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梅杰

（一）约翰·梅杰（1943年3月29日——至今）是英国保守党议员，英国第50任首相。1943年3月29日约翰·罗伊·梅杰出生于英国伦敦萨顿区，1954年在默顿区的文法学校完成小学学业，1955年在拉特利希普通中学念书。1959年至1964年梅杰离开学校后并未上大学，而是学习工艺雕刻，并成为一名工艺雕刻家。1960年梅杰加入英国保守党，1963年入职伦敦电力委员会。1964年成为地方议会议员候选人，同年进入国际银行工作。1967年比夫拉战争期间在尼日利亚地区银行工作，1968年至1969年成为一名外汇商人，1975年被任命为标准渣打银行商业发展高级行政官。1968年梅杰当选地方议员，而后出任地方议会的房屋委员会副主席、财会委员会主席。1969年任住房委员会主席，1971年失去房屋委员会席位。1974年梅杰在圣潘克拉斯地区两度竞选议员失败，1979年梅杰在亨廷顿郡选举中得到21563张票，成功当选议员。1981年开始在政府部门工作，任部长级助手。1983年1月至1984年10月任财政部助理党鞭，1984年10月至1985年11月任财政部首席专员、党鞭。1985年9月至1986年9月任卫生与社会保障部政务次官，1986年9月至1987年6月任卫生与社会保障部国务大臣，因工作认真细致出色，受到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赏识，得以在1987年保守党改组内阁时出任财政部官职。1987年6月至1989年7月任财政部首席大臣，1989年7月至1989年10月任英国外交大臣。1989年10月至1990年11月任英国财政大臣，任内提出汇率与利率机制平衡性法案，稳定英国经济情况。1990年11月初在保守党领袖首轮选举中因撒切尔票数受挫，她转而支持梅杰参选。11月21日因梅杰的两个竞争对手赫塞尔廷和赫德承认失败，使他成为保守党领袖并出任英国首相。1992年4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再次获胜，梅杰得到36230张选票，是自1832年以来得票最多的纪录，并得以继续出任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1995年6月22日辞去保守党领袖职务，1995年7月4日再次当选为保守党领袖，1995年7月5日连任首相。1997年5月1日梅杰在英国大选中失败，虽然其在亨廷顿选区以18140的多数票成功留在下议院，但总体上有179名保守党党员失去下议院议席。次日梅杰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式递交辞呈，后辞去保守党领袖职务。1997年戴安娜王妃车祸丧生后梅杰获委为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特别监护人，为他们处理法律和行政事务。2001年5月他成为美国凯雷集团在欧洲地区的主席，同年宣布不再参加2001年大选，彻底退出英国政坛，作为前首相的梅杰拒绝前首相自动升入上议院并获封终身贵族身份的机会。2005年梅杰获选为玛里利本板球俱乐部（简称MCC）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传统上是属于政府，负责监管赛规。

（二）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撒切尔政府的行政改革过于追求经济与效率，导致一系列问题并使社会保障体系接近崩溃。1991年梅杰政府推行一项新的行政改革计划，即“公民宪章计划”。为了实现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这一最终目标，梅杰提出一项基本的指导理念，认为：“基于文官的薪金和运作费用直接来自公民或来自他们交纳的税款，因此公民有权得到文官迅速、及时的高质量服务，而且收费应当合理，同时政府在履行行政管理、征收税款等公务时应当做到公平、富有效率、礼貌待人。”《公民宪章》是英国保守党领袖梅杰于1989年上台执政以来在行政改革方面所采取的重要措施，1991年7月英国政府以白皮书的形式提出“公民宪章”，要求公共部门明确制定顾客可期得到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准的文件，并声明承诺保证达到这些服务标准，目前制定和执行公共服务的“宪章”已经成为欧洲国家公共部门改革的共同趋势。公民宪章的发布引起巨大反响，截至1996年全英已有42个公共服务系统颁布自己的宪章。由于在提高服务质量和公民满意度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公民宪章被许多国家学习效仿，1992年法国政府和比利时政府相继颁布“公共服务宪章”。“公民宪章运动”被视为英国自1979年开始的有关公共部门产出和绩效测量与评估工作的高峰，也是英国行政改革从“效率优先”阶段推进到“质量优先”阶段的标志。1993年英国皇室与梅杰达成一项协议，英国有一项特殊的法律条款，为避免皇室财富受到损害，君主之间的继承将免征40%的遗产税，即当资产从一位君主手中转移到另一位君主名下时无需缴纳遗产税。1993年梅杰政府通过并颁布《国家彩票法》，1994年英国正式开始发行国家彩票。梅杰认为：“政府发行彩票将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至少可以弥补政府某些公共开支的严重不足。”1997年梅杰政府设立一个专门向体育领域分配政府拨款和国家彩票资金的体育基金会，名字叫做英国体育理事会。英国议会对国家彩票收入的分配比例进行严格的规定，其中的一半作为奖金，28%成为公益基金，投到体育、艺术以及遗产保护等事业中。截至2014年英国国家彩票已经为英国的公益事业贡献320亿英镑，而且覆盖到慈善、遗产保护、体育和艺术等诸多方面。梅杰政府进行的养老金改革延续撒切尔时期的基本思路，并对之前改革中出现的私人养老金误导销售、职业养老金挪用等问题进行补救，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逐步提高女性领取公共养老金的年龄，实现男性和女性退休年龄一致；简化“协议退出”的要求；成立养老金补偿委员会，加强对职业养老金方案的监管等。

（三）1993年梅杰政府推动以新的房产税取代撒切尔时期的人头税，其规定：从拥有价值4万英镑房产的住户起征，税额按房产值递增，以每幢住房两个成年人的标准收取。单身住户可得到25%的减免，靠社会救济者可全部免除，据估计新税实行后英国将有70%的住户和400万人减轻负担。1994年2月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梅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在匈牙利首都签定《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启动弃核进程。2001年10月30日乌克兰销毁最后一口陆基洲际导弹发射井，实现彻底无核化。《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是1994年12月5日由乌克兰、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签署的一份备忘录形式的外交文件，《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不属于正式的国际条约，以解决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独立以来前苏联遗留下来的武器问题。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其庞大核武库的一部分，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拥核国家。1994年乌克兰决定放弃并销毁核武器，以换取美国、英国与俄罗斯对其国家安全及独立的保证，四国最终就此达成协议，并共同签署《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1990年8月2日萨达姆·侯赛因命令军队入侵科威特， 在外交斡旋失败后海湾战争爆发。1991年1月英国加入战争联盟，并向伊拉克开战。 战争中梅杰与乔治·布什密切合作，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解放科威特。战争结束后萨达姆·侯赛因开始迫害库尔德人，梅杰推出“安全避难所”政策，保护库尔德人，挽救数千人的生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促成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恐怖活动，英爱两国政府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1993年12月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共同发表《和平联合声明》（又名“唐宁街声明”），双方都做出一定让步，并就爱尔兰共和军永久停止使用暴力和吸纳新芬党参加和平谈判达成共识，这一宣言得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热烈响应。1994年8月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新芬党促成爱尔兰共和军停火，新教武装也随后作出停止军事行动的声明，作为回应时英国宣布解除对新芬党的禁令。1995年2月英爱两国就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和吸纳新芬党加入北爱尔兰问题进入实质谈判阶段，但在这一关键时期梅杰政府坚持将共和军永久放下武器作为新芬党参与和谈的先决条件，导致和平进程中断。1996年硝烟再起，共和军制造爆炸事件结束18个月的停火，两大派相互射击以及双方惩罚性互殴事件继续发生，北爱和平进程陷入僵局，多党合谈的进程一直到布莱尔政府时期才得以继续。尽管梅杰最终没能推动北爱尔兰地区的长期和平发展，但也为推动其和平进程起到关键作用。在对欧洲政策上梅杰政府与撒切尔政府相比要更加灵活多变，梅杰既要加强与欧洲大陆和欧共体的合作，也强调要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梅杰多次表示英国要在欧洲的建设中处于中心地位，而要到达目的就必须积极的参加欧洲事务。

（四）在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建设方面梅杰希望保留英镑，并强调若取消英镑，应由英国议会审批与全民公投后决定。同样对英国是否设立中央银行，梅杰也持着严重的保留态度。在与欧盟的共同社会政策上梅杰坚决反对在英国推行共同社会支持政策，认为这会使英国的就业问题更加严重。最终首脑会议作出一项不包括英国在内的协议，条约的名称为《欧共体成员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除外）关于社会政策的协定》。在与欧洲政治一体化建设上梅杰基本延续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不希望让渡国家主权，主张建立以英国为代表的主权国家之间邦联式的欧洲一体化。在与欧洲的安全政策上梅杰反对建立独立的欧洲防务，坚持以北约防务力量为主导，欧洲联盟防务机构起辅助作用的观点。1991年12月决定讨论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欧共体首脑会议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召开，会议决定经货联盟建设经历三个阶段。梅杰在会议中表示会同意建设经货联盟，但在条约中需附加一款，即不经英国国民及议会批准时英国不会被强迫加入第三阶段（1999年设立欧洲统一货币与欧洲中央银行）。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爆发，出于对欧洲经济的担心，德、法等国加快第三阶段的推进。1996年都柏林欧盟首脑会议上梅杰最终选择支持尽快建设欧元区，但在加入欧元区的这一问题上他把这个难题留给下一任首相托尼·布莱尔。在英美关系上梅杰注重巩固发展英美特殊关系，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主张在联合国旗帜下发挥美国的主导作用。在海湾战争，对东欧、独联体国家推行西方化，消除伊拉克军事实力，洛克比空难，欧洲地区动乱等多问题中梅杰政府立场与态度明显地与美国趋同，支持美国政策，而美国也同意将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由英国进行指挥。在于俄罗斯的关系上梅杰重视并积极发展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1992年梅杰邀请叶利钦访问英国，两国签署《英俄联合声明》，明确在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放宽经济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双边合作，并承诺向俄提供2.8亿英镑的中期出口信贷和投资担保。在与中国关系上梅杰基于战略与经济考虑，一直重视发展中英关系，1990年梅杰接任首相即表示英国绝不会改变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和对香港承担的责任。1991年9月梅杰率团访华，签署《香港新机场谅解备忘录》，标志着英中关系跨入一个新阶段，1996年9月26日中英双方就1997年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有关文件达成共识。1991年10月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举行的第28届英联邦首脑会议上梅杰再次提出早在其出任财政大臣时期就构想的政策，即削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500美元的贫困国家的债务，同时梅杰提出分阶段解除对南非的制裁。这些使得英国获得英联邦国家的普遍好感，提高在英联邦内的地位。

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

（一）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1953年5月6日—至今）是英国政治家，第51任英国首相。1953年5月6日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出生在爱丁堡，出生以后的头19个月都住在爱丁堡。1950年代布莱尔一家举家搬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达利奇市郊，1958年布莱尔一家回到英国，曾一度寄住在黑兹尔·布莱尔母亲位于格拉斯哥附近的家。不久以后全家又搬到英格兰达拉谟，布莱尔去到西山学前班上学。1961年布莱尔入达拉谟的唱诗班学校就读，在第一年末的考试中他名列全校第三。在校期间是板球和橄榄球校队队员，曾赢得学校的苏格兰杯，还是1965—1966年学校的最佳橄榄球手。1964—1971年布莱尔在位于爱丁堡的寄宿独立学校费茨书院就读，他在校时热衷戏剧表演，在谢里夫的《旅行结束》一剧中担任主角。1971年从费蒂斯公学毕业后布莱尔的学业间歇一年，他先是在达拉谟呆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伦敦，还在法国度过一段时间。1972年布莱尔被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录取，攻读三年法理学，在学期间他热忱于弹奏吉他，并成为一个摇滚乐队歌手。他受到同学会和圣公会牧师彼得·汤姆森的影响，转向左翼政治。1975年布莱尔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得法学二级荣誉学士学位。从牛津毕业后布莱尔成为林肯律师学院的成员，并被召入律师协会，成为一名初级律师，在大律师艾伟仪的律师行工作。1975年布莱尔加入工党，1980年代初布莱尔参与工党在南哈克尼与肖尔迪奇选区的事务。布莱尔曾参选哈克尼自治镇议会议员，但是失败，之后在安东尼·布思的协助下布莱尔与工党国会议员汤姆·彭德鲁联络，彭德鲁以其人脉关系，建议他到比肯斯菲尔德的补选中竞逐国会议员。1982年4月1日布莱尔被选为工党的候选人，第二天阿根廷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在马岛战争问题上布莱尔同工党一样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布莱尔所表达出来的态度不能为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选民们的拥护。尽管他失败了，但时任工党党魁迈克尔·富特却对他甚为赏识，并为他在谋取一份党职。1983年布莱尔在约翰·波顿的支持下在塞奇菲尔德选区击败另一位的工党人选里斯·赫克菲尔德，代表工党在该选区出选，布莱尔在大选竞选期间的政纲采纳工党在1980年代初所走的左翼路线。工党虽在1983年大选取得大败，但布莱尔依然当选下院议员。7月6日布莱尔第一次在英国下议院发表他的处女发言，1984年布莱尔获任为在财政部事务方面的助理发言人，并得以调到议事堂的前座就座。

（二）1985年10月布莱尔要求对英国央行拯救倒闭的约翰逊马泰银行的决定进行调查，后来又揭发保守党内有人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撰写报告，抨击英国经济政策。那时布莱尔已与党内的改革倾向结盟（由领袖尼尔·金诺克领导），此外支持对工党进行改革。1987年布莱尔获工党进一步重用，到影子贸易及工业队伍中担当对伦敦市事务的发言人，并在1987年选举后被提升为影子贸易和工业团队的伦敦金融城发言人。同时他为加入影子内阁参与竞选，后来落选。1987年10月英国发生股灾，布莱尔批评有伦敦商人“软弱无能”，部份人“道德备受质疑”，另外他又抨击伦敦股票交易所未有为小股民提供合理的服务，这些言论使他受到相当的重视。1988年布莱尔进入影子内阁，出任影子能源大臣，次年任影子就业大臣。1990年布莱尔在工党大会中首次发表大型演说，1992年布莱尔着手革新工党的形象。然而工党却在那次大选中落败，党魁金诺克宣布辞职，由约翰·史密斯接任，而布莱尔则获任影子内务大臣。1994年工党党魁约翰·史密斯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由副党魁玛格丽特·贝克特接任。工党举行党魁选举，最终布莱尔击倒另外两名候选人玛格丽特·贝克特和彭仕国，正式出任英国工党党魁，上任后布莱尔按惯例获聘任为枢密院顾问官。1997年5月1日布莱尔领导工党赢得议会选举，43岁的布莱尔成为1812年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1997年8月31日布莱尔称在巴黎车祸中去世的戴安娜王妃为“人民王妃”，他的民意支持率随后高涨。2001年6月8日布莱尔再次赢得议会选举，但领先优势缩小。2005年5月5日布莱尔政府连续第三次赢得议会选举，但领先优势严重下滑。2006年5月4日布莱尔在英格兰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创，失去317个席位和18个市议会的控制权。2006年9月7日由于在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冲突初期没有呼吁立即停火，布莱尔遭工党内部“逼宫”，被迫宣布将于一年内辞职。2007年5月10日布莱尔公开宣布于6月27日辞职，2007年6月27日布莱尔向英国女王递交辞呈，正式辞去英国首相职务。1997年布莱尔领导的工党上台执政以来进行横向的政治制度改革和纵向的国家结构形式调整，改革的目标是：分散权力，开放政府、改革议会及增加个人权利。其目的是为了改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以及协调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间的关系，通过加强地方自治使其承担更大责任，从而维系社会团结。通过加强议会、司法权力以及开放政府、给予公众以更大的信息自由权等对行政权进行有效制衡，并推动民主制度的民主化进程。通过政府自身的现代化来提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回应全球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挑战。

（三）布莱尔任内曾对下议院的议事程序作了不少改革，他上任后的第一项改动就是将以往在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每次长15分钟的首相答问环节进行合并，变为每星期只在星期三举行，但时间则延长至30分钟。除首相答问环节外布莱尔又会在每月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让记者就不同问题作发问，而气氛也要比国会辩论融洽。2003年6月12日布莱尔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调整卫生大臣、议会下院领袖等内阁重要成员职位，撤消原有大法官、苏格兰事务大臣和威尔士事务大臣3个内阁大臣建制，新设立一个宪法事务部。布莱尔在竞选期间和执政以后都将志愿和社区组织作为一种独立的部门而尊重，尤其是“积极的社区”已经成为1997年以后的一个流行的词语。1998年英国内政部成立积极社区小组，清晰的表达政府支持建立积极社区的决心。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和志愿社区组织之间关系的契约在英格兰出炉，这个协议书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区域政府办公室、执行局等政府组织与志愿与社区组织之间确立明白无误的关系准则和承诺，这再一次用协议的形式确立它们的独立性，同时也为它们获得资源和参与治理提供法律依据。不过真正将推动志愿和社区组织参与到地方事务治理的政策固定下来是在布莱尔的第二任执政期间中央政府关于志愿与社区组织的整个政策框架是在2002年公布的两个评论中确定下来的，其一是内阁办公室公布的《私人行动，公共受益，关于慈善团体和更广泛的非营利性部门的评论》，其二是英国皇家财政部的《志愿与社区组织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任务：一个跨领域的评论》。这两份公文在强调志愿与社区组织与政府关系以及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带来附加价值的同时它们一致认为要真正发挥志愿的作用，需要加强它们的能力建设，同时是强化基础组织以及提供财政支持。在经济方面布莱尔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持英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年平均增速达到2.3％，失业率仅为4％，通货膨胀率也仅为2％，人均工资则年均增长4％，在就业率、政府投资额、海外投资吸引等方面也成就显著。布莱尔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承认市场和私有化，大幅简化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监管内容，并从税收等方面加大对工商界的扶持力度，使得英国经济实现振兴。布莱尔领导英国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摆脱经济颓废，尽管在执政后期布莱尔所坚持的外交理念成为他执政的最大困扰，但是成功连任也看出人们对于布莱尔经济政策的肯定，工党在布莱尔的领导下实现长久以来的高增长、低失业。

（四）在布莱尔执政时期英国的福利制度发生重要变化，布莱尔根据吉登斯的社会投资国家理论，将福利国家看作是对经济发展的投资，而非经济失败后的保障，以促进就业为福利改革的核心，改变以往享受福利是权利的观念。公民要想获得福利，必须承担工作的责任，从而大大提高经济活力。1997年布莱尔上台后以工作模式为核心的福利改革成为布莱尔的工作中心，工作福利模式是指为那些能够工作的人提供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帮助以鼓励他们积极工作。布莱尔力图通过教会人们工作的技能、创造多余的财富来解决福利困境，从而开启英国第二代福利制度的发展。第二代福利制度是以工作福利模式为核心，兼容国家救济、职业和私人保险的混合社会保障形式，体现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平衡。这是一种积极和有条件的社会保障形式，它之所以为人们普遍接受是因为第一代福利模式已经证明行不通，而工作福利模式为人们提供获取工作的必备条件，可以确保工作者得到更多收益，提高人们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社会力量的参与不仅使私人领域从中受益，而且提高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从而使福利制度恢复吸引力。布莱尔在1995年10月31日的工党大会上以“年轻的国度”为题发表演说：“一个年轻的国度首先应建立在未来的新经济上，教育是现有的最佳经济政策，正是教育和技术的结合才是未来所在。军备竞赛也许结束了，知识竞赛已经开始。”同年布莱尔又以“新工党，新经济”为题，阐述工党在教育问题上的立场，他重申：“在缔造‘知识型的不列颠’的过程中教育是一项经济指令，21世纪财富的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知识及知识运用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我们成为欧洲知识之都，我们才能成为欧洲企业之都。”他强调：“教育是工党政府情感所在，是政府工作重中之重。除非改进教育制度，否则英国经济和社会的衰退将不可扭转。工党政府将用知识和技术装备学生们，使他们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取得成功。”布莱尔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并将知识看作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火车头，提出建设“知识英国”的奋斗目标。1995年5月22日布莱尔在英国城市大学的演讲中特别强调：“在一个教育、培训越来越被国际标准测试的世界上任何掉队的国家都可能承受巨大的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只有通过增加所有公民受教育的机会，英国才能成为更强大、更具智慧、更具凝聚力、更具创造力的社会。”

（五）为此布莱尔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及相应的监督指导，1998年7月在政府公布的预算中教育部门曾获承诺将得到190亿英镑的额外投资，1999年为30亿英镑，2000年为60亿英镑，2001年则高达100亿英镑。布莱尔在许多场合指出在社会转型的压力下英国教育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为扭转这一局面，布莱尔设立全国教育委员会，通过建立一个新型的“教育总会”，促进教师的能力和专业化发展。其次布莱尔对教育的管理作了调整，他上台伊始即颁布《教育白皮书》，强化对教育的中央领导，其中提到：由教育主管部门及就业部门为学校制定识字、识数目标，对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水平进行评估检查，未达标的学校将被强行关闭或重组。工党政府对学校的指导监督范围有所扩展，从教育体制、管理到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质量及考核，政府均有明确的规定，校方定期将接受独立督学团的检查。布莱尔曾强调信息正成为社会、经济的流通货币，英国应及早做好准备，实现教育信息化，领先于欧洲，领导世界潮流。为发展信息技术教育，布莱尔设立“英国教育通讯和技术署”，在工党政府提出名为“全国学习网”的计划中到2002年使全英学校实现联网，该计划将提供教育软件和便捷的网络服务。此外布莱尔要求英国计算机公司向每个孩子免费提供一台手提电脑，使孩子们更多地拥有信息、创新式地利用信息。在布莱尔执政初期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英国得到系统的推行，随着英国学校出现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学生，有关多元文化主义的利弊得失以及移民政策的恰当与否得到英国社会各界日益广泛和热烈的讨论。在1997年至2007年间移民数量大幅上升，尤其是在2004年他的政府欢迎来自欧盟新成员国的移民之后这提供廉价且灵活的劳动力供应，但也助长欧洲怀疑主义。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逐渐改变英国国内有关多元文化主义争论的力量对比，这一现象引起政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布莱尔在针对该事件发表的讲话中提出：“迁居英伦不只是一种权利，定居于此更带有一份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分享和支持那些支撑英国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欧洲怀疑主义是对欧洲一体化保持警惕的一种思潮，反对欧洲一体化。欧洲怀疑论者认为一体化是对民族国家的弱化，认为欧盟是个非民主的官僚机构，也有的主张本国退出或是解散欧盟。欧洲怀疑论政党涵盖从左到右整个政治光谱，但主要是右翼，英国保守党是受其影响较大的政党。

（六）在布莱尔的主持下英国《信息自由法》于2005年在英国议会批准通过，这一法律规定，任何人不管是否拥有英国国籍，也不管是否居住在英国，都有权利解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警察、国家医疗保健系统和教育机构在内的约10万个英国公立机构的信息。被咨询机构必须在20个工作日之内予以答复，但是如果公众咨询的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又或透露有关信息违反法律或不符合公共利益或对他人构成危险，又或公众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获得这些信息，则有关部门可以拒绝答复。皇室、国家安全和情报部门、法院和特种法庭均不受这一法律辖制，该法律对英国社会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布莱尔在1998年提出《人权法案》，结束英国几个世纪以来没有成文宪法或人权文书形式对公民权利进行积极保障的历史，成为英国保障和发展人权的新起点。 通过《人权法案》将《欧洲人权公约》纳入国内法，英国人权保障的对象由传统的消极自由转变为积极的权利，个人的公约权利如果受到侵犯受害人时可以直接在国内法院提起诉讼。对于立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审查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渗透到英国各界，从公共行政机构到司法机构再到议会。通过《人权法案》的实施传递一种人权文化，希望创造一种以人权为中心的社会氛围，通过其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彻底改变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保障人权成为整个社会的信仰。布莱尔在2004年允许同性伴侣进入民事伴侣关系，2005年12月5日英国的民事伴侣法案正式生效，同性恋者可根据此法案在英国注册“民事伴侣”关系，使他们的关系获得法律承认和保护。英国同性恋伴侣在法律上将享有与异性夫妻同等的权利，根据该计划时双方均年满16周岁的同性恋伴侣将在注册官和两名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一份法律证明文件。“注册民事伴侣关系”的双方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有义务在经济和情感等方面相互支持，一旦双方关系解除，双方仍有责任履行抚养和教育共同的“子女”义务。合法的同性恋伴侣在一方生病期间，另一方应履行家属责任。在法庭上他们（她们）不能互相举证，在防止家庭暴力方面享有同等的被保护权利。在一方去世的情况下另一方可以继承财产、得到赔偿，并免交遗产税，该法案同样禁止近亲登记和“重婚”。合法结婚的同性配偶将可以与异性配偶一样享有遗产继承权、配偶养老金继承权、子女抚养权等权利，此外同性配偶也可以选择和异性配偶一样除了在政府部门办理结婚手续外，还可以在愿意受理其同性婚姻仪式的宗教场所举行正式的婚礼。

（七）1999年4月22日布莱尔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题为“国际共同体主义”的演讲，演讲中布莱尔提出：“长期以来不干涉主义一直被视为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则，但不干涉主义原则必须在一些重要方面加以限定。国家主权并不及人权和防止种族灭绝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价值观的传播会增进我们的安全，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要为我们积极介入他国冲突提出正当的理由。”这段演讲正式宣告“新干涉主义”登上国际舞台，布莱尔也把“新干涉主义”视为“国际关系新的准则”。因为这场演说是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发表的，加上布莱尔在科索沃危机前后的积极表现，“新干涉主义”一经产生便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科索沃战争后“新干涉主义”成为布莱尔外交的指导思想，“新干涉主义”也成为布莱尔外交新思维最为集中和全面的体现。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任内布莱尔与他建立友好的关系，此后乔治·布什虽然接任美国总统，但布莱尔与他建立起政治同盟，并在外交政策上连成一线。1997年布莱尔执政以后由于对外发展的需要，布莱尔重视英美特殊关系。在1998年的三次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英国不但配合美国的核查行为，还响应美国的策略和部署。在欧盟主要成员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时唯独英国向美国伸出援手，向中东派遣一艘航空母舰和两批作战飞机。在北约东扩问题和北约新战略概念的筹划中应该也响应美国的号召，为之出谋划策。另外在1999年上半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中英国也支持美国的战争行为，并派出部队协调对南联盟的打击。英美两国不仅在军事上协调，而且在理论主张上也与美国相呼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相继提出第三条道路的口号和理论，号召人们理解政府应对市场经济变化的决策以应对发展带来的问题。布莱尔执政初期主动实行一系列对欧政策，主要有签署《欧洲社会宪章》，并宣称要加强欧洲防务合作。二战结束以来英国对于欧洲独立防务问题的态度一直都是不支持的，然而由于“马约”后欧盟共同防务开始正式启动，英国的反对越来越起不到相应的效果。由于在英国内部的压力下英国加入欧元区失败，布莱尔只能凭着英国军事力量上的余威，在一体化防务争夺欧盟中占得先机。同时布莱尔也希望自己的主动能够左右欧盟防务建设的走向，避免欧洲联邦主义在防务领域发生争端，同时也能保持北约的地位。1998年秋布莱尔在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正式倡议欧洲各成员国之间应针对防务问题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又在当年年底与法国总统希拉克举行峰会上签署《关于欧洲防务的联合宣言》的倡议书，提到欧盟的军事权利应该更为自主和主动。

（八）欧洲理事会成员国于1950年11月4日签署《欧洲人权公约》后为进一步努力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由咨询议会和部长委员会通力合作制定《欧洲社会宪章》，并于1961年10月18日在都灵举行的欧洲理事会成员国会议上通过。1965年2月26日生效，截至1997年1月1日缔约国为20个。宪章由序言、5个部分以及一项解释性的附录组成，共38条。第一部分指出各缔约国拥有实现各自政策宗旨的19项权利原则，其中包括：人人有机会在其自由选择的职业中谋生；所有工作者均有权享有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有权享受公平的报酬；儿童和青年人有权享受特殊保护；怀孕女工有权在工作中受到特殊保护；人人有权享受适当的职业培训；所有工作者及依靠他们生活的人有权享有社会保障；残疾人有权享受职业培训、康复和重新安置；及家庭、母亲、儿童和移民应享有的权利和保护等。第二部分规定劳动权等普遍权利，如工作权；公正、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权；公平报酬权；结社权和集体交涉权；工人的劳动保障和职业培训权；儿童、青年、女工受保护的权利，此外还规定社会保障、社会和医疗帮助权等。第三部分是关于缔约国义务范围的特殊规定，第四部分规定确保履行宪章的措施，设立报告制度，它规定缔约各国应每隔两年向欧洲理事会秘书长提交一份关于它们已承认的宪章第二部分规定的适用情况的报告。缔约国提出的报告依次经部长委员会任命的专家委员会、欧洲委员会设立的政府，司社会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审核，然后由理事会的咨询议会审议，最后由部长委员会和咨询议会协商一致后提出必要的建议。宪章第五部分是最后条款以及关于非常时期的国家权限和履行劳动协约的规定，宪章附录部分对一些条款作了解释。布莱尔上台执政以来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多方面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在布莱尔执政的十年里中英两国关系得到长足的发展，英国是欧盟在华最大的投资国。布莱尔先后以首相身份于1998年10月、2003年7月和2005年9月三次来华访问，作为回应，1999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英，这是历史上首次中国国家元首对英访问。2004年5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开始对英国进行访问，经过会谈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布莱尔执政期间中英两国的关系相对融洽、政治互信，在多领域展开合作，两国高层保持经常性联系和往来，建立总理年度会晤、经济财经对话、战略对话及外交政策、人权、军控、南亚问题、非洲问题等磋商及对话机制，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巩固。

新干涉主义

（一）新干涉主义指的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出现的一种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为借口，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以推行霸权主义和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为目的的思潮和模式。以科索沃危机为契机，新干涉主义正在西方乃至全球日渐抬头，它作为一种处理国际问题的模式，日益显示出对国际关系的危害。而且在美国及其盟国的推动下新干涉主义在理论上日渐完备，在行动上日渐机制化、制度化、模式化。新干涉主义的两大理论支点或曰两大借口更具有迷惑性：其一是人权高于主权论：新干涉主义在人权和主权关系上大做文章，提出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论”、“主权过时论”、“人权无国界”，大力鼓吹所谓“人权外交”和“道德贸易”。其二是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公开宣扬所谓人道主义、民主与法治是西方共同的价值观，维护西方价值观与“被压迫民族”权利符合西方战略利益。英国首相布莱尔声称：“我们不是为土地而战，而是为价值观而战，各国可以高举人道旗帜介入主权国家事务。”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声称要为在世界范围内停止民族清洗而进行干预。但历史告诉人们的是资本主义每一次扩张和侵略都笼罩着美好的光环，都是要把“欧洲之光”带到“黑暗”的非洲和亚洲。西方鼓吹新干涉主义，挑战和否定的只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生存权和发展权。西方以“人类普遍的价值观”为由，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符合西方利益的西方模式。新干涉主义找到得以推行的工具，二战后各种模式的干涉主义在具体实施时依靠的往往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力量，而以科索沃危机的处理为标志，新干涉主义试图将北约和西方七国为核心作为其推行霸权的强有力工具，并试图将其模式化、制度化。美国力图将北约作为推行其全球霸权、充当世界警察的军事工具，经过4月的华盛顿会议后北约的这种角色基本已经确定。新干涉主义模式不仅撇开联合国，而且在联合国内也有人为其鼓吹抬轿，科索沃危机的处理是新干涉主义的最新试验。意大利总理达莱马说：“如果联合国无法行动，就需要建立能够维护和平、能够制止屠杀的由民主国家组织的国际组织取代联合国。”一些联合国的重要官员在科索沃危机前后不但没有批评西方撇开联合国的行径，而且还为西方辩护、鼓气，跟着西方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甚至还说什么“联合国作为一个机构一直把人权置于每项工作的中心地位”。但二战前国联的失败给全世界带来的教训告诫世人：如今如果没有联合国，这个世界将会有更多的动荡与混乱、霸权与强权，世界将没有秩序可言，也将没有和平与安全可言。“新干涉主义”是冷战后时期发展出来并仍在演变着的一种帝国主义扩张模式，它和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社会帝国主义”有相似的内容。

（二）它致力于输出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念，向全世界推行全球化、市场开放、西方模式多党选举的“套餐”，主张西方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实行“开明”殖民主义。它的产生取决于三个主要条件，那就是全世界范围内反帝反殖运动的低落和瓦解、西方统治层全球化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条件，这最后一点也是本文所最关注的，特别是“新干涉主义”的形成与西方国家内部左派政治力量的蜕变的关系。“新干涉主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与以赤裸裸的武装侵略、军事颠覆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干涉主义相比，“新干涉主义”披着合法的外衣，抢占所谓道义制高点，为其干涉行动“正名”。其实所谓“民主”、“自由”只是西方“新干涉主义”的一个幌子，“老干涉主义”也好，“新干涉主义”也罢，就其本身而言两者没有本质性区别，都是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目的是维护西方的战略利益，唯一的区别在于后者更具迷惑性。无论西方怎么狡辩，都无法抹去“新干涉主义”给当事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新干涉主义”在国际上也不得人心，《联合国宪章》强调主权平等、反对武力干涉一国内政原则。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在国际关系当中不应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也不应通过外来干预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这样的原则立场符合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1994年10月美国总统克林顿下达向海地出兵的决定，其目的是更换海地的政府，这个决定是在美国国会里由黑人众参议员组成的“黑人团体”的督促下做出的。“黑人团体”是美国国会内部的左派力量，经常推动有利于美国黑人利益的立法和其他有进步倾向的立法。克林顿侵略海地、强行更换海地政府的政策也受到美国的一些“进步团体”的支持，他们认为美国过去一向通过军事干涉支持世界上的独裁专制政府，冷战结束了，轮到美国以实际行动赎回它的罪过的时候了，那就是以其强大无敌的军事实力来为世界做些好事。比如在世界各地执行一些“开明”的军事干涉，更换第三世界的独裁政府，把人权、民主带给第三世界人民。出兵海地就被一些“进步人士”认为是这种"开明"军事干涉的首次实践，而由曾在越战中逃避兵役、参加过反战活动的克林顿来执行这次“开明”侵略，其象征意义更加明确了。形成强烈对照的是美国政治的传统右翼人士（坚决反共、支持冷战时期的美国全球干涉），对这次“与美国切身利益毫无关系”的军事干涉表示强烈反对。1998年10月16日英国政府逮捕在英国治病的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英国议会上院兼最高法院又于11月25日裁定西方国家有权引渡和审判皮诺切特，智利政府对这种违反外交豁免权和侵犯智利司法主权的作法表示抗议。

（三）然而西方媒体和大多数西方“左派”人士欢呼英国政府的举动，认为这是西方为过去扶植皮诺切特军人独裁政府的罪过所作的补救。更有一些人指出从美国侵略巴拿马捉拿诺尔列加到英国逮捕皮诺切特，为今后西方国家名正言顺地逮捕、审判"第三世界的独裁者"建立先例和程序。1999年5月13日德国绿党代表大会在严重分裂的情况下投票否决要求北约无条件立即停止轰炸南联盟的决议，假如这个决议通过，将导致施罗德联合政府的瓦解。属于绿党的外交部长费舍一直是轰炸南联盟的积极支持者，费舍认为由于科索沃的特殊情况，北约即使没有联合国的批准，也必须执行轰炸行动。费舍在六十年代是激进左派学生运动的参加者，他认为北约应担当起维护其他国家人权的义务，他毫不掩盖对南联盟总统和中国领导人的厌恶之情。2011年3月19日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发动名为“奥德赛黎明”的军事打击，以武力方式推翻卡扎菲政权。这场战争成为西方国家强行武力介入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一个新“范例”，“新干涉主义”成为笼罩在国际关系中挥之不去的一块阴云，令世人不安的是西方大有继续推行“新干涉主义”势头。人们注意到西方国家已经将叙利亚列为继利比亚之后的又一个目标，将推翻巴沙尔政权作为其“终极目标”。为尽快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国家试图将“利比亚模式”复制于叙利亚，如同利比亚问题一般，将叙利亚问题国际化，如将叙利亚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表决；推动举行“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等等。所谓“人权外交”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和霸权主义需要，奉行的以“人权”作为建立和发展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外交政策。“人权外交”是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其实质就是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人权外交在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都扮演着特殊角色，是美国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和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政治工具。“人权外交”是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其实质就是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企图利用人们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捞取政治和舆论支持，以获得在冷战中的主动，联合盟友在意识形态领域围剿苏联。40多年来美式“人权外交”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发展，反而造成许多国家的贫困与动荡，究其根本时“人权外交”不过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工具，保护人权只是套在外面华美的“包装盒”而已。人权外交在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都扮演着特殊角色，是美国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和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政治工具，其实质就是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四）长期以来美国利用各种手段在全世界不遗余力地推行“普世人权”，试图用美国话语绑架国际社会，以达到让人们认为人权本身可以脱离任何特定社会背景而存在，并交由美国来进行评判的目的。同时美国高举“人权”大旗，对其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进行疯狂的攻击和抹黑，以维护其全球利益、服务其全球竞争。美国的人权外交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特征，企图通过人权话语实现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的。特点：美式“人权外交”以政治利益为第一考量：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和现国务卿布林肯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虚伪自私的机构，是充满政治偏见的臭水沟。我们谦卑地请求联合国成员，支持我们重返人权理事会。”先是为以色列“抱不平”而退出人权理事会，后又因担忧中俄影响力扩大而上演“胡汉三归来”戏码，美国“人权外交”的政治算盘打得叮当响。美驻华使馆曾称《世界人权宣言》体现美国的核心价值，殊不知在这部文件通过时在场的美国代表竟称《宣言》只有一条对美国适用，只有一句话对美国有价值，即《宣言》能否实现取决于“各国组织与资源情况”，充满对《宣言》的鄙夷与不屑。美国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是少数几个没有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美国政府在参与多边人权治理上反复无常的态度丝毫不令人惊讶，因为美式“人权外交”自诞生起就忠诚地服务于美国政治利益。无论是早期对人权的漠视拒斥，还是后来热衷于肆意挥舞人权大棒，本质上都是将人权视为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合则用，不合则弃。美式“人权外交”以双重标准为行事原则：美国务卿布林肯这番言辞：“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不足之处，并回应那些说美国人权不完美的声音。”看似恳切承认美堪忧的人权状况，实则“自罚三杯”，把讲话落脚点放在“只有这样做，才能更有利于推行海外民主和人权”上。美国人权劣迹斑斑，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长期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海外军事行动滥杀平民、大规模侵犯难民移民权利、消极抗疫漠视生命健康权等不一而足。美国对此从不反省，却惯于对别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充分暴露美国在人权评价体系上的双重标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的人权纪录饱受诟病，美国从未提出关切，充分暴露美国在人权评价对象上的双重标准。美国基于自身偏好和政治需要，片面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淡化甚至否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至今仍未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充分暴露美国在人权保障上的双重标准。离开双重标准，美式“人权外交”寸步难行。

（五）美式“人权外交”以制裁施压为基本手段：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者穆尔德如此评价：“在当今的外交政策危机中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几乎没有不诉诸制裁的。”美国是名副其实的“制裁超级大国”，如对古巴实施长达60年的经济封锁；10年内两次将伊朗踢出SWIFT国际结算系统；禁止别国进口委内瑞拉原油等。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制裁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到9400多项，比20年前增长近10倍。美国滥用经济胁迫和经济暴力手段，将制裁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首选方案，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美国对阿富汗的经济制裁加剧粮食短缺危机，98%的阿富汗人吃不饱饭，近一半的5岁以下儿童将陷入严重营养不良状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分析估计在伊朗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时期美国制裁可能导致多达1.3万伊朗人因疫情死亡，美国新闻网站《人民世界》刊文指出由于美国封锁，古巴无法及时获得制造注射器的材料，也无法购买抢救危重患者所需的呼吸机，美式“人权外交”已成为侵犯众多发展中国家人民人权的罪魁祸首。美式“人权外交”以维系霸权为根本目的：为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美国以人权为名屡屡在世界各地制造骚乱，挑起“颜色革命”，把当事国及其人民推向灾难深渊。从南联盟到伊拉克，再到叙利亚和阿富汗，不肯听命于美国的国家无一例外被扣上“侵犯人权”的帽子，并遭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单边制裁甚至军事干涉。中国由于现实原因而成为美国遏制的首要目标，而“人权”则是美国用来牵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纽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派克指出：“美国政府内部有些人坚持认为既然不能在经济上指望中国崩溃，那就通过‘人权’这一政治武器从内部促使中国崩溃。”不胜枚举的案例表明美国所倡导的所谓人权与真正的人权理念几乎毫无联系，美国高举人权旗帜的唯一目的是利用人权推广美全球战略。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强加行为，文化霸权主义既是“文化强权”和“文化殖民”的体现，也是美国强权政治惯常采取的干预策略和统治方式，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与政治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与文化霸权主义密切关联的人权外交也绝不是美国一直以来自诩的崇高价值观念，而是美国掠夺世界的卑劣手段和工具，给国际秩序和人类福祉造成严重损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自鸣得意的人权保障制度之下美国接连出现枪击屠杀、暴力执法、滥用酷刑、种族冲突、性别歧视等系统性人权问题，这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党派恶斗、社会撕裂和经济衰退，美国正在自食文化霸权主义的苦果。阿富汗、利比亚等国发生的变化已成为一种新的模式，即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强化或恢复美国对产油国和富含其他重要能源的国家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曾几何时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跟叙利亚等国一道，是阿拉伯世界中对美国态度强硬的国家。

（六）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利比亚不断对美国采取挑衅行为，而它所倚仗的就是在非洲国家中埋藏量最大的原油，饶有意味的是最终使利比亚政府改变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也是石油。1986年美国对利比亚启动经济制裁，阻止美国公司在当地做生意，1992年利比亚又因洛克比空难问题受到联合国的制裁。由于制裁，在支撑利比亚经济的原油生产方面欧美国家不再进行追加投资，利比亚的日产原油产量也从70年代的330万桶减少到2001年的140万桶，仅1991年到1999年的8年间利比亚的财政损失就达到330.6亿美元，货币大幅贬值，社会和经济问题也层出不穷。利比亚政府逐渐意识到总被美国政府盯住，石油生产就无法振兴，经济增长也将没有希望，对此外交官们很坦率地说石油是利比亚采取行动跟西方修好的主要原因。作为非洲第二大产油国，利比亚石油探明储量为450亿-500亿桶，但迄今为止利比亚的领土只有四分之一做过石油勘探。它的石油工业迫切需要美国的技术，以便找到更多的石油蕴藏，并把石油开采出来。据估算美国大石油公司的技术和设备能够帮助利比亚每天多开采100万桶的原油，回归利比亚显然也符合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在1986年实施制裁前至少有5家大型美国石油公司在利比亚从事石油的勘探、生产和销售，当年的日采油量达100万桶，差不多相当于利比亚当前日产原油的总量。制裁后美国石油公司被迫撤出利比亚，19年来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早就对重新占领利比亚石油市场抱有着浓厚的兴趣。能源集团的所思所想与布什不谋而合，但布什显然比石油公司和利益集团们想得更远。做过石油公司老板的小布什十分清楚石油供应的稳定性和油价的起伏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这使得他从上台伊始就把石油定义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产品，而他的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加强对世界各大产油区和产油国的控制。仅就非洲而言布什政府的非洲政策的真正目标就是石油和战略军事关系，美国对非洲的石油资源越来越感兴趣，并想以非洲取代中东，这种对“能源安全”的全力关注使得某些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加蓬，现今还要加上利比亚）成为美国的重要石油来源。事实上不仅伊拉克战争，就连阿富汗战争、“颜色革命”这些过去几年间为布什津津乐道的“策划”也都在一定程度上牵连着能源问题。早在阿富汗战争前美国就想经由阿富汗打造一条绕过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管线，但当时的塔利班政权却并不十分买账，而在推翻后者之后一切便很快如美国人所愿。如今阿富汗、利比亚等国发生的变化已成为一种新的模式，即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强化或恢复美国对产油国和富含其他重要能源的国家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而在一家媒体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几乎在每个重要的产油区或产油国的土地上或它们的附近都有美国的驻军或军事影响存在。

奥地利共和国

（一）奥地利共和国简称奥地利，是中欧南部的内陆国。东邻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南接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西连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北与德国和捷克接壤，国土面积为83879平方公里。属海洋性向大陆性过渡的温带阔叶林气候，平均气温1月为－2℃，7月为19℃。全国划为9个州，首都为维也纳，人口总数为910.6万。奥地利曾是欧洲大国，历史悠久，其疆域屡经变迁。前750～前450年间此地已属早期铁器时代，伊利里亚人在这里创造出有较高水平的哈尔施塔特文化。前400年左右有多个凯尔特人的部落在此地区活动，前15年罗马帝国占领凯尔特王国诺里库姆并设立为行省。罗马帝国衰落后奥地利曾先后被匈人、伦巴第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阿瓦尔人、巴伐利亚人和法兰克人占据，一支斯拉夫人部落向阿尔卑斯地区迁移，占据现今奥地利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建立卡拉塔尼亚王国。788年查理曼征服该地区，鼓励拓殖，并引进基督教。后来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包括奥地利地区在内的东法兰克由巴本堡王朝继承，该地区被称为“东方边疆领”，976年被赠予巴本堡的利奥波德。古代奥地利地区人类活动的遗迹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发现这一时期的工具、雕刻及岩壁绘画等，典型代表有维伦多府的女性雕像。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线陶文化的居民曾在此地生活，前750～前450年间此地已属早期铁器时代，伊利里亚人在这里创造出有较高水平的哈尔施塔特文化。前400年克尔特人自南北两面涌入，奥地利被迅速克尔特化。前2世纪建立起包括东阿尔卑斯山广泛地区的诺里孔王国，开始同意大利和巴尔干诸国的经济联系，氏族社会开始解体，阶级关系逐渐形成。前2世纪初罗马帝国向多瑙河地区扩张，继和平渗透之后于前15年武装进占，在克尔特王国的基础上设置罗马帝国的瑙里库姆行省，奥地利东部则归入罗马的潘诺尼亚省。此后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在罗马兵营和移民聚居点的基础上形成维也纳、林茨、萨尔茨堡等城市。300年基督教开始传播，376年西哥特人入侵，这一地区成为民族大迁徙的角逐场，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尔人和马扎尔人交迭统治。8世纪末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击败阿瓦尔人，建立起边疆伯爵领地，作为加洛林王朝的东部边区。881年马扎尔人侵入该地，955年奥托一世在莱希费尔德之战中击败马扎尔人，收复该边区。976年巴奔堡家族的利奥波德一世被奥托一世封为边疆伯爵，将领土扩大到多瑙河两岸，并成立新边区。海因里希二世时期（1141～1177）向北扩大领土，直到北部“林区”。1156年升为公国，迁都维也纳，巴奔堡家族发展到顶点，此后其地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世袭公爵领地。

（三）1246年巴奔堡家族的最后一个国王“好斗者”腓特烈二世在同马扎尔人作战中阵亡，该家族男嗣断绝，波希米亚的奥塔卡尔二世为奥地利公爵，国土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瓜分。巴奔堡家族对公国的统治长达270年（976～1246），先后有12个统治者。近3个世纪里生产力得到发展，利奥波德五世时期文化繁荣，教堂成为神学和一般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被称为中世纪的“黄金时代”。1273年神圣罗马帝国空位时期结束。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伯爵被选为德意志皇帝（1273～1291在位），1278年收复被瓜分的巴奔堡领土，从此开始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鲁道夫之孙、皇帝“美男子”腓特烈三世在1315年与瑞士、在1322年与巴伐利亚作战失败，失去莱茵河以南领地，此后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成为对奥地利的统治。1335年“跛子”阿尔布雷希特二世获克恩滕和克赖因两地，1379～1438年王朝疆域扩展到西部的富拉尔贝格和南部的的里雅斯特，1438年起除1742～1745年外直到1806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统治者始终保持德意志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奥地利这个名字最早见诸记录是在996年，当时写作Ostarrîchi，用以表示巴本堡王朝的边疆领地区。1156年的小特权将奥地利升格为公国，1192年巴本堡王朝又获得施蒂利亚公国。1246年奥地利的腓特烈二世死后巴本堡王朝绝嗣，奥地利遂落入波希米亚的普热米斯尔·奥托卡二世之手。但1278年在边疆领之战中奥托卡二世败于德意志的鲁道夫一世，从此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止奥地利一直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哈布斯堡家族在14、15世纪积极扩张领土，1526年奥地利取得波希米亚和奥斯曼帝国未有占领的匈牙利，两大帝国之间的摩擦日益增多。1683年9月12日的维也纳战役中奥地利联合来自波兰的援军将围困维也纳两个月之久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击败，这场战役阻止奥斯曼帝国向欧洲中西部扩张的行动，并维持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的霸权。随后的一连串军事行动导致1699年卡尔洛夫奇条约的签订，奥地利获取匈牙利全境，从此至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覆亡之前哈布斯堡王朝便等同于神圣罗马帝国。在扩大国土方面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的功业超过其前辈,他通过联姻于1482年获勃艮第和尼德兰，又通过其子女的婚姻，获得西班牙及西属庞大殖民地以及那不勒斯-西西里。查理五世（1519～1556在位）时期奥地利领土扩张达到顶点，被称为“日不落帝国”。1521～1522年查理五世将部分领土封给其弟斐迪南，从此哈布斯堡家族分为奥地利-德意志和西班牙-尼德兰两支。

（三）近代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成为若干独立国家的松散联盟，17世纪至18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不断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它和土耳其因争夺匈牙利而曾多次战争，直到1699年兼并匈牙利。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奥地利获大片土地，成为强国，但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奥地利屡战屡败，威望下降。为保证哈布斯堡领土完整和女嗣的王位及领地的继承权，皇帝查理六世于1713年颁布《国本诏书》，查理六世1740年逝世后其女玛丽亚·特蕾西亚根据《国本诏书》继承王位。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奥地利取得防御性胜利，但失去西里西亚等地，在此后的七年战争中奥地利被普鲁士击败。为巩固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玛丽亚·特蕾西亚及其子约瑟夫二世锐意改革，使奥地利的经济、文化获得巨大进步，影响巨大。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奥地利三次参加反法联军，均遭败北，弗兰茨二世1804年宣布自己为奥地利皇帝。1806年法国保护下的“莱茵邦联”建立，弗兰茨二世正式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奥地利被称为奥地利帝国。1809年起梅特涅出任奥地利外交大臣，变反法政策为与法进行策略性合作。1813年奥地利又转而参加反法联军，施瓦岑贝格领导莱比锡会战，次年3月攻占巴黎。梅特涅主持维也纳会议后成立神圣同盟，奥地利恢复大国地位。1848年维也纳爆发武装起义，梅特涅体制被推翻，奥地利产生第一部宪法。匈牙利也发生革命，宣布成立共和国，但遭奥、俄镇压，帝国专制统治更为反动，政治倒退。1866年普奥战争中奥地利战败，国内矛盾激化。1867年奥匈妥协，成立二元制奥匈帝国。奥匈帝国时期经济、文化有发展，但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帝国内的斯拉夫人强烈要求政治和民族的平等。德、奥、俄“三皇同盟”（1873）和德、奥、意“三国同盟（1882）签订后，1908年奥匈帝国宣布合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引起塞尔维亚王国的强烈反感，奥塞矛盾尖锐化。1914年奥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同盟国战败，帝国瓦解。11月12日举行临时国民大会，宣布成立共和国。次日查理皇帝被废黜，封建帝制从此结束。随着普鲁士的崛起，奥地利开始与普鲁士之间长期的争夺德意志地区霸权的斗争，同时奥地利也先后伙同普鲁士及俄罗斯两次参与瓜分波兰（第一次和第三次）。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而在此两年前弗兰茨一世（即神圣罗马帝国的弗朗茨二世皇帝）宣布自己为奥地利帝国的皇帝，统治范围是以奥地利为中心的哈布斯堡王朝世袭领地。

（四）1867年为了化解奥地利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的失利对帝国的冲击，哈布斯堡王朝被迫对帝国内强大的匈牙利贵族做出妥协，宣布将奥地利帝国更改为所谓共主邦联——奥匈帝国，匈牙利地区在理论上升级为奥匈帝国内部的一个王国，并拥有自己的国王（在奥匈帝国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匈牙利国王始终由奥匈帝国皇帝兼任）、议会和海关系统等，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引发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成为一战的导火索。在一战中战败的奥匈帝国被分割为多个小国家，其中原先内莱塔尼亚的一部分成为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在1918年10月21日至1919年9月21日间的11个月称为“德意志奥地利”），并被禁止与德国（即当时的魏玛共和国）合并。1938年纳粹德国实现德国吞并奥地利，奥地利到二战结束前的7年都受其统治。纳粹德国于1945年战败后奥地利被同盟国和苏军分别占领，直到1955年奥地利国家条约签订为止。在奥地利宣布成为永久中立国之后占领奥地利的各国军队陆续撤离，奥地利最终获得独立并成为今天的奥地利第二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各自脱离奥匈帝国独立，以德意志人为主的奥地利共和国（即第一共和国）成立后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联合执政，社会民主党领袖伦纳出任总理，国内经济凋敝，社会动乱。1920年社会民主党成为反对党，1922年奥地利获得国际联盟的经济援助。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奥地利财政银行于1931年倒闭，财政濒于破产。1932年陶尔斐斯出任总理。他对内实行独裁，对外依靠法西斯意大利。1934年3月同墨索里尼签订《罗马议定书》，以对抗纳粹德国，维护国家独立。1934年7月纳粹党卫军举行武装暴乱，陶尔斐斯被刺身亡，舒施尼格继任总理。1936年德意结盟，奥地利完全孤立。1938年2月希特勒迫使舒施尼格签订《贝希特斯加登协定》，3月12日奥地利被纳粹德国武装吞并，第一共和国灭亡。奥地利成为纳粹德国的“东区”，1942年又改称“阿尔卑斯和多瑙行政区”，作为纳粹德国的一部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奥地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在国内外十分活跃，并积极参加1944年的“七·二○”反希特勒斗争。1945年5月盟军分区占领奥地利，以绍克尔为首的抵抗力量配合苏军解放维也纳。同年社会党和人民党先后重建，4月成立以伦纳为首的临时政府，建共和国，即第二共和国。

（五）1946年议会及内阁职权得到美、英、法、苏四国占领当局承认，1955年5月15日四个占领国同奥地利在维也纳签订《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即奥地利国家条约，条约确认1938年的奥地利的领土完整。同年10月占领军撤出，国家主权完全恢复。10月26日国民议会通过联邦宪法，宣布奥地利永久中立，该日被定为国庆日。第二共和国成立后政局稳定，1945～1952年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和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经济得到复兴。外交上积极参与欧洲和国际事务，致力于缓和与谅解。50年代中期以后奥地利先后参加联合国、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奥地利注意睦邻关系，对东西方实行“均衡外交”，并努力促进缓和和裁军。1971年5月同中国建交，两国的友好合作和文化交流不断发展。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解体后奥地利逐渐参与更多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并于1995年加入欧洲联盟，又于1999年加入欧元区。奥地利位于中欧南部的内陆国，东邻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南接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西连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北与德国和捷克接壤，国土面积为83879平方公里。奥地利西部和南部是山区（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和东北是平原和丘陵地带，47%的面积为森林所覆盖。奥地利属海洋性向大陆性过渡的温带阔叶林气候，东部和西部的气候不尽相同：西部受大西洋的影响，呈现海洋性气候的特征，温差小且多雨；东部为大陆性气候，温差相对较大，雨量也少很多。平均气温1月为-2℃，7月为19℃。夏天7月气温多是在14～19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不过32摄氏度。冬天比较冷，温度一般都达到零摄氏度以下。矿产主要有石墨、镁、褐煤、铁、石油、天然气等，森林、水力资源丰富，森林面积为37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44.7%。木材蓄积量为11.35亿立方米。全国划为9个州，分别是布尔根兰州、克恩滕州、上奥地利州、下奥地利州、萨尔茨堡州、施泰尔马克州、蒂罗尔州、福拉尔贝格州和维也纳，州以下设市、区、镇（乡）。维也纳是除纽约和日内瓦外第三个联合国城市，也是欧洲古典音乐的摇篮，更是世界著名的音乐之都。也是联合国的四个官方驻地之一，石油输出国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部所在地，人口数为198.2万。奥地利人口总数为910.6万，全国人口中奥地利民族占88.8%，少数民族有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约占总人口的0.5%。官方语言德语，61.4%的人口信奉天主教。中国对奥地利移民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奥地利约有3万华人，奥地利华侨侨领估计在奥华人90%从事餐饮业。

（六）奥地利实行联邦制和议会民主制下的总理负责制，现行宪法于1920年11月10日生效，1925年和1929年通过两项附则，1934年宪法被废除，1945年奥地利重建后宣布1920年宪法和两个附则继续有效。宪法规定：奥地利为联邦制共和国；总统是国家元首，由普选产生，任期6年；总理为政府首脑，任期5年。奥地利议会由国民议会和联邦议会组成，国民议会制定法律，主持新政府的就职仪式，可通过不信任表决罢免联邦政府及其成员。联邦议会代表各州的利益，有权将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提案驳回，但如国民议会坚持原案时联邦议会不得再提异议。国民议会共183席，按比例代表制产生，任期5年。联邦议会共61席，由各州按人口比例选派，议长由各州轮任，任期半年。全国有三个法院系统：宪法法院，审理涉及宪法特别是地方与联邦政府纠纷的案件；行政法院，负责涉及官方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纠纷案件；最高法院，负责刑事和民事案件。工业主要门类包括机械制造、电子和汽车制造、建筑等，工业从业人员有38万。机械工业包括金属加工、机械和设备制造等，是奥地利最大的产业，约有企业1900家，产值约占奥地利工业产值的1/4。奥地利机械工业每年研发投入高达约4.8亿欧元，特种机械、定制机械和锅炉建造是奥地利机械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化工业是奥地利重要的产业部门之一，根据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介绍称化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约1/10。奥地利约有280家化工企业，员工41700人，其产品70%出口，有包括巴斯夫、Beiersdorf和Henkel在内的近1000家跨国公司在奥地利设立东欧地区总部。奥地利汽车行业约有700家企业，员工15-20万人。如加上关联产业及服务，汽车业的总就业人数可达37万人，相当于每8个工作岗位中有1个是在汽车业。奥地利农业发达，机械化程度高。旅游业发达，外国游客主要来自德国、荷兰、瑞士、捷克、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服务业在奥地利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奥地利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含税和补贴）的比重为69.8%，工业占比约28.7%，农业仅占1.5%。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时奥地利工业占比相对较高，服务业占比比较适中，这种经济结构被认为具有较强的抵御危机的能力。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过程中奥地利经济表现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在经济复苏过程中表现也强于其它大部分欧盟成员国。对外贸易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主要进出口产品是机械与汽车、加工品、化工品、其他制成品。奥地利对外投资的主要投资对象国是德国、美国、荷兰、捷克、波兰等，主要投资来源国是德国、俄罗斯、瑞士、美国等。

（七）奥地利的官方语言是德语，口语使用上德意志语的多种方言（下阿勒曼尼方言、中巴伐利亚方言、下巴伐利亚方言），与书面语差别较大，奥地利的德语标准与德国使用的德语标准也有一些区别。奥地利历史上产生众多名扬世界的音乐家，如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约翰·施特劳斯，还有出生德国但长期在奥地利生活的贝多芬等。这些音乐大师在两个多世纪中为奥地利留下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奥地利萨尔斯堡音乐节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古典音乐节之一，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可谓世界上听众最多的音乐会。建于1869年的皇家歌剧院（现名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世界最有名的歌剧院之一，而维也纳爱乐乐团则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交响乐团。巴特奥塞水仙节是奥地利规模最大的以鲜花为主题的民间节日，节日期间选出当年的“水仙公主”，并举行花车、花船游行。在奥地利南部克恩顿州一座名叫弗里萨赫的阿尔卑斯山区小镇，弗里萨赫始建于中世纪，是克恩顿州的第一座小镇，也是奥地利当年南北商业通道上的必经之地。从1996年开始镇里的居民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在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为期3天的“中世纪节”，以纪念这座古镇的建立。节日期间镇上一切现代化的痕迹都用麦草、麻袋等物遮挡，全镇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穿上中世纪的服装，全方位模拟那个时代的生活。丰收节原是当地农民略带宗教感恩色彩的庆祝丰收活动，如今成为一个农民展示自己产品、促进本国农产品销售和流通的舞台。格拉斯的土豆节始于1997年，如今已发展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秋季商品交易和美食节日，每年10月第一个周末的土豆节都能为这座仅有1400位居民的小镇吸引至少1.3万游客。1955年9月奥地利颁布《国防法》，创建联邦军，总统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联邦政府在外交、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总咨询机构，由联邦总理、副总理、外交、国防、内政、司法部长及议会各议会党团代表等多名有表决权的正式成员组成，联邦总理任主席，联邦军总参谋长列席。国防部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平时由联邦政府授权国防部长对联邦军行使指挥权。总参谋长是国防部长的最高军事顾问，代表国防部长对奥军境内外行动实施指挥。联合作战司令部是战略级的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地面和空中部队。奥军实行义务兵役制，服役期6个月。奥地利长期奉行中立政策，自1995年加入欧盟后积极参与欧盟共同防务建设。

（八）自1996年起多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全国各类公路总长约12.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总长2144公里。奥地利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快速公路和联邦公路为免费公路，但高速公路和某些多车道公路属于收费道路。全国铁路总长5568公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奥地利成为贯穿东西南北欧洲的轨道交通枢纽。维也纳、萨尔茨堡、格拉茨、因斯布鲁克等枢纽火车站有多列火车通往全国各地以及邻国的主要城市，奥地利铁路主要路线如下：东西向：维也纳—林茨—萨尔茨堡（进入德国），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费尔德基希—布雷根茨（进入瑞士），萨尔茨堡—比绍夫斯霍芬—赛尔茨谷—格拉茨（进入斯洛文尼亚）。南北向：林茨—格拉茨（进入斯洛文尼亚），维也纳-布鲁克安德莫尔—克拉根福—菲拉赫（进入意大利），布鲁克安德莫尔—格拉茨（进入斯洛文尼亚），因斯布鲁克—博莱纳（进入意大利）。奥地利的航空客运和货运在欧洲中部的实力相对较强，是中东欧地区最重要的机场之一，从这里飞行3小时可到达任何欧洲国家的主要城市，同时也是中东欧地区有直达中国航线的两个国际机场之一。奥地利航空公司曾是世界最佳航空公司之一，由于经营不善，2009年被汉莎航空公司收购。维也纳到周边国家主要城市均有直航航班，维也纳、格拉茨、因斯布鲁克、克拉根福特、林茨和萨尔茨堡六个城市有国际机场，从世界各地都有国际航班飞往奥地利，奥地利航空公司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开通维也纳至北京、上海、中国香港的直航。发源于德国的多瑙河有350公里流经奥地利境内，奥地利因此也成为这条国际河流的主要经营者之一，客货运都占一定比例，特别是在夏季期间多瑙河之游已成为奥地利旅游的主要项目之一。学龄儿童享受9年义务教育，学费、书费和上学交通费由国家负担，凡持有高中毕业文凭可免试上大学。有各类中小学、职业学校5926所，在校学生有114万人，有大学生39.1万人。著名的维也纳大学创立于1365年，系德语国家最古老的大学之一。1774年奥地利当时还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女大公爵玛莉亚·德蕾莎开先河地为当时的奥地利订定教育制度的基础。奥地利的教育体制由联邦政府控制，对6～15岁的儿童实行9年义务教育，其教育体制大体上可以分为4个部分，亦即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大部分满3岁的儿童会进入幼稚园学习，但非强迫性。

（九）迄儿童满6岁时（每年9月1日为界定日）即须进入国民小学接受为期4年的教育，期间学龄儿童的学费、书费和上学交通费用由国家负担。可就读的学校除了一般国家设立的学校之外在特定条件下尚可前往当地的私立学校就读，甚至在家中学习。继国民小学后学童到10岁时可以选择进入普通中学抑或是主干中学，为期4年。普通中学设有入学考试，须通过考试才可以就读，主干中学则无此限制。若学童有特殊问题，可择特别学校为其学习的机构。迄顺利完成8年级（9年义务教育）的学习后学童将面临从4种教育机构中，即普通高中、高阶职训学校、中级职训学校、多元技术学校附设进阶职校，择一就读，每一种皆为新的阶段。其中只有高阶职训学校需考试，且有分数门槛，由高阶职业学校及普通高中跃升至高等教育时须通过毕业考试。奥地利大学学习年限一般为4～5年，其中基础学习阶段为2年，专业学习阶段为2～3年。学生在规定的年限内要完成必修课、选修课的学习，通过考试取得必要的学分，学习的最后阶段写篇毕业论文，在通过之后即可毕业。奥地利只在大学里设一个高级学位——博士学位，博士生教育是本科生教育的自然延续。博士生年龄不限，博士生教育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组织安排，主要形式由导师指导。传统学制无学士学位，称为Diplomstudium，分为2～3大阶段。修学分通过各个阶段毕业考试及论文答辩后授予硕士学位，修得硕士学位后得进入博士班，撰写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依学术分类授予不同的博士学位。奥地利学制严谨，原则上攻读博士领域须与先前所修硕士同一类别。奥地利改革高等教育，引进学士学位，但至目前为止仅有极少数系所提供学士课程，大部分系所仍以传统Diplomstudium修业规定授课。奥地利公立大学采分工制，各校水平平均，学生是以希望修习科目及交通便利与否作为选校依据。与私立院校相形，公立大学文凭极受重视。奥地利高度重视科研和创新，奥地利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18%，在欧盟成员国中排名第2位，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奥地利位居第19位。奥地利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为此提供一些优惠措施，包括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等，奥地利企业在冶金、汽车、机械、可再生能源及环保等领域有较强的技术优势。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奥地利全国经常性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10.3%，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时人均经常性医疗卫生支出为5879.1美元，平均预期寿命为82岁。

（十）奥地利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享受社会医疗保险的人占全国人口98%以上，只有少数高收入的艺术家、企业家等不在社会医疗保险之列。奥地利每年医疗保健开支约占GDP的10%，其中医疗保险公司承担50%，个人承担30%，各级政府承担20%。全国1/3的人除参加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外还自愿参加私营的补充医疗保险，以便在生病时能享受单间病房、领取病假补贴等额外服务，奥地利的医疗保险制度在欧盟国家的评比中位居前列。实行全国社会保险和救济制度，主要有医疗、失业、养老和事故四大类保险。人均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为33061欧元，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2910欧元，每千人拥有小汽车522辆，全国共有专业医生38313、医院267家、病床65544张。奥地利外交政策的基点是以和平中立为基础，以欧盟为依托，积极推动欧盟深化和扩大，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欧盟协调一致。重视加强同周边邻国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关系，保持和深化同大国关系，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2004年奥奥地利对外关系发展平稳，奥奥地利坚持以欧盟为外交依托，积极推动欧盟深化和东扩，大力巩固和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5月欧盟东扩后奥奥地利从昔日冷战前沿和欧盟东部边界转而成为欧洲的中心地带，如今奥奥地利外交已更多地与欧盟整体外交联系在一起，在国际事务中尤其在事关奥奥地利和欧盟整体利益问题上须与欧盟协调一致。奥奥地利积极寻求加强与中东欧邻国的关系，推动开展与东欧邻国的区域合作，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为本国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此外奥地利还积极拓展与美、俄、中等大国关系，奥奥地利主张欧盟与美国消除分歧，建立新型的平等伙伴关系，同时奥奥地利还积极推动欧盟与俄发展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国际立场：关于欧盟一体化问题：认为欧盟应加强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建设，尽快建立欧盟独立安全防务体系，加强欧洲在面临局部冲突时的干预能力。欧盟应提高决策和行动能力，制定统一宪法，并最终成为高度一体化的联邦。强调大小成员国应一律平等，中小国家只有结成利益共同体才能更有效地维护各自在联盟内的利益。主张欧盟各机构间权力平衡，维持欧盟轮值主席制，各新老成员国在欧盟委员会拥有一个表决席位。

（十一）关于欧盟东扩问题：认为欧盟东扩将长久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对维护和促进欧盟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东扩将进一步增强欧盟综合实力，扩大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欧盟还应向东欧、东南欧和地中海地区扩大。东扩将使奥奥地利安全环境得到根本改善，也将给奥奥地利带来经济利益。关于中东问题：认为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关系到地区稳定乃至世界和平，只要中东问题存在，恐怖主义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中东问题应以谈判方式解决，以色列巴基斯坦分别建国、和平相处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途径，“土地换和平”原则应予以坚持。支持美、俄、欧盟和联合国四方为解决中东问题所做的努力，认为应推动实现中东“路线图”计划。关于反恐问题：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认为世界各国应共同努力加强反恐，联合国应在国际反恐斗争中承担领导责任，但同时认为应防止以反恐为名侵犯民主权利。主张将反恐防恐与维护人权相结合，积极培养共同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中国同奥地利于1971年5月28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总体平稳发展。1964年9月中奥签订关于互设商务代表处的换文，1972年10月两国签订《贸易和支付协定》，1996年9月两国政府签订新的《经济、工业、技术和工艺合作协定》。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虽然在其各个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侧重点，但其实质始终是关于维护和恢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民族权益，反对外来势力侵犯的问题，它与巴勒斯坦地区的历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渊源悠久，前3000年迦南人就在这一地区创造“迦南文化”。前12世纪腓力斯丁人和希伯来人到这一地区定居，前11世纪希伯来人建立希伯来王国，前10世纪希伯来王国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太王国。前722年以色列王国亡于亚述，前586年犹太王国亡于新巴比伦王国，此后波斯帝国、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创建的帝国、罗马帝国等都曾长期统治巴勒斯坦。

（十二）从前1世纪起犹太人逐渐从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许多世纪以来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遭到其他民族的排挤和迫害。19世纪初欧洲一些犹太知识分子萌发犹太民族解放的思想，从19世纪后期起欧美等地的犹太人资产阶级极力鼓吹犹太复国主义，鼓动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定居，建立“犹太人之家”。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首先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17年11月2日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美国政府对《贝尔福宣言》也表示赞同，并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提出“巴勒斯坦应成为一个犹太国”的建议。1920年4月召开的圣雷莫会议，决定把巴勒斯坦交由英国委任统治，1922年7月国际联盟正式批准这一决定。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统治当局庇护下把大批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用各种手段占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土地，1933年以后希特勒的反犹暴行更促使大量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这引起阿拉伯人的强烈不满,两个民族之间遂出现敌对情绪，形成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建国以来一贯奉行侵略和扩张政策，在美、英等国支持下以色列在1948、1956、1967、1973年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进行4次大规模战争。特别是1967年战争中以色列不仅侵占按联合国分治决议应属阿拉伯国的土地及整个耶路撒冷市，还侵占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等共8万多平方公里土地，100多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园，沦为难民。1967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但以色列拒绝执行。由于决议中仅仅提到难民问题，而不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权利，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也拒绝接受这一决议。1973年10月6日安理会先后通过第338和339号两个决议，要求双方立即停火并开始谈判。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出于多种原因，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塔巴地区于1989年3月撤出）和戈兰高地部分地区，但还占据着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及耶路撒冷等地，使巴勒斯坦问题无法得到合理解决。为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恢复民族权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组织许多游击队和政治团体，团结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周围，展开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长期斗争。

（十三）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及方案是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返回家园、民族自决和建立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主要关注以下几个具体问题：关于占领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比较赞同“以土地换和平”的主张，即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等。拆除占领区的犹太定居点，允许巴勒斯坦人在这些地区自决，在这些条件下保证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与和平。但是以色列拒绝无条件撤出上述地区，坚持要保留占领区的犹太定居点，不同意在这些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关于耶路撒冷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吞并，要求重新讨论其地位。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必须归还整个耶路撒冷，以色列拒绝讨论耶路撒冷问题，并在议会通过耶路撒冷法，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永久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关于难民安置问题巴勒斯坦难民强烈要求返回家园，以色列则反对让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声称难民应由阿拉伯国家负责安置，这是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不能接受的。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安的根源，许多国家和组织为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出努力，提出过各种设想和方案。1977年11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正式访问耶路撒冷，直接同以色列总理贝京举行会谈。在美国斡旋下双方于1978年 9月在戴维营签署《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项协议，就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比较具体的设想。1982年9月美国提出一个方案，即里根方案，这个方案要求以色列冻结它在占领区建立新的定居点，主张在那里实行同约旦有联系的巴勒斯坦自治。但仍然拒绝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拒绝同它直接对话。同年9月在摩洛哥非斯举行的第十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八项原则，即“非斯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以色列撤出它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拆除1967年战争以来以色列在占领区建立的定居点；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享有自决权；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联合国安理会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和平，这一方案为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供合理的基础。

（十四）1988年11月15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上宣布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和338号决议，并把它作为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实现和平的基础。长期以来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益，迄今没有任何一项和平方案或建议能为双方所接受，巴勒斯坦问题迄今未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非斯方案指1982年第十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国家提出的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其要点是∶以色列撒出1967年以来侵占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拆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的定居点，建立以耶路撒冷阿拉伯区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承认本地区一切国家和平相处的权利。该方案满足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和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愿望，实际上也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因而受到世界各方广泛的重视。1981年8月沙特阿拉伯王储兼第一副首相法赫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提出的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八点建设”，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提议阿拉伯国承认联合国1947年分治决议的布尔吉巴计划为基础加以补充而制定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也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新建议”。1982年9月10日在摩洛哥非斯城召开的第十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与会阿拉伯国家以1981年沙特、突尼斯的两项计划为基础，加以补充，拟就出“非斯方案”。该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统一方案，也是阿拉伯国家集体制定的统一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以色列必须撤出它在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阿拉伯圣城耶路撒冷；拆除1967年以来的以色列在阿拉伯领土上建立的定居点；保障在圣地的各种宗教和信仰的自由；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享有自决权和行使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并且对所有不愿意返回的巴勒斯坦人给予赔偿；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这个过渡时期不得超过几个月；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联合国保障上述各项原则得到遵守。非斯方案既坚持以色列必须撒出其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和巴勒斯坦人享有的民族自决权，满足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和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愿望，又确定以外交政治斗争为主的策略和“含蓄地”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这为阿以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