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3.3.6 曹操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6、曹操（公元155—220年）

  汉魏之际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法家，又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文学家。字孟德，沛国谯[1]人。曾任洛阳北部尉、济南相、都尉、典军校尉和丞相等职。其子曹丕代汉称帝，追尊他为魏武帝。

  曹操在东汉末年豪强割据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了一条进步统一的政治路线，反对分裂割据。他从起兵反对董卓之乱开始，先后消灭了陶谦、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和张绣等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原和华北广大地区，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

  曹操坚持严格的法治，坚决打击豪强势力，他当洛阳北部尉时，就对“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2]；做济南相时，所属十几个县吏，因“阿附贵戚”而被他奏免的就有八人；当他基本消灭袁绍势力进驻冀州时，发布了“重豪强兼并之法”[3]，严禁豪强兼并土地、转嫁赋税、私自征发和破坏捣乱。曹操能以身作则地维护法纪，并奖励部下“执法不避豪强”。

  曹操继承商鞅的耕战思想，采纳部下的建议，实行屯田政策。他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城，此先代之良式也。”[4]开始是在许昌一带，吸收流散的难民进行耕种，设田官征收田租。后来除了在更大地区募民屯田外，又实行军队屯田，主要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但在客观上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作用的。

  曹操是比诸葛亮更高明的军事家。他坚持以法治军，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初征董卓时，兵员很少，后来发展到几十万人，主要是从战俘中吸收来的。这说明曹操有有效的俘虏政策。他亲自订立赏罚制度，做到“法令既明，赏罚必行”[5]，所以他的军队纪律比较好，能打仗。曹操精通《孙子兵法》，颇有军事才干，懂得一些军事辩证法，不少人称他“用兵如神”。官渡之战中，当曹操退到官渡时，在“兵不满万”和军粮已尽的情况下，利用袁绍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毁了袁军辎重，战胜了“众十余万”的强大的袁军。教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这是“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6]这是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之一。

  又如远征乌桓，他乘敌不备，轻骑突袭敌之侧后，沉重地打击了与汉族豪强勾结起来并不断入侵的乌桓奴隶主政权，消灭了投靠乌桓奴隶主、妄图卷土重来的袁尚残部，夺回了被掳去的汉民十余万户，巩固了北部边防，获得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曹操推行法家的“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他先后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门第、资历的限制，抛弃孔孟所立的“仁义”、“忠孝”的道德标准，公开申明“虽蒙不仁不孝之名”[7]，只要有治国用兵的真才实学，一律都要选拔任用。他善于使用各种人材，例如乐进、于禁是因作战有功从部队下层提升上来的，张辽、徐晃是从战俘中选拔出来的，张郃是在官渡之战的紧要关头投降过来的。又如著名的文学家陈琳曾奉命为袁绍作檄文痛骂曹操，袁绍失败后，曹操没有杀他，还用他做起草檄文的官。曹操善于用人，这是他的政令得以贯彻的保证。

  曹操公开申明自己“性不信天命”[8]，反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神学，打击迷信活动，充分表现了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他还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学问家。《魏书》说他“得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9]。他一生留下不少简练明快的政令文章，他注释的《孙子兵法》，对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有深则的阐述。他写的《蒿里行》、《东临碣石》、《龟虽寿》等诗篇，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和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

  曹操在东汉末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参与镇压黄巾起义。他打击豪强和反对儒家也不彻底，后来甚至下令提倡所谓“仁义礼让之风”，这些是他的局限性。鲁迅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10]这是鲁迅对曹操的正确评价，也是对历代反动派和尊孔分子攻击曹操的有力驳斥。

注：

[1] 今安微亳县。

[2] 《三国志·武帝纪》。

[3] 《三国志·武帝纪》。

[4] 《三国志·武帝纪》。

[5] 《三国志·武帝纪》。

[6]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89页。

[7] 《三国志·武帝纪》。

[8] 《三国志·武帝纪》。

[9] 《三国志·武帝纪》。

[10] 《鲁迅全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