴礼记》删定为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过去列入《十三经》的，就是这部《小戴礼记》。

  《礼记》从天命论出发，鼓吹“礼本于天”，并且是不可以改变的。它说：“礼必本于天，彼[1]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2]并且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3]即天地之理不变，“礼”也不变。这显然是为了宣扬奴隶主阶级的等级制度是永世不变的。

  《礼记》鼓吹“礼”是“政之本”、“君之大柄”。它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4]，“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5]。它认为，统治者必须牢牢地抓住这个“治人之道”的“本”和“柄”，充分表现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心理。

  《礼记》还提出“礼辨异”，强调“礼”的根本作用在于分别亲疏、尊卑、贵贱。它说：“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6]又说：“夫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7]《礼记》鼓吹“礼辨异”，目的就是要维护正在崩溃的等级制度，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

  《礼记》毫不隐讳地说：“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在《礼记》中记载了成千上万条礼节、仪式，但都是表示各级奴隶主的特殊地位，没有一条是适用于奴隶的。但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强调、坚持“礼”，正是为了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使用刑。所谓“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8]，完全是防止革命势力“犯上作乱”的规定。这正是它的反动本质。

  《礼记》受到历代顽固守旧、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的重视和推崇。汉朝儒家说它是“周公政太平之迹”。宋朝道学家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与《礼记》是一脉相承的。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后来成为封建士大夫必读的教科书。蒋介石称《礼记》的反动说教，是“为政的基本要道”，“永远不变的原则”。[-]也无耻地吹捧《礼记》，胡说“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来源于《礼记》”，“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充分暴露了他“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用心。

注：

[1] 通“效”。

[2] 《礼记·礼运》。

[3] 《礼记·礼器》。

[4] 《礼记·经解》。

[5] 《礼记·王制》。

[6] 《礼记·礼器》。

[7] 《礼记·曲礼上》。

[8] 《礼记·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