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笔记与摘录

▹战争的“敌意想象”——“洗脑”

▹“1915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屠杀了150万亚美尼亚人；20世纪中纳粹肃清600万犹太人、300万苏联战俘、200万波兰人和成千上万“不受喜欢”的人们：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杀死170万人民，伊拉克萨达姆的复兴党，被指控杀害10万库尔德族人：2006年，种族灭绝在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爆发开来。”——另一本《恶的科学》也在引用类似的实例。

▹ 一个贬低的名称：“蟑螂”——“物化”“他者化”

▹ 根据《蝇王》（Lord of Files）一书，面具可以解放敌对的冲动，我做了许多研究，显示那些较为“去个人化”（deindividuated）的受试者，比自觉较为“个人化”（individuated）的受试者不容易感到痛苦。

▹遗弃跑车实验：“匿名环境”发生反社会（犯罪）行为的几率更高。

▹斯坦福监狱实验：名义上考察情景的作用，可是情景已经剥夺犯人的自由，自主性所剩无几。

▹他告诉他们不应该叫它“狐尾草”，应该叫它“芒刺”。这是“权力决定用语”的简单例子，创造了现实感。

▹赫尔曼成功地利用5704恳求枕头而将他和他的反叛同伴们区隔开来，单纯“自利”的想法，已经在犯人的团结中渐渐扩散开来。

▹不到三天，事情就演变到这么诡异的地步。扮演狱卒的一部分学生已不只是在演戏，他们用敌意、负向影响和注意力，把自己武装成真正的监狱狱卒，并在他们值班报告、回顾日记和个人反应中表露无遗。

▹他的报告也提到，他感觉自己越来越爱指挥他人，忘了这只是个实验。他认为自己只是“希望处罚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这样可以杀鸡儆猴，告诉其他的犯人什么才是对的行为”。 　　犯人们人格的解离和更加严重的去人性化问题，也开始影响他：“当我越来越生气的时候，就不太检视自己的行为。我不想让这个影响我，开始把自己深深藏在角色背后，这是唯一不让自己受伤的方法。我在这些事情上彻底迷失了，但是又不想要停止！”

▹犯人819的父母是最先进入大厅的人，好奇地四处观望，接着发现他们的儿子坐在回廊中间长桌子的尾端。 　　父亲问狱卒：“我可以和他握手吗？”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行？”他的请求让狱卒很惊讶。

▹我们甚至想到，如果8612也是暴徒之一，我们就要逮捕他，再次监禁他，因为他是在虚伪陈述的情况下被释放。——实验者本身也受到了情景的催眠，将自己代入为警务长，所以他会想把8612抓回来——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个权利。

▹对我而言这十分明显，我们失去了科学的超脱，这是在执行任何研究中都必须保有的客观性。我变成了一个好的监狱警务长，而不是研究者。从稍早我和1037的父母见面时，应该就十分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更不用提和警察小队长发脾气的事。但无论如何，心理学家也是人，也会在个人层次遭遇相同的困惑，而这正是他们专业层次所研究的。

▹麦克德莫特神父向我透露：“他们全都是天真幼稚型的犯人，他们不知道监狱是什么，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是和你一样想要改变监狱系统的人——明日的领导者和今日的投票人，而他们也是那些将塑造小区教育的人。不知道监狱是什么，监狱可以怎样影响一个人，但是你在这里做得很好，这将会教导他们！”

▹当他告别时，我忍不住提醒他，好神父是不会真的打电话给父母亲说这些事的，对吗？“不，我会打，我必须这么做，这是我职责所在！”

　　“当然了，我怎么那么笨啊！你的职责所在，没错。”（因为我需要父母和律师来应付这个状况，因为神父给过承诺，必须责无旁贷地维持真实世界的神父角色，即使他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监狱，但是该死，这场戏还是得演下去。）

▹有着强大的力量在操弄着犯人的想法，在压迫之下抑制团体行动。他们开始自私地向内聚焦，想着如果能够苟且偷生，或许会有成功离开的可能。

▹4325：“我并不是说他们是骗子，他们一定有很好的证据还是什么。我确实很尊敬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一切……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但是我想他们把我抓起来一定有很好的理由。”（犯人屈服于更高的权威之下，一开始的自信已被卡罗的强势作风所击退。）

▹普雷斯科特发现他的手臂上有个青紫的淤伤，便问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淤伤。虽然这是因为他和狱警扭打所造成的，犯人1037还是否认狱卒强制管束或抓他去单独监禁的部分，反而说是因为自己不停违抗狱卒命令，才会产生淤伤。

▹四位年轻孩子中有三位迫切希望被假释，并且愿意放弃每天辛苦24小时当犯人工作所赚来的薪水。值得注意的是，问题陈述时用字遣词的力量。想当初，所有的志愿者的主要动机都是金钱，整整两个星期每天可赚十五美元，学校秋天开学前，他们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收入来源。现在，尽管他们因为当犯人受尽苦楚，尽管他们遭受身心虐待——无止境的报数，在午夜中被叫醒；独裁威权的压制；狱警创造的邪恶，没有隐私权，关禁闭；全身赤裸；锁链加身；头戴纸袋；不干净的食物和常被没收的床垫——但是，多数的犯人仍愿意放弃报酬以求离开。

▹第一次的假释听证会中，浮现出三个重点：模拟和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犯人对警卫绝对优势控制的从属性和严肃性已经稳定地增加：担任假释委员会主席的卡罗·普雷斯科特表现出性格的剧烈转变。

▹他告诉我，他已经预期每年一度的假释听证会是场噩梦，犯人只有几分钟时间可以说服许多委员会成员，他们似乎没有在犯人身上放任何注意力，当犯人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们才忙着翻阅厚重的公文夹，但有些公文夹甚至可能是下一位犯人的，早一点阅读可以节省时间。如果有人间起有关定罪的问题，或是任何前科档案中的负面信息，你马上就会知道，你至少要再等待一年，因为对自己的过去辩护，会阻挡未来美好事物的开展。卡罗的故事启迪了我，专制的漠不关心，会产生一群一年又一年被否决假释申请的犯人，就像他一样。

▹他没有丝毫犹豫，流畅且笃定地即兴编造犯罪的细节以及犯人过去的历史。但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他似乎也拥抱了他新的权威角色、强势和说服力，他现在可是斯坦福监狱的假释委员会主席，让犯人非常害怕、同侪赋予重责的权威人物。他忘却了曾经因为“棕色眼睛”而忍受多年的辛酸遭遇，现在的他因为身为被赋予绝对力量的委员会主席，双眼看见了前所未有的新视野。卡罗在会议最后向委员会的同事所说的话，透露出他对内在转变所感受的苦恼。他已经变成了施压者。当天稍晚用餐过后，他透露当他扮演新角色，听见自己所说的话时，他感到十分恶心。——勇士与恶龙的故事

▹狱卒赛罗斯最后的评估报告中，还有一段狱卒不把犯人们当人看的叙述：

　　偶尔我会忘记犯人们也是人，但是我总是告诫自己，要体认到他们也是人。有时候我会简单地将他们想成“丧尽天良的犯人”，这样的情形经常发生，通常是在我下达命令的时候。很疲惫又感到厌恶时，脑袋里大概都是这么想的，而且我会采取实际行动，真的不把他们当人看，这样比较好做事。

▹犯人1037事后表示，这个实验最糟的一个部分就是：“当狱卒们让我感觉他们真正用他们自己的内在来表达想法，而不是用狱卒的角色时。举个例子，有些操练的时间他们真的把我们犯人推向痛苦的深渊，有些狱卒看起来很享受把快乐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上。”

▹当你身处一个既陌生又残酷的系统情境下，在这个人性的大熔炉中，你可能不会表现得像过去熟悉的自己。我们都相信自己的内在力量，能抵抗像是斯坦福犯人实验运作的外在情境力量。当然，对于一些人而言，这样的想法是成立的，但这就像稀有鸟类，是属于少数的，我们通常会将这样的人标示成英雄。然而，大部分人虽然也都相信个人力量能够战胜强大的情境和系统力量，并且有人有刀枪不入的错觉。但是维持那样的错觉通常会让一个人掉以轻心，无法对抗那些隐晦的、不合乎社会标准的影响力，而使得他们更加易于被操纵。

▹当这些年轻人丧失了身份认同，持续服从于专制独裁的行为控制之下，并且被剥夺隐私权及睡眠之后，他们身上出现了被动、依赖及忧郁症候群，这相当类似“习得的无助感”的心理反应。（“习得的无助感”是指由于一再遭遇失败或惩罚，个人随经验学习到的消极屈从及沮丧感。特别当失败与惩罚是武断的，而不是偶发于行动者身上时更容易产生。）

▹在狱卒和囚犯深陷于“大染缸”中，受到强烈渗透影响之前，每个人都可说是“白布一匹”，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坏的。染缸中的各种特质，包括角色、规则、规范、人物及地点的匿名性、去人性化的过程、服从命令的压力及群体认同等许许多多特质的综合，都构成在这行为脉络中运作的情境力量。

▹基于随机指派以及比较性前测，我可以断言，这些年轻男性在进入监狱后陆陆续续从扮演的囚犯或狱卒角色出现的病态行为，绝非一开始就存在。在实验一开始，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异；但是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却已经没有任何相似点了。我们因此有个合理的结论，亦即这些病态行为是被诱发的，产生作用的则是在监狱模拟情境中持续加诸他们身上的情境力量。此外，这个“情境”是由我所协助创造的背景“系统”所认可与维持，我的做法首先是给予新手狱卒们心理上的定位取向，接着我和我的同僚们则协助后来逐渐发展出的政策及方法能顺利运转。——所谓“病态”只是区别于“正常”，人的行为遭遇会影响人的整体——心理与身体。

▹我们认为，可能是囚犯留下来的时间越长，他会越有效地适应威权的监狱环境，因而增强他在僵固性、传统价值依附性，以及威权的接受度，以上这些特质正描绘出我监狱情境的特性。相反地，无法良好处理情境压力的年轻人，却是F量表的特质分数上最低的一群——有些人会说，这是他们的光荣。

▹这种囚犯自我加诸的心理状态，甚至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囚犯们开始采纳甚至完全接受狱卒针对他们制造的负面形象。在所有囚犯私下互动的回报中，有一半都可归类为不具支持性质及不具合作性质的互动。更糟的是，当囚犯们评价相同遭遇的牢友，或向他们表达关心时，85％的几率不是赞赏或鼓励，有时甚至是不以为然！以下数据在统计上有重要意义：谈话焦点较着重于监狱议题而不是非监狱议题，偶然发生率只有1％；谈话焦点集中在牢友的负面特质与集中于正面或中立特质相对时，偶然发生率只有5％。这意味着，这类行为效应是“真实存在”，不该归因于囚室里私下的随机谈话。——据我推测，特殊环境下，个体生存的基本需求被放在第一位，人的共情心理将降低或者关闭，只有少数人可以保持正常状态。

▹这些受害者不顾一切地希望在充满敌意、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幸存下来，他们只意识得到侵略者的需求，而不是去反抗；他们拥抱了侵略者的形象，然后变成侵略者的样子。在有权的狱卒及无权的囚犯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权力差距，然而这差距却被这类心理操练极小化了。人变成与敌人共存——在自己内心。这种自我欺骗可以避免对自身处境的现实评价，抑制斗争行动、对抗策略或是造反，而且不容许对自己的受难同胞有任何同情。

▹悲剧发生的手段：去人性化、匿名性、去个性化、他者化、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