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卷五

在《理想国》第五卷中，柏拉图通过对“爱智”与“好奇”的区分引入了理念论的形而上学思考。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本身为一，其现实—经验的体现则各自为多：“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以及其它类似的理念……就它们本身而言，各自为一，但由于它们和行动及物体相结合，它们彼此互相结合又显得无处不是多。”（476）一与多本身必不相同，所以对一与多的各自认识也有所不同：对一的认识称为“知识”，对多的认识则只能是“意见”（476C）。

柏拉图对“知识”与“意见”两条道路的区分极易使人联想到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事实上，柏拉图此处所体现的形而上学观念毋庸置疑是对巴门尼德的继承。在巴门尼德看来，意见之所以是意见，原因在于意见是对非存在的认识。非存在是运动与变化的，对于不断变化的非存在的认识必然相应地随之改变，因而这样的认识便不能被称作“真理”，而只能是“意见”。巴门尼德的知识论—存在论的思考对西方哲学的传统影响极大。一方面，巴门尼德为西方哲学开启了两条道路：思入存在，或者存在生成并规定思；另一方面，在巴门尼德的奠基之下，西方哲学长期将存在与真理看作是超时与全时的，这样一种认知直到现象学的产生才有所改变。

巴门尼德对柏拉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柏拉图和巴门尼德一样，都把事物的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对立起来，把一般当作独立于个别感性事物的绝对的存在。在柏拉图看来，理念并非官能所能及，而是心灵与理智所“看”到者，即通过本质直观所抵达者。在这一点上柏拉图超越了巴门尼德：巴门尼德的“存在”仍然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得出，然而这样一番抽象只具备方法论上的意义，无法达到本体论上的真实。事实上，对于从具体中能否抽象出一般的问题本身并不局限于哲学，熟悉涂尔干者必然能从《自杀论》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转变中察觉端倪。

其次，依循巴门尼德对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的划分，柏拉图将世界区分为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理念世界是绝对的有、存在，经验世界却并非巴门尼德意义上的无与非存在。柏拉图并不把感觉事物仅仅看作是“非存在”，而是将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的哲学进行综合，将经验事物看作既有又无、既存在又不存在者。一方面与赫拉克利特一样，柏拉图认为感官所及的事物都处在生灭变化之中，这样一些事物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非存在”或“缘起性空”，而是介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另一方面同巴门尼德一般，柏拉图并不认为现象中可以存在永恒者，因此在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相对的、暂时的事物之外，一定存在着另一个稳定的、绝对的、永恒的世界作为其根据。但在这一点上柏拉图同样超越了巴门尼德：巴门尼德借存在来否定非存在，借真理来否定意见；但柏拉图抛弃了简单的否定关系，而是认为存在可以成为变化者的存在根据，意见领域依附于知识领域。洞穴内的黑暗何以能成为黑暗？原因在于，洞穴之中只有虚假的火光，而没有真正的太阳。火光的虚假并不在于其本身概念上的不完善，而是因为洞穴之中的东西完全依赖于摹仿理念世界的整全来完整自身的存在。换言之，意见的虚假并非因为它们自身属于一个独立的虚假领域而成其为虚假，而是因为它们缺乏理念的真实，因而知识与意见二者在本质上源出于理念世界的真实与光明。柏拉图承认意见领域的无根基性，理念世界具有根基与本质的地位，但理念世界并不构成对经验世界的否定，恰恰相反，理念世界本质上是为经验世界奠基者，是对经验世界的肯定。再者，意见之所以是对“缘起”者的认识而非对无的认识，原因在于柏拉图的认识结构本质上是“能思—所思”的结构，即诺耶思（noesis）—诺耶玛（noema）的结构。在第五卷中，柏拉图认为：“对于功能……关系着同一件事完成同一件事，我们就说功能是同一功能；关系着不同的事，完成不同的事，我们就说功能是不同的功能。”（477C）认识作为一种功能，其本质自然被其所认识者规定，即由所思规定能思、由诺耶玛规定诺耶思。因为存在与缘起者的不同，知识与意见自然有所不同，而无也就无法认识，从而相关于无者只能为无知。柏拉图在此处已经达到了现象学的思考，只是在胡塞尔看来，尽管柏拉图将理念提升为逻辑上的绝对物，但他却错失了对如下问题的先行追问：所思何以能成为能思的内在的“对象”？原因在于，柏拉图的实在论视角使得他将理念看作绝对客观的存在，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由此产生了割裂：此岸的在者与彼岸的超越物之间有着认识论上的天堑。这一难题困扰了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也是现象学——或者如胡塞尔所言，超越论哲学——的产生在历史视域中的合理性所在。

第三，巴门尼德主张存在是理性认识的对象，柏拉图同样持此观点。官能无法达到对存在的认知，理念可知而不可感。柏拉图所提出的认知理念的方法即辩证法。柏拉图的辩证法是一种研究纯粹理念的逻辑联系及其转化的学说，系统地探讨了各个范畴之间的对立同一关系。但柏拉图的辩证法并不是没有内在矛盾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善”的理念的地位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