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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反对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文中所有涉及纳粹政权内容只用于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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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合作主义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表现
评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军事和政治合作的问题尽管很尖锐，但在现代俄罗斯史学中这些研究才刚刚开始研究。另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历史文学和新闻界非常不情愿去深入这些主题，他们只是非常简短地提及它们，而且是对战争年代的“不幸的误解”。但如果他们被触及，那么对所提出问题的回答就很简单了。
根据关于那些数量稀少的合作者的既定观点，以及被强行赶入德国军队中信仰康米和亲康米地下团体战俘中的活动，人们认为德国吸引战俘加入德国辅助军队的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各国人民代表的是是苏联人民对祖国和共XX的忠诚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斗争中，爱国主义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不容小觑。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仅仅通过“东方人民”的爱国主义意识来解释德三计划的失败是在破坏人为缩小问题的范围。同时对这种表示的限制将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寻找难题的答案时，我们将被迫中途停止。
让我们考虑一下史学中对合作主义现象的一般看法和评价。将所有在二战期间站在德国一边的人宣布为“叛徒”是很容易的。同时，在最前面放置一个NC正式的法律指标：如果你走到敌人一边，违反当初的誓言，穿上德国制服并宣誓效忠德国，以一种形式帮助她或另一个，更何况你手里拿着武器与你的祖国作战，且犯下了相当可证明的战争罪行，那么你无疑是一个叛徒。这种判断叛徒的方法仍然存在，并且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你给它添加情感色彩，它会变得更加清晰。基于这种做法，战后所有国家的合作者都被审判并谴责为国家利益的叛徒。[1]叛逃到敌国一边的人可以因他犯下的一项或多项特定罪行而受到谴责 ，包括军事、刑事、危害人类罪等。这些案件中的合作主义只能作为背景，其中，当然，仍然是要受到伦理谴责和法律审判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德三军队的数量指标，那么会突然发现在战争年代苏联各加盟国中有大约一百万名这样的“叛徒”，那么仅这一点就使我们深刻思考如此复杂现象的性质，对待它的评估更加认真。
在军事冲突的历史上，敌对一方的代表在另一方的代表之间进行军事或政治合作的例子很多。二战时期也不例外——几乎所有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都有合作主义的例子。
在战争年代，某些感兴趣的人试图给出动机和描述与德国作战的国家或国防军占领的国家的一部分公民向敌人一侧转变的原因。评估被占领国公民在战争期间向纳粹德国一侧过渡的动机的第一次尝试之一可以被认为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领导人之一XXXXXXX将军（这个将军我找不到资料，有兴趣者可以去原文看看）的意见。即，组建国防军的东部外籍成员和志愿者。
将军非常形象地定义了在军团服役的“东方志愿者”的构成：“很明显，过渡到德国人的主要动机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唯物主义。” 由此出发，他将“志愿者”的组成分为三个部分：“唯物主义者”（纯粹是物质利益），“机会主义者”（“了解德国武器的威力”，“决定改变他们的立场”），“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在数字上是为“国社思想”而战的最小群体）。[2]根据XXXXX将军（同上，我找不到将军资料）的说法，后者要么遭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折磨，要么有宗教、政治、种族理由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梦想解放他们的家园（例如高加索或中亚地区一带的叛军）。为了进一步发展他的思想，这位德国将军如此评价“机会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
“‘机会主义者’的立场是最危险的——一旦这种人意识到他赌错了，他就试图做一些事情来拯救自己——他去找游击队，逃跑等等。
“唯物主义者”通常会安静地服务，只要没有威胁到他们个人。” [3]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特征是相当坦率的。然而，这位德国将军的意见并不是问题研究人员的意见，而是参与事件的政治人物的主观观点。然而，将合作主义的动机划分为“物质”、“机会主义”和“理想主义”似乎并不无道理，完全值得一提和密切关注，尤其是在后来的史学中，这一论点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Hans-Werner Neulen 的一项研究展示了一种更详细、更易于理解的方法。[四]他的分类基础H.-V。Neulen 将合作主义的政治动机放在了不同的国家。在我们看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非常清楚地提出了民族问题的作用，民族思想的发展，民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合作主义的表现中。的确，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民族观念在 20 世纪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生活中都发挥着并且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民族主义，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切实融合的意识形态。这一特点必然会在战争条件下表现出来，当时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在多民族国家，某些政界和个人认为民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不公平地解决。在他们的理解中，军事事件的发展为实现他们的民族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民族国家地位的复兴或建立、民族国家独立的恢复等看似开放的前景获得了特别的吸引力——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乌克兰西部、高加索一带、波罗的海国家的例子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德国历史学家确定了以下合作主义动机的模型（组）：
“• 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目标（巴勒斯坦大穆夫提、伊拉克总理拉希德·阿里·盖拉尼、自由印度军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 在民族斗争中实现民族目标，反对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民（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
• 反共 - 建立新国家秩序的改革主义思想（弗拉索夫和他指挥下的俄罗斯解放军、哥萨克和卡尔梅克人）；
• 建立独立和独立的反共愿望（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高加索人民等）；
• 法西斯和国社理想支持者，关于实施新的国家秩序和将欧洲大陆转变为德国一样意识形态或成为欧洲新秩序下一员的想法（挪威的Quisling、荷兰合作者）；
• 维持专制反共的现状，希望在德国胜利后改善局势（法国维希政权，塞尔维亚救国政府）”。[5]
正如你所看到的，欧洲合作者所宣称的政治目标和动机是完全不同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或那个人所处的具体情况。大多数合作者都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几乎从未规定“完全”服从德三所属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将它们视德三意识形态纲领是错误的。他们仅是想依靠德国的支持来实现其国内和外交政策目标。但这种政治目标设定的整个悲剧在于，合作者希望获得德三政权的帮助，但没有完全理解其本质，或者只有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才被迫理解它：
“他们跳上了迎面而来的德三战争列车, 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影响或帮助他的路线。可惜他们不知道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是这条路线的必要阶段。他们更不明白火车没有终点，火车已经进入隧道，然而隧道尽头没有希望之光。”H.-V. 纽伦。[6]
（译者备注，许多组织例如乌斯塔沙和POA其实还是很清楚德三的所作所为的，他们在这列车上差不多相当于乘务员了）
此外，德方做了很多事，在同胞和国际社会面前做出了彻底妥协并获得经常出人意料的“盟友”，德三将他们视为伙伴，而不是下属，以便将他们与自己牢牢捆绑在一起。使其尽可能可靠。
“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让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与我们一起经历水深火热。”小胡子在 1942 年 2 月谈到合作者时说。[7]（这段我是俄语机翻，原文为：«Если мы этого достигнем, тогда мы получим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так ощутимо согрешили, что они пойдут с нами через огонь и воду»）
Neulen 还指出，现代政治和科学词典中的“合作主义”概念意味着“与敌人进行的所有具有背叛、雇佣性质的接触”，其目的是“违背本国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看来，历史学家非常正确地呼吁关注两点：第一，合作主义现象不仅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且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不断重复。其次，应该小心将"合作主义"视为背叛的同义词。[八]
分析各种原因，不同国家形成合作主义的基础，H.-V. Neulen 还确定了二战期间欧洲合作主义的主要形式：
1.经济（在被占领土上为德国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工作，“不知情的、被迫的”的与合作者的工作 - 典型的例子为被驱赶到德国的那些“东方工人” ）
2.行政（在占领当局工作、警察部门等）
3.政治和意识形态（创建不仅忠于德三政权，而且为他提供有效意识形态支持的政党和运动）
4.军事（在德国的军事编队中服役 - 在国防军和SS中都有此部队，典型的例如外籍SS军团）。
H.-V.Neulen 认为，以上的合作者也可以根据合作的动机和强度进行区分：
• 中立（合作者在被占领的条件下继续存在，好像他们的国家生活没有任何改变，这是“鸵鸟政策”(一种回避现实的政策)的一种表现）
• 潜伏（合作者与敌人合作，打算等待时机，等待有利的政治环境，以便将自己从入侵者手中解放出来）
• 有条件的（如果德方遵守某些政治或军事条件，合作者同意合作）
• 无条件
H.-W.Neulen 指出，后一种与敌人合作的形式，即“绝对服从占领国，完全从属于占领国的国家利益”，在二战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是个少有例外。[9]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对整个欧洲军事和政治合作主义的观点和解释并未完全涵盖苏联合作主义的动机，在我们看来，它缺少一些重要的原因和动机。让我们只注意一点，据我们所知，西方史学没有解释或提出这一点，即一般合作主义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完全可以理解，许多站在德国一边的人可能会在他们的官方声明中将自己表现为他们国家政治制度的积极反对者，即，有看似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标。同时，如果我们通过广泛的新资料来观察他们的真实行动，他们的活动内容，可能会变得很清楚：毕竟，他们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某些状况、实现完全个人的政治抱负以及有时在艰难的囚禁条件下生存的狭隘的自私利益。在我们看来，在苏联合作主义的情况下，这些点具有特殊的意义，不应被忽视。
因此，在评价苏联的合作主义时，有必要考虑所有决定它的因素，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这些因素都已成为政治背景，成为苏联公民可能与德国合作的重要政治前提。苏联在战争年代的勾结活动范围很广，甚至规模很大，俘虏了数千人（具体数字，俄国内权威研究人员认同的，下文会给出）。这种现象当然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苏联社会内部深层矛盾的外在表现。在20世纪，通过合作主义的规模以及表现形式的严重程度，可以判断现有的内部矛盾，以及它们的紧张程度。
苏联公民在战争年代表现合作主义的总的政治基础似乎相当清楚——反极权主义政权，当时除了德国以外，欧洲还没有类似的政权。他自己创造了条件，在这个国家的公民中出现了许多他的对手，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把赌注押在自己国家的军事对手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宣称的利益和目标显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以解释的，甚至是公平的。这让我们也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宣布自己反对斯大林政权并为此而站在德国一边，绝大多数合作者仍然没有也不会认为自己有干什么损害自己家园的任务。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和人民实现更好的生活。几乎没有一个苏联合作者是一个坚定的国社者——国社对苏联公民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他们主要还是依靠德国的军事力量，认为这样的联盟是暂时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就能摆脱第三帝国的政治监护。今天，全世界任何人都清楚，押注小胡子的德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然而，可能绝大多数合作者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
由于苏联的人口是由多国构成，苏联的合作主义似乎是一种比欧洲更复杂、多层次的现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除了所有与德国人合作的人所共有的反康米之外，各个苏联加盟国人民对于合作主义、动机和合作形式都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民族先决条件，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条件。例如，俄罗斯的政治合作主义，其性质与其他民族的合作主义有些不同——因为它首先提出了与斯大林政权斗争的因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波罗的海民族中的德裔合作事实，因为他们仅在 1939 年就成为了苏联的一部分，并且为再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战的倾向非常强烈。在这场斗争中，苏联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对于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来说，有两个重要因素发挥了作用：一方面，希望在德国的帮助下建立民族国家的个别政治领导人的民族国家愿望；另一方面，德国占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土的相对持续时间，即使是最被动的人也不得不做出选择：加入游击队并与入侵者作战，或者尝试适应并采取中立立场，或者去占领当局任职（虽然大多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在乌克兰，特别是在乌克兰西部，部分地方部队积极与德国人和苏联当局作战。希望在德国的帮助下建立民族国家的个别政治领导人的民族国家愿望；
从外行人的角度来看，使用“市侩”这个词并不是贬义，因此二战的合作者理所应当的被视为是叛徒和卖国贼，合作主义现象本身就是对自己祖国的背叛。祖国的利益，是值得所有人谴责的。同时，在我们看来，对合作主义的法律评估应该更严格地基于对“有罪”或“无罪”、“战争罪”等所有法律规则的概念的清晰理解，以吸引所有支持特定判决的证据。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对战争期间与德国人合作的每一个事实得出客观结论，并有助于做出最客观的判决。
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要绝对准确和明确地评估合作主义现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研究历史学家应该尽可能冷静和客观地分析一个特定的人在战争年代与德国人合作的每一个真实案例，找出促使他迈出如此艰难一步的条件。今天，显然，不应将来自苏联不同民族代表的所有合作者视为微不足道的叛徒。当然，战争年代任何背叛的事实都可以被视为合作主义的一个例子，但并不是每一个合作主义的案例都是背叛的表现。同时，很明显，合作者在客观上是站在德三或祖国敌人一边的，尽管有可能正式加入民族主义反苏组织的人。
2003 年 11 月，在德国吕讷堡召开了一次具有代表性的科学会议，专门研究欧洲国家的合作主义现象。会议组织者之一XXXX博士在讲话中指出，从历史意义上讲，合作者总是失败的一方。确实，如果我们谴责合作者并使用这个词，在其中加入负面内容，我们就表明他们最终落入了失败者的阵营。与之相反的，如果他们在胜利者的阵营中，那么今天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不同的定义，历史本身也会朝着不同的方向转向他们。
（上面的备注建议看原文，原文链接在下面，是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