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童年》【美】尼尔·波兹曼 （四）
第7章 成人化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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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象牙牌的香皂做过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电视广告。在广告中，我们看到分别为母亲和女儿的两个女人。观众受到要猜测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女儿的挑战。她俩看上去都不到30岁，年龄上没有多少差别。我把这则广告当作一个异常明确的证据，来证实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区别在消逝的观点。虽然许多其他广告的含义也很明显，但这个例证直截了当，切中要害。在美国文化里，母亲看上去跟女儿一样年轻，或者女儿看上去跟母亲一样成熟，现在已经成为人人期待的事了。
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
成人化的儿童可以定义为一个在知识和情感能力上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人，尤其在特征上跟儿童没有显著的区别。这样的成年人古往今来始终存在，但各种文化的不同，在不同程度上或鼓励或打击这种性格模式。在中世纪，成人化的儿童是一种常态。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读写能力，没有学校和礼仪规范，因此对做一个成人也没有特别的训练和知识。出于类似的原因，成人化的儿童在我们的文化中正逐渐变得习以为常起来。
在探讨现代成人化的儿童之所以产生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有许多切入口，可是在一个主要靠电视传播政治信息的社会里，无论从哪一方面观察，都不如观察它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判断所包含的意义更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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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所有人一样，美国的政治领袖不仅通过语言陈述的形式提供信息，而且以非语言的方式“发出”信息。他们的站立姿势、微笑、眼神、出汗、表示愤怒等等，跟他们所说的表达同样多的信息。
其实电视通常如此，电视上的形象不断变换，观看者完全忙于（若没有被吓倒的话）关注非语言的信息。简单地说（我恐怕已翻来覆去地说过多次），电视不能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思想上来，因为思想是抽象的、有距离的、复杂的和有秩序的，而电视总是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物身上，因为人物是具体的、生动的和完整的。
在电视时代，政治判断从对提议的知识评判转化为对整个人物形象的直观而情绪化的反映。在电视时代，人们赞成或不赞成这些政客，如同喜欢或不喜欢他们一样。电视重新定义了“正确的政治判断”，它把政治判断从一个逻辑判断转变成了一个审美判断。
很显然，在电视时代做政治判断并不需要复杂的文化技能，甚至不需要识字的能力。有多少投票年龄的美国人读过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on）所写的东西？或者读过为他提供思想体系的人写的东西？有多少人能够领会总统竞选辩论时所提出的各种论点？有多少人相信里根曾提出过的一些论点是吉米·卡特或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无法驳斥的？
只要稍加提问，人们就会马上明白这些问题是多么没有意义，同时也会意识到在评价一个电视人物时，思想意识假定、逻辑的一致性和逻辑的力量以及语言运用的灵活性，这些东西起的作用是多么渺小。
电视改变了政治得以表达和理解的符号领域。虽然新闻界因为受到既得利益的限制，声称情况并非如此，但其他人都承认情况的确如此，尤其是那些参加竞选的人和那些被雇来教他们如何竞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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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美国人已经习惯于通过电视来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而且多数是通过人所共知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形式。他们有什么样的体验？他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信息？电视为他们提供了怎样的视角和深刻见解？电视新闻节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为成人的头脑而设计的？
为了解电视新闻节目，即那种在纽约、芝加哥或旧金山可以看到的晚间新闻节目究竟是怎样一个东西，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它的结构。例如，所有这类节目都是以音乐开始，以音乐结尾的；而且在播映告一段落的时候，所播放的商业电视广告也有音乐。这种音乐的用意何在？跟戏剧和电影一样：刺激观众的情绪，制造紧张气氛，为某种心理期待做铺垫。
在电视新闻节目里，播放的音乐始终不变，无论放在头条的重要新闻是入侵阿富汗，采纳市政府预算的问题，还是超级杯赛获胜的消息。通过每天晚上在同一时段使用同样的音乐，仿佛为一系列互不相干的事件进行伴奏，电视新闻节目是在提出他们的主导主题，即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这中间并没什么重要差别，昨天需要的情绪今天同样需要。总之，这一天的事件是没有意义的。
电视新闻节目的这个主题是通过多种形式开发出来的，包括美感、速度和不连续性。对于美感无须赘言，只要看看电视新闻播音员就可看出，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和美貌，或许可以说是美国最漂亮的一群人。
电视很自然地偏向于采用有强烈吸引力的图像。几乎无一例外，人物的脸蛋是否漂亮比人物的声音是否具有表现力更受到优先考虑。一个电视播音员是否理解所报道的内容的意思并不重要；许多人甚至不能做出恰当的面部表情，来配合他们嘴里所说的话。还有一些人甚至连尝试的努力都没有。观看者是否喜欢看他们的脸蛋才是最重要的。
坦白地说，就电视而言，在美国没有一个60岁的妇女能够做新闻播音员，因为观看者不会为她们的面孔着迷。因此，重要的是谁在播音，而不是被播的内容。
人们也相信观众喜欢变化，排斥复杂，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典型的30分钟的节目里，一般会播出15到20个“故事”。
随机抽取WCBS的一档节目，这天晚上它是这样安排的：一则政府官员受贿的故事报道了264秒；一个相关的故事牵涉参议员拉里·普雷斯勒（Larry Pressler），用了37秒；伊朗新闻40秒；有关苏联民用航空总局（Aeroflot）的新闻22秒；阿富汗的大屠杀28秒；有关穆罕默德·阿里25秒；新墨西哥州的监狱暴乱53秒；抗议电影《巡游》（Cruising）的活动160秒；有关“54工作室”（Studio54）业主的报道18秒；影星苏珊娜·萨默斯（Suzanne Somers）的报道18秒；有关火箭女郎（the Rockettes）的歌舞表演16秒；经济萧条的深度报道（第一部分）174秒；普莱西德湖（Lake Placid）的报道22秒；圣约翰队对路易斯维尔队的篮球比赛166秒；天气预报120秒；电影评论100秒。
这种限定“新闻”的方式造成了两个有趣的结果。
第一，它让观众难以去思考一个事件；
第二，也让观众难以去感觉一个事件。
所谓“思考”，我是指有时间和动机去问自己：这样一个事件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它之所以产生的理由是什么？它跟我所了解的世界有什么联系？所谓“感觉”，我是指人类对谋杀、强奸、纵火、贿赂及一切恶性事件的正常反应。
新闻节目经常会加30到45秒“街头人士”做出的“情绪”反应，似乎在提醒观者他们应该对某个特定的故事有一些感觉。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很有意思。我把它当作制片人方面内心愧疚的表现，因为他们完全明白他们的节目没有给人们做出反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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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问题的关键是，电视上播出的所有事件完全缺乏历史背景或其他相关的背景知识，并且以如此支离破碎和连篇累牍的方式播映，结果造成这些新闻像缺乏明显特征的溪流从我们的头脑中洗刷过去。这是电视的催眠作用，它使人们的理智和情感变得迟钝了。
播放出来的新闻非常短小精悍，而且非常匆忙。一条新闻在播放时，另一个故事已在后台蠢蠢欲动了，心急火燎地等待它在电视上的37秒。这样，人们几乎不可能在脑子里把兴奋的允诺和期待的解决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电视新闻节目的兴奋主要是靠速度的作用，而不是实质的内容。它是以信息流通来制造兴奋，而不是新闻本身的意义。
在此我们需要记住，电视新闻节目出奇的不真实、缺乏连贯性，几乎已经到了任何事情之间都没有关系的地步。
鉴于电视将新闻节目如此杂陈并置，人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世界呢？人们该如何评价事件的重要性？它表现了什么样的人类行为准则，并以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来评价这些准则？对于这样的问题，电视新闻节目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比例大小的问题。事件的发生完全是个体特征的反应；历史并不相干；评判事件的价值也是没有理性根据的。新闻，简言之，并不反映成人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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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电视新闻节目（a television news show）恰恰反映了它的名称所包含的意义。一个节目是一种娱乐，一个虚假和幻想的世界，经小心筹划后拼接在一起以期产生一系列具体的效果。这样可以让观众欢笑、哭泣或目瞪口呆，这就是新闻节目所做的事。
仍有一些情况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应该强调的是，电视商业广告完全不要求成人和儿童之间需要有区别。电视广告不使用文字语言进行说服，而是使用视觉形象来达到效果，如同电视的其他用途一样。电视广告所使用的语言高度情绪化，很少有需要核实的危险。因此，商业广告不易受逻辑分析的影响、不可辩驳，当然也不要求用复杂的成人判断进行评价。
大多数重要的电视商业广告采用宗教寓言的形式，以一个能被清楚表达的神学思想为中心。像一切宗教寓言一样，它们提出罪恶的概念，暗示赎罪的方法，然后预示天堂显圣的远景。它们也暗示邪恶的根源和虔诚的信徒应尽的义务。
在电视广告寓言里，邪恶的根源是“技术无知”（technological innocence），即对工业进步所带来的种种益处一无所知。这是造成现实生活中不幸福、羞辱和不和谐的主要根源。技术无知的后果随时可能以土崩瓦解之势爆发，弄得你措手不及。
例如，你可以在度假时突然遇见某个邻居（在电视广告寓言里，这总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发现他们把钱投资在某个银行。那家银行有一些特别优惠的利率，而你却全然不知。这当然是个精神上的灾难，你和你的假期也就此泡汤了。
无知的人只需要接受指令、按部就班。这一点非常重要，再强调也不为过，因为它同时教给会众两个教训：人不仅要热切地接受指点，而且要热心给予指点。给予指点正是虔诚的信徒的主要职责。实际上，一个理想的宗教社团应该是这样一幅画面：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大家对各种技术进步的问题轮流提出建议并且接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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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此值得反复重申的是，电视所鼓励的那种孩子气的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并不是政治家、商业贩子和提供电视内容的电视主管的“过错”。这些人只是根据他们的发现而使用电视这个资源而已，他们的动机不存在比观看者更好或更坏的问题。
电视的资源不能有效地表达过去或将来这样的时代感。它是一个以当下为中心的媒介。电视上播放的一切都让人觉得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必须“用语言”告诉观看者，他们所看到的录像是几天或几个月之前拍摄的。其结果是，电视把现在大大地放大了。
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电视迫使成人把孩子式即刻满足的需要和对后果漠不关心的接受方式视为正常。
人们收看电视的环境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跟其他媒介一样，比如广播电台和唱片，电视往往是一个孤立的体验，不要求遵守任何公共行为的规则。它甚至不要求你专心致志，因此对成人认识社会的凝聚力完全没有帮助。
毫无疑问，电视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面，也是我煞费苦心地断言的是：电视以视觉形象的形式而不是语言，来表达大多数的内容，所以，它势必放弃文字阐述，而使用叙事的模式。正因为如此，电视供人娱乐的能力几乎用之不竭。电视是大众真正拥有的第一个剧场，不仅因为它能影响数量众多的人民，而且因为电视上播放的一切都可以采用故事的形式，不需要论点或一连串的想法。政治变成了故事；新闻是故事，商业和宗教也是故事，就连科学也变成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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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图画和故事主宰的文化对成年人会有什么影响？一个完全以现在为中心的、不能揭示时间的持续性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个郑重放弃概念的复杂性而只强调人物个性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个只注重眼下的情绪反应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这个媒介像电视一样渗透到各个领域，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一如语音文化改变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的思维倾向，一如公元5世纪社会识字文化的消逝促成了中世纪的头脑，一如排版在16世纪增强了思想的复杂性，其实，改变了思考的内容，那么，电视使我们不必区分儿童和成人，因为电视的本性是使智力趋向单一化。
人们常说，电视是为12岁儿童的心智设计的，但忽略了电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面，即电视不可能设计出其他智力层次的节目。电视是一种除了“图画和故事”之外就没有什么内容的媒介。因此，爱丽丝会觉得电视很适合她的需要。
话虽如此，而且尽管看上去的确如此，我并不是“批评”电视，只不过是描述电视的各种局限以及这些局限会带来的后果。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改变文化的伟大媒介的本质。
第8章 正在消逝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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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消逝的证据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出自不同的来源。例如，有媒介自身所表现出来的证据，因为它们不仅从形式和背景上积极铲除童年的概念，而且在内容上也呈现降格的趋势。人们可以看到，有证据显示儿童和成人在趣味和风格上越来越融合一气。相关的社会机构，比如法律、学校和体育运动也在改变原来的看法。还有一种“确凿”的证据，比如有关酗酒、吸毒、性活动、犯罪等等的数据，都意味着童年和成年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
然而，在呈现或指出证据之前，我觉得有必要承认，无论我有多少证明童年消逝的证据，但是本书所提出的有关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的猜测并不能被证明。这不仅因为推测和理论绝不可能被证明，即便是物理科学也一样，而且因为有关社会科学的一切努力，证明或驳斥的想法本身就包含多种解释和各种复杂性，没有人能断定证据是否能让猜测成立，或受到抑制，或干脆毫不相干。
我选择了本书提供的解释，是因为就任何一个称得上站得住脚的单一视角而言，这一个视角最能说明事实。确实，对我来说，童年是文化需要传播的功能以及文化得以传播的方式，这是再显然不过的了。虽然经济、政治、思想形态、宗教以及其他因素都会影响童年的进程，使之变得更重要或不太重要，但它们不可能创造童年或者把它一笔勾销。只有识字文化，它的存在或不存在才具备这种力量。
不过，我不会在此提出新的理由为这个观点辩论。我只希望说，我相信这个观点看上去有道理，是因为它至少有一些历史事实做后盾，也为现代的趋势所支持。本章的目的是阐述童年正在消逝。在考虑我提出的证据之后，读者自然会判断我的理论是否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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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认真观看情节剧、肥皂剧或其他流行电视节目的人都会注意到，那些节目里的儿童和成人，在各自的兴趣、语言、服装或性欲上的表现都没有什么区别。
在今天的电视网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儿童歌曲。儿童歌曲已经成为一个灭绝了的物种。这种现象跟我所能想象到的证据一样，很能够说明问题。
一个10岁的秀兰·邓波儿也许会要一个男朋友，这样她可以经常与之发生纠葛，模拟情人间的争吵。她自然要放弃“小女孩”的衣服和发式，而代之以接近成人的流行时装。她的语言则会由一连串心照不宣的俏皮话组成，包括大量涉及性暗示的话。
除此之外，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还有：儿童，无论有或没有亢奋的性欲，一般都被不知羞耻地用来充当广告剧的演员。有一天晚上看电视，我数了一下，共有9个不同的产品利用儿童做推销员。这些产品包括香肠、房地产、牙膏、保险、洗涤剂和连锁餐馆。美国的电视观众显然不认为由儿童来告诉他们美国国家公司的辉煌成就有什么不同寻常或令人不快，也许这是因为儿童越来越多地获准参与成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要把他们从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方面——销售中排除出去，显得有些不合情理。
作家深深懂得，“青少年文学”的主题和语言要模仿成人文学，尤其当其中的人物以微型成人出现时最受欢迎。当然，我不希望给人一种印象，即当前儿童文学中（或者也在电视或电影方面）没有一部表现儿童与成人截然不同的作品。但我确实想说明，在儿童的形象方面，我们的流行艺术正在经历一个需要迅速重新定位的问题。我们正在驱逐200年来以年轻人作为孩子的形象，而代之以年轻人作为成人的意象。
电视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有时候电视稍微滞后于现实，有时候超前于现实，有时候则正好反映现实。但是，电视绝不能离社会现实太远，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流行艺术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电视是最民主的社会公共机构。电视节目表现人们所理解的和想要看的，否则就会被取消。多数人已不理解也不想要传统的、理想化的儿童模式，因为他们的经历或想象力并不支持这样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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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个别例外，电视上的成人并不认真对待工作（假如他们真的工作的话），他们不抚养儿童，不参与政治，不信仰宗教，不代表任何传统，没有远见，也没有严肃的计划，没有深入的对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暗示他们跟8岁的孩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的观点是：电视上最常用的成人模型其实是个儿童模型。这种模式几乎在各种电视节目里比比皆是。
例如，在竞赛节目里，参赛者经过精心的挑选，以确保能够对羞辱（来自一个假扮的成人，即“主持人”）有无穷无尽的容忍度，他们的情感能在瞬间调动起来，他们对事物的兴趣有莫大的热情。其实，竞赛节目是对课堂的拙劣模仿。在这个课堂上，孩子气的参赛者因为服从指挥和少年老成而受到相应的奖励，否则就要经受传统上学校的学生所要承受的一切负担。
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儿童的价值和风格以及成人的价值和风格往往融为一体。人们不必是社会学家就能注意到如下的事实：
在过去的10年里，童装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毫不含糊地被认作“儿童的”服装，现在已经基本上杳无踪影。12岁的男孩现在穿三件套的套装去参加生日聚会，而60岁的男人则穿牛仔服去参加生日聚会。11岁的女孩穿高跟鞋。
过去清楚地标志年轻人的随意性和活泼好动的运动鞋，现在据称对成人也表示同样的意思。超短裙曾经是成人仿效儿童风格的服装的最令人尴尬的例子，此时此刻已销声匿迹了。但是，取而代之的则是人们在纽约和旧金山的街头随处可见的、成年妇女穿着的小白袜子和仿儿童式的方口系带鞋。
这个变化过程不仅在服装上，而且在饮食习惯上也可以看出。垃圾食品，过去被认为只适合年轻人没有分辨能力的味觉和钢铁般的胃，现在却也成了成年人的日常伙食。这可以从麦当劳和汉堡王的电视广告中看出，它们的吸引力并没有年龄之分。
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许多人看来已经忘记了，过去成人应该对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有比儿童更高的标准。实际上，当年轻人表示出拒绝使垃圾食品工业得名的饮食的倾向，才是他走向成年的标志。我相信我们能够相当肯定地说，现在这个转向成年的标志已经完全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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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成人的价值和风格正在融为一体，最显著的症状表现在儿童的游戏方面，也就是说，儿童游戏正在消失。尽管我还没有发现有关无人监督的街头游戏的衰落情况的研究资料，但它们的消失已足够明显。
儿童的游戏已经成为成人热切关心的事情，它已变得非常职业化，已不再是一个脱离了成人世界的世界。
成人为什么要鼓励这种做法？为什么成人要剥夺儿童自由自在、不拘礼节以及自发游戏的欢乐？为什么要儿童经受职业训练、集训、紧张和媒体大肆宣传所带来的种种辛苦？答案跟前面一模一样：传统上有关儿童的独特性的假定正在迅速消亡。我们现在有的是新兴的思想：比赛并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而是为了一些外在的目的，比如名望、金钱、身体训练、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国家的荣誉。对于成年人，比赛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伴随着童年的消逝，儿童眼里的游戏也随之消逝。
儿童和成人在想法上也同样有日益融合的趋势，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娱乐节目的欣赏趣味上看出来。
在1981年的《尼尔森报告》中，成年男子喜欢的电视辛迪加节目中，10个里面有6个节目是跟12—17岁年龄组所喜欢的一样，10个里面有4个节目是跟2—11岁年龄组所喜欢的一样。
在音乐方面，成年人和年轻人的品位也是不需要区分的，凡是光顾过成人迪斯科舞厅的人都可以做证。如果说10—17岁的青少年要比25岁以上的青年更了解摇滚乐队的名字和风格，那么这种说法很可能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古典音乐和“成人”的流行音乐市场都在萎缩，这显示成人已经不能宣称他们的音乐品位要比十几岁的青少年表现出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
正当服装、饮食、比赛和娱乐都朝着同一种风格迈进之时，语言也在劫难逃。要记录这个变化非常困难，除了求助于一些趣闻逸事或请读者参照自己的经历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当然，我们明确知道年轻人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在下降，无法达到“各年级”所要求的水平。我们还知道他们的说理能力和有效推断的能力也在走下坡路。
人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大胆猜测，年轻人的语言正在给予成年人更大的影响，而不是相反。虽然青少年语言的显著特征依然是每说四字就要加“像”这个词，但在其他许多方面，成人觉得十几岁的青少年的语言非常吸引人，并运用到自己的语言中去。
我必须让读者自行做出判断，他们的经历是否证实了这种趋势。不过，我相信，有一点我们也许可以肯定：那些我们称之为“脏话”的成人语言的秘密，现在的年轻人不仅对它们了然于胸（也许情况本是如此），而且可以像成人一样任意使用。
人们甚至能听到一些只有6岁的孩子们非常自如地大量使用那些话。这个事实所包含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表明传统上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已经遭到侵蚀。它的意义重大还代表了举止礼仪概念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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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当语言、服装、趣味、饮食习惯等等越来越趋于相同时，扎根于社会等级观念的礼仪实践和礼仪的意义也相应下降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成人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权威和光环，尊敬年长者的想法变得荒谬可笑了。这种衰退正在发生，这一点可以从人们普遍漠视公共集会的规则和仪式来推定：学校里所谓的“纪律问题”越来越多，举行公共活动需要加大安保力度，声响极高的广播电台广播音乐侵入公共空间，传统上表达礼貌的话，比如“谢谢”和“请”，也越来越少听见了。
我相信上述所有的观察和推断，都是童年衰退和相应的成人性格萎缩的信号。但是，有一些硬性的事实也表明了同样的结论。例如，1950年，在全美国，因犯联邦调查局所称的“重大罪案”而被捕的15岁以下的人只有170个。重大罪案是指谋杀、暴力强奸、抢劫和严重恐吓罪。这个数字代表了美国15岁以下人口的0.0004%。
在同一年，因重罪而被捕的年龄在15岁和15岁以上的有94784人，占15岁和15岁以上人口的0.0860%。这意味着在1950年，成人（年龄超过15岁，含15岁的人）犯重罪的比率要比儿童犯罪的比率高215倍。到1960年，成人犯重罪的比率是儿童的8倍；到1979年，这个比率是5.5倍。
并非如此。事实上，成人犯罪在增加，因此，在1979年有40多万成人因犯重罪而被捕，占成年人口的0.2430%。这意味着在1950年到1979年间，成人犯罪率上升了3倍。成人犯罪和儿童犯罪之间的差别正在迅速缩小，这几乎完全可以归结为儿童犯罪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在1950年到1979年间，儿童所犯重罪的比率增加了11000%！儿童轻微罪案（比如夜窃、盗窃和盗车）则增加了8300%。
如果可以说美国正在被汹涌起伏的犯罪浪潮所淹没，那么，这个浪潮多半是由于儿童的参与而产生的。犯罪，跟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已不再是专门属于成人的活动，而且读者已不需要统计数字来证实这一点。新闻界几乎每天都有儿童被捕的报道。
10岁到13岁的孩子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入成人犯罪。确实，儿童严重犯罪的频率已将青少年犯罪的法典推到了极限。
儿童犯罪的频率、残忍程度，以及立法机构对这种情况做出的反应，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无疑是有多种起因的，但没有一个能够像童年的概念正在我们手中迅速滑落这个事实更切中要害。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个社会，它的心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并不强调成人和儿童的区别。当成人世界以一切可以想象的方式向儿童开放时，他们必然效仿成人的犯罪活动。
他们也会成为这些活动的受害者。与儿童对社会秩序的侵犯相类似的，是成人对儿童的侵犯。如果说儿童遭虐待是因为他们小，这只解释了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他们受虐待是因为他们不被看作儿童。当儿童被看作尚未自我实现的、脆弱的、并不具备完全的智力和情感控制的人时，正常的成人不会在冲突发生时痛打他们。除非假定在那种情况下痛打儿童的成人都是精神变态，我们可以断定，至少部分答案是，许多成年人对儿童是什么样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这个观点无异于14世纪所流行的观点，即儿童是微型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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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数字毫无疑问地标志着“成人化”的儿童正在兴起，但是，有类似的趋势表明“儿童化”的成人的现象也在日益严重起来。
例如，在美国，作为主要社会公共机构的“老人院”的出现，表明年轻的成年人不情愿对父母承担全部责任。照料长辈，使他们融入家庭生活之中，显然被看作不堪忍受的负担而从原本是成人必须履行的义务中迅速降级。
也许更意味深长的是，跟他们父母那一代相比，目前这一代年轻成人的结婚率急剧下降，生育的孩子也更少。此外，他们的婚姻也不那么持久。根据全国健康统计中心数据显示，如今父母的离婚率是20年前的两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孩子被卷入婚姻的解体：1979年是118万，而1963年则是56.2万。
人们反对离婚最有力的论据始终是它对儿童心理所造成的影响。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越来越多的成人认为，这个论据并不能令他们信服，反而他们认为自己心理健康的需要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