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走单骑》：想象一种具体的守护
作者：池凡乐
一件事做三十年，是什么感受？
对于壁画修复师徐东良来说，只有深铭于心的快乐。
徐东良典型的一天工作是这样的：站在吐鲁番经过自然和岁月侵蚀的石窟里，精心选出随身携带的临摹工具，包好头巾，踏上梯子，沉稳细致的笔触在透明“画布”上一点点拓出石窟壁画曾经的样子，“天一亮光的时候就走进去，直到黑得看不见东西了再走出来”——三十年如一日。
1992年，美术专业毕业的徐东良，不远千里从东北赶赴吐鲁番的交河故城，参与当时还少有人从事的文物修缮及壁画修复工作。在他的回忆里，23岁的自己走遍了“交河的每一个角落”。交河故城的修缮考古项目结束后，吐鲁番文物部门的人想要挽留他继续从事相关工作。
之所以说“挽留”，是因为在发展氛围激荡的90年代中期，尤其对于一个家乡远在东北的青年人，留在吐鲁番修复文物显然不是“最优选择”。但徐东良选择了留下。主要原因被他始终如一地说起：“这个工作我不做当时没有人可以做，看到那些壁画，我只想救下它们。”
世遗万里行
讲述徐东良故事的《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第11期，在播出后随即登上了微博热搜。或许对于当下困身于各种成功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年轻人来说，生在一个遍地机会的时代，却主动选择沉心于文物修复，是个难以想象的选择。
但对徐东良自己来说，等到几十年的岁月都走过后，当他成为吐鲁番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修缮项目主要参与者，和时间赛跑“救下”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拜西哈尔石窟等遗迹中的壁画，拓出超过500平方米的文物资料后，他还是认为这个决定与“坚持”无关。
相反，他在外人看来枯燥而艰辛的壁画修复工作中，感受到的是充盈、快乐和平静。他享受身心沉浸于吐鲁番自然之美的体验，在万物静谧和溪水潺潺的交替里，专注在壁画文物的修复工作上，向自己修复的壁画“问很多问题”。
在节目里，当向嘉宾周韵讲解画像原本的面貌和背后的文化底蕴时，徐东良难掩兴奋。在临摹壁画的过程里，徐东良看清其中一个画像在额头上还有第三只眼睛，“我发现眼睛时，眼睛好像也在看着我，我就特别兴奋”。聊起这些细节，年过五十的徐东良又变得像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探索欲望的少年，满心欢喜要把这样的发现当成珍宝分享出来。
实际上，许多画像细节，对匆匆一瞥的游客来说很难感知，有的甚至要在距离画像10厘米内的距离仔细观察，才有机会捕捉到。只有真正潜下心聆听画像、长期从事文物壁画修复，才有机会被佛像之美所启迪。
徐东良小心心翼翼将这样的记忆收藏起来，再把这样的感受传递给更多的人。
更加幸运的是，在这样独特的精神世界中，徐东良并非孤身一人。
《万里走单骑》引入了徐东良爱人邓永红的故事。虽然节目组并没有在开篇就把他们的关系写明，但二人显然有着不约而同的关注和相视，以及深深的默契。这些都向观众暗示着，带领大家认识千佛洞、了解丝绸之路文化标识的两位老师，也是生活里相伴多年的夫妻。
相识之初，他们一个是千佛洞石窟里的壁画修复师，一个是吐鲁番的历史文化讲解员。邓永红向徐东良请教石窟里壁画的历史文化细节，徐东良则向邓永红请教英语学习等问题。他们从共同守护吐鲁番历史文化遗产开始，最终走入了彼此的生活中去。
二人相识相爱的契机，是工作，但更是二人共同的、对延续和传扬吐鲁番文化遗产的相似热情。
在《万里走单骑》本集中，邓永红也向节目其他嘉宾介绍了吐鲁番高昌故城（从西汉至元朝长期是吐鲁番盆地的中心城镇）的历史文化。
在宏观的历史城镇流变里，我们从她的讲述得知，高昌故城的建成和长安城有着很相似的规划设计。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可以发现，作为丝绸之路文明商业的交汇点之一，古时候高昌城的小孩就已经在学习《论语》这样的儒家文化知识，而且高昌故城里的农业灌溉和水利工程修筑，都是从汉人那里学习到的技术。另一方面，高昌故城也在历史发展中，将胡萝卜和西红柿等美食，以及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以更适合中原的形式传输进去。回鹘人和回鹘文化，本来就长久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在中亚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
面对不少文物的面目全非和残缺，邓永红也向观众解释，这既是因为土遗址文化遗产保护本身就具有极高难度，也是因为西方“冒险家”在二十世纪初曾大肆掠夺吐鲁番文物壁画。由于战火和盗掠，本该屹立在高昌故城里的佛像和壁画，便都成为了残缺的存在。
这段伤痛历史，也进一步揭开了徐东良把文物保护和修复作为毕生工作追求的原因。徐东良在文物修复保护的成就实际上也不止于壁画修复。在参与吐鲁番各类考古项目的过程中，徐东良也在专研服饰与文书的修复方法，和国内外的文物修复专家合作，不断为“国宝回家”等事件奔波。
于是在节目中，我们能看到徐东良不断提到，“我要把它们救回来”。
所有和时间赛跑，选择在寂静处守护历史文化的人，实际也共同构成了历史和更多大众之间的链接。我们越是了解邓永红所承担的历史叙述意义，我们也就越能了解徐东良修复历史文化的意义，反之也一样。
在更当下的视角中，徐东良和邓永红的故事，也为深陷于意义焦虑的群体提供了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守护和相爱的意义，或许可以从一开始就不必只为了具体的个体；爱情与守候之所以可贵，也并不围绕钻戒和玫瑰等消费主义符号的存在。他们彼此相守的细节，被镌刻在了吐鲁番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历史中，还用细水长流的日常，重新书写了工匠精神的实践途径。
从他们的故事开始，《万里走单骑》也描述了吐鲁番和火焰山的其他风景。在赤色的峭壁、风霜所塑的故城、异域风情和玲琅美食之外，吐鲁番和它历史文化中的丝绸之路，还是文化商业交流的重要枢纽，它在无数像徐东良和邓永红这样的文化保护工作者的守护下，默默记录着不同时期的历史和故事，直到守护它的人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随着近年中西亚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多，以及世界杯在卡塔尔的举办，西亚文化和历史的图景已经逐渐向我们铺开。无论是作为旅游还是文化交流的契机，大家似乎都对西亚文化或多或少展现出了了解的热情。在这个维度上，《万里走单骑》对历史的讲述，也为国内观众理解当下提供了一种途径。
通过吐鲁番和高昌故城等历史商贸中心的发展，以及古人生活日常里被保留至今的记忆。我们知道汉文明和中亚、西亚其他文明的交流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丝绸之路”的意义也不只是停留在历史书上的几句总结。它关于我们之所以能跨越时间空间，也依旧能享用到的美食和景观的原因，也关于我们在日常中突然察觉到变化和新奇。
而除了吐鲁番，《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也用同样的以个人视角切入宏大历史文化的手法，带我们走进了许多段不同历史当中。
在讲述长城如何在今天被修缮的一期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修筑石料被搬运上陡峭山岭的艰辛。年近花甲的程老师和季师傅，依然自如穿梭在长城或垂直或崎岖的道路上，为了传承给后人的使命感，日复一日完善着已经开工近6年的修缮工程。
在讲述龙泉青瓷技艺传承的节目里，除了青瓷本身的美感和瓷器商业文化的历史源流之外，我们还看到了“85后”和“90后”年轻的文化遗产继承者刘杰和杨晓栋，站在满墙的“残次品”前，潜心尝试，只为了能仿出国内几近失传的“蚂蝗绊”制瓷技术。
在重走澳门“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目里，我们得以了解一度辉煌的澳门造船业。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曾经的造船技术逐渐退出舞台。但留下来的谈师傅一家，则选择努力将曾经的造船厂，以及围绕船厂的社区社群文化传承下去，继续讲述澳门和海洋相互依存的关系。
《万里走单骑》固然是以讲述文化遗产故事和历史为核心的一档节目。但更为可贵的，它同时也讲述了那些支撑这一切发生的、具体的人的故事。
历史文化的传承不是经由时间流逝就能自然完成的。这需要一个个投入的个体，一张张具体的面孔，一代代辛勤的付出。是具体的他们，而不是抽象的时间和代际，在支撑着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故事被记载和流传。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文化才有机会跨越时空，和后世进行一番番对话。
这是故城和壁画作为历史见证伫立不倒的原因，也是徐东良和邓永红的故事值得被反复讲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