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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郑和下西洋是15世纪初一件非常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的28年间，郑和奉命率领船队七次出使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其次的航海过程中，郑和穿越了印度洋、非洲等区域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共出发船只数量613艘，完成了人类航海史上伟大的创举。

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介绍

1. 当时的永乐朝政治方面，永乐帝凭借武力，从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权。登基之后，杀害了那些反对他统治的知识分子，这使得身为皇帝的权威大力下降。因此，永乐帝急需通过提高威望来稳固统治。按照儒家传统观点，如果在皇帝统治时期,能够出现四夷臣服，万国来朝的现象，就能说明他是一位圣君。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圣君，他决定一边和蒙古交战，一边让郑和下西洋。经济上，永乐帝欲有所为，就必须另开财源。想要重新修建都城，需要钱财的大力支持，想要修建运河，也需要钱财大力支持，想讨伐蒙古和下西洋，更是需要钱财。如此大的钱币需求，仅仅依靠有限的农业税收，显然解决不了问题，想要国家富强，就得下西洋。

2.当时的外贸法律制度也有利于郑和下西洋，明朝在永乐帝时期的外贸主旨为“锐意通四夷”。这样的主旨，为相关的外贸法律制度奠定了基调。首先，是招来外使来朝贡，所谓法自君出，通过永乐帝一道道的诏书，即形成了大明当时的外贸法律制度。洪武三十五年，皇帝就将即位的诏书，派遣使者晓谕海外各个国家。

同时，颁布相关的外贸法律制度，并通过各项政策来支持郑和下西洋，并提供大量的财力支持，以让郑和无后顾之忧。另外，皇帝更先后多次主动派遣庞大型使团船队出使海外，“宣德化而柔远人”，为了海外外诸国的贡使安全地到达大明，大明船队先后多次肃清海道。通过以上种种举措，终使使得海外各国纷纷入贡，而明朝也因此达到了外交空前的盛况。

最后，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官方的朝贡贸易就成为中外贸易往来的唯一渠道。通过这样的对外经济政策，明朝把外交与通商结合在了一起，更是规定如若要与大明通商，首先就必须朝贡，这更是为郑和下西洋打下深厚的基础。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1.政治目的

统治者想要加强并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大力支持郑和下西洋，明帝国已与海外各国建立了藩属关系，作为明帝国的藩属，地位理应平等，而且只有维护这种平等关系才能显出明帝国的宗主地位。明朝要求各国“安分守礼”，就是要各国安于藩属国地位，彼此“比肩而立”，和平共处，共同遵守明政府要他们遵守的“睦邻保境、永享太平”的敕谕。当安南,暹罗等不“安分守礼”时,明政府是不能容忍的。

不仅如此，当有海外强国欺负藩国时，明政府也要进行干涉。明帝国与各国建立了藩属关系，对各国的纠纷明政府有理由也有必要让他们申诉于朝廷，让中国为他们做主。这些国家僻居海外，远离中国，以当时的情况看，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解决问题，而郑和下西洋所率领的军队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至少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到后不寒而栗。1587年编纂的《大明会典》中共有123个朝贡国，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就与明朝确立了册封一纳贡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的确立凭借的是明政府本身强有力的实力。国家并未出一兵一卒对其占领，只是对其现存状态的一种高姿态的认可，而这些小国家也从中得到了保证安全和得到丰厚赏赐的好处。

2.经济目的

除了有其政治目的以外，还有其经济作用，明朝的朝贡国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一般性的朝贡关系和名义上的朝贡关系。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主要在朝贡国承认自己是明帝国的藩属国,按时纳贡,接受明帝国的“正朔”、年号等，明政府对其进行赏赐、册封并对其安全负责。这种关系有很强的隶属性，换句话说就是君臣关系，这类国家有安南、占城等。

一般性的朝贡关系指,藩属国在承认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接受明帝的封号并且来华朝贡。这类国家有:暹罗、爪哇、满刺加、苏门达刺、真腊、渤泥、三弗齐等。这种朝贡关系中经济因素很明显,名义上的朝贡关系则是指朝贡贸易了。明初的对外贸易都是以朝贡的形式进行的，许多国家遣使来华贸易都打着朝贡的招牌。海外国家通过派送贡品来表达自身的仰慕，同时，明成祖回给其相应的赏赐，这些朝贡，实质已经成为商品交换，变成了贸易的发展。

明代有记载的朝贡国，大多是名义上的朝贡国，据史料记载，在郑和下西洋期间，始终都在保持相应的贸易交往活动。同时，郑和在实现统治者下达的外交的目标时，感到十分困难。于是，他就想通过发展经济来促进政治上目标的实现。同时，通过与各国得贸易也能获得奇珍异宝，统治者对此非常的热爱，加上当时民间贸易的禁止，郑和团队没得竞争，所获得的经济利润超乎想象。

3.郑和下西洋的终结

公元1431年，郑和最后一次出史西洋，代表着郑和下西洋的结束，结束的原因是多样的。在政治上，永乐以后的皇权权威开始下降，而文官集团控制力则开始此消彼长。明朝宦官开始由于内官的身份，只能凭借东广等特务机关，展现其政治势力。即使后来的军事行动，他们的身份也仅仅是监军。而由于永乐皇帝对宦官的重用，宦官集团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通过下西洋，可以挣取功名，获得权力，但与宦官对峙的文官集团，不愿意看到宦官势力的膨胀，尤其是让其掌握兵权。

因此，他们必然会阻止这种由宦官主导的航海活动。而具体到洪熙皇帝，在国内政局不稳的情况下，需要郑和这样一支海上军事力量，帮助自己巩固皇权。而终止这种航海活动，未尝不是一种对文官势力的争取。在皇位巩固关键的时候，郑和回来了。他恰巧在第六次出航后就很快返航，在皇帝需要的时候出现了。经济上，这些贸易，当时的政府实行了开始的抽买，乃至后来的抽分制。从中赚取了大量的利润。因此史书上面提到的，非正在停航的经济原因。而当时文官背后的宗族势力，由于政府这种垄断贸易，无法在私人的海外贸易中赚取利润。作为各大宗族代言人的文官，自然会发挥其话语权作用。

从微观上分析，由于当时明朝纸币贬值，政府以胡椒等作为钱钞替代物发放俸禄，也是他们不满的原因。文化上，重农轻商并不能称为解释停航的原因。宋朝理学开始萌芽发展，但是这个时期的航海活动却得到了迅速发展。南宋的时候，市舶司的收入甚至是政府财政收入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明朝停航的法令，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由于理学的发展，使得文化的禁锢性进一步加强。这种禁锢性，使得中国文化的整体趋势是内向性。而传统文化中的华夷思想，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多数文官认为朝廷物产丰富，无须与外邦互通有无。只是这种思想，由前期的主动传播王化，转为后期的被动等待朝贡。

永乐帝之后，皇权不再强大，帝国在宦官和文官集团的内下日趋衰弱。曾经强大的军事力量随着制度的腐朽，在土木堡之变后就一蹶不振。往昔显赫的海军失去了辉煌，郑和的英雄史诗由于缺乏持续性和传承性而成为历史。曾经先进的王朝技术和工艺开始被遗忘和丢弃。文人们只是埋身于理学的死板条文中，培育道德，热衷于“养性”，却窒息了人的主动性与自由性。中国一度如西方一样，拥有着向海洋发展，并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机会。然而，当时的明帝国没能顺利把握这一机会。而当西方正准备冲向全球的时候，中国去主动退却。停止海上贸易的禁海政策，导致了商品经济的萎缩，也造成了社会政治机制的腐朽和对世界的蒙昧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郑和下西洋的终结，更是中国曾经领导世界的一个时代的终结。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1. 促进造船业的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有着悠久航海历史的国家之一。早在西周，我国人民便实现了对日本、越南的海上交通。唐宋元元时更是开辟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航海事业的不断发发展。明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与发展了社会经济。农工商业的大发展也促使了造船业的发达。明代在很多地方设立了造船厂，如东南沿海的明州、泉州、·福州、潮州、广州等地都成为了制造海船的基地。

而这些地方往往是繁华的港口，明代外销瓷正是通过这些港口走向向世界的。明代的造船技术以及船舶的尺度，都是以往任何朝代不可比拟的。《明史·郑和传》记载:“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以此便历诸番国。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 虽然因为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被毁，历来对郑和宝船的尺度存在争议，但是郑和亲率二万七千多兵卒下西洋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1957年在南京市下关出士的宝船舵杆，长达11.07米，可见当时船舵之巨大。

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也曾记载:“其所桑之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由此可见宝船之巨大，而明代造船业的水平也就可见一斑了。另外，郑和下西洋其航行规模、人数和船只大小，都是其后的欧洲航海活动所无法比拟的。郑和结束远航后几十年，西班牙 葡萄牙、荷兰等国才开始了远洋航行。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 只有三艘凯船和88人。1497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只带了四艘三桅三帆的小船，人数只有171人。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造船业远远地走在了欧洲的前面。

2.促进贸易的发展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境外十分动荡不安。东南亚水域海盗猖獗，没有哪条海上航线是安全的。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南部地区的安全，阻碍了明朝整个地区的通信，破坏了中国的稳定与发展。郑和在航行途中，凭借各种方式，化解国际争端，维护海上交通的安全。就这样，他让中国与这些地区联系在了一起，创建了一个持续稳定的国际性区域。郑和在调解冲突，稳定东南亚，维护海上安全方面的卓越成就使明朝声名远扬，同时也使整个地区受益良多。郑和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代表明朝政府从事官方贸易。

他与当地商人的贸易活动受到了明朝政府和他所到国家政府的支持，对扩大明朝的海外贸易网络大有裨益。除了外交礼物,郑和船队还运载了铜线，丝绸，瓷器和铁器。一部分交易使用了明朝的货币，但大多数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直接进行。当船队到印度的达卡利卡特时，当地的商贸部门将中国的商品运到一个特殊的市场，在此双方可以对各种商品的价格进行协商。价格一议定，双方便成交。郑和凭借这种传统友好协商的方法在整个地区赢得了崇高的声誉。郑和在西行中致力于大规模的贸易，这一点在他之后的航行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他坚持开放谈判和公平交易的原则，将中国传统价值观与国际贸易融合了起来。

郑和大规模官方交易活动引发了许多自发的草根商业活动。郑和船队开辟了新的海上航线，船员们沿途在港口出售各类中国商品，例如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工具等在东南亚十分昂贵的商品。无论郑和的船是否会停下，当地人都会聚集在小船上或码头等待交易。一些人甚至会要求郑和船上的军官和船员在当地市场设摊位。

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有，如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器皿、和铜币换回了宝石、香料、黑胡椒粉、药品和珍稀动物。通过对外贸易振兴商务是明朝政府的首要目标。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铁器都有极高的声誉在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这些商品为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几个世纪以来，东西方勇敢的探险者已经开辟了穿越印度洋危险水域海航线。建立贸易关系的共同愿望和导航、船舶的迅速进步，推动了海运和贸易的发展。公元220-280年，中国商船曾到过印度和波斯。公元618-1279唐宋时期，中国船只定期横渡南中国海，向海外市场稳定供应包括丝绸、瓷器、茶叶在内的中国货物。在明代早期，郑和下西洋将西部海上贸易发展到顶峰。

3.促进文化交流发展

首先，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当中，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思想，尤其是儒家的经典思想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中国的酒文化、茶文化等都对航行所经过国家的文化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对外传播。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对西洋沿途的国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吸引力。通过郑和浩浩荡荡的船队更是给沿途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冲击与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逐渐的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直到今天，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民族文化体系中还能看到一些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类似的内容，这些内容的出现与当年的郑和下西洋有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性。

其次，促进了外来文化的传播。郑和下西洋是一个文化互动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有外来文化进人我国，对我国的本土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航海家将沿途的所见所闻与风土人情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最后汇编成航海著作。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瀛涯胜览》和《西洋藩国志》，在这两本著作中，作者马欢与巩珍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国人通过这些航海家的真实记录来进一步的对中国之外的异域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丰富了中国的文化体系的同时，也拓展了国人的眼界。这些著作在一定层面上也冲击了国人固有的关于“四夷”的传统观念，为后期的思想开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最后，加速了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郑和下西洋不仅仅是一次文化之旅，也是一次经贸之旅。在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中国的船队停靠在非洲海岸的时候，大量的当地居民会用他们所拥有的特色产品来与中国的宝船进行交换。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非洲当地的居民会用珍珠、象牙以及犀牛角等稀有的宝物来与郑和船队中所携带的铁器、丝绸以及瓷器等物品进行交换。在这种物与物的交换的过程当中，加速了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也为后来的海洋贸易的深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郑和下西洋比欧洲航海家的航行早了半个多世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明朝中期，政治制度完备，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科技发达等，这些都为他七下西洋提供了基础。郑和船队规模庞大，横跨亚欧非大陆，在广度和跨度上都足以载入史册。明成祖对航行的大力支持及郑和本人出色的领导才能，造船航海技术的成熟，使得他出色的完成了统治者交付的任务。15世纪初郑和船队的航行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航行过程中船队对沿途各国进行访问交易，使得沿途国家对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有了初步的认识，提高了各自国家的政治影响，为以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交往奠定了基础。此外，这次航行也为21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新建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明史》、《明代海外史》、《论郑和下西洋》、《明成祖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