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加西亚·佩雷斯

（一）阿兰·加西亚·佩雷斯（1949年5月23日-2019年4月17日）是秘鲁政治家，曾在1985-1990年与2006-2010年间任秘鲁总统，加西亚卸任总统后大部分时间在西班牙马德里居住。1949年5月23日阿兰·加西亚生于利马市的一个阿普拉党世家，其父卡洛斯·加西亚·龙塞罗斯是秘鲁阿普拉党的全国组织书记，其母妮塔·佩雷斯为阿普拉党大学事务负责人。加西亚从小就受到阿普拉党斗争的熏陶，他呱呱坠地时正值奥德里亚军政府上台之初对阿普拉党大肆镇压之际，其父已身陷囹圄，他直到5岁时才第一次见到出狱的父亲。加西亚上小学时就加入阿普拉青年联合会，17岁中学毕业时加入阿普拉党，投身于阿普拉事业。此后加西亚先后在秘鲁的著名大学国家天主教大学和圣马可大学读书，1971年获法学硕士学位。由于贝拉斯科军政府限制政党活动，加西亚前往欧洲求学。他先在西班牙读书，197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73年又赴巴黎进修。70年代中期秘鲁出现军人可能还政于民的形势，阿普拉党要求流亡国外的党员回国，加西亚于1976年回到秘鲁后深得党的领袖阿亚的赏识。1978年6月18日阿亚当选立宪大会主席，加西亚等37名党员当选由100人组成的立宪大会成员，阿普拉党成为大会中第一大力量。不久经阿亚力荐，加西亚担任党的组织书记，并随后在1980年当选全国众议员。对于即将到来的1980年大选，阿亚当选总统已是众望所归，但他不幸在1979年病逝，阿普拉党仓促推出的总统候选人败北，于是党内迫切呼唤新的领袖。加西亚在党的组织书记、立宪大会成员和众议员的位子上逐渐展现出过人的才干和领袖气质，他对阿普拉事业忠贞不二、充满活力，具有雄辩的口才。加上1米93的身高，给人聪明干练、潇洒倜傥的印象，在群众中甚有魅力，逐渐赢得全党普遍的敬佩与信赖。1982年10月阿普拉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33岁的加西亚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掌握党的领导权，加西亚随后关于克服党内矛盾、争取党外力量的支持和更新党的政策策略的努力也为广大党员所拥护。在1984年2月的党内选举中加西亚当选总统候选人，成为继阿亚之后的该党第二代领袖。在1985年大选中36岁的加西亚一举获胜，成为秘鲁独立以来最年轻的总统，从而使阿普拉党获得历史性突破，首次上台执政。

（二）但加西亚1985年7月28日就任总统后面临的却是经济凋敝、债台高筑、贫困严重、恐怖活动猖獗的困境，在执政的头两年内他采取非正统经济模式，既不靠贷款，也不靠外国投资，而是通过刺激国内需求来繁荣经济。制定劳工稳定法，以超过物价上涨的幅度增加职工工资。在就业、卫生、社会保险上向下层群众倾斜，增加食品补贴，对农村发展和水电道路建设给予资金支持等。他还实行“限额还债”的政策，即只用出口收入的10%偿还外债。在当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加西亚提出：“如果不能解决外债这个欠发达国家的基本问题，秘鲁将抛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西亚政府的努力在初期曾取得一定成效，1986年和198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达到8.5%和6.9%。但是由于人为地扩大社会需求的政策耗资甚多，国库逐渐告罄，无力推动生产。“限额还债”的措施曾一度控制外汇的流出，但招致大国的激烈反对，致使秘鲁举贷无门、投资锐减。为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加西亚于1987年10月开始实行本国私人银行国有化，引起私人企业界的强烈不满，造成大量资本抽逃国外，国内金融界陷于混乱。随后秘鲁经济严重恶化，自1988年起经济连续3年出现负增长，通货膨胀率曾高达7649%。同时加西亚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措施未能奏效，爆炸、绑架、袭击等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阿普拉党的威信急剧下跌，结果在1990年大选中失败。加西亚于1990年7月28日卸任后仍在党内保持着较高威望，1992年2月被再次选为总书记，然而他卸任不久秘鲁司法部门开始调查他的非法致富问题。1992年4月5日阿尔韦托·藤森发动政变，动用军队解散议会，改组司法机构。5日当晚军队前往加西亚家中抓捕他，他仗着身材高大蹿上邻居屋顶才得以逃脱，在朋友家中躲藏两个月后前往哥伦比亚避难，此后8年间一直居住在波哥大和巴黎，秘鲁司法机关则对他发出逮捕令。经过执政的挫折和10多年来世界与秘鲁形势的变化，加西亚在流亡期间进行反思，认为既要坚持阿亚创立的阿普拉主义、坚持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学说，又要总结自己执政成败的经验教训，发展阿普拉主义。加西亚认为：他在执政时曾努力恢复经济，重视再分配的原则，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最贫困的阶层，特别是实行“限额还债”的政策迫使美国财长提出对发展中国家减债的“贝克计划”。但是其政府也犯了错误：继续保持军政府建立的国有经济体，当国家经济由于缺乏投资而停滞时实行银行国有化，而没有寻求外国投资或实行税制改革。

（三）在总结自己执政成败的基础上加西亚发展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作用和社会公正、拉美一体化等问题的认识，他对帝国主义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既认为帝国主义本质不变，又论述帝国主义的全球主义新形式，揭示当今帝国主义利用世界大市场为所欲为，剥夺世界弱国的权益。他指出：“在21世纪应该继续反对帝国主义，但现代国家的反帝作用不是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而是推动发展中国家一致反对全球主义，以使外国资本在公正谈判的条件下投资，而不把实行贸易与金融开放、对外企免除税收和削减劳工权利作为条件。”加西亚认为：“90年代以来在资本与产品更加活跃的新世界，发挥国家作用不等于实行国有化，国家的作用是推动与调节市场和促进社会公正，认为民主、公正、自由是阿普拉主义的基本要求。国家不能放弃对穷人和多数人的承诺，不能把他们的命运交给自由市场。”加西亚认为：阿亚初期的思想已包含拉美大陆一体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有效方式，到了20世纪末秘鲁必须依靠大陆一体化来面对全球化和全球生产新模式。“2000年11月藤森政府倒台，翌年1月18日秘鲁最高法院取消逮捕加西亚的命令，他于1月27日返回利马，结束将近9年的流亡生活。随后他即被阿普拉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参加当年4月8日的大选，在竞选中加西亚再次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干和惊人的演讲能力，并按照流亡时的反思，检讨80年代执政时的失误，表示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消除贫困。加西亚和阿普拉党迅速恢复元气，他在参选的8名总统候选人中得票第二，该党获得29个议席（上届仅有6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6月3日第二轮选举中加西亚惜败于“可行的秘鲁”党的候选人托莱多。2004年6月阿普拉党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再次选举加西亚为党的主席。2006年秘鲁大选鸣锣开战伊始加西亚以其在党内的威望和号召力毫无争议地再次被阿普拉党推举为候选人，为摘掉对手给自己戴上的“失败总统”的帽子，消除首次执政所犯错误给民众心理造成的阴影，加西亚坦诚地承认首次执政的失误，强调通过吸取以往教训，在政治上已走向成熟。他努力塑造阿普拉党及其个人的“亲民形象”，允诺改变本党传统经济政策，赞成与美签署自贸协议，欢迎外国投资。

（四）在竞选策略上加西亚针对两名主要对手左翼的胡马拉和右翼的弗洛雷斯的特点，大打“中间牌”，既反左，也反右；既批评弗洛雷斯秉承垄断者的旨意，漠视劳动者的权利，又批评胡马拉是假民族主义者，以极端政策蛊惑民众，积极树立自己既推进改革又保持大政方针连续性的稳健形象。还有一则“趣闻”值得一提，秘鲁竞选期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不断抨击加西亚，力挺个人经历、政治理念与自己相似的乌马拉。查韦斯称加西亚是“窃贼”、“美国白宫在秘鲁的哈巴狗候选人”，他甚至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戏谑地说：“如果我参加国家首脑会议，得看看他（加西亚）会不会在我的口袋里偷钱。”而加西亚则针锋相对，指责查韦斯为乌马拉提供经济援助，妄图把“秘鲁变成委内瑞拉的殖民地”。连秘鲁政府也出面“助阵”，于当年4月29日召回驻委内瑞拉大使，抗议查韦斯“持续和公然干涉秘鲁总统选举”，大选结束后秘鲁媒体调侃说是查韦斯把加西亚“骂”上台的。政坛人物需要面对媒体和公众，因此必须具备一定的“表演”才能，而加西亚作为经历过多次选战磨炼的政治家，自然深谙取悦选民之道。在如何显得“亲民”方面加西亚很为老练，他本来就爱好音乐，喜欢一展歌喉。2010年6月加西亚前往利马某工地视察，看到工程进展顺利后加西亚很高兴，于是叫人拿来啤酒，与工人们一起畅饮庆祝，还以南美人特有的奔放的方式，当众唱了一首秘鲁老歌。当然要真正赢得民心，不仅需要“作秀”，还得动点真格的。自2006年7月上台后加西亚先后采取一系列节俭政策，通过大幅削减总统、部长和国会议员的工资以及严格限制公费外出访问等措施，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解决贫困问题等。更令加西亚自豪的是秘鲁这几年经济总体表现良好，是拉美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平均增长达到5%。在金融危机中加西亚政府还出台一系列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就业和带动经济发展的计划，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2007年2月加西亚还宣布一项重大决定：拍卖总统专机。这架总统专机于1995年由前总统藤森购入，每飞行1小时的花费约为5900美元。加西亚说：”在一个贫困率高达50%的国家，使用总统专机是一种‘浮夸’的表现。“

（五）2009年11月加西亚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乘坐的就是日本航空（JAL）由东京飞首尔的航班，而且是经济舱。据说航空公司方面要给他换商务舱，但加西亚没有同意。包括外长在内，加西亚的随行人员只有5人。加西亚曾对身边人士说：“出访时如果使用专机，并有很多人随行，就要花费50万美元左右，而用这笔钱可以在贫困山村建立一家医院。”作为一国元首，能如此行事，真的堪称难能可贵。在欧洲期间他邂逅正在攻读经济学的阿根廷姑娘皮拉尔·诺雷斯，皮拉尔的父亲是阿根廷科尔多巴大学校长。加西亚与前妻离婚后同皮拉尔结为伉俪，二人共育有一子三女。2019年4月16日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在利马家中开枪自杀，因涉嫌一起腐败案被法庭传令逮捕。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已被送医，处于昏迷状态，情况危急，正在接受紧急手术。2019年4月17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拉美地区跨国媒体南方电视台（TELESUR）消息城加西亚在被秘鲁警方正式逮捕之前开枪自杀，经抢救后不治身亡。亚历杭德罗·托莱多·曼里克是秘鲁前总统，1945年3月28日出生于秘鲁安卡什省卡巴纳市，是一名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又称“乔洛”）。托莱多家里共有兄弟姐妹15人，父母原以务农为生，20世纪50年代初随北方港口城市钦博特掀起的渔业生产高潮举家迁往那里。托莱多幼年时当过擦鞋童，中学时任校报学生记者，与当时一些政界名人有过接触。中学毕业后获美国旧金山大学奖学金，前往美国研读经济。毕业后又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获人力资源经济学博士学位。托莱多曾任秘鲁商业管理研究生院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学院研究员，并先后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任职。托莱多1于994年9月创建政党“可行的国家”（1999年2月更名为“可行的秘鲁”），2001年4月托莱多第三次参加大选，并于同年6月在第二轮选举中获胜，当选为秘鲁总统同年7月宣誓就职，任期至2006年7月。托莱多在美国求学期间结识比利时籍的经济学家兼人类学家埃利安尼·卡普女士，两人结婚并生有一女，名叫香塔，他的妻、女都会讲盖丘亚等秘鲁土著语言，托莱多于2005年6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四万亿计划

（一）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此后一些媒体和经济界人士仍将其简单地解读为“四万亿计划”。2009年9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有人把一揽子计划简单说成是4万亿投资，这是一种误解。背景：在全球金融风暴下中国经济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尤其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从第三季度起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加速下滑的局面，截至2008年10月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然是增长的，到了11月和12月全国进出口总值开始表现为负增长。11月全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9%，其中出口下降2.2%，进口下降17.9%。12月全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1.1%，其中出口下降2.8%，进口下降21.3%。可以看出9月份发生的金融风暴，到11月份开始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虽然在这一期间第一产业的发展形势相当好，2008年以来保持逐季上升的局面，2008年四季度的增长率甚至达到7.2%，但由于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对整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三季度第二产业增长率回落到9.0%，在本轮经济周期中首次落到10%以下。而到了四季度不但第二产业增长继续下滑，达到6.1%的低点，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也开始明显回落，下降到7.4%，这说明全球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冲击是相当严重的。2008年四季度全球经济显著下滑，正如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过去五年内我们是在持续应对国际金融问题严重冲击中走过来的，这场危机来势之猛、扩散之快、影响之深，百年罕见。”中国经济增速在这个季度下降4个百分点，2009年一季度的GDP增长率只有6.2%，信心严重受损，预期普遍悲观。如果没有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GDP增速可能会继续下降4个百分点，那就是接近零增长。内容：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认为：近两个月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

（二）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会议确定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①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③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④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⑤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⑥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⑦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⑧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⑨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⑩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2009年5月21日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解释4万亿元新增投资的资金来源情况：在4万亿元投资中新增中央投资共11800亿元，占总投资规模的29.5%，主要来自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政府性基金、中央财政其他公共投资以及中央财政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其他投资28200亿元，占总投资规模的70.5%，主要来自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代发地方政府债券、政策性贷款、企业（公司）债券和中期票据、银行贷款以及吸引民间投资等。

（三）效果：2009年10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4万亿元投资计划项目建设进展顺利，中央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持续显现，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对拉动全社会投资和稳定经济发挥重要作用：按照中央“快重准实”的总体要求，各地各部门迅速完善落实中央投资项目组织、政策、监管三大保障体系，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在中央扩大投资政策带动下全社会投资增长势头强劲，前9个月全社会投资增长33.4%，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6.4个百分点。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国家重点鼓励和支持的农业和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民生工程投资均同比大幅增长42%-72%。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9%，增幅比上半年和一季度分别提高1个和2.8个百分点。二是为进一步加强“三农”和改善民生夯实基础：加强农村民生工程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农村电网改善、农村公路、农村沼气、农村危房改造等工程，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建成一大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惠民工程。在今年四批中央投资中用于民生工程的投资占比超过50%，截至8月底已建成1.1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项目，改造农村初中校舍面积近400万平方米；建成廉租住房27万套、开工建设126万套；解决2278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建成农村沼气项目247万户、农村公路20万公里、农村电网各类线路10.3万公里。三是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坚持把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主攻方向，中央投资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如安排200亿元中央投资用于支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企业技术改造步伐明显加快，重大装备自主化工作积极推进。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开工建设一批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坚持把节能减排作为扩内需保增长的重要抓手，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城市污水垃圾设施及配套管网、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建设。截至8月底已建成污水处理能力518万吨/日，垃圾处理能力1.6万吨/日，形成节能能力标准煤669万吨、节水能力1.31亿吨。四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有力有序开展：着眼于缓解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长远发展增强后劲。哈大、武广、南广、贵广等一批重大铁路项目加快建设，投产里程近1500公里。南水北调等大中型水利工程进展顺利，已基本建成近1500个大中型水利项目，公路、机场、城市电网改造有序推进。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统筹兼顾、科学重建的方针，加快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进一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能力。

（四）截至8月底已完成投资5050多亿元，占规划总投资的50.5%，实现时间过半、投资完成过半。其中城乡住房投资完成规划任务的73.4%，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成40%以上，原定的三年目标任务有望在两年内基本完成。随着包括4万亿元投资计划在内的一揽子计划有效实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企稳向好势头日趋明显。实践证明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一揽子计划是及时的、有力的、有效的，下一步4万亿元投资计划在执行中要更加关注民生，更加关注“三农”，更加关注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更加关注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2009年10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向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今年中央政府投资安排及实施情况的报告时说：2009年中央政府投资总额9080亿元，其主要来源是中央基建投资3676亿元、车购税专项投资860亿元、中央灾后重建（基金）投资1300亿元、中央财政其他公共投资1593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1651亿元。有关投向和资金分配情况如下：保障性安居工程493亿元；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2522亿元；重大基础设施建设2134亿元；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建设926亿元；节能减排、生态环境建设696亿元；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633亿元；灾后恢复重建1300亿元，此外还安排中央事权范围内的中央本级建设项目370多亿元。据张平介绍：为了促进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资金落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还提出“三个百分之百”的考核目标：地方配套资金要100%落实，项目要100%开工建设，发现的问题要100%整改到位。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2010年3月6日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表示：“这个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不仅对中国提振市场信心发挥重要的作用，它甚至在全世界都产生重大的影响，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这四万亿投资的具体安排，我们没有一分钱进入到“两高一资”产能过剩的行业，也没有一分钱像你这位朋友所说的进入到房地产购买土地这一类的投资。这四万亿的投资主要分布在这么几个方面：民生工程就是教育、卫生、文化这些社会事业的投资，这些投资占44%；自主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生态建设是占整个投资的16%；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交通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另外还有重大的水利工程，这个投资占23%。再就是汶川地震的灾后恢复重建，占14%，其他公共支出占3%。我可以负责任地向大家表示，没有一分钱进入到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所说的那些领域。”

（五）高层表态：（1）关于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举措，胡锦涛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这些政策措施作用下，2009年、2010年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2）2009年9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全面提升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讲话中指出：“有人把一揽子计划简单说成是4万亿投资，这是一种误解。”他还具体阐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构成：“过去一年内世界经济经受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年初在冬季达沃斯论坛上许多人忧心忡忡。经过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后加强合作、同舟共济、积极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开始缓慢、曲折的复苏，人们看到曙光。这场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们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从容应对，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我们遏制住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7.1%。投资增速持续加快，消费稳定较快增长，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前7个月城镇新增就业666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们有效控制财政和金融风险，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分别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和20%左右。银行资产质量和抗风险能力提高，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比年初下降0.64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1.1%。在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的环境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这些成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自身国情，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结果。有人把一揽子计划简单说成是4万亿投资，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是以扩大内需为主、消费与投资拉动相结合的计划，新增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中中央政府投资1.18万亿元，主要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地方和社会资金参与建设。我们大力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向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拉动转变。增加农民补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实施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

（六）“对家电、农机、汽车、摩托车下乡以及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给予财政补贴，对购买小排量、节能环保型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拉动消费增长。前7个月累计销售汽车731万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15%。我们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是当前和长远相结合、保增长与调结构相统一的计划，截至今年7月底中央下达的投资中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工程、社会事业投资占52.4%，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投资占24.7%，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占22.9%。中央扩大投资的方向非常明确，主要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消除国民经济瓶颈制约，在积极拉动内需的同时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制定实施10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既着眼于解决当前困难，又致力于产业的长远发展，特别是加强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抑制产能过剩，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大大增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我们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是政府与市场作用相统一、发展与改革相促进的计划，政府资金主要投向公共领域，并发挥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结构性减税约5500亿元，旨在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居民的消费能力。运用财政贴息、税收等手段，引导企业调整结构，兼并重组。调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今年重点推进的各项改革都着眼于消除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动力。我们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是既保增长，又惠民生的计划。我们将公共资源配置向民生工程倾斜，在全国10%的县市区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9000万人。全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3年各级政府新增投入8500亿元，缓解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中央财政还安排429亿元，解决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问题。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上年增长29.4。总的看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一揽子计划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是及时的、有力的、有效的。但是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世界经济前景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外需下滑的压力仍然很大。扩大内需在短期内受到多方面制约，一些行业、企业经营仍然困难，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一些刺激政策的效应会递减，一些着眼长远的政策收到成效需要时间，因此我们不能也不会在不适当的条件下改变政策方向。”

（七）“我们将继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落实并不断丰富和完善一揽子计划，及时发现和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同时警惕和防范包括通胀在内的各种潜在风险，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3）2010年9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巩固向好势头、推动持续增长”的讲话，阐述中国全面实施一揽子计划的背景、成效：“过去的两年内在极为困难、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是我们全面实施一揽子计划的结果。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速一度大幅下滑，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有的甚至倒闭，不少工人失业，大批农民工返乡。由于我们及时实施一揽子计划，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速下滑趋势迅速扭转，当年增长9.1%，今年上半年增长11.1%。城镇就业不断增加，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事非经过不知难，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充分就业、提高人民福祉就是一句空话。实施一揽子计划的成效不仅在于保持当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现代化进程没有因巨大的外部冲击而出现大的波折，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始终高度重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两年来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9%，为1986年以来最高增速，今年以来这一势头得到延续，上半年实际增速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今年前7个月内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7%，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0．7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2008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一流水平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全程运行时间只有30分钟，使两大直辖市形成同城效应，2008年12月26日通车运营的武广高速铁路又成为目前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速度最高的高速铁路。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扎实推进，去年关停小火电机组2617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钢产能1691万吨、炼铁产能2113万吨、水泥产能7416万吨，今年9月底前将再淘汰落后炼钢产能825万吨、炼铁产能3000万吨、水泥产能9155万吨，‘十一五’前四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5.6%。”

 （八）“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2009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比全国快1.1和4.5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中部地区比全国快3.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与全国持平，中西部地区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8年同期的38.1%上升到38.8%。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做出全面部署，所有这些都将对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我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力度前所未有，同时又比较好地控制财政金融风险。这两年中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分别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内和20%左右，银行资产质量和抵御风险能力提高，目前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1%和2.8%，都处于安全范围内。我们清醒地看到财政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但近期风险有所加大。我们已经出台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的有关办法，正在抓紧落实。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采取超常规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这些政策措施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难以避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关键是要把这些影响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比较好地处理兴利与除弊的关系，总体上看效果是好的。中国实施一揽子计划不仅保持本国经济稳定和较快增长，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当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之时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经济迅速回稳和保持较快增长，极大地增强世界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为世界经济提供强劲增长动力。2009年中国实现进口10056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减少1020亿美元。今年前7个月内中国实现进口7666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7.2%，贸易顺差同比减少226亿美元。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为跨国公司提供重大发展机遇，为主要经济体和周边国家创造大量需求，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总之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无论从实体经济领域看还是从财政金融领域看，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都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及时的、有力的、有效的，是造福当代、利于后人、惠及世界的正确选择。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增长速度较快、结构逐步优化、就业持续增加、价格基本稳定的良好格局，二季度后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出现回落，主要是基数影响和主动调控的结果。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们将坚持把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把稳定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基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好的势头。”

（九）（4）2012年9月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奋力开创中国经济更加光明的未来”的致辞时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把扩大国内需求和稳定外需结合起来，把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结合起来，把调整振兴产业和推动科技创新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保障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全面实施一揽子计划，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也为全球经济走向复苏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有人不顾事实地歪曲和指责，甚至说是不必要的代价。我想郑重地说明正是因为当时的果断决策和科学应对，我们才避免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返乡，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防止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波折。这些年来社会财富不断增加，资产质量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2009年至2011年底中国城镇保障房开工建设2100多万套，基本建成1100万套。新增铁路营业里程1.35万公里，新增公路里程37.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2.46万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农村电网线路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完成7000多座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解决大量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建成一大批基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服务设施。一个新的汶川拔地而起，灾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整体性跨越。同时我们比较好地控制财政金融风险，2011年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8%和15.28%，低于2002年的2.57%和16.07%，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底的15.2%下降到2011年底的1.8%。我们摸清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这两年来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总体稳定，风险总体可控。”评论：美林公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蒂莫西·邦德认为中国的救市计划堪比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在1929年的危机之后罗斯福颁布实行的新政挽救美国经济。他说：“过去的两个星期证明一点：政策奏效了。我们认为就中国来说这一积极政策能阻止经济大幅下滑。”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部主任洪平凡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推出的强有力的扩大内需政策，不仅将为遏制世界经济衰退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也将为明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复苏打下基础。”洪平凡说：“中国政府推出的总额约4万亿元人民币的扩大内需10项举措覆盖面广，方向正确，对世界经济贡献很大。这一政策不仅可以拉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增加对社会服务、民生需求的投入，这将有效地拉动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促进进口增长。”

（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认为：“中国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非同凡响’，不仅对中国经济，对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德国金融时报》在2009年8月12日题为《中国——正确的时间选择》的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快速复苏最大的优势却在于时间选择：中国的援助计划恰好是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制定的。因此中国能够成为第一个宣布取得成果的国家，并且在经济刺激政策方面现在已可以挂减速挡。中国的经验应该鼓励德国政界做好准备，在下次危机中更快地反应。”世界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维克拉姆·尼赫鲁也曾指出：“中国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它拥有动员一切机构力量的难以置信的能力，政府能够决定银行贷款和投资开支的方向，这意味着其经济刺激措施发挥作用比许多人最初预期的要快。”美国《新闻周刊》的文章称：“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按照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和速度最快的经济刺激计划，许多人还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一的经济增长速度，目前为8%。”亚洲开发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约兰达·费尔南德斯·洛门说：“中国政府还面临艰巨任务，它通过经济刺激计划战胜危机中的简单部分，但真正的挑战还在等待他们。”德国《商报》在2009年10月22日题为《中国坚定地继续增长》的文章称：“经济学家们认为在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危险的主要是放贷量的大规模扩大，在很多国外专家看来如果中国政府想继续通过低息贷款为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就将面临泡沫威胁。工业界对信贷投资导致生产力过剩的担忧也在增加，如果想避免产生有害泡沫，政府就必须停止向经济领域注入低息资金，北京必须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做出转变。”法国《回声报》在10月23日题为《中国的挑战》的文章称：“中国经济存在信贷泡沫、生产严重过剩的风险，中国首要责任是刺激国内消费，建立接近欧洲标准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刺激计划将可让经济活动在2010年继续保持下去，但不能肯定中国家庭随后将能很快接力，因此中国政府下一步将是把建设项目投资转向教育和医疗。”美国《新闻周刊》的文章指出：“若要刺激国内消费，中国还需要对经济实行结构改革。因为优先考虑投资和工业化，中国排挤消费者。随着公司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上升，中国的家庭收入从20世纪90年代初占国内生产总值72%的最高点下降到2007年的不到55%，而欧洲超过60%，美国超过70%。”

（十一）这篇题为《释放中国的消费力》的文章还指出：“打破这样的周期将是棘手而长期的挑战，需要对金融体系、工业政策和国际贸易实行持久而全面的改革。然而如果取得成功，这些结构性政策可以使中国的私人消费开支增长10%至20%、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至2.9%。”还有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刺激计划过于偏向国有行业可能导致经济扭曲表示担心。四万亿对于遏止经济下滑、推动经济反转显然是功不可没的，回过头来看去年第四季度中国GDP陡然降至6.8%，今年第一季度更触及6.1%的谷底。在出口急剧萎缩、消费难堪大任的情况下若没有“双松”搭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别是没有今年前三季度投资33.4%的高速增长，短短半年内中国经济就能恢复到第三季度8.9%这样的步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自四万亿出台之日起怀疑和批评的声音就从来没有停歇过，并呈现出两极分化态势。基于自由经济的保守观点认为：政府其实不必干预经济，因为反危机措施本身会扰乱市场经济的内在稳定和修复机制，饮鸩止渴的结果不过是使得经济复苏形态从原本的U形变异为W形、甚至L形，徒增复苏的时间成本和社会财富损失而已。”此外即便是较为中性的观点一般也认为：过于强势的政府主导型投资，若运用不慎，将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实际政策执行效果来看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而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则强调四万亿的刺激力度还远远不够，理由是：四万亿一揽子计划中很多都是早已纳入规划之列的建设项目，如汶川地震后重建、京沪高铁等，有新瓶装旧酒之嫌，其效果令人怀疑。的确四万亿是一个仓促背景下的应变政策，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质疑四万亿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对于外部经济环境急剧恶化的中国而言四万亿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央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发出的一个积极信号，用以鼓舞低迷的市场信心，借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就是“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在中国经济的现实语境下自由市场信念不足以提振这种信心，而纠缠于实际投入到底是两万亿还是四万亿也没有必要，关键是它最终产生效果。应该说我国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中成绩突出，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许多国家对此很羡慕。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有利有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是如此。党中央、国务院在决定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时充分讨论过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认识到经济刺激计划在短期内有利于促进经济尽快企稳回升，但随后会给物价、债务可持续性、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方面产生代价、造成压力。

（十二）评价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应该将其放在一个历史阶段综合来看，不能只想在危机时尽快复苏，复苏成功以后又不愿意承担由其产生的成本，这是不现实的。应对突发性危机时刺激政策力度究竟要多大是很难事前在数量上进行科学测算的，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信心，而信心危机的传染性极强，应对政策如力度不大的话就很难制止信心崩溃。所以面对严重冲击时刺激政策的力度宁肯大一些，以便稳住信心。为防止副作用过大、成本过高，在制止住信心崩溃、复苏有所启动时应适度调整力度，及时退出刺激政策。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根据宏观经济走势的变化，我们及时调整政策力度，适时退出刺激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比之下一些国家在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刺激政策可能力度不够，经济复苏情况不理想，事后还得进一步加大力度。相关背景：（1）2008年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阐述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原则。温家宝在讲话中全面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形势，阐述明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具体部署明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08年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是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一年，一年来我们接连经历一些难以预料、历史罕见的重大挑战和考验。面对严峻形势时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顽强拼搏，成功夺取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斗争重大胜利，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成功举办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沉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新的显著成就，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今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我们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经济呈现增长较快、价格回稳、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良好局面。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今年以来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十三）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酿成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实体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本身尚未见底，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进一步加深，其严重后果还会进一步显现。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中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会议认为：中央对经济全球化作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场金融危机给中国发展既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既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些，又要注重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发展机遇、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善于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情。会议强调：战胜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对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实现“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加强社会建设加快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2）2008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讲话时指出：“今年以来中国接连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也受到影响。中国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

（十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本身就是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下大气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农民增收。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胡锦涛指出：“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已经采取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最近又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决定今年中央财政增加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预计可带动社会总投资规模4000亿元人民币。从今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国仅这些项目的建设就将投资近4万亿元人民币，这些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3）2009年3月13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09年工作总体部署和主要任务，高票通过政府工作报告，也批准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4）2009年3月27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江苏无锡调研时指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今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坚定信心，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凝聚各方面力量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把中央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5）2009年9月10日正在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晚餐会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演讲时指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我这次访问期间各方谈论最多的话题，去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面对这一严重冲击，中国政府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确定保增长、调结构、促民生三大任务，及时实施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7.1%的增长。国民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为战胜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新的发展奠定基础，也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

货币经济

（一）货币经济是指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指在某个经济社会中货币与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紧密结合，形成一种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它有四个基本特征：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很高，即社会各成员都是为市场而生产，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拿到市场上去出卖，所需要的物品也都到市场上去购买；商品的货币化程度较高，即大部分的商品交换都通过货币作媒介，既不是以物易物，也很少赊购赊销；社会经济生活对货币的依赖程度很高，货币不仅流通于商品交换领域，还广泛地并且是愈来愈多地服务于非商品交换领域；人们的货币意识强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已经是一种货币经济，货币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垄断主义的经济形态。是以市场交换为直接目的，包括股票和证券流通以及货币交换的经济形式。在股票、证券、外汇货币市场建立之后产生基金资本，在基金资本内部形成基金寡头和寡头基金及其垄断，这样货币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就形成了。基金资本是指基金组织通过发行投资基金证券所募集的资本金，其金额一般与基金证券面值总额相等。基金资本的所有权归基金持有人，基金资本数量等于基金的全部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证券总额及权益总量。在公司型基金中基金资本是指基金公司注册登记的资本数量，在基金证券按面值发行的条件下基金资产的数量等于基金证券的面值总额，因而等于基金资本。在基金证券按高于面值发行的条件下基金资产的数量大于基金证券的面值总额，因而大于基金资本。在信托关系中基金组织委托给基金管理人管理运作的资金数量可以高于基金资本，但不能低于基金资本。可以说货币的职能存在吞掉它的物质存在，可见在交换中曾经具有实体的金银货币升华为观念上的想象上的货币，只要在交换过程中发生的许多笔支付作为正数和负数互相抵消，那就根本用不着现实货币参与。

（二）就连纸做的价值符号也没有必要参与其中，货币完全成了观念上的计账单位，即虚拟货币，所以说货币经济所强调的是在生产领域之外的商品与货币的交换。作用：规定货币材料，即确定哪些商品可以作为币材；规定货币单位，即规定货币单位的名称和货币单位的“值”；规定主币和辅币：主币是一国流通中的基本通货，辅币是主币单位以下的小面额货币；自由铸造和限制铸造，即金属货币流通下货币铸造权的规定；有限法偿和无限法偿，即法律规定货币具有多大的支付能力；准备制度。有限法偿是指在货币流通条件下国家对辅币在法律上所赋予的有限支付能力，金属货币流通时期由于辅币多用贱金属铸造，且都有不足值特点，名义价值大于其实际价值，故它不能凭其法律效力使用。国家规定每次的辅币使用量不得超过一定限额，否则允许拒绝接受。所谓的有限法偿其实就是有限的法定偿付或者说支付能力，就是说如果支付方用辅币支付的数额达到法律规定的有限法偿标准，那么收款方可以拒绝接受。也是指在一次支付中若超过规定的数额，收款人有权拒受，但在法定限额内不能拒受。偿付能力又叫法偿能力，指货币所具有的法定支付能力，分为有限法偿和无限法偿两种情况。有限法偿和无限法偿是和货币制度有关的一个概念。一国在制定货币制度是要规定一国的本位币和辅币，同时还要规定本币和辅币的支付能力。本位币就是一国基本的流通货币，用法定货币金属按照国家规定的规格经国家造币厂铸成的铸币称之为“主币”或“本位币”，本位币一般都具有无限法偿能力。辅币即辅助货币，是指本位币单位以下的小额货币辅助大面额货币的流通，供日常零星交易或找零之用。有限法偿主要针对辅币而言，辅币一般是有限清偿货币，即每次交付的辅币数量有一定限制，超过限额时收方可以拒收，不过不少国家规定辅币和主币一样具有无限清偿的能力。

（三）不同的国家中辅币的支付能力不同，可能无限，也可能有限。也就是超过规定金额的部份，债权人可以拒绝接受仅具有限法偿的货币。无限法偿是指在货币流通条件下国家对主币在法律上所赋予的无限支付能力，即每次支付的数额不受限制，任何人都不得拒绝接受。金属货币流通时期由于主币的名义价值与内在价值相符，而辅币的名义价值则大大高于内在价值，故国家规定主币为无限法偿货币，辅币为有限法偿货币。纸币流通时代主币和辅币均为价值符号，都凭国家赋予的权力流通，故都是无限法偿货币。所谓的无限法偿也就是有无限的法定支付能力，不论支付的数额大小，不论属于何种性质的支付，即不论是购买商品、支付服务、结清债务、缴纳税款等，收款人都不得拒绝接收。一般来说本位币都具有无限法偿能力，而辅币则可能是有限法偿的。在纸币本位制下纸币的发行权由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所垄断，主币和辅币的名义价值都高于其实际价值，所以无限法偿与有限法偿的区分已无意义。有限法偿和无限法偿是和货币制度有关的一个概念，一国在制定货币制度时要规定一国的本币和辅币，同时还要规定本币和辅币的支付能力。所谓本币就是一国基本的流通货币，辅币即辅助货币，是指本位币单位以下的小额货币辅助大面额货币的流通，供日常零星交易或找零之用。本位币的面值与实际金属价值一致，是足值货币。辅币一般用贱金属铸造，其包含的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辅币可与主币自由兑换。所谓无限法偿是指不论支付数额多大，不论属于任何形式的支付，对方都不能拒绝接受，本位币一般都具有无限法偿能力。货币本位制亦称“自由本位制”，是以国家发行的纸币作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货币本位制的特点是国家不规定纸币的含金量，也不允许纸币与金（银）兑换。纸币作为主币流通具有无限法偿能力，同时国家也发行少量金属铸币作为辅币流通，但辅币价值与用以铸造它的金属商品价值无关。

（四）由于发行纸币是国家的特权，在中央银行国有化之后国家便委托中央银行发行纸币。中央银行发行纸币的方式是通过信贷程序进行的，所以纸币实际上是一种信用货币。纸币本身并无价值，它之所以能成为本位币是由于历史上磨损的铸币可以在相当时期内继续充作本位币。银行券也可以代表金银在市场上流通，因而政府得以通过法律强制和调节经济的措施使人们相信纸币代表着价值，并以纸币作为其他支付手段的最后兑现对象或作为信用货币创造的根据。资本主义国家曾以金银作为纸币发行的保证准备，对信用货币的创造也有一定的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限制货币的过量增加，维持公众对纸币的信任。但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和经济危机的频繁到来，增加货币量被看作是防止物价下跌、刺激经济上升和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便滥用权力，自行减弱或解除对纸币发行的限制。纸币的发行既成了政府任意的行动，以纸币为基础的信用货币也可以随便扩张，纸币本位制便成为最不稳定的货币制度。货币的本位币地位和发行量虽可以由国家规定，但货币所实际代表的价值量却不是法律所能强加的。所以国家滥用权力、多发货币和在此基础上过度扩张信用，其结果必然是货币所代表的价值跌落，物价水平上涨，形成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成为持久的世界性现象，是在纸币本位制普遍流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及战后年代。曾经有人把纸币本位制称为管理本位制，理由是这个制度使国家得以充分地管理货币的流通，任意地增减货币量，以谋求物价和生产的稳定，不像金本位制那样为维持固定汇率而一任国内的物价和生产波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曾竭力鼓吹此说，而把金本位制贬为“野蛮的残余”。但是半个世纪来的经验证明纸币本位制既未能使资本主义国家摆脱30年代的特种萧条，也未能刹住60～70年代的严重通货膨胀。

（五）20世纪70年代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备受滞胀的折磨时又有人提出要恢复金本位制，但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要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金本位制再搬出来是无法实现的。货币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 银单本位制，是以白银为本位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历史悠久；金银复本位制，是金银两种铸币被同时法定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包括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是“单本位制”的对称，“复本位制”的全称，是指以金银两种金属同时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特点：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被定为法定货币；金银两种铸币均为主币，均可以自由铸造，都具有无限清偿的效力。复本位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金银两币按其各自实际价值流通的“平行本位制”；另一种是两币按国家法定比价流通的“双本位制”，或称“两本位制”，即通常所称的复本位制。复本位制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制度，因为金银同时充当本位币与货币的独占性、排它性相矛盾，并可能导致商品价格和交易处于混乱状态，所以较少有国家采用。单本位制是指由国家法律规定用具有一定重量、成色和形状的金币或银币作为单一主币的货币制度，有银单本位制和金单本位制两种。其特点是：流通中只有单一的铸币 (金币或银币)，它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主币有一定的含金量和形状；流通中的货币除本位币之外还有作为零星交易和找零用的辅币；对辅币实行限制铸造，它只有有限法偿能力，以此保证本位货币在货币制度中的主导地位。与复本位制相比时单本位制具有相对稳定性，其主要表现是国内流通的通货价值对金属不发生贬值，外汇行市也相对稳定。银本位制又称银单本位制，是以一定重量和成色的白银作为法定的价格标准和最后支付手段的一种货币制度。银本位制产生的时间较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就有银币流通，持续时间较长。

（六）直到19世纪时墨西哥、日本、印度等少数国家还保持银本位制，1935年中国才废除银本位制。银本位可分为银币本位和银两本位，前者是将银铸成特定形状的本位币，实行银币流通的货币制度；后者则是以银的重量单位“两”作为价格标准，实行银块流通的货币制度。银本位制下本位币可以自由铸造与熔化，具有无限法偿效力，并可以自由输出输入。金本位制是以一定重量和成色的黄金作为法定的价格标准或货币单位的一种货币制度，英国于1816年率先实行，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和日本等相继仿效，金本位制成为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制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金本位制中止施行。10年后又以新的形式在各国先后恢复，但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中全部崩溃。主要形式：金币本位制，法律确定金铸币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是金本位制的典型形式。其特征是金币可以自由铸造和熔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金币或黄金，黄金在国际上可以自由输出和输入，因此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单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又称生金本位制，是银行券只能兑换金块的金本位制。其特征是规定本位货币的含金量，但不铸造金币，国内不流通金币，只发行代表一定重量黄金的银行券流通。银行券可以有限制地兑换金块，规定黄金官价，允许黄金自由输入，外汇自由交易；金汇兑本位制，又称虚金本位制，是银行券只能兑换外汇的金本位制。其特点是将本国货币与另一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并在该国存放外汇准备金。银行券在国内不能兑换黄金和金币，银行券可以兑换外汇，国家通过无限制兑换外汇来维持本国货币的稳定。因此金汇兑本位制本质上是一种经济附庸国的货币制度，多为殖民地、附属国和战败国所采用。平行本位制是金银两种本位币均按其所含金属的实际价值流通，国家对两种货币的交换比率不加规定，而由市场上金和银的实际比价自由确定金币和银币比价的货币制度。

（七）在实行平行本位制的条件下市场上每种商品都必然有两种价格表现形式：一种是金币价格，一种是银币价格。由于金银市价不断变化，金、银铸币的兑换比率也不断变化，用金银两种铸币表示的商品的两种价格对比关系也随市场金银比价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使货币价值尺度职能的发挥受到影响，对商品价值的衡量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平行本位制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制度，这种不稳定的根源在于货币具有的排他性、独占性的本性不容许金、银同时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金银复本位制有三种具体形式：平行本位制、双本位制和跛行本位制。在平行本位制下金币和银币之间不规定比价，按照各自所包含的金和银的实际价值流通，金币和银币的比价就是市场上生金和生银的比价。在双本位制下国家规定金币和银币的比价，两种货币按法定的比价流通。平行本位制的特点：金币和银币都是一国的本位货币；二者均是具有无限的法偿资格；二者均可自由铸造和熔化；金币和银币之间的交换比率完全由金币的市场价格决定，由经济力量调整，不为任何人为力量所管制。但金币和银币之间的自由交换比率随金币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也可以说是平行本位制的缺点，因为各国的金银兑换比率不同，而使得金币流向金价高的国家使得该国家成为金本位制国家。银币流向银价较高的国家，使得该国成为银本位制国家。双本位制是金银两种货币按法定比价流通，国家依据市场上金银比价为金本位币与银本位币规定固定的兑换比率，两者的交换比率不受市场上金银价格波动的影响。在双本位制下金币和银币按决定比价流通，这就克服平行本位制下那种混乱的局面。但在双本位制下当市场上金、银的比价发生变化时会引起金币或银币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背离，这时实际价值高于名义价值的货币（良币）就会被人熔化，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的货币（劣币）则会充斥市场，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规律”。

（八）因此在双本位制下虽然法律规定金银两种铸币可以同时流通，但实际上在某一时期内市场上主要只有一种金属铸币流通。银贱则银币充斥市场，金贱则金币充斥市场。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下实行双本位制的国家不得不将劣币的铸造权收归国有，以保持流通中金币和银币的法定比价。19世纪末世界白银过剩，银价暴跌，金银币比价日益脱离市场比价，双本位制日趋没落。这些国家或者是由于流通中的银币一时难以收回，改铸费用太大，或者缺乏黄金，于是只好改用跛行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有三种具体形式：平行本位制、双本位制和跛行本位制。在平行本位制下金币和银币之间不规定比价，按照各自所包含的金和银的实际价值流通，金币和银币的比价就是市场上生金和生银的比价；在双本位制下国家规定金币和银币的比价，两种货币按法定的比价流通。双本位制是金银比价由政府参照市场比价规定的金银两本位制，双本位制也不是理想的货币制度，因为这种货币制度虽然克服平行本位制下“双重价格”的缺陷。但是由于违背价值规律，又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格雷欣法则）。在双本位制下官方的金银比价与市场上金银的比价平行并存，官方比价弹性小，市场比价弹性大。当市场比价发生变化而官方比价没有及时调整时就会引起金币和银币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相背离，从而使实际价值高于名义价值的货币被收藏、熔化，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的货币充斥市场，市场上实际只有一种货币在流通。跛行本位制是指由金银复本位制或银本位制转化为金本位制的一种过渡性货币制度，是拉丁货币同盟诸国在1878年以后采用的一种临时性币制。法律规定金银同时为本位货币，但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而银币则不能自由铸造。

（九）19世纪70年代世界银价暴跌，为维持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地位及金银的法定比价，法国和美国决定停止白银的自由铸造，由金银复本位制改为跛行本位制。有些国家如德国和荷兰则直接由银本位制过渡到跛行本位制，金本位制在各国确立之后跛行本位制即宣告废除。跛行本位制不完全具备复本位制的特征，虽然规定金币和银币都为本位币，但同时规定金币可自由铸造，而银币不能自由铸造。严格地讲跛行本位制已经不是复本位制，而是由复本位制向金本位制过渡的一种形式。为了克服双本位制下“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许多国家实行跛行本位制。在这种货币制度下金币和银币仍然同为本位币，仍然按法定比价流通和兑换，都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但是只有金币可以自由铸造，银币则不能自由铸造。由于限制银币自由铸造，这样银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金属银而是取决于金属金，银币本位币的地位大打折扣，银币成为金币的附属货币，起辅助作用。在这种货币制度下两种货币的地位不平等，所以叫跛行本位制。跛行本位制的特点：金币、银币都是一国的本位货币；两者均具有无限法偿性；只有金币可以自由铸造，银币不得自由铸造；金币、银币的比价由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这种币制的出现主要是由于19世纪70年代世界银价暴跌引起的。银本位制是指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其特点是：国家规定白银为货币金属，并要求铸成一定形状、重量和成色的银币； 银币可自由铸造或持生银到国家铸币局请求代铸；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银币或白银；银币或白银可自由输出或输入，以保证外汇市场的稳定。在货币史上银比金更早地充当商品的价值尺度，在中世纪不少国家就把白银作为本位货币。在货币史上银比金更早地充当本位货币，但在充当货币商品方面黄金远胜于白银。

（十）西方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银本位制先是过渡到金银复本位制，19世纪20年代后又为金本位制所取代。到了19世纪末随着白银采铸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白银价值不断降低，金银之间的比价大幅度波动，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除了中国以外各国先后放弃银本位制，银两本位是以白银重量“两”为价格标准，实行银块流通。银币本位则是国家规定白银为货币金属，并要求铸成一定形状、重量和成色的银币；银币可以自由铸造成和自由熔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银币或白银；银币和白银可自由输出或输入，以保证外汇市场的稳定。十九世纪后期世界白银产量猛增使白银市面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呈长期下跌趋势。白银价格的起伏不稳，加之体重价低不适合巨额支付，因而不同国家先后放弃银本位制。金币本位制：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辅币和银行券可自由兑换成金币，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国境。金币本位制：是一种比较稳定的货币制度，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金币本位制的稳定因素遭到破坏。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是残缺不全、不稳定的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是一种没有金属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以不兑现的信用货币为法偿货币。信用货币制度亦称“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不兑现本位制”，指既不规定含金（银）量、也不能兑换金（银），完全取消流通货币的金银保证，流通中的货币通过中央银行的信贷程序投放出去的货币制度。它是在各种形式的金本位制度垮台之后出现的通行于各国的币制，在金本位制时期流通中就存在有银行券等信用货币，但这时的信用货币规定有含金量，能随时与黄金兑换。特点：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本位币，政府发行的铸币为辅币；

（十一）实行不可兑换制度，即本位币不与任何金属保持等值关系，纸币不能兑换金银，不兑现的银行券由国家法律规定强制流通。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或发钞银行，成为无限法偿货币和最后支付手段；实行自由本位制度，即纸币的发行可以自由变动，不受一国所拥有的黄金数量的限制；银行券由银行通过信用渠道投入流通，存款货币通过银行转帐结算。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现金流通的数量和范围越来越小，而非现金流通成为货币流通的主体；实行管理纸币本位制度，即发行者为了稳定纸币对内对外的价值，要对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进行周密的计划和有效地管理，因此经济学家又把信用货币制度称为管理纸币本位制度。西方货币总量指标的改革：现代西方主流国家货币总量指标的统计模式始于货币学派的经验研究，自从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中采用按照流动性的顺序逐级累加的货币量，并划分M1、M2和M3的口径以后经济学家纷纷效法。后来美国的联邦储备体系也采用同样的方法编制货币总量指标，其间历经多次重要的改革。1982年美国联储确立的统计标准延续至今，调整后的数据上溯到1959年，其它各国的经济学家和货币当局基本也是沿着同样的模式编制货币总量指标。由于这种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备受理论和实践的质疑，西方学者提出许多改革方案，进行大规模的实验性工作。西方学者的改革思路是既然不同的货币成分是不完全的替代品，可以利用其差异指标调整货币量，多数方案选择的差异指标是货币资产的收益率或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 是指企业为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而放弃另一项经营活动的机会，或利用一定资源获得某种收入时所放弃的另一种收入，另一项经营活动应取得的收益或另一种收入即为正在从事的经营活动的机会成本。通过对机会成本的分析，要求企业在经营中正确选择经营项目，其依据是实际收益必须大于机会成本，从而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配置。

（十二）准货币亦称“准通货”，可随时兑换成货币，但不能直接用于支付的银行定期存款和政府债券。由于银行定期存款和政府债券本身并不是货币，因此不能直接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但它很容易兑换成一定数量的货币。因此准通货是一种潜在的货币，对货币流通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通货膨胀时期它们随时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货币，从而增大货币供应量，加剧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准货币主要由银行定期存款、储蓄存款以及各种短期信用流通工具等构成，如国库券储蓄存单、外汇券、侨汇券、金融卡等。 从货币层次上看准货币=M2-M1，准货币是潜在购买力，准货币=M2-M1，即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之差成为准货币。具体包含以下几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证券公司保证金存款、其他存款。狭义货币（M1）是“广义货币” 的对称，流通中现金与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总和。构成狭义货币的现金，是法定通货的存在形式。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存款人随时可签发支票进行转让或者流通，具有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两种职能，是狭义货币中的存款通货。狭义货币的供应量是中央银行制定及执行货币政策的主要观测依据。广义货币：广义货币是和狭义货币相对应的一个经济学概念，在经济学中以M2来表示，其计算方法是社会流通货币总量加上活期存款以及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广义货币是“狭义货币” 的对称，狭义货币 (M1) 加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总和。由于各种定期存款一般可以提前支取转化为现实购买力，把它算作货币可以更全面地反映货币流通状况，便于分析和控制市场金融活动。依此类推，储蓄存款、可转让定期存单、易转手的短期债券等作为具有通货性质的准货币也可按其流动性状况囊括进来，通常用M2、M3等作代号进行分类统计，依次递增的准货币在流动性上依次递减。各国中央银行对这些分类指标的规定有所不同，广义货币分类指标的多少在一国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

（十三）广义货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和狭义货币相对应，货币供给的一种形式或口径，以M2来表示，其计算方法是交易货币（M1，即社会流通货币总量加上活期存款）以及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但由于历史原因，在不同国家其统计口径及表示方法会有所不同。例如在美国的经济统计中常常以M3表示广义货币；而在英国则以M4表示。基准利率是金融市场上具有普遍参照作用的利率，其他利率水平或金融资产价格均可根据这一基准利率水平来确定。基准利率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之一，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融资者衡量融资成本、投资者计算投资收益以及管理层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客观上都要求有一个普遍公认的基准利率水平作参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基准利率是利率市场化机制形成的核心。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经营融资的利率水平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它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它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是指货币当局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利率，货币当局则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和决定市场利率水平，以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融资成本是资金所有权与资金使用权分离的产物，融资成本的实质是资金使用者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报酬。由于企业融资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有交易就会有交易费用，资金使用者为了能够获得资金使用权就必须支付相关的费用，如委托金融机构代理发行股票、债券而支付的注册费和代理费、向银行借款支付的手续费等等。

（十四）企业融资成本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即融资费用和资金使用费。资金使用费是指企业支付给投资者的报酬，包括无风险报酬和风险报酬，它构成资本成本的主要内容。无风险报酬是指投资者将其资本投向无风险项目所获得的报酬，如国库券或银行存款利息率加保值率计算所得的报酬，无风险报酬的高低一般受资本市场对“资本”这一特殊商品供求关系的影响。风险报酬亦称风险溢酬，是指投资者将资本投向风险项目所要求得到高于无风险报酬的补偿。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诸如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等各种风险的客观存在使得企业未来收益带有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要求风险越大，补偿率越高。股市换手也称“周转率”，指个股日成交量与其流通盘的比值，反映在一定时间内市场中股票转手买卖的频率，是反映股票流通性强弱的指标之一。实战操作之中对量的研判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换手率是值得长期关注的指标。流通盘是指股票能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的流通量 ，流通盘是指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规模，描述单位为万股，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总股本中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 。周转额是资金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工作量的货币表现，全部经营资金或流动资金在一定时期内完成（实现）的周转额通常为销售收入（或销售成本），经营过程各阶段占用的储备资金，生产资金和成品资金所完成 (实现) 的工作量的货币表现，分别为计算期材料耗用额、计算期完工产品成本和计算期销售产品成本。企业的资金从投入生产到销售产品而收回货币，再投入生产，这个过程重复进行，谓之周转。总量指数由两个不同时期的总量对比形成的相对数，它可以由不同时期的实物总量对比形成，如不同时期的粮食总产量或工业总产量对比形成的总产量指数；也可以由不同时期的价值总量对比形成，通常称为价值指数，如不同时期的工业总产值、产品总成本、商品销售额等对比形成的价值指数。

（十五）改革陷于困境的根源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理论缺陷，在微观上西方学者缺乏对货币的辩证理解。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计算单位、流通媒介和贮藏手段是货币的三个基本职能，按照这三个职能来评价时西方学者对货币的理解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缺乏对货币本质的深刻认识，货币代表价值，是价值的尺度，货币形式的变化丝毫不能改变这一本质。西方学者鉴于现代货币形式的变化，将价值尺度改为计算单位，而且往往将这一职能排在最后，满足于孤立地解释这个职能。忽视代表价值是货币的本质，是其它职能存在的基础；缺乏对三个货币职能关系的辩证理解，货币的三个职能在质与量上是互相依赖的。计算单位的本质是代表价值，而代表价值的量则取决于货币量、货币速度与经济交易总额的比较。货币量等于贮藏手段的总量，货币量与货币速度的乘积等于交易媒介发挥的功能，所以货币代表价值的量的确定依赖于贮藏功能与交易功能的总量。这种辩证的关系说明虽然可以在微观层面孤立地讨论货币的职能，但货币的代表价值量涉及到三个职能的相互作用和经济总量的动态平衡只有在宏观领域才能解决；西方学者对于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何者为主存在很大争论，这种争论掩盖最核心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每一个货币职能都必须有恰当的质与量的表达方式，西方学者恰恰是选择错误的方式来表达流动性。贮藏手段的本质是资产性，可以用货币量和货币的收益率来表达。交易媒介的本质是流动性，速度才是它的灵魂。货币的使用者成本只是货币的租赁价格，它怎么可以反映货币的速度和货币承担的交易额？在这个问题上古典经济学的智慧仍然是值得推崇的。货币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耐用品，它的持有成本（价值）可以用使用者成本来表示，但货币的使用者成本（价值）与货币的使用价值是不相同的。

（十六）货币作为流通媒介的使用价值是代表价值的不断流通，它在质上和量上与使用者成本相距甚远，最重要的是货币流通所包含的经济信息远远不是持有者成本所能代表的。在宏观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严重的结构缺陷，凯恩斯发表的《通论》虽然对经济学有重要的贡献，却基本否定货币的作用，过分强调利率在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性。货币学派恢复货币数量的重要性，却遗弃货币的真实速度。西方主流经济学合力废弃真实的货币速度，其结果已经危及到对货币重要性的客观认识。在这样的理论结构缺陷的背景下探讨货币指标的改革不仅会完全忽视货币的真实速度（收入速度不是真实的货币速度），而且更多的是导致对货币指标的怀疑。在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上西方学者也缺乏科学的界限，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表现规律也可能不同。物理学中经典力学的适用范围是宏观、低速的物质运动，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是微观、高速的物质运动，界限是分明的。经济学原理的运用也要有限度，货币与其它商品有本质的区别。在所有的经济交换品中货币是极其特殊的，现代货币完全依靠法律的强制。它的边际成本是递减的，且远远低于代表价值。货币是最普遍的、最无差异的、传递速度最快、传递成本最低廉，货币的代表价值只取决于各种经济总量的比较，货币的真实的有意义的速度只在宏观领域才观察得到等等。正因为存在如此多的特殊性，对货币的研究不能简单地用微观经济学的原理来确定。从西方学者的改革方案可以看到他们简单地使用效用函数理论来分析货币的流动性，将使用者成本与货币服务等同起来（或者将利率作为货币服务的替代指标）。由于货币服务包括流动性服务，使用者成本的高低也就似是而非地反映货币流动性的强弱。主流经济学忽视一个极其浅显的事实：流通手段的本质是运动必须用速度或动量这样的矢量来表示。最终经济学原理的简单移植导致对货币的严重误解，导致经济学结构的严重缺陷。正是由于存在这些深层次的理论缺陷，西方学者不能将真实的货币速度转换为权数来建立具有速度特征的货币总量指标。这是西方学者在货币总量指标的改革上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且在历经半个世纪且耗费巨大的经济学资源之后仍旧看不到西方学者有自我解脱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