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

（一）全球金融危机又称世界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信用危机，更是指全球金融资产或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全球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或金融机构倒闭或濒临倒闭，或某个金融市场如股市或债市暴跌等，比如1930年引发西方经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金融领域所有的或大部分的金融指标的急剧恶化，以至于影响相关国家或地区乃至全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主要表现有：股市暴跌，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标志之一；资本外逃，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又一主要标志之一；正常银行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并伴随银行挤兑、银根奇缺和金融机构大量破产倒闭等现象的出现；官方储备大量减少，货币大幅度贬值和通胀；出现偿债困难。危机特征：是经济持续多年高增长；是外部资金大量流入；是国内信贷快速增长；是普遍的过度投资；是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是贸易持续逆差并不断恶化；是货币普遍被高估。全球金融危机在19世纪便开始出现了，在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经济繁荣，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对外信贷突然中止，导致美国杰·库克公司经营困难便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进入工业时代后经济、金融危机始终伴随着人类经济发展间歇性爆发，20世纪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主要包括：1929年至1939年大萧条，随着1929年10月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一场毁灭性的经济大萧条席卷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并在一些国家持续十年之久。大萧条期间美国最高失业率达到25%，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失业率一度接近30%。美国经济在1933年陷入谷底，工业产出下降到衰退前的65%；

（二）1973至1975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对美国等国实行石油禁运，同时联合其他产油国提高石油价格，从而导致石油危机爆发。这场危机在主要工业国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超过20%；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自20世纪60代起拉美国家大举外债发展国内工业，外债总额在80年代初超过3000亿美元。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触发震动全球的“债务危机”。债务问题严重阻碍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拉美国家198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800美元，退回到70年代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持续数年的过度增长后，开始出现灾难性下跌。由于资产全面缩水，日本在10年中经历漫长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增长停滞，进入“零增长阶段”；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在美国提高利率、美元增值的背景下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亚洲国家出口不断下降，1997年7月随着泰国宣布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亚洲国家普遍出现货币贬值，爆发金融危机。此次危机中印尼、泰国和韩国是遭受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三国GDP在两年内分别缩水83.4%、40%和34.2%。金融危机是金融学术语，指金融资产、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危机。金融危机是金融领域的危机，由于金融资产的流动性非常强，因此金融的国际性非常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可以是任何国家的金融产品、市场和机构等，金融危机的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的现象，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三）首先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是有区别的，理论上而言“金融”与“经济”本身就存在较大差别。“金融”是以货币和资本为核心的系列活动总称，与它相对应的主要概念有“消费”和“生产”，后两者则主要是围绕商品和服务展开。所谓金融危机就是指与货币、资本相关的活动运行出现某种持续性的矛盾，比如票据兑现中出现的信用危机、买卖脱节造成的货币危机等。就美国次贷危机而言，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货币信用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被无限放大，在较长的时期内带来货币信用供给与支付能力间的巨大缺口，最后严重偏离现实产品市场对信用的有限需求，当这种偏离普遍地存在于金融市场的各个领域时次贷危机也就是局部金融矛盾向金融危机的演化就不可避免了。“经济”的内涵显然比“金融”更广泛，它包括上述的“消费”、“生产”和“金融”等一切与人们的需求和供给相关的活动，它的核心在于通过资源的整合来创造价值、获得福利。就此而言“经济”是带有价值取向的一个结果，“金融”则是实现这个结果的某个过程。因此经济危机是指在一段时间里价值和福利的增加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比如供需脱节带来的大量生产过剩（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萧条），比如信用扩张带来的过度需求（最近发生的经济危机）。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影响程度和范围不同、金融危机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过程危机，而经济危机则是一种结果危机。其次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是有联系的，从历史上发生的几次大规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来看大部分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都是相伴随的，也就是说在发生经济危机之前往往会先出现一波金融危机，，这表明两者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其主要缘由在于随着货币和资本被引入消费和生产过程，消费、生产与货币、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四）以生产过程为例，资本在生产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投资阶段”便开始介入，货币资本由此转化为生产资本；在第二个阶段里也就是加工阶段，资本的形态由投资转化为商品；而在第三个阶段里也就是销售阶段，资本的形态又由商品恢复为货币。正是货币资本经历的这些转换过程使得货币资本的投入与取得在时空上相互分离，任何一个阶段出现的不确定性和矛盾都足以导致货币资本运动的中断，资本投资无法收回，从而出现直接的货币信用危机，也就是金融危机。当这种不确定性和矛盾在较多的生产领域中出现时生产过程便会因投入不足而无法继续，从而造成产出的严重下降，引致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这便是为何金融危机总是与经济危机相伴随，并总是先于经济危机而发生的原因所在。在某些情况下也不能排除金融危机独立于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尤其是当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初便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政策措施，比如通过大规模的“输血”政策，有效阻断货币信用危机与生产过程的联系，此时就有可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或深入。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银行危机是指银行过度涉足（或贷款给企业）从事高风险行业（如房地产、股票），从而导致资产负债严重失衡，贷账负担过重而使资本运营呆滞，最终破产倒闭的危机。银行危机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危机的性质可分为银行体系危机和单个银行危机；按危机的起因可分为内生性银行危机和外生性银行危机；按危机的程度可分为以流动性紧张为特征的银行危机及以丧失清偿力为特征的银行危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银行危机的爆发往往是以前一种形式出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业呈现出起伏动荡的态势，在过去的15年里世界频繁发生银行危机。引发银行危机的往往是商业银行的支付困难，即资产流动性缺乏，而不是资不抵债。

（五）只要银行能够保持资产充分的流动性，就可能在资不抵债、技术上处于破产而实际上并未破产的状态下维持其存续和运营。银行危机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资产配置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主要经营业务，各金融机构之间因资产配置而形成复杂的债权债务联系，使得资产配置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某个金融机构资产配置失误，不能保证正常的流动性头寸，则单个或局部的金融困难就会演变成全局性的金融动荡。银行业是金融业的主体，在一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关系到广大的民众。银行业危机的影响之大也非一般行业危机可比，它可能会波及到一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每次美国国内发生危机都会有舆论预测美国是否会通过战争转嫁危机，也总有人指责历任美国总统发动的战争中不乏有类似案例。其中最近的一次就是克林顿政府于1998年对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沙漠之狐”的空袭行动，不少人认为当年12月17日发动的这场军事打击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对莱温斯基一案的注意。其实自殖民主义时期开始就时常有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或冲突的方式转移国内危机，而危机之处也往往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具体来看这种“转移”的方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间接路线，即在其他地区制造冲突或挑起战争，外引祸水；另一种则是直接路线，也就是自己赤膊上阵。通过战争转嫁危机利益何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在政治上战争能够起到消解国内社会压力，转移国内关注焦点的作用，大规模战争还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居民对国内民生水平的期待。战争往往还伴随着国内控制的加强，例如布什政府在发动“反恐战争”后通过“爱国者法案”等手段极大地加强对舆论和社会生活的控制，这种社会控制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用来预防国内经济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

（六）在经济上战争可以人为造成国内经济动员局面，军工产业的膨胀则可以极大地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军工产业复合体及其响应的政治势力也往往会因此支持政府扩充军备的政策。从军工产业的拉动效应来看，目前美国的军工厂每生产1300亿美元的产品就可以直接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每增加10亿美元的军工生产就可以新增上万个就业机会，这还未将军工产业间接的拉动效应计算在内。更重要的是在目前形势下军工产品的生产可以直接拉动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重的制造业，如汽车、飞机、机械等行业，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这种以军工生产刺激经济的前提是能够最终通过战争手段获取利益，否则将会面临有产出无收益的尴尬局面。在殖民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每次王朝战争和国家间战争都伴随着巨额战争赔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的收益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不再像过去那样“赤裸”见人，例如攫取对象国矿产资源、占领对象国市场、瓜分对象国国外资产等。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明显是得不偿失的，特别是两场战争的战费比例过高，反而阻碍军队的换装进程，进而影响军工企业的利益。即使仅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也是有动力的，也许从伊拉克撤军，再重新寻找新的对手才较为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以战牟利”战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存在着潜在的热点地区，可能成为此类战略的对象。挑动其他国家冲突的战略也可以带来较大的政治和经济收益，例如冲突当事国对大国的政治依赖会加深，而大国通常也是主要军工生产国，所以冲突当事国大多需要向大国购买军火，还往往会以较高利率向大国借贷，或以较低价格出售其国外资产套现等。

（七）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就曾向英国、美国大量借贷，在几乎历次战争中都有一批因出售军火而获利颇丰的国家，以战争受益者的形象“载入史册”。1997年香港回归伊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7月中旬至1998年8月国际金融炒家三度狙击港元，在汇市、股市和期指市场同时采取行动。他们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用3个月或6个月的港元期货合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币利率急升，恒生指数暴跌，从中获取暴利。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猖狂进攻时香港特区政府决定予以反击，1998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在股票和期货市场投入庞大资金，准备与之一决雌雄。28日是香港股市8月份恒生期货指数的结算日，特区政府与炒家爆发大决战。特区政府顶住国际金融炒家空前的抛售压力，毅然全数买进，独立支撑托盘，最终挽救股市。有力地捍卫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保障香港经济安全与稳定。香港金融保卫战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在保卫战爆发前夕香港不仅自身拥有8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身后还有中央政府12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两者相加超过日本的2080亿美元，居当年世界第一位。截至1997年12月底香港的外汇储备为928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仅次于日本和中国内地。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并非近年方才出现的现象，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经济繁荣，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对外信贷突然中止，导致美国杰·库克公司经营困难。1890年伦敦巴林兄弟投资银行对阿根廷债权发生支付危机，加之当年10月纽约发生金融危机，伦敦一系列企业倒闭，巴林银行几乎于当年11月份倒闭。只是在英格兰银行行长威廉·利德代尔牵头组织的银团担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幸免，但英国对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因此事而锐减，致使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893年。1928年春纽约股市开始繁荣，汲干本可投向拉丁美洲的信贷源泉，导致上述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萧条。中止发放海外信贷很可能加速海外经济衰退，后者又会反过来对导致这一切的国家发生影响。

（八）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森格林和迈克尔·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现2001年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大大增强，往往爆发不久就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从最早爆发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舆论界留下许多描绘这一现象的词汇，如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亚洲流感”、“俄罗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而对货币、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也迅速兴起。由于多种危机传染机制需要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依靠资本项目的适度管制和金融服务市场低开放度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但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尽管中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但危机传染的风险已经大大上升。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国次贷危机给中国敲响警钟，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新特点。广义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渠道可以划分为非偶发性传染渠道、偶发性传染渠道两大类，前者指在危机爆发前的稳定期和危机期都同样存在的传染渠道；后者指仅出现于危机爆发后的传染渠道。由于第一类传染渠道源于国家或地区间实际的经济金融联系，危机的传染来自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因此又称为“真实联系渠道”或“基于基本面的传染”，主要包括贸易联系与竞争性贬值、政策调整、随机总需求流动性冲击等途径。偶发性传染与经济基本面无关，仅仅是投资者或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行为（特别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因而又有“真正的传染”或“纯粹的传染”之称，主要包括内生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政治影响传染等途径。但这些传染机制往往是建立在贸易联系和“中心”国家对“边缘” 国家投资的基础之上，是因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纷纷弃新兴市场资产而追逐母国优质资产所致。

（九）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时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

（十）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后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区域性范围，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十一）直接触发因素包括：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条件；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中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十二）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中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中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中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后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

（十三）这次金融危机给人们提出许多新的课题，提出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许多学者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企业的稳定性，增加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有学者提出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十四）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如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但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如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后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

（十五）在资本主义世界零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人们指出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应对策略：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新一代的经济思维须在三个基本维度上创新：必须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废除泛福利化体制；必须在完善的、独立透明的法治基础之上建立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体制；必须大力推进生产领域的市场化，鼓励实业投资；经济体系周期性调整结构行业运行进展。全球金融危机在19世纪便开始出现了，在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经济繁荣，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对外信贷突然中止，导致美国杰·库克公司经营困难便出现了。

（十六）以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介绍全球金融危机的由来。2007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发展成全面金融危机，而且向实体经济渗透，向全球蔓延，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但是仅仅次贷危机还不足以造成美国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还有更深更广的根源至少包括以下三点：互联网泡沫问题没有解决，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IT产业如日中天，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然而其中也隐含着大量泡沫。但美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企图以房地产业的繁荣来进行掩盖。21世纪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金融机构简化购房手续，不需首付款即可发放贷款，甚至在信用等级评定上造假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而为一，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性、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的二重形态使国民经济划分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部分。这两部分本应大体一致，但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价值往往会背离使用价值，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高消费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美国政府靠财政赤字或者说靠借债运行，美国的家庭也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家庭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

（十七）在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是优势，而劳动密集的生活必需品产业则是劣势，这就决定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这就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如何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那就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自然资源、劳动资源和资本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美国生产货币，其他国家生产商品，然而它终究是难以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从其直接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众多收入不高的购房者，由于无力偿还贷款，他们将面临住房被银行收回的困难局面。其次今后会有更多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由于收不回贷款遭受严重损失，甚至被迫申请破产保护。最后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许多投资基金买入大量由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来的证券投资产品，它们也将受到重创。美国次贷风波中首当其冲遭遇打击的就是银行业，重视住房抵押贷款背后隐藏的风险是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特别应该关注的问题。在房地产市场整体上升的时期住房抵押贷款对商业银行而言是优质资产，贷款收益率相对较高、违约率较低，一旦出现违约还可以通过拍卖抵押房地产获得补偿。长期以来美国金融机构盲目地向次级信用购房者发放抵押贷款，随着利率上涨和房价下降，次贷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导致2007年夏季次贷危机的爆发。这场危机导致过度投资次贷金融衍生品的公司和机构纷纷倒闭，并在全球范围引发严重的信贷紧缩。美国次贷危机最终引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公司被收购标志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十八）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时商业银行为房地产抵押贷款计提的风险拨备是较低的，然而一旦房地产市场价格普遍下降和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局面同时出现，购房者还款违约率将会大幅上升，拍卖后的房地产价值可能低于抵押贷款的本息总额甚至本金，这将导致商业银行的坏账比率显著上升，对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和资本充足率造成冲击。政府市场关系，监管不能缺位“金融创新”，现实已经证明危机根源———美国对危机的失察。这种失察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在于政府监管的弱化，导致市场的力量过度膨胀，仿佛打开潘多拉的盒子。监管缺位下的金融创新使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紧密相连，高杠杆化又使风险急剧扩大。许多金融创新产品发展到监管者几乎无人能懂的地步，最后出现评级机构与投资银行的串通，即本来是市场监督者一方与产品创造者及销售者的合谋。国际合作应对，各国政府携手至关重要，在危机应对方面一大教训在于政府对策的推出时机和一致性问题，回顾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客观而言不少政策已经显现成效，金融市场已经趋于稳定，纽约股市在重回升势后房地产市场有起色，消费者信心恢复明显。短期应急措施更应强调发展可持续性，美国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经济政策的助理部长艾伦克鲁格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反思教训，这场危机使美国人意识到以往的寅吃卯粮、过度举债消费是不可持续的，将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另外美国已经意识到自身金融领域的问题，正在采取大规模金融改革，包括结构的调整、加强消费者金融保护、限制金融衍生品投机等，要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石，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找危机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再从危机的源头美国方面看美国政府一方面在国内推行金融改革和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在国际上推动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阿尔韦托·藤森

（一）阿尔韦托·谦也·藤森·藤森（1938年7月28日—）是日本裔秘鲁农业学家、教师、主持人、政治家、总统，拥有秘鲁和日本双重国籍。阿尔韦托·谦也·藤森·藤森本名藤森谦也（藤森的父母在藤森出生后向日本驻秘鲁大使馆申请保留儿子日本国籍，因此他持有双重国籍），西班牙语系的姓名结构是“名·父姓·母姓”，日本人婚后妻子就改姓夫姓（赘婿入赘则改姓妻姓），因此藤森的西班牙语全名是阿尔韦托·藤森·藤森。阿尔韦托是很普遍的西班牙语男子名，谦也是日语男子名。1938年7月28日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一个贫穷的日本侨民家庭，他的祖籍是日本熊本县，藤森的父亲是藤森直智（1897年～1971年），母亲是井元松江（1913年～2009年）。藤森的父母均为佛教徒，1934年移民至秘鲁，藤森在秘鲁的公立学校就读小学和中学。家境的清贫、生活的窘迫成少年藤森学习的动力，天资聪颖的藤森读书非常刻苦，他小学、中学的学习成绩都是全校第一。在高考中藤森获得全校最高分，1957年，凭借全校最高分顺利进入秘鲁著名的国立莫利纳农业大学学习。1961年藤森从秘鲁国立莫利纳农业大学毕业，并获得农业工程师的专业资格，之后他赴欧美留学。1964年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研究物理学，不久获研究生学位，后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1969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的数学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藤森继续从事学术活动，并在母校秘鲁国立莫利纳农业大学任教。1984年藤森被提拔为国立农业大学科学院院长，同年又当选为该大学的校长，任职至1989年。1987年～1989年藤森担任秘鲁全国大学校长协会主席，期间他因主持名为“走到一起来”论坛型电视节目，被看作是很有水平的政治分析家。1989年7月藤森开始投身于政治活动，同一批无党派人士成立“改革90”运动，“改革90运动”获得合法地位后推进藤森为总统候选人，并立即投入总统竞选活动。1990年藤森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专家，参加秘鲁总统竞选，民意测验认为藤森的支持率只有可怜的3%。当时藤森的竞选经费只有20万美元，竞选经费不足，他破釜沉舟，变卖家产。藤森将“实效”、“工作”、“技术”、“诚信”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以“平民总统候选人”的形象走访各地，他坐着拖拉机，挨家挨户拉选票，关心平民生活的政策让他声望急速提高。他的竞选纲领获得许多选民的好感，在4月8日的总统选举中他得到25%的选票，得票数居第二位。由于没有一位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遂按照宪法规定，举行第二轮选举。

（二）在6月10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藤森获得56%的选票，同时他所在的“改革90”在议会中获得46个席位，击败民主阵线的候选人、作家出身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成功当选为秘鲁总统。成为继圭亚那于1970年3月17日至1980年10月6日出现首位华裔总统钟亚瑟以来的第二位亚裔人士出任拉美国家的元首，当年7月28日正式宣誓就职。藤森上任后他反对采用休克疗法振兴经济，而是采取激进的稳定计划，控制超高通货膨胀，但却造成严重衰退。政治上藤森以强有力的手段来打击崇尚暴力活动的反政府活动，1992年“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领导人和“光辉道路”头目先后被擒，恐怖活动大为减少。当年4月5日在军队的支持下解散议会，中止司法，实行自我政变。1993年颁布新宪法，规定总统可连任一届，将议会改为一院制，可以判处恐怖组织头目死刑。经济上实行彻底的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效。1995年藤森作为“变革90”的候选人再次参加总统选举，由于他在经济领域方面取得成绩，在当年4月5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藤森以64%的选票击败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蝉联总统，并控制议会，当年7月28日正式就职。在第二任期内藤森继续推行市场经济改革，与厄瓜多尔签署和平条约，解决长达百年的边境争端，还与智利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两届任期内秘鲁出现稳定的局面。在藤森第二任后期由于1997年～1998年爆发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和国际金融危机，秘鲁的经济增长缓慢，创造就业的期望落空，对其政府滥用权力和压制民主作法的不满情绪开始增长，对国家情报局干预政治的指控引发利马和外省的抗议。藤森不顾宪法不准两次连任总统的规定，于1999年组成一个新的竞选联盟“秘鲁2000”，再次谋求竞选。当宪法法院否决第三任期时藤森用支持他竞选的法官，代替三位不同意连任的法官。于是宪法法院以藤森第一任期（1990年～1995年）实行的宪法（1979年宪法）不同于1993年宪法为由，裁决他可以谋求第三任期。2000年的大选是秘鲁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选举，由藤森与“可行的秘鲁”党候选人、具有印第安人血统的亚历杭德罗·托莱多·曼里克角逐总统职位，在第一轮选举中两人的得票均未超过半数，须按规定举行第二轮选举。托莱多指责藤森有舞弊行为，要求推迟举行，被藤森拒绝，托莱多愤然退出竞选。5月28日藤森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再次赢得选举，开始第三个任期，而这次颇有争议的选举为日后政局动荡和藤森倒台埋下伏笔。

（三）由于藤森的“秘鲁2000”在议会选举中未能获得多数，于是他通过行贿和许愿等多种手法，为该党拼凑多数。2000年9月14日反对党议员、“道德化独立阵线”的费尔南多·奥利维拉公布一盘录像带，将藤森的安全顾问、国家情报局实际上的头子弗拉迪米罗·蒙特西诺斯向阿尔韦托·库里贿选的丑闻大白于天下（库里原是“可能的秘鲁”党的议员，后来背叛该党投靠“秘鲁2000”），录像带上显示蒙特西诺斯在收买库里，目的是让对方掩盖其向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出售武器的行径，这就是引发秘鲁政治危机的“录像带丑闻”。一石激起千层浪，奥利维拉的举动引起轩然大波，秘鲁政坛一度混乱至极。丑闻公开后藤森非常震惊，对于自己居然被蒙蔽这么多年而感到气愤，之后藤森亲自带兵捉拿蒙特西诺斯。与此同时关于藤森受贿的说法立刻流传于整个秘鲁，面对滔天的指责声，藤森反复重申两句话：第一句是“一切都是蒙特西诺斯在捣鬼”；第二句是“我月薪只有600美元”。面对国内外的各种攻击和指责，藤森走投无路，2000年11月13日藤森赴文莱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7日他未按计划到巴拿马出席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而是去了日本。11月20日藤森在东京通过传真及邮寄递交请辞信给秘鲁议会，宣布辞职。11月21日国会拒绝其辞职请求，而以不能胜任为由将其罢免，藤森遂流亡日本。11月25日藤森在日本露面，称有日本国籍，可留在日本。11月27日日本政府承认藤森的日本国籍，12月12日日本政府正式确认藤森拥有日本国籍，不存在引渡问题（由于藤森的父母早已向日本使馆为藤森保留日本国籍，并且在1985年修例时没有放弃，因此可于日本居留。不少日本政客对藤森表示支持，其中原因是在1996年的日本大使馆人质事件中表现果断）。之后秘鲁政府多次要求将藤森引渡回国，但均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2002年11月19日藤森通过其私人网站宣布他将从日本返回秘鲁，主要是为了参加2006年的总统竞选。2005年11月6日藤森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与四名不知名的人士同行，乘坐私人飞机由日本经墨西哥飞抵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并直接到达酒店下榻，据了解这次藤森返回南美洲是为了下一届秘鲁总统竞选作准备。11月7日凌晨智利警方在其入住的万豪大酒店将其逮捕，2006年1月3日秘鲁政府以藤森在任期间屠杀、挪用公款等为理由正式向智利外交部递交有关引渡藤森的申请。1月10日秘鲁国家选举委员会决定：禁止藤森参加下一届总统大选。他们依据秘鲁国会的一项裁决作出此决定，秘鲁国会曾裁定：藤森在2011年之前不得在该国担任公职。5月18日藤森被允许保释，从而使他获得临时人身自由。

（四）2007年6月27日藤森已正式同意以日本国民新党候选人的身份参与7月底的日本参议院改选，8月1日以“最后武士”称号竞选日本参议员的秘鲁前总统藤森宣告落败，根据日本参议院选举的结果，藤森所属的国民新党只获得日本参议院121个议席中的2个。藤森在该党候选人中排第4位，因此无缘得到国民新党获得的2个议席。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公布后藤森在30日通过设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办公室发表公告，宣布将重返秘鲁政坛，准备参加2011年的秘鲁总统选举。藤森说：他的主要目标是最终赢得引渡诉讼，以向世人证明他的清白。 藤森认为：不能亲自去日本进行竞选宣传是他此次落选的主要原因。他表示：虽然此次竞选尝试没有结果，但他将继续为发展秘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作贡献。2007年7月11日智利最高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拒绝秘鲁政府提出的将藤森引渡回秘鲁的要求。但随后在9月21日智利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批准将藤森引渡回秘鲁。9月22日藤森被引渡回秘鲁接受审判，12月11日藤森因滥用职权及指使他人非法搜查罪而被判监6年，期间藤森曾提出上诉，最高法院于2008年4月15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4月7日秘鲁特别法庭以参与两起绑架杀人案、犯有“践踏人权罪”判处藤森25年监禁，7月20日秘鲁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以“盗用公款罪”，判处前总统藤森7年半监禁，并处以300万索尔（约100万美元）的罚款，10月1日藤森因窃听、受贿的罪名被特别法庭判处6年监禁。2011年11月14日藤森因出现双腿肌无力症状而离开监狱，到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近年藤森疾病缠身，他患口腔黏膜白斑病多年，先后几次做舌部手术。他在狱中还有严重的抑郁症症状，9月初曾因严重胃炎离狱就医，10月13日又因坠床受伤紧急住院，耳朵缝了4针。2012年10月10日藤森的四名子女日向秘鲁司法部提出赦免藤森的正式申请，藤森长女藤森庆子在递交申请时对媒体说：“藤森健康状况极差，为其申请司法赦免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2013年6月7日秘鲁总统奥良塔·乌马拉表示：在对藤森的悔改进行审定之后他决定不会赦免其罪行。10月29日秘鲁高等法院否决藤森在家服刑的申请。2014年3月14日藤森中风入院，情况已稳定，但左上臂丧失部分活动能力。医生胡安·巴雷托对媒体记者说：藤森意识清醒，可以说话，医生正在确保藤森的左上臂不会永久丧生活动能力。据他推测，这次轻度中风可能与压力和高血压有关。藤森现阶段在秘鲁警察总部监狱服刑，有医疗小组称藤森身患抑郁、高血压、慢性胃炎、腰痛等多种疾病。

（五）2016年4月藤森再次提出重审对其25年监禁的判决，5月3日秘鲁最高法院决定维持对前总统藤森25年监禁的判决。2021年10月1日夜间其因体内血氧浓度过低，被紧急送往监外就医。2021年10月4日晚间其因突发心肌梗塞紧急，接受50分钟的心脏支架手术。2022年3月17日秘鲁宪法法院决定恢复2017年12月对前总统藤森的特赦，这意味着目前正在监狱服刑的藤森将获释。藤森的辩护律师塞萨尔·中崎表示：“刑事执行法官已下达释放令，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藤森将在未来几天内出狱。”藤森在任期间以强有力的手段来打击崇尚暴力活动的反政府组织，他对恐怖主义实行“零容忍”政策，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动用军队和情报机构围捕恐怖活动的嫌疑分子，在秘密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对恐怖分子处以严厉惩罚，又动员郊区的民众武装起来，组织自卫队，共同反恐。政府严厉打击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1992年6月政府军抓获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领导人维克托·珀雷，9月政府军抓获光辉道路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光辉道路开始解体，恐怖活动大为减少，国内呈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1996年12月18日晚日本驻秘鲁大使官邸正在举行日本天皇诞辰庆祝活动时突然被一伙武装分子占领，秘鲁政界要人和一些国家使节等400余人被“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扣作人质，在被劫人质中包括秘鲁总统藤森的母亲、妹妹、弟弟，秘鲁外交部长、农业部长、最高法院法官、反恐警察司令等高层要员。之后该组织武装人员多次要求释放460名被关在监牢里的战友作为人质交换条件，但秘鲁政府拒绝满足这一要求。双方僵持数月之久，武装人员先后释放300余名人质，但秘鲁政府始终没有让步。在此期间秘鲁政府既坚持不向恐怖分子妥协，又保持相当的灵活性，不断派出代表与恐怖分子谈判，并通过国际社会向恐怖分子施压。同时藤森总统指挥军人夜以继日地挖通往大使官邸的地道，突击队员也不断地进行攻击大使官邸的演习。1997年4月22日15时27分秘鲁军队和特种警察部队共约200多名士兵在秘鲁总统藤森的亲自指挥下冲入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一场持续126天的恶劣人质劫持事件在38分钟内得到彻底解决，而成功解救人质的行动也使藤森总统的支持率再度上升。由于议会反对藤森的政策，1992年4月5日藤森在军队的支持下向全国发出通告，宣布解散议会、中止宪法、改组司法机构，实行“自我政变”，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于总统一身，国际媒体称这一事件为“藤森政变”。

（六）图帕克·阿巴鲁革命运动是拉丁美洲的一个恐怖组织，1997年突然闯入日本驻秘大使馆，劫持参加使馆为庆祝日本天皇寿辰而举行的晚宴上的人质。之后该组织武装人员多次要求释放460名被关在监牢里的战友作为人质交换条件，但秘鲁政府拒绝满足这一要求。双方僵持数月之久，武装人员先后释放300余名人质，但秘鲁政府始终没有让步。1997年4月22日15时27分秘鲁军队和特种警察部队共约200多名士兵，在时任秘鲁总统藤森的亲自指挥下冲入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一场持续126天的恶劣人质劫持事件在38分钟内得到彻底解决。美国前国务院官员保罗·布雷默说：“我认为这次行动非常了不起，堪称样板。我认为这里的经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拖延谈判时间是有利的，它使恐怖分子心烦，希望有一条出路，但是最终你必须准备使用武力。”1993年藤森政府颁布新宪法，规定：秘鲁是一个民主、公有、独立和主权的共和国，建立代议制和地方分权的政府；国家权力来自人民，行使权力者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限制内行使权力；政体上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在人的权利方面规定保护人和尊重人的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享有民主的自由，不得因出身、种族、性别、语言、宗教、见解、经济或任何其他状况歧视任何人，也不得在没有合法命令和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逮捕任何人，公民拥有迁徙和移民国外的自由。在政治上国会改两院制为一院制，削弱议会的权力，总统可以连任一届，强化中央集权，扩大总统实际权力。在经济方面规定实行建立在私人积极性之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要在社会市场经济内发挥这种积极性，有绝对的劳动、雇工、合伙、产业和贸易自由。国家通过合同和法律对私人企业规定保证和给予保障，在经济多元体制的框架内充分保证私人财产和遗产，外国人和国民享受同等待遇。规定只有专门法律允许，国家方可进行企业活动，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公共活动享受与私人企业同样的法律待遇。国家为自由竞争提供方便并对其进行监督，打击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规定本国和外国投资享受同等待遇，生产和贸易自由，保障企业利润在秘鲁或国外的自由分配与将资本撤回本国。取消干预生产进程的一切管制，但涉及医疗和环境的除外。规定可以将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租让给私人进行利用和开发，国家促进对这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藤森上台后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实现自由市场改革，鼓励外国投资。

（七）在完成《1993年宪法》的立法程序后政府根据宪法确立的原则进行全面和彻底的改革，首先实行稳定计划，将通货膨胀率1%以下。随后进行一系列旨在取消国家干预、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重新确定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缩小国家机器的规模；确保私有制和企业自由以及企业间的自由竞争；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1991年-1998年出售国有企业和资产的收入达77.2亿美元；对中央储备银行的职能再次进行调整，以扩大其自主权，实行贸易自由化，大幅度削减关税；改革税收制度，以前的制度复杂、多变，有的税率偏高，有的免税太多。改革的重点一是将税收种类简化到销售税、所得税、进口税和遗产税四种，二是加强税收的专业化管理，扩大税收基础，打击偷税漏税，这项改革使1993年～1998年的财政收入增加2倍；改革劳工制度，实行绝对的雇工灵活化等。这些改革措施极大的改善秘鲁的投资环境，恢复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增强外国投资者和国内私人部门的信心，吸引大量外资，生产得到恢复，经济逐步增长。1993年和1994年秘鲁的增长率是全拉美地区最高的，1995年经济增长率达到7.3%。1990年藤森政府上台后实行严厉的财政整顿政策，主要措施是：通过精简机构、缩减政府编制、削减政府各部门预算10%和减少物价补贴来大幅度压缩公共开支；加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增加收入和减少对国有企业亏损的补贴；完善税收制度，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以增加税收收入。这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取得一定成效，财政秩序得以恢复。1990年公共部门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此后三年间逐步下降，1994年财政转亏为盈，盈余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1%。1995年因举行大选，政府支出增加，又出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2%的赤字。1996年经常项目支出和资本项目支出减少，于是财政再次出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4%的盈余，秘鲁的外汇储备额到2000年7月底达到88.23亿美元。1990年藤森政府把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作为首要大事，以此来进行结构改革。1991年7月1日政府废除旧货币“印蒂”，发行“新索尔”。1993年政府根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实行一套非常规的货币管理政策，即本国货币完全以美元为后盾。由于改革深入和经济形势好转，大量资本流入国内，外汇储备在1993年～1994年大幅度增加。整个90年代通货膨胀率呈现逐步下降之势：1992年为56.7%；1993年为39.5%；1994年为15.4%；1995年为10.2%；到1997年已经降到一位数以内，为6.5%；1998年为6.0%；1999年和2000年为3.7%。

 （八）藤森政府推行对外贸易改革并将这项改革作为一整套改革的中心环节，外贸改革的中心目的是取消汇率管制、统一汇率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实行贸易自由化和重新谈判外债，以便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改革分为两个时段：其一是1990年8月～12月，内容是逐步降低进口关税，将当时实行的0%～110%的浮动关税（对大部分商品征收40%～50%的关税）降至15%、25%和50%三种从价关税。除适用于国际协约和条约、免税区、捐赠和大学的以外取消对进口税的免缴和自由化，同时还修改选择性消费税立法，将8种税率减少到3种；其二是1991年3月～1995年8月，内容是进一步削减关税，具体措施是确定5%、15%和25%三级较低关税，并将平均关税从26%降到17%。1993年12月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框架内通过《乌拉圭回合最后议定书》，秘鲁承诺除属于弹性从量关税的商品（共计20种）以外不实行超过30%的关税。那时秘鲁全国关税为16%，标准浮动3%，在6500种实行从价税率的商品中87%的商品缴纳15%的关税，只有13%的商品（纺织品、食品、鞋子、机器和机械设备）缴纳25%的关税。1997年又将这一税率降到13.2%，同样浮动3%。实际保护程度最初从改革前的74.6%降到改革后的41.9%，农业是受益最多的部门之一。而就工业而言这种保护程度后来又从44%降到24%，使制衣和制鞋部门进一步受益。此外政府还采取一些旨在取消准关税壁垒的措施，例如取消国家对石油销售的垄断等。为了规范商业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设立“特殊商业待遇区”或称“塔克纳自由商业区”，这项措施取得一定效果，进一步促进商业的发展，同时使得许多小市场的商人进入正规渠道。1992年还通过一系列规定：重申新的贸易自由制度和保障私人投资。自1990年实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后秘鲁对外贸易逐步恢复和发展，商品贸易额保持持续增长势头。藤森执政初期政府停止提供进口种子和化肥的补贴以及补贴性贷款，加上游击队的恐怖活动迫使大批小农离家出走到城市避难，大片农田荒芜。1992年气候反常造成山区和沿海作物减产，这三个原因使农业在1990年～1992年严重萎缩，1992年产量下降7.4%。此后政府修整道路，改善运输条件。1992年政府逮捕“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领导人后国内秩序趋于安定，广大农民返回家园恢复生产，1994年农业生产增长13.9%。1995年政府进一步调整农业政策，颁布新的农业法，废除军政府时期实行的土改法，取消对土地占有量的限制。将军政府时期的许多合作社转变为有限责任公司，以鼓励对农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此外政府还采取保护本国农业的措施，制定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法。所有这些都为农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1995年和1996年农业分别增长7.6%和5.8%。

（九）1997年～1998年太平洋再次出现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暴雨冲毁耕种的土地和农产品运往利马的道路，严重打击秘鲁农业生产，1999年后农业开始恢复。自1990年起渔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年政府在结构改革框架内调整渔业政策，取消国家垄断，将渔业部门转交给私人经营，同时废除一些不利于渔业发展的限制性措施。1992年12月颁布《渔业法》，规定应该按照“负责任地捕捞”的原则来开发水生生物资源，以便达到渔业发展与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适当平衡。这类资源是国家财产，国家促进对这类资源的研究、捕捞、养殖、加工和销售，推动渔业基础设施的扩大，并鼓励渔业部门的技术创新，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和生产出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在《渔业法》和政府政策创造的良好环境下渔业发展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1994年渔业是秘鲁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门，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渔业国。当年捕鱼量达到1210万吨，出口额达到11.54亿美元（离岸价格），分别比1990年增长77.1%和134%。与此同时秘鲁鱼粉产量迅速增加，1996年占世界产量的30%。藤森执政期间制造业部门加紧进行转产和现代化改造，以便提高生产效益。由于采取这些措施，并进行技术革新，制造业部门得到发展，1993年～1998年累积增长43.3%，其中食品制造业1998年产值比1993年增长30.6%；饮料业1990年～1998年平均每年增长1%，产量从568亿升增加到661亿升；1990年～1998年烟草业产量从25.85亿单位增加到30.61亿单位；造纸业1993年～1998年增长39.7%；纺织业1994年～1998年间产量增加36.1%；塑料业成为最有活力的部门之一，1991年～1998年平均增长13.1%；化学工业1993年增长13.3%，为制造业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此后5年保持年均增幅12.1%的高速增长。1991年底藤森政府颁布新的《矿业法》，废除以前法律中的限制性规定，并且制定简便易行的合同制度，合同充分考虑开发者的利益。如保障他们自由的拥有外汇，在汇率方面不得对他们采取歧视性作法，他们可以自由的销售其产品。秘鲁通过《矿业法》来规范金属和非金属矿业资源的开发，根据这部法律，除去矿业特许权授予第三者的地区或该法明确指出的地区必须征得事先允许外矿业资源的勘察、勘探和销售均可自由开展而无须得到事先允许，本国或外国自然人或法人均有权参加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提炼和运输，此项权利通过特许制度来行使。国家通过能源和矿产部授予此类特许，但保留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这些措施的实施鼓励国内外的投资者，吸引大量投资，促进矿业的发展。矿业部门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进一步增强矿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关键性作用，1998年矿业占全部出口的48%，占全国所得税的31%。

（十）1993年8月政府颁布《石油组织法》，规定石油部门各种生产活动对本国和外国私人投资开放，并制定一些刺激性措施，以便吸引急需的资金和技术来增加储备和产量，90年代后期根据政府制定的市场经济政策，国家退出石油经济活动，将企业转给私人部门经营，秘鲁石油公司分解成9个有经营自主权的单位实行私有化。这些措施产生积极的效果，石油部门投资明显增加，1996年～1998年达到9.23亿美元。藤森政府在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注重发展旅游业，为此将国营秘鲁旅游公司的33家饭店转让给私人企业，并且对投资者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资金改善旅游业的设施。在经济恢复、政策宽松和社会安定的气氛下许多国际大型连锁饭店企业前来投资，在利马、阿雷基帕和库斯科等旅游热点城市兴建和扩建饭店。在利马中喜来登饭店、美洲饭店、海厄特村饭店、新的“乡村俱乐部饭店”和绿金饭店等豪华饭店不仅落户利马旧城中心，而且还扩展到圣伊西德罗和米拉弗洛雷斯高级住宅区，政府还与万豪、希尔顿和喜来登等大型饭店签订管理库斯科新建饭店的合同，以提高其经济效益和服务质量。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和社会秩序的明显好转，秘鲁旅游业在90年代走出低谷并逐渐复苏，游客人数和旅游业收入不断增加：1992年秘鲁接待游客21.65万人次，收入2.37亿美元；1995年接待48.5万人次，收入5.20亿美元；在连续五年稳定增长后，1997年前往秘鲁游客又增加15%，达到75万人次，收入10亿美元；2000年游客数量增加38%，达102.7万人次。藤森政府自1991年中期起在全面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对交通运输业也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取消国家管制和实行开放政策，目的是便利对外贸易活动的经营和提高运输特别是航空运输和海上运输的服务质量，为此政府颁布一些法律规章，例如在运输方面取消国营企业和国内私人企业的垄断和特权，实行运输业经营自由等；在货物装卸和港口与飞机场的作业方面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对私人部门开放。这些规章的实施提高运输业的经营效益，改善服务质量，降低进出口贸易的成本和旅客的花费。1991年秘鲁政府开放电信业，1994年对数国营电信企业实行私有化，以后将这些企业合并成一家，同时大力吸引外资对电信部门进行现代化改造，1994年～1998年投资24.73亿美元更新其设施。90年代秘鲁的电信业获得很大发展，不仅扩大服务的覆盖面，而且提高服务质量。1994年～1998年秘鲁新装固定电话线路125万条，使全国固定电话线路总数增加到201.2万条。移动电话发展也很快，1994年只有5.6万部，1998年增加到75万部，1999年增加到100万部。

（十一）为了在全国提供低造价住房，政府于1997年成立“改善住房抵押基金会”，宗旨是通过向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如银行）提供基金，由它们向提出申请的公众提供抵押贷款，便于他们购买住房，基金会提出要关注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藤森政府努力完善医疗保险制度，1997年实行“免费学生保险”，向国立教育中心和教育计划中3～17岁的学生提供保险，共计约有600万人。1998年10月开始实行“母婴保险”，主要目的是向贫困家庭的孕期妇女和4岁以下儿童提供医疗费用，这项保险首先在塔克纳省和圣马丁省试点，后来逐步扩大到13个省，在1990-1992年与1997-1999年间秘鲁的营养不足人口比率下降29%。在90年代改革的过程中国家提出关于教育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1993年宪法》规定：“教育的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促进对人文学科、科学、技术、艺术、体育和运动的认识、学习和实践，教育教人生活和工作，并增进人的团结互助精神，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进行专业培养、文化传播、知识和艺术创造与科技研究。”关于国家的义务，规定：“国家有义务确保任何人不因经济状况或头脑或身体限制而不能接受教育，再分配共和国预算日常资金时教育优先，因此在国家的教育机构中实行免费教育，在公立大学中国家保障成绩良好、但经济困难的学生免费接受教育的权利。关于教育的性质，规定：“初级、初等和中等教育是义务教育。”关于办学方式，宪法既鼓励公共办教育，也允许私人办教育，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均有权依法促进和领导教育机构与转移教育机构的所有权。关于大学自治，规定：“国家承认和保障教学自由，各大学在管理、教学、行政和经济上实行自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依照自己的章程运作。”藤森政府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主张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开展多元外交，赞成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与合作关系。主张在联合国范围内加强国际合作，反对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强调自决和不干涉原则。尊重作为普遍价值的人权，主张在禁绝毒品、反对恐怖主义、反对腐败和消除贫困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努力开展社会外交和文化外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形势和发展民族经济、克服贫困的迫切需要，秘鲁在保持外交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注重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将重点转向务实性的经贸外交。为此秘鲁在保持和发展美国和西欧国家传统关系的同时积极改善和扩展与拉美邻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联系，并利用秘鲁的地理位置，密切和加强与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联系与合作，1997年11月秘鲁成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

（十二）1990年藤森总统执政后注重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赞扬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美洲事业倡议”，美国也表示向秘鲁政府提供广泛的援助和合作，1991年5月两国签署联合反毒协议。1992年藤森总统发动“自我政变”使宪制遭到破坏，美国以维护民主和人权为由参与对秘鲁的制裁，随后又发生秘鲁空军误伤美国运输机事件，两国关系一度冷淡，美国宣布中断原定给予秘鲁的3400万美元军事援助。1992年7月秘鲁政局稳定后两国签署合作协议，美国承诺向秘鲁提供1100万美元资助扫毒行动。1993年美国牵头成立第二个“支持秘鲁集团”，协助秘鲁重返国际金融体系，并批准给予最惠国待遇。1994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向秘鲁政府提供1.5亿美元援助，其中4200万美元用于反毒。在缉毒方面秘美双方曾有分歧，美国撤走南方指挥部雷达监测系统，1994年10月双方宣布恢复缉毒情报合作。1995年5月秘美双方签署双边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时美国通过国际开发署向秘鲁赠款3000万美元，发展古柯替代种植。1995年底由于美国授权以色列向厄瓜多尔出售4架K-FIR战斗机，两国关系又趋紧张，秘鲁政府召回驻美大使。1996年～1997年美国国务院赞扬秘鲁在根除毒品贸易上的全面合作，两国关系改善。藤森政府时期与美国在贸易关系方面、旅游方面和经济合作方面均有所发展，此外藤森执政时期秘鲁与加拿大的关系发展较快。1990年藤森执政后为实现重返国际金融体系，秘鲁进一步加强同西欧的关系，1991年3月欧共体在利马开设大使级常务代表处。藤森发动“自我政变”后西欧普遍对秘鲁实行制裁，但西班牙较早恢复与秘鲁的关系并提供援助。1993年10月秘鲁总理兼工业部长阿方索·布斯塔曼特和外交部长埃弗拉因·戈登堡·施莱博分别访问西班牙和法国，同年欧盟恢复对秘鲁的援助，瑞士、西班牙、英国、法国先后与秘鲁签订投资保护协定。1999年藤森总统应英国首相约翰·梅杰的邀请，赴英国伦敦参加加强双边关系的会议。1999年6月28～29日秘鲁参加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首届欧盟-拉美首脑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特别是建立地区间自由贸易区问题。藤森执政期间与西班牙双边关系发展顺利，1991年秘鲁和西班牙签订《秘鲁与西班牙科技合作基础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时西班牙通过多种渠道在扶贫、加强民主制、促进男女机会平等、创造生产性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和环保等方面向秘鲁提供合作。1991年至2000年11月拉美19个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国家与欧盟成员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举行10次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会议，秘鲁参加所有这些会议，从而加强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藤森执政期间秘鲁与俄罗斯签订关于文教和科技合作，互免外交、特别和公务护照签证，外长磋商和外交学院合作等多项新协议，发展各方面关系。1997年秘鲁向俄罗斯购买18架米格-17直升机，此外秘鲁与乌克兰经济和贸易关系发展较快，1997年秘鲁先后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十三）藤森总统执政期间对所有秘鲁邻国进行友好访问并推动和加强双边贸易，1992年藤森总统自我政变后里约集团中止秘鲁的成员国资格，巴拿马和委内瑞拉宣布与秘鲁断交。为敦促秘鲁恢复宪制，美洲国家组织多次举行会议并派出三批代表团赴秘鲁，藤森也亲赴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组织的会议，解释国内局势，经过不懈努力后与拉美国家关系有所改善。1992年秘鲁与传统上的友好邻邦玻利维亚签署《伊洛声明》，使玻利维亚这个内陆国家自南美太平洋战争后首次有了太平洋出海口，秘鲁也可通过玻利维亚的苏亚雷斯港进入大西洋，秘玻两国关系越来越好。1995年1月秘鲁和厄瓜多尔两国发生边界武装冲突，经过《里约热内卢议定书》4个保证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美国）的调停后于3月下旬达成停火协议，7月两国签署在边界冲突地区建立非军事区的最后协议。1996年1月和9月两国外长和总统分别就进一步解决边界冲突进行措施，同年10月秘厄两国签署《圣地亚哥协议》，同意在没有里约热内卢议定书保证国参与的情况下就两国间现存僵局进行磋商。1997年11月两国签署四点协议，讨论关于厄瓜多尔通向马拉尼翁河河口的要求以及边界划分问题。1998年8月哈米尔·马瓦德·维特就任厄瓜多尔总统后藤森总统与其在第三国会晤，商讨永久解决边界争端事宜。同年9月4个保证国以“仲裁”身份提出解决争端的一揽子方案。10月17日～18日两国总统和外长在巴西利亚签署《巴西利亚总统条约》，确认《里约热内卢议定书》确定的边界，从而结束两国领土争端，1999年5月完成冲突地区划界。90年代以后由于巴西在解决秘鲁与厄瓜多尔的边境纠纷，并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秘鲁与巴西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扩展到经贸方面。1997年以后两国经常进行高层接触，关系发展很快。1999年巴西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访问秘鲁，双方签署《利马行动计划》等文件。在与阿根廷关系方面90年代后秘阿两国签订关于政治协调、秘鲁-阿根廷一体化、经济互补、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以及移民问题的一系列协议，1993年秘鲁和智利两国政府达成《利马协定》以改善关系，但该协定未能获得秘鲁议会批准。1996年1月秘鲁政府向智利提出新建议，但只字未提上述协定。1998年秘鲁智利两国签署经济互补协议和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议，促进贸易关系与经济合作的发展。1999年11月13日秘鲁智利双方签署《1929年利马条约未决条款执行文书》，解决太平洋战争遗留的问题后才逐步走入正轨。20世纪90年代秘鲁积极寻求与日本进一步发展关系，两国关系发展较快，日本在秘鲁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由于藤森本人是日本裔的特殊身份，藤森执政后曾5次访问日本，秘鲁同日本贸易关系日益密切，秘鲁成为拉美国家中接受日本援助最多的国家。

（十四）秘鲁同韩国的贸易往来和其他合作日益扩大，1996年9月韩国总统金泳三访问秘鲁，期间韩国与秘鲁签署南极科技协定和渔业协定。1990年藤森总统执政后秘鲁政府确立对中国友好的方针，为发展两国关系奠定更好的基础。1991年4月藤森总统正式访问中国，这是秘鲁总统第一次访华，11月藤森对中国进行过境访问。1994年6月藤森第三次访问中国，双方签署《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议》和《中秘领事条约》。1995年10月9日～12日李鹏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对秘鲁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国务院总理首次访问秘鲁，期间双方签署《中国银行向秘鲁共和国提供1.5亿美元出口买方信贷的协议》等文件，1999年11月16日和1999年9月12日江泽民主席在马来西亚和新西兰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都与藤森总统举行会晤。1990年秘鲁大选期间当知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眼看自己大势已去时极有风度地前往竞争对手家中亲自表达愿退出竞选之意，让他大感意外的是他的对手藤森此时已站在大门外迎接他，在秘鲁中亲自到门外迎宾呼客极为罕见。当然这种谦卑只是藤森性格的一面，他也曾不顾劝说，脚踏着游击队员的尸体摆出架势让记者拍照。藤森当选秘鲁总统后凡事亲历亲为，有些事甚至小到无法想象。一次藤森乘专机前往水灾灾区视察，机长问藤森是否需要替他铺床休息一会儿。藤森没有回答机长的问话，只是冲他摆摆手，然后亲自开始铺床。秘鲁社会学家保罗·冈萨雷斯说：“藤森不相信任何人，他或许是秘鲁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秘书的总统。”藤森不擅言辞，幼年的经历成就藤森少说多做的风格，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以后的执政思路。这种草根性深深扎在藤森的骨髓里，他上任后考察偏僻的村庄，头戴草帽，吃农家的粗茶淡饭，睡在农家的窝棚里。给当地建学校、修公路、拉电线，赢得不少下层平民的称赞，但与此同时他对于一贯在秘鲁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移民的打压却也最终动摇他的政治根基。藤森一贯敢说敢做，当初为了竞选总统而不惜变卖家产，坐着拖拉机挨家挨户拉选票。藤森把自己比喻成推土机，表现这位农业专家出身的总统，对推土机铲除中推进的特点有所偏爱，同时也可以看出藤森个人性格当中存有一种类似推土机式的执着、极端和不顾一切的风格。藤森的主要功绩是任内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稳定国内的经济和平定内乱，通过十年的努力使秘鲁成为南美洲一个稳定的国家。秘鲁重新进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吸引外资，同时利用政府支出增设学校、道路，并改善通讯基础建设。但藤森的领导也被批评过于专制，部分政治分析家认为藤森政府在1992年实行戒严后走向专政，藤森的风格有时被评为“民粹独裁主义”。藤森接受过罗马天主教洗礼仪式，是一名正式的罗马天主教徒，藤森精通西班牙语、日语、英语、法语。藤森在日常生活中说西班牙语，但他在家中以说日语为主，并且保留着传统的日本人生活习惯。藤森貌似文弱书生，但他非常喜好日本柔道，经常苦练后曾获得“黑腰带武士”的称号。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一）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简称南共体，其前身是1980年成立的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1992年8月17日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首脑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举行会议，签署有关建立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条约、宣言和议定书，决定改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朝着地区经济一体化方向前进，成员包括安哥拉、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等16个国家，面积987万平方公里（约占全非面积的33%），人口2.8亿（约占全非人口的27%）。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是南部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1979年7月，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5国经济部长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该组织，1980年4月正式成立。其宗旨为在经济上减少对南非的依赖，建立有效与公正的区域性整体;开发本国和本地区的资源，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其成员国有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其组织机构为首脑会议、部长会议、专家委员会和秘书处。该组织决定发展9国间的交通运输和地区联系为当务之急，决定发展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海港，解决多数内陆国家的出海问题，建立各国间的微波联系。组织总部为秘书处，设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机构设置：首脑会议，最高决策机构，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地点不固定。主席、副主席经选举产生并由成员国首脑轮流担任，任期一年；部长理事会，由各成员国经济计划或财政部长组成，对首脑会议负责，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共同体运行及政策和计划的实施。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部长理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分别由共同体主席国和副主席国任命；部门技术委员会，对理事会负责，与常设秘书处密切配合，其主要职责是指导、协调专门技术部门的合作和一体化政策及计划；官员常设委员会，由各成员国经济计划或财政部常秘或同级别官员组成，是理事会技术咨询机构，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其主席和副主席由理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国任命；常设秘书处，主要执行机构，负责实施首脑会议和部长理事会的决议及共同体的计划，协调成员国政策和战略。执行秘书对部长理事会负责，由首脑会议根据理事会推荐任命，任期四年；

（二）政治、防务和安全机构，1996年6月成立，直接对首脑会议负责，主席国由各成员国轮流担任。主要职责为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合作，发展地区集体防务能力，处理和预防地区冲突。调解地区争端，推动各成员国在利益相关的领域制订共同的外交政策；法庭，确保遵守和正确解释条约及其辅助文件的条款，向首脑会议和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该组织总部设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博罗内，主要目标：实现发展和经济增长，减轻贫困，提高南部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通过区域一体化支持贫困人口；发展共同的政治价值观、体系和机构；促进并维护和平与安全；基于联合自立和成员国的相互依托，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战略和规划上的互补；促进及优化生产力及本地区资源的利用；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有效的保护环境；巩固本地区人民长久以来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组织成员截至2019年1月共有16个，分别是南非、安哥拉、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求斯、刚果（金）、塞舌尔、马达加斯加、科摩罗。作为非洲具有活力的次区域组织，近年来南共体积极调解刚果（金）冲突和莱索托、津巴布韦及马达加斯加国内危机，促进成员国的团结与合作。制订地区自主维和机制和成员国民主选举原则与指南，推进地区和平和民主建设。南共体为维护南部非洲的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美洲共同市场（MCCA）是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等5国组成的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1962年8月2日正式成立，1963年8月巴拿马以准成员国资格参加。它的宗旨是逐步取消关税壁垒，成立中美洲自由贸易区，建立关税同盟，协调卫生、劳工、教育、运输和农业等方面的政策。最高权力机构为中美洲部长理事会，由成员国的经济部长组成。执行机构为中美洲经济一体化常设秘书处，金融机构为中美洲一体化银行，总部设危地马拉城。由于中美洲政局动荡，参加国时进时出，使一体化进程受到较大影响。中美洲共同市场设有三方委员会，由各成员国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等三方组成。中美洲共同市场从关税同盟直接起步，取得较大的成绩。1960年至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出口总额由4亿美元增加至45亿美元，相互间出口占总出口比例由7%增至25.4%。

（三）70年代末由于内部市场规模有限，合作领域很窄，加之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的长期战争以及尼加拉瓜等一些国家内部的游击战和石油危机，中美洲共同市场曾一度逐渐陷入停滞状态。1986年签订“埃斯基普拉斯协议”后中美洲共同市场重新焕发生机，90年代中美洲共同市场致力于实行对外统一关税和农业行动计划，建立自由贸易区，争取尽早建成经济共同体，并积极发展区域贸易及与美国、欧盟等国的经贸关系。该地区重获和平给人民带来更强的商业信心和乐观前景，这也使得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正以两位数的速度不断增长。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是海湾地区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组织，简称海湾合作委员会或海合会。海合会成立于1981年5月，总部设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正式成员为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也门，2001年12月召开的海合会第二十二次首脑会议同意也门加入海合会卫生、教育、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理事会等机构。1981年5月25日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六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在阿联酋开会，宣布成立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并签署委员会章程。成立宗旨：协调各国政策，推进经济一体化，加强地区防务和安全合作，缩小各国间社会、文化及教育发展差距。组织总部为秘书处，设在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组织机构：最高理事会，最高权力机构，由成员国元首组成。主席由各国元首按国名字母（阿拉伯文）顺序轮流担任，任期1年；外长理事会，由成员国外长组成。主席由各国按字母顺序轮流担任，任期1年；秘书处，设秘书长和分别负责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文化等领域事务的9名助理秘书长。秘书长按国名字母顺序轮流担任，并由最高理事会在海合会首脑会议期间任命，任期3年。海合会自成立以来每年11月或12月轮流在六国首都召开首脑会议，迄今共举行42届。此外1999年起一般在首脑会议之间召开非正式首脑磋商会议，迄今已召开17次，六国的外交、国防、内政、石油、财经等大臣（部长）也定期或根据需要召开会议。会议主要商讨六国和海湾、中东地区面临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军事等重大问题，并互通情况、协调立场、共商对策、联合行动。对外政策：海合会六国均奉行务实、平衡的外交政策，面对当前新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时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开展多元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