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

严德

我们所没有看到的烟尘早已散去。

曾经从机器里传出的轰鸣现今也听不见——那些和它共存的人们，也像一片片漂浮在河面上的塑料袋一样顺水漂去。

工人，北安镇，和他们美好的未来，一并，顺着龙江的小潮漂远了。

本来应是这样。

龙江的一个弯儿弯儿上，站了一个穿着蓝工服的老人。他在崖子上抽着烟，胸前的工牌老得和他一样：“×区×厂×建国”。这里只有他一个，所以他不必给任何人亮明自己的身份。他静静地向崖下望着包装袋渐渐增多的江面，心痛倒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厌恶——他向来不看所谓的“环保倡议”，因为这样的话从资本家嘴里说出来就是谎，骗选票用的——这厌恶仅仅是对把宝贵的产品、再生产的原料白白浪费的厌恶，而非对于自然的（心痛也是没有的——同志，若说我们要为自然感到心痛，那何不先为我们自己感到心痛？在所有生命逝去之后，自然也依旧存在着，保护它？我们配么？）。于是，他便知道，自己仍然是一支在劳动中活着的军团，组织纪律仍然一刻也不停地督促着他，直到生命的尽头。他要把龙江里的垃圾捡干净，送它们回炉重造。

他曾经是在北安镇工作的，于是自那之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北安”。老人花了小半个月捡来了几百斤塑料——仅仅靠着下岗后福利院的盒饭给予他的一点点力气——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后来有的小报用了一个很文雅的词来形容他：“精神病患者”——换言之，疯了。老人把扎成捆的塑料分几轮背到自己厂闲置的旧厂房里——这里的大标牌也坏掉了，和老人的工牌一样只剩了一个“厂”字，空荡的厂房中处处能听到老人的脚步声。

过了几年，北安几乎是个废镇了，曾经风光无限的货运火车站现在也没什么火车停下。三厂和十四场的厂房被拆掉了，但×厂没有——老人找来了曾经×厂的工友和化工四厂的三个老干部——都是下了岗没什么事情可做的——包吃包住搞起了塑料制品回炉。这事儿甚至惊动了一些大媒体，更不用提街头的小报了——包吃包住？无领导？自发？经济来源在哪？为什么要这样？他们怎么团结起来的？很快，产业部门开始找上门来，环境监测局也不断检测着×厂周围的空气质量的什么什么标准。这么个没由来的产物着实让所有人都感到难以解决。舞了一两天，产业部门要求立即终止生产，环境部门却没什么大风大浪。其后，又是长达两年的议论与争端，×厂的生产倒是一直没有断过。产业部几乎把所有对付钉子户的方法都用上了，可什么恶心人的招儿都停不下老人倔强的步子。

×厂生产出来的塑料制品以低价高质受到了不少普通家庭的青睐，很多人都在偷偷地买。一般，在一些小的家具店、日用品点，如果店主是个强壮的，穿蓝或灰工服的人，你大可说一句：“来一把好一点的塑料椅子。”他就会把一把×厂生产的椅子拉出来，说一句：“三十年保修。”然后接过你手里的小额纸币。当然，你大可猜出这些“店主”也是当年下岗的工人。

龙江上的垃圾大量减少，但没有太多人在意这件事。

最后，仿佛是忽然的一天，×厂停止了生产，厂房也转给了一家进行回收工作的小公司。

不过这时龙江上已经干干净净，没人忍心扔垃圾了——既然原料已然不在，生产也就完成了。

人们歌颂着立头等功的政府，但转念一想，竟然集体语塞，脸也不知怎地红了起来。

后来，环保局执意给北安老人发一笔奖金，并授予他一张奖状。由于老人现已“卧病”，出席颁奖大会的是他的养子。全市转播的电视画面所面向的所有观众都在这场直播中见证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那个（也）穿着蓝色工服的年轻人代替他的父亲——他的养父——撕掉了那张“荣誉证书”。

再后来，有人说，老人所在的×厂，原来甚至都跟化工不沾边。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把废旧塑料那样精细地分出类来，重熔再造的，就像当年没人知道他是怎样用小半个月捡来几百斤塑料一样。还有人说：他是个伟人。

他们没有注意到从他们身边经过的那个人是老人的养子——他骑着单车，背着书包，往返于市图书馆和北安镇之间，每两周一次——北安读书读得飞快。

与此同时，那些议论纷纷的声音遇到了他们无法跨越的山海——不，是这座城市，整个社会都面对着它们无法超越的山海。

山海相间的壮景中，一个先进的世界，正在萌芽。

（情节纯属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