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狱相权取其轻：NKVD将军G·S·柳什科夫向日本的叛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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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什科夫的日本管理者当然对他关于苏联对日本武装力量的看法的发言极感兴趣。他首先断言，日俄战争时的主流态度已不复存在了。即使在大部分的苏联宣传中，日本军队被认为是一个装备了现代技术武器的劲敌。我知道布柳赫尔的观点。这一观点基于日本海军与日本人所拥有的优势。他认为(莫斯科也是如此)，苏联在与日本舰队的斗争中的主要的力量必须由持续攻击日本人的主要交通的潜艇舰队完成。

权威界的普遍看法是日本军队在空军方面弱于红军，在物质和飞行人员训练上都是如此。红军正竭力发展它的空军事业。

布柳赫尔和其他人还认为红军士兵的战斗素质优于日本士兵。（我指的不是一些煽动性的论调，比如红军战士知道他为什么而战。）他们这样认为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士兵对北方的恶劣条件的适应能力较弱。根据布柳赫尔和其他人的观点，日本军队滞后的另一个方面是汽车运输和牵引车存量。

 柳什科夫继续说道，俄罗斯人在1904-5年的战败被认为不是因为俄国士兵的素质，而是因为沙皇政权的腐朽和背叛。至于红军，在倾向于防御战的图哈切夫斯基集团被毁灭后，主张防御被称为“破坏”。在此基础上，军队和国家的一切计划都调整为进攻。苏联军队和广大民众被一再告知日本正准备侵略苏联。日本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其后方的安全而夺取远东，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还有西伯利亚。基于西班牙和中国所发生的事件，包括伏罗希洛夫和布柳赫尔在内的一群苏联指挥官认为，在日本高度集中于中国的情况下，苏联理应掌握主动权并在不等受到袭击时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当1938年初，柳什科夫还在莫斯科时，他看得出这些攻击性情绪非常强烈。俄国人采取了提高对中国的援助并扶植满洲里的游击运动的政策以将尽可能多的日本军队拖在中国。叶若夫告诉柳什科夫，卡帕尔金（Kapalkin）和布柳赫尔已经接见过在满洲里的中国游击队的指挥官们。柳什科夫在莫斯科看出了一种针对当年春天而发展处的战斗精神。坦克，枪支，新式飞机和补给被迅速地送到了东方。两线作战的作战计划被不断提出，其中布柳赫尔的尤为突出：从契丁斯基（Chitinski）和乌苏尔区（Ussur sector）发起进攻，以快速清理出一块飞地，化解哈巴罗夫斯克受到的威胁并整顿战线。对日本的敌对行动将导致整个日本后方部队在满洲里（的警戒）提高。日本人的所有交通都将被苏联的潜艇和空军攻击。与此同时，据布柳赫尔所说，日本列岛将被轰炸，其后方将被打乱并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在1938年3月，雅特塞夫少校（Yartsev）携带着由斯大林布置的任务从莫斯科来到东方：探讨为太平洋舰队确定一个新基地的可能性，并就萨哈林岛采取特别措施。雅特塞夫被秘密任命为萨哈林的政府委员，所有原萨哈林官员变成了他的下属。雅特塞夫接到的任务声称要缓和同日本人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并将萨哈林转入备战状态，安排在那里和索菲斯克进行对空军基地的建设。这样一来，雅特塞夫的任务就是，在亚洲大陆发生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欺骗日本人，以引诱日本陆海空三军的一部分保卫萨哈林南部。

接着，在1938年4月12日，因受到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伏罗希洛夫的副手费得科（Fedko）和海军政委斯米尔诺夫（Smirnov）晚上给布柳赫尔打直拨电话。根据蒋介石的情报，他们警告他要为日本陆军和海军对波塞特区（Posyet sector）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突然袭击做好准备。斯米尔诺夫立即起身前往东方。柳什科夫推测蒋介石的提述别有深意，且这段插曲只是苏联对日本发动积极行动计划的延续。

 柳什科夫熟知斯米尔诺夫的身边有作为远东军区参谋长的G.M.施特恩军长（以及将成为布柳赫尔副司令员的罗曼诺夫斯基旅长（KomBrig Romanovsky）。施特恩曾担任西班牙共和国的总参谋长并被认为是新形势下作战的专家。在从莫斯科出发前，施特恩告诉柳什科夫，他和斯大林有过一场长谈。在他到达东方的新岗位的同时，接到了备战命令，这并不是巧合。施特恩一到，他就与布柳赫尔进行了另一场没有其他人在场的长谈。

柳什科夫从斯米尔诺夫那听到，他接到斯大林的私人命令，要对尽可能地调查太平洋舰队以及整个军队对战争的准备情况。在那之后，他和布柳赫尔回到了莫斯科。柳什科夫认为斯米尔诺夫在没有得到斯大林的指示之前是不会让步的这一点很典型。斯大林的电报终于送到，命令斯米尔诺夫和布鲁赫尔立刻出发前往莫斯科参加最高战争委员会的会议。

布柳赫尔告诉柳什科夫，莫斯科有两个根本问题需要被决定：第一，战时行动计划；第二，军队中高级将领的重新分配。一大群参谋人员陪同布柳赫尔前往莫斯科，包括他的行动科科长罗日德斯特文斯基上校（Rozhdestvensky）。

   斯米尔诺夫一直在研究为太平洋舰队定位一座新基地的可能性，他想到了两种提案：将现存的基地转移到纳霍德卡湾（Nakhodka Bay）或是将符拉迪沃斯托克转变为像喀琅施塔德一样的军用港口。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还对在萨哈林建立潜艇基地的构想进行了调查。

   柳什科夫指出，在每一个对日本的进攻行动的计划中，犹豫不决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斯大林的（头脑）中，有着对于战争准备不足以及对于阴谋家，尤其是军队中的阴谋家的严重恐惧。斯大林认为战争可能被用来进行革命。这样就解释了命令和决定的矛盾。柳什科夫问到：“是什么阻止了苏联对日本的冒险行动？“他想到了五个原因：（1）斯大林对国家和军队缺少信心——他对阴谋家的恐惧。（2）害怕来自德国的袭击。（3）对中国和蒋介石政权的可靠性缺乏信心，并担心蒋介石会在苏联背后与日本达成协议。（4）日本在中国使用第二和第三线师以至于大部分日本军队被用于对抗苏联的消息。（5）对布柳赫尔本人的不信任。正如斯大林在1937年于莫斯科告诉柳什科夫，他确信布柳赫尔拥有极高的声望并对远东的战争至关重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知道布柳赫尔渴望权力并且是个有波拿巴主义倾向的人。

从外表上；来看，远东苏军呈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样子。柳什科夫记得施特恩曾告诉他，当伏罗希洛夫问施特恩他怎么看西伯利亚军队的技术水平时，施特恩回答说，他感觉“像是一个穷人在一张富翁的桌子上就餐“。外表具有欺骗性；即使是施特恩也很快变得心灰意冷了。

泄露的柳什科夫审讯报告所涉及的最后一个主题包括集体农庄系统内的状况，工厂位置和功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和结构，起义工作，间谍活动和革命活动，包括人员招聘的对象。其中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是关于在满洲训练和使用中国特工，以及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训练和使用朝鲜人。中国的逃犯和游击队员被集中在位于曼佐夫卡（Manzovka）和比金（Bikin）的基地。特工们渗透或接触的特殊目标场所是日军在萨哈林、密山（Mishan）、波格拉尼奇纳亚（Pogranichnaya）、珲春（Hunchun）等地的军事代表团，甚至（伪）满洲国警察局。在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为被选中的特工开设了无线电课程。至于恐怖行动，各小组在哈巴罗夫斯克接受特别训练，但是实地行动需要莫斯科的特别指导。在满洲国、朝鲜、日本的政治情报和反间谍活动，都是莫斯科直接利用外交和贸易代表团进行的。正如柳什科夫在其他地方提到的，远东军队的情报部门和在莫斯科的红军情报部门负责军事间谍活动。

至于东方革命的潜在干部，以下是可能的对象：幸存的前白军、哥萨克分子、被捕者的家属(人数众多，尤其是感到痛苦的)、曾是地主的农民、有反苏倾向的知识分子、民族分子、前劳改犯。除了农村之外，革命分子最好的招募地一般都在该地区遥远的地方，主要是黄金业、渔业和林业地区。这些人曾试图与军队建立联系，但并非没有成功。一个最近在格罗迪科沃（Grodekovo）发现的革命组织与设防区域有联系。它还与巴拉巴什的第40师部队建立了联系。柳什科夫哀叹了一个事实“这些人的重大错误是他们将自己的活动告知了一个广泛的圈子，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失败。”

另一个后来特别臭名昭著的话题是柳什科夫在莫斯科从叶若夫那里获得的关于日本针对苏联的恐怖行动的情报。叶若夫特别指出日本人在哈尔滨附近建立了细菌战研究所。叶若夫认为必须采取反制措施并且应该成立一个小组来应付满洲国的恐怖活动。他保证在以后明确该小组的任务。当有需要时，叶若夫说他会从莫斯科派专家作为小组的领导。他们会为牵制细菌活动作特别准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命令和人员到达东方。

前面的摘要来自1938年11月对柳什科夫的审讯，尽管无疑被日本情报部门删减过，但依然较好地传达了这位叛逃者对俘虏他的人和德国人说的话。我们先前的记录和那时候公开发表的材料可以对这份记录进行有力的补充：柳什科夫的逃亡笔记，新闻发布会以及日本杂志上的文章。斯蒂芬甚至还遇到过柳什科夫以《我为什么抛弃苏维埃俄国》为标题，为1939年在上海出版的《我们为什么抛弃苏联》(Почему бегут из СССР)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