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户县兆伦汉代铸钱遗址调査报告
陕西户县兆伦汉代铸钱遗址调査报告
《文博》 1998年03期 陕西省文保中心兆伦铸钱遗址调查组
1994年初，据当地群众毛明玉、伺甲斌二先生提供线索，陕西省文物保护中心文物调査研究室对位于户县兆伦村的一处铸钱遗址进行了初步踏勘。1996年，又对该遗址展开考古调查，证实该处为一规模很大并保存较好的汉代铸钱遗址，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现将调査情况报告如下。
一 概况
遗址位于陕西省户县与长安县交界处，其主体部分位于户县境内，隶属于大王镇辖区。东距西安市约25公里，西南距户县县城11公里，地理座标为东经108°40',北纬34°12'。遗址北近西宝公路，南跨当地俗称的鄢坞岭高地，东至苍龙河故道，西至兆伦村和梧村间，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1500米，总面积近90万平方米（图一）。
50年代因建设需要，苍龙河改道，新开挖的苍龙河（现名新河）自东南向西北穿遗址中部而过。河道开挖时，曾掘出大量铸钱陶范。其后村民在遗址区内平整土地、修建房屋、栽种果树等活动中，又暴露出许多范窑、陶范、建筑遗物及建筑夯台等（图二）。
通过对遗址田野调査和对遗物出土、地表分布等情况分析，可将遗址暂划为陶范分布区、陶窑分布区及重要建筑区三部分。
二 遗迹
1.陶范分布区
位于遗址中北部，以新河两岸分布最为密集，其范围北至梧村桥，南至新河与蝴蜓河交汇处的两河口，东至苍龙河故道。在此范围内，地下地上埋藏和分布大量铸钱残范，在断面上可见密集范块的地层厚达2米。此区域一些现代墓葬、取土区、栽种果树区及水渠中，由于动土被翻扰出的陶范块俯拾皆是。
两河口河岸断面上，分布有数处坑状陶范堆积。
地层堆积情况为：（图三）
第一层为耕土层，厚20厘米。第二层为松黄扰土，内夹残范小块，厚50厘米。第三层为褐黄扰土，质较硬，内夹有瓦砾，厚84厘米。第四层为一路土，坚硬，厚25厘米。第五层为一残范坑，内堆积有大量残范并夹有绳纹板瓦、筒瓦残块，深度70厘米。范坑下为生土。
据村民介绍，附近曾出土铜五铢钱范，现发现有五铢、小五铢及带元康年号的残范及封泥等。两河口北200米新河东岸，则暴露出成排的范坑，坑间距9~10米，坑径2〜3米，深1.5〜2米，在坑边采集到五铢阳文范母和背范，还有瓦当、増锅残片、小青铜工具、陶球、陶饼等物。群众反映，新河干枯时，河道内陶范密度甚大，远看一片红色。
新河北部近梧村桥一带，以出土新莽钱范居多。
位于两河口北300米河东岸的兆伦村农场苹果园一带，载种果树、埋设光缆等工程中，曾发现一批建筑遗迹和其它迹象。果园中部发现地下分布有东西长25米，南北宽约16米的一处灰土分布层。该处地层结构如下：在耕土层下为厚约0.8米的汉代文化层，土色褐黄，该层内杂有大量绳纹筒瓦、板瓦残块与红陶钱范块，其下即为0.1—0.4米厚的较纯灰土层，这些灰土似为木炭灰。其西侧新河河岸一带，则发现有坨锅残块，铜渣等遗物。灰土层分布区之南，地下埋藏有大面积的平铺方砖。还发现一段以较完整旧范砖堆砌的残墙基。果园中地下埋藏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夯土带，宽度约3米，东端一直延伸至苍龙河故道，因土质紧密，其上果树至今生长不良。
果园北部新河东岸（北距梧村桥200米左右），断面上发现一处东西向人工堆砌土台，土台断面高0.6米，宽0.6—0.7米，残存长度在5米以上。台面上平铺一层细砂，砂层上分布有陶范砖等。
两河口至梧村桥一带发现这些遗迹及相关遗物，为今后探寻制范、冶铸作坊遗址提供了重要线索。
2.陶窑分布区
位于兆伦村中及村东南一带。这里地势高平，俗称鄙坞岭，窑区大部覆压于村庄之下，村民在历年修建住宅及近期改建小学、修筑道路时，曾不断发现陶窑。这些陶窑，分布密度较大，但均被破坏。1996年村南修建道路时，又发现一批窑室，其多呈长方形，于生土中挖建。其中一座窑室进深约2.4米，面宽2.1米，窑壁残高约1.5米。窑壁外侧发红，内侧呈青色，证明使用火候较高。现路面尚可见二座陶窑窑顶，东西并列，其周围可见大量铺垫路面及弃于路旁的窑壁残块。
3.重要建筑分布区
建筑遗物在遗址区域内分布较广泛，各处均可发现疏密不等的绳纹瓦砾，其中较重要者，为兆伦村北两河口西部一带。
两河口西约80米处，原有一方形夯土台基，边长约50米，农业学大寨时将其平毁。现该区地表瓦砾较多。出土过许多方石、红石板、铺地方砖及完整的筒瓦、板瓦还发现有“上林”、“千秋万岁”、“永奉无疆”和云纹瓦当等。依其遗迹遗物情况，当为一较高等级的建筑。
南距夯土台基150多米处，埋设电缆时还发现地层中有一处大面积分布的平铺砖层。在夯土台基西侧的坡头口一带，曾发现铺设于地面的几何纹铺地方砖，周围出土有完整的筒瓦、板瓦及工字形砖、五角形陶水管道残块等。
另外，在这一区域内发现有少量的外绳纹内麻点纹的筒瓦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残瓦。
三 遗物
遗址范围内发现和采集的遗物有钱范,钱币、工具、建筑构件及其它遗物等，现分述如下：
(一)钱范
从时代上来看有西汉五铢钱范和王莽时期的多种钱范，从质地区分有铜范和陶范。铜范发现较少，仅发现二件。发现大量的是陶范，可分为范母和背范，范母发现较少，多为残块，绝大多数为铸钱背范。背范又有带钱模的背范和光背范二种。其形制都为长方形，有的一边剁角，范砖内夹沙，沙粒均匀，大多为红陶，表面均抹有0.5厘米厚的细泥，其上制有钱模。范面一端正中，留有喇叭形浇铸口。铸口右侧与另一端正中各存一定位樺，光背范上无此定位棒。
1.西汉五铢钱范
发现的西汉五铢钱范中有阳文范母和背范，背范分为带钱模背范和光背范。另外还发现有一种小五铢钱范。下面分别述之：
范母：多为残块，范上钱模阳文正书“五株”，依其变化，可分为4式。
I式：标本z采096、133、164,“五”字交笔弯曲、“铢”字金字头较小，“朱”字横笔均为方折，笔画均匀，略粗，字体规整。其中最大的一件残范，残长18、残宽16、厚3.6厘米。中有一凸起的浇铸道，宽1.2厘米，并与各分道相连，相应所翻铸的面范，应为凹下的浇铸道。范面对称排列4行钱模，现残存23个，钱径2.6厘米，穿1.1厘米。出土多块陶范(图四，1-3)。
II式：标本z采098,“五”字相交笔画弯曲，“铢”字金头较大，呈箭镰形，下部四点排列整齐，“朱”字横笔，上为方折、下为圆折。范残长13、残宽10、厚3厘米。范面斜向列有二排钱模，现残存8个，其钱径2.6厘米、穿1.1厘米。（图四，4）。
III式：标本z采152,“五”字交笔弯曲，上下两横稍长，“铢"字金头呈箭镰状，字体稍长，笔画均匀，一种极为纤细，另一种稍粗，字形规整。其中一残范长7.2、宽7.5、厚2.8厘米。范面残存2个钱模，边廓已残。（图四，6-7）。
IV小五铢钱范，标本z釆149,“五”字交笔弯曲，笔画纤细。范面仅存一个钱模，钱径1.3、穿0.5厘米（图四，5）。
背范：
①有钱模背范：范形均为长方形，大部分范首或范尾一端哼角呈剁角，少数为直角。范首正中有浇铸口，少数残留有绿色铜痕。范砖两端各有一定位桦，有的其内残存铁定位销，范面钱模的排列方式有二种，一种为四行，另一种为六行，钱模对称分布于浇铸道两侧。
第一，范面为四行钱模范，范多残，标本z采106、135,范面宽度17厘米。其上残存的钱模有宽廓和窄廓区分，钱径2.6~2.7、穿7厘米、（图五,3-4）
第二，范面为六行钱模范：标本Z采087、132,完整范较多，范面宽度20-22厘米，矣度为42—44.3厘米，其上残存的钱模亦有宽廓和窄廓的区别。范面共有钱模58个，其径2.6-2.7.穿1厘米：（图五，1-2）。
另外还有一种为小五铢钱背范，标本2采156,形制与上述钱范相同°只是尺寸较小，范长25、宽11、厚4.5厘米。范面对称排列钱模，共有钱模40个，其钱径1.3、穿0.5厘米（图五，5）
②光背范：范砖为长方形，范面平整、其上无钱模、亦无定位棒。其型制也分为二种，与四行、六行钱模范型制相同。
2.新莽各类钱范
新莽钱范有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货泉、大布黄千、次布九百、幼布、货布十二种。
（1） 一刀平五千
铜范：范体为长铲形，范通长29、宽19厘米，中有一主浇铸槽，宽2,5厘米,并与各分槽相连:浇铸槽两侧对称排列两行钱模，每行为4个，共有8个钱模，其通长7.7厘米，环首直径3、穿0.8厘米，廓宽0.3-0.4厘米，环首中心有一凹点。刀形部有阴文反书“平五千”三字（图六，1）。
范母：标本z采139,残，长12.5、宽10.5厘米，范面残存2个钱模，反向排列。钱模通长7.7、环首直径3、穿0.8厘米，刀形部分阳文书有“平五千”三字°从范面钱模排列形状来看，与铜面范不同，可知还有另一种形制的范母（图六，2）。
（2） 刀币背范：
标本Z采060、062o一刀平五千和契刀五百在钱形上相同。但此背范范面钱模排列和一刀平五千陶范母及铜面范均不同，所以可能为契刀五百背范。其中，标本z釆061,残长21.4、宽14.3厘米。范面一边有隆起的宽棱，宽2.6厘米，高出范面0.5厘米。范面正中有一线刻的“田”字（图六，3）
（3）大泉五十
范母：标本z釆074、076、079。其中074,范残长19、宽17.5、厚4.2厘米。范首有两行纪年文字“钟官前官始建国元年三月工常造”，篆书，字体规整。范面上仅存一个钱模，已残。079为一完整的范首，残长19、宽27厘米，两边对称分布有竹节形排气道，宽1.5厘米，范面残存4个钱模,其径2.9、穿0.9厘米（图七，1、3、5）
（4）小泉直一
范母：标本z采072,残，范砖呈褐色，火侯较高、质硬。范两侧对称分布竹节形排气道，宽1.9厘米，范首部阴文篆书，左为“钟官前官……”右为“工苏……”。范面现残存6个钱模，其径1.4、穿0.4厘米（图七,2）
背范：标本z采085,残长19、宽16、高5厘米。范面上有一定位桦，径2.5厘米，其左上角排列有三个方形，排列间距和钱模一致。范面残存19个钱模，其径1.5、穿0.4厘米。范表残留一层黑色铸痕(图七，4)。
(5)幼泉二十
范母：标本z采141,残。范面残存3个钱模，上有阳文篆书“幼泉二十”，钱径1.9、 穿0.5厘米(图八,1）
背范：标本z采067,范残长14、残宽13、厚4.5厘米。范面现有9个钱模，其径1.9、穿0.5厘米。幼泉二十为莽钱系列货币“泉货六品”之一，据其尺寸应为幼泉二十背范(图九，5)
(6)中泉三十
范母：标本z采140,仅存残块。范面上残存4个钱模，其上阳文篆书“中泉三十”，钱径2.1、穿0.7厘米(图八，2)。
(7)壮泉四十
范母：标本z采115,残。范面仅存一个钱模，其上阳文篆书“壮泉四十”，钱径2.2、穿0.7厘米(图八,3)。
(8)货泉
背范：2件，其一为标本z采086,残。范残长23、残宽12.5、厚4.5厘米。范面上有一线刻字迹c范面现存四排钱模，残存31个，钱径2.3、穿0.7厘米。其型制、尺寸与从遗址中出土的货泉钱币相同，据此认为应为货泉背范(图九，2)。
(9)大布黄千
背范：标本z采065。范残长25.5、残宽15.5、厚5厘米，范面正中有一定位棒，径3厘米。现范面残存8个钱模，其通长5.7、首长1.4、首宽1.5、肩宽2.1、足宽2.4厘米。大布黄千为王莽“布货十品”系列之一，据其尺寸应是大布黄千背范(图九，1）
(10)次布九百
范母：标本z釆066,范残长17厘米、残宽13.5、厚3.5厘米。范面残存10个钱模，上有阳文篆书“次布九百”，其通长5.5、首长1.3、首宽1.5、肩宽2.1、足宽背范：标本z采144,范残长14、残宽2.4厘米(图八，5)o 14.5厘米。范面残存12个钱模，其通长
幼布三百 4.3、首长0.9、首宽1.5、肩宽2.1、足宽2.2厘米。幼布亦为“布货十品”系列之据其尺寸应是幼布背范（图九，4）0
货布标本z采150,范残长4.8、残宽3.4厘米，范面残存一钱模，上有阴文篆书“货布”二字。钱模残长4.5、首长1.9、首宽1.7、肩宽2.2厘米（图八,4）0
3.其他陶范
（1） 异形钱范一：标本z采111,范残长13.5、宽10厘米，范面残存6个钱模，环首径2.9、穿1.1厘米。环首一侧为一梯形，长1、上宽1.2、下宽1.7厘米。环首之间似为一三角形（图十，2）。
（2） 异形钱范二：标本z采163。范残长10.5、残宽9厘米。范面现存7个环形模。其径3、廓宽0.3厘米（图十，1）。
（3） 异形陶范：标本z釆124。范残长16.5、宽17、厚5.3厘米。不知为何物范（图十，3）。
（4）船形陶范，2件，标本z采112、113。质为夹沙灰陶，范体平面呈椭园形，长径13、最宽处7、厚2.2厘米。正中有一细槽，宽1.3、槽深0.6厘米，不知是何物范（图十三，8）。
（二） 钱币
遗址内发现的钱币有汉初八铢半两、四铢半两和榆夹钱，汉武帝建元五年的有廓半两，元狩五年始至西汉末年的五铢钱、小五铢钱及铁五铢钱。王莽所铸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货泉、布泉等（见表）。
（三） 工具
1.坩锅：发现许多垢锅残块，大多为夹沙红陶，少量为灰陶。其厚度1.2-2.2厘米。増锅口多数为直口，底部有环底和平底二种，有的在腹部饰绳纹。较完整的有二件小堪锅。其一，标本z采158o夹沙褐陶，环底，高4.4、径6.8、壁厚1.3厘米。其二，标本z采159O残，夹沙灰陶，平底，残高2.7、直径4.9、壁厚1.3厘米（图十三,9-12）
2.陶拍：标本Z采160。陶质，残长9厘米，最宽7.2、厚2.2厘米。表面制作光洁平整（图十三，1）。
3.铜质工具：标本z采161。残长5.8厘米。可分为三部分，头部为一断面，呈方形柱状体，顶部内收为尖，两侧有浅槽，无槽面的一侧突出一薄刃。中部为方形柱状,柄部为圆柱形，已残，残长1.6、径0.8厘米。顶部有磨损和使用痕迹，用途不详。疑为铸钱制范类工具（图十三，7）o
4.窑垫：标本z采162。残，陶质，圆形，中间为一孔。其直径约9.4、厚2、孔径2厘米。
5.尖头铁铲：标本z采116。长8.95、最宽处3.6厘米。铲头呈菱形，柄部为长条形，可装木柄。为一小型工具（图十三,2）
6.定位销：有铁质和陶质二种。其一,铁质，共有3件，其中一件较为完整，呈锥体状，长9.5厘米，锈蚀严重，在陶范的定位棒中曾发现有残留痕。（图十三，3、6）其二，红陶质，呈锥体，残长1.7、上径1.3、下径0.7厘米（图十三，5）
（四）建筑遗物
1.瓦当
文字瓦当：
（1） 上林当：4件，当面篆书“上林”二字，布局相同。其中一件较为完整，当径17.5厘米，当背有切割痕（图十四，6）。
（2） 千秋万岁当：3件，其中一件较完整，当径19.6厘米、厚3.2厘米（图十四，5）
（3） 与天无极当：2件出于同范，较完整。当径19.6厘米，边轮宽1.2厘米（图十四，7）。
（4） 延年益寿当：3件，均残，当径16〜20厘米，边轮宽1.2厘米，字体各不相同。
（5）永奉无疆当：3件，其中一件较完整，当径17.2厘米，边轮宽1.8厘米（图十四，4）。
图案瓦当：
（1） 玄武云纹当：1件，当径15.7、边轮宽1厘米，双线十字将当面分为四区，三区内饰卷云纹，一区饰有玄武（图十四，2）
（2） 朱雀云纹当：2件，均残，当径16.2厘米。双线十字将当面分为四区，三区内为云纹，一区云纹下间饰一展翅的朱雀，造型生动（图十四，3）
（3） 云纹当：数量和种类较多，大多为以双线界栏将当面分为四区，四区内分饰云纹。当心有矩尺纹、花瓣纹、“米”字纹、四叶纹等。
（4） 葵纹当：1件，残，当径16.6厘米，后有切割痕（图十四，
2.砖
(1)铺地方砖：其一，几何纹铺地方砖，长35.8、宽35厘米。其二，小方格纹铺地方砖，残长35、残宽22、厚3.5厘米。整个砖面饰以突起的小方格。
(2)空心砖：仅存残块，残长22、残宽12、厚4.2厘米。砖面间饰方块和圆形图案。
(3)绳纹砖：残长25、宽14、厚6厘米。砖面遍饰绳纹。
(4)“工”字形砖：残长34、宽31、高31厘米。
3.瓦
(1)筒瓦：3件，完整、长46.5〜51、宽14.6-16.厚1厘米。其表饰有绳纹。
(2)板瓦：完整，长51、宽31、厚1.5厘米，外饰绳纹内为布纹。
4.陶水管道：形状为五角形，长70、壁厚6厘米，器表通饰绳纹。
5.石质建材
(1)方形白石：质为白沙石，制作规整，其一，方形，边长50、高40厘米。其二，长方形，长69、宽50、高35厘米
(2)石条：红砂质，长69、宽50、厚10厘米。
(五)其他
1.封泥：一件，残。残长3、宽2、厚0.8厘米，上可辩“口官□丞”。汉武帝元鼎二年“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仄”①，始隶水衡都尉，铸钱分属上林三官，其三官为钟官、技巧、辨铜，据其分析，疑为“钟官□丞”(图十五，6)
2.铭记：残块，其中之一上书“元康元年十月”为范砖上的铭记，字为阳文细篆，字形秀丽工整。元康元年为公元前65年，系汉宣帝刘询年号(图十五，1、4)。
3.铜箭镶：二件，其一，长2.9厘米。三棱镰，尖较钝，面略呈弧形，其二，长3.1厘米，嵌尖较锐，为直面，断面为等腰三角形。
4.骨叉：标本z采122,残长5.8、宽2.3厘米，磨制，上部呈弧形，一侧下部稍残。是为铸钱工具还是作为古代束发所用，抑或其它用途，尚难判断(图十三，4)。
5.园形陶饼：泥质灰陶，直径2.4、厚0.8厘米，磨制规整。
6.陶球：泥质灰陶，直径1.7厘米°
7.铜渣：发现多块铜渣，多与残范同出，最大的直径约15厘米。
8.铁渣：残存多块。
几点认识
这处汉代铸钱遗址，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延续时间也较长。它的发现，对货币史上著名的钟官地望的确定；对上林三官铸钱的深入研究；对王莽币制的改革及中国古代铸币技术的认识等，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应当说，这一遗址，在中国古代货币史的研究中，占有扱为重要的位置。
1.关于钟官城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载：“钟官故城，一名灌钟城，在户县东北二十五里，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销为钟鍍处”。《三辅黄图》中有关于“钟宫”的记载，内容与此同，毕沅认为：“在户县者为钟官，非宫也”。则钟官在户县，且为秦时著名铸造场所。钟官在汉时成为主铸钱币之机构，《史记•平准书》:“(元鼎二年)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索隐》云：“钟官掌铸赤侧之钱。”至武帝元鼎四年，实行国家统一铸币权的改革，专令上林三官铸钱，钟官为上林三官之一。
钟官最初主管铸造御用钟鼎之类的彝器，属“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②的少府所辖。大约本于秦时铸钟鏤而名钟官。之后虽以铸钱为主，其名不改，至王莽时亦沿用之。“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名不改，至王莽时亦沿用之。“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③同时，莽时陶范上亦有,'钟官前官始建国元年三月工常造”字样，《元和郡县图志》称为钟官故城，则因其汉时规模巨大，可能已发展为城。
这次发现的户县兆伦村汉代铸钱遗址，位于汉上林苑范围之内，距户县县城东北约11公里，其地望与历史上记载的钟官城相符。近年遗址区曾出土北魏杜县县令赵祖庆墓志④，其墓志中记叙墓主葬于“长乐乡中原里”，可证此地北魏时曾名“中原”，中与钟音同，当为钟之讹变。该遗址规模巨大，从钱范出土情况分析，其铸钱时代与历史记载的钟官相吻合。因此，我们认为，户县兆伦村汉代铸钱遗址，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钟官城。
2.关于上林三官铸钱场地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实行铸币权统归中央的改革，这一改革的标志之一就是铸上林三官五铢钱。这是在“悉禁郡国毋铸钱”⑤统一铸币于中央机构的基础上行使的一种官铸方式，对以后的货币制度有很深远的影响。
上林三官，辖于上林水衡都尉，一般认为是指钟官、技巧、辨铜三官⑥，因统一铸币而将铸钱工场特设于皇家禁囿的上林苑中。解放后曾在西安附近发现许多五铢钱范⑦，出土点有相家巷⑧，高低堡周围⑨及长安县的窝头寨⑩等。另外，陕西澄城县坡头村亦发现西汉铸钱遗址⑪，出土五铢钱铜范及陶范，亦被认为是上林三官铸钱场地。因此，上林三官铸钱场地，究竟位于何处？就成为一个需要廓清的问题。
陕西澄城坡头村铸钱遗址，位于汉代的徵县或临晋，距汉长安城直线距离300余里，不在上林苑的范围之内，而且以时代上来讲，铸币应属早于上林三官的郡国五铢⑫，决非上林三官，可以置之不论，西安周围除相家巷在汉长安城内之外，其它地点包括兆伦铸钱遗址均位于汉武帝时期上林苑范围内。从遗址的规模来看兆伦村铸钱遗址和高低堡铸钱遗址的规模较大，远远超出其它遗址，当均为官铸大型工场。但是，从考古调査情况来看，高低堡铸钱遗址上覆压有汉代建章宫遗址，未磨边廓的五铢钱及钱范发现于建章宫夯土台下的地层中。元鼎四年行上林三官令，9年之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修建大型宫殿建章官，而且汉武帝曾一度听政于该官，这样一处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在其周围铸钱已不可能。之后，高低堡铸钱场地应在当时迁废。而兆伦村铸币遗址，规模巨大、延续时间较长，并且有大致的区域划分，可见遗址内应设有较高级别的铸币管理机构，遗址文化内涵一致，铸钱和建筑成一体系，而且分布大面积的五铢钱范，所以该遗址应是西汉时期最为重要的上林三官铸钱场地。
3.对三官五铢研究的意义
三官五铢钱币的出现，是中国古代货币本身发展成熟的标志。它上承先秦货币之源，总结历代货币制度的经验，形成一套比较稳定的货币形式和生产管理体系，对后代货币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铢钱自西汉几乎一直延用至唐初，其延用时间长达700星以上。不仅如此，在唐高祖武德四年废止五铢钱以后，新铸“开元通宝”的轻重大小，仍以五铢钱的形制为标准。因此，五铢钱无论在流通时间上、流通地域上及对后代货币的影响上，都受到高度的重视。特别是对国家统一儔造的上林三官五铢钱的研究，更是研究的焦点。
在以往的各种资料中，对五铢钱的分期认识较为粗略，所持标准不一。究其原因，是多以墓葬中所出钱币进行分期断代。这种方法，有其合理一面，但同时，因墓葬中钱币不能保证是墓葬同时期的钱币，故也会影响分期的准确。同时，还难以排除民间私铸盗铸钱币的混入，因此，仅用这类方法对五铢钱进行分期，难免粗略。这次发现的兆伦西汉铸钱遗址，是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年中央最重要的三官铸币场地、出土各种五铢钱范和钱币即为当时的标准，如能对此遗址发掘，进行分期研究，则对五铢钱币之分期将有可能建立一个可信的标准。
4.上林三官铸币技术
这一遗址，从调査情况看，当时有一套完整的生产机构，对其深入发掘和研究、将有可能彻底弄清西汉时代完整的铸币工艺。对研究我国古代铸币历史，籟造技术和科学技术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据历史记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⑬，这样巨大数量的货币为西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一方面，废止民间和郡国铸钱，另一方面，就要扩大中央铸币能力。以少数中央铸币机构，完成数量巨大，形制标准的货币生产，必然要引起生产工艺和技术的改变，以求保证货币供给。
西汉早期生产的货币，已经开始对传统工艺改进，早期五铢钱一改秦币和汉初半两钱毛糙的外型，岀现了规范整齐的“赤仄”钱，三官五铢是在此基础上的又一次定型，其在工艺上也被证实有一定的改进。王献唐先生曾经指出砖范母的运用是上林三官重要的发明⑭，此说甚确。汉代初年，因袭秦制，铸币多使用石雕原范和刻制铜范。从三官铸币开始利用砖范母，使原来铸钱所用铜范由刻制改为翻铸，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使钱币形制保持比较高的一致性，提高了货币的质量。这次遗址内出土有丰富的陶范母，有多种类型的西汉五铢陶范母和王莽时期的一刀平五千、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货币陶范母。范母上浇铸道凸起，钱文为阳文正书，说明其并非直接用于铸钱。总之，三官铸钱砖范母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币制在汉武帝统一铸币权后的百余年中，币制一直趋于稳定，从而为西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另外，遗址内的窑址、増锅残块及未发现的其他内涵，保存着大量珍贵的古代铸造技术信息，这一遗址的价值，在此方面也不容忽视。
5.王莽币制改革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极有影响。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币制就有四次大的变动，其宗旨是“托古改制”。王莽在居摄时期就开始将较为稳定的五铢钱制改为错刀、契刀仿战国刀币的型制，始铸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这三种货币都与五铢钱有比率，与五铢钱四品并行。在始建国元年，进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悉废错刀、契刀、五铢钱，另铸小泉直一，与大泉五十并行。同时“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⑮。1975年在辽宁宁城县黑城古城中发现王莽钱范作坊遗址⑯，其内发现的大泉五十陶范母上有“始建国元年三月前钟官工第……”、“始建国元年三月后钟官……”字样，证其当时在郡国铸钱。这些铭记与兆伦铸钱遗址大泉五十陶范母上发现的铭记“钟官前官始建国元年三月工常造”为同一时间的产物，此时其铸钱的管理机构仍为“钟官”，而且有前后钟官之分，分铸于郡国。但这一遗址当时仍为王莽的官铸之地，因为在遗址中发现有多种类型的王莽钱范及货币，反映了王莽各个时期的币制改变。王莽于始建国二年和地皇元年所进行的第三次、第四次币制的改革中，推出“泉货六品”和“布货十品”以及“货布”、货泉等钱币°遗址内所出土的王莽钱范计有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幼泉、中泉、壮泉、货布、大布、次布、幼布等十余种，在同一遗址内同时出土王莽如此多种类型的陶范尚属首次，可见当时尽管曾分铸于郡国，该遗址仍是王莽时期最为重要的铸币工厂。
6.遗址的年代
遗址建筑遗物中，除大量汉代建筑材料外，还分布有外绳纹内麻点的筒瓦，并发现少量南北朝的瓦片，遗址延续时间大约从战国晚期至南北朝时期。从所发现的钱范及钱币的情况来看，西汉武帝始铸的多种类型的五铢钱，到王莽初期所铸的错刀、契刀，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及而后所铸的“泉货六品”、“布货十品”，再到晚期地皇元年所铸“货布”、“货泉”等均有发现。所以，这处遗址至少在汉武帝元鼎二年到王莽末年是其鼎盛的铸钱时期。
兆伦村铸钱遗址，规模巨大，内涵丰富，是一处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承前启后里程碑式的铸钱遗址。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这一遗址的重视和保护，对其进行科学的发掘和深入研究，并期望在此基础上建立遗址博物馆，以利于保护和利用。
这次对遗址的调查，由于时间和经费所限，仅进行了初步踏勘，随着今后继续调査和考古发掘，可望有一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
调查工作曾得到陕西省文物考古工程协会和户县文管会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由于学力所限，不当之处，敬请有关专家批评指正。
参加调查的人员有：姜宝莲、秦建明、梁晓青、毛明玉以及甄广全、杨政、赵强、巩文、李喜萍。
执笔人：姜宝莲 秦建明 梁晓青
绘图：梁晓青
拓印：毛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