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血缘与地缘》，不整活了直接开始。

一、社会继替——血缘

“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血缘与地缘》中对“长老权力”的总结。

之前我们有说到，乡土社会的“社会继替”主要发生在亲子之间。我举的是元朝以后“诸色户计”的例子。

旧社会我们常说“父死子继”。大禹之所以被派去治水是因为父亲鲧治水失败。农人之子一般就是农人，商人之子一般都是经商，这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这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这是财富的“血缘继替”。中国在周朝就形成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或言“世袭制”。中国历代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往往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

那么“血缘”是如何完成“继替”的呢？血缘，正经一点的定义是指人和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的。“亲属”又是指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可是，“婚姻”并不一定会产生血缘关系，比如“丁克族”就是这样。“生育”才会建立血缘关系，男女之间通过孩子产生了血缘关系。因此，严格意义上的“血缘”只是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举个例子，唐琬和陆游的感情多么好，可陆游的母亲为什么要赶唐琬走？最大的原因就是唐琬不能“生育”。

“社会继替”是可以维护“社会分工结构”的稳定的，它可以让社会的各个“岗位”在“旧人物”退休或离世后始终有“新人物”去“替补”。而乡土社会作为一个“定型”的、“今日如昨”的、变动不大的社会。“继替”往往发生在亲子的“血缘”之间。这就是“诸色户计”的前提与涵义，这样做显然是有利于社会在解构上的静止的（社会稳定）。不过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所谓的“阶级固化”。当然，乡土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乡土社会的社会成员的阶层流动性并不大。“今日如昨”是。

“血缘”是乡土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这里我要举印度的例子。

古印度的社会结构静止比乡土中国更为严重。所谓“结构静止”是说印度自古以来就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的四层等级结构，四个种姓并没有出现互换顺序的情况。而印度之所以能做到这么稳定，通过的就是“血缘”。各“种姓”之间不得通婚，那就更不可能“生育”，因此更不可能通过孩子产生“血缘”联系。因此很少有低种姓的人跃升到高种姓。印度的“社会继替”也就只发生在种姓内部，低等级的人几辈子下来永远是低等级；高等级的种姓可以把自己的地位、财富传给自己几代、几十代以后的子孙。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如上图所示。印度的社会结构从雅利安人征服印度起就是这个“三角形”的结构，到印度成为现代新兴国家之后，还是这么个“三角形”结构。

揆诸中国，中国古代也十分强调“血缘”给社会带来的稳定力量。“宗法制”自是不必说，“诸色户计”对职业的“世袭”也说过很多了。这里我们可以反证一下：

我们在《（再论）文字下乡》里说过，乡土社会是没有“时间之隔”的。在这里我们又说：乡土社会的“社会继替”往往发生在亲子之间。那么，“血缘”仿佛就成了我们与长辈（主要是直系的长辈，父亲、爷爷、太公之类的）的纽带。而我们一再强调乡土社会是一个“今日如昨”的社会，这是在说，我们在“长老权力”的促使下向“长辈”学习，我们学到的“思想” “经验”的变动往往是不大的。这是在说，我们通过“血缘继替”来“学习”长辈们的“思想” “经验”。而这“思想” “经验”可能是太公传给爷爷，爷爷又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我，我又可以传给我的子女。那么，“长辈”与“我们”的“思想” “经验”就有了某种“一致性”。就像《玉子市场》里的“玉屋”，据说是玉子爷爷的爷爷一直传承到玉子手里的，“豆大福”的做法也几乎没变过。这种“一致性”正是通过“长老权力”来维持的。“长辈”作为“长老”，通过某种强制性教育我们某种理念、方法、经验。我们也往往就会认可这种理念、方法、经验（这在乡土社会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像现在的大家一样那么具有批判精神）。因此，例如我们也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种“一致性”的体现。那么，许多误会也就从这里产生了，一些小说、戏剧里的冲突也就引起了：许多小说总是希望将父母辈的恩怨强加在后辈的身上，以“一致性”为基础，通过对父母辈的某种认识将这种认识“顺位”到后辈的身上；此时往往还要在后辈身上形成某种反差，例如《神雕侠侣》里的杨过，江南七怪、全真七子对杨过的父亲“杨康”的认识就是歪门邪道、卖国求荣，因此也觉得杨过也是这样一个不走正道的“小魔头”。然而杨过的性格只是有些随性洒脱，他的坚韧隐忍以及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是杨康完全没法比的。这里的“没法比”就是我所谓的“反差”，换句话说，也就是小说、戏剧里通过误会、偏见的冲突。而这种误会、偏见的根源，显然就是“血缘继替”。当然，如果说的在深入一点，就是在一个社会继替的社会里，人们往往会把“社会变迁”惯性思维地认知为“社会继替”。运用“社会继替”的认知（例如我所谓的“一致性”）来认识“社会变迁”，从而造成误会、偏见，形成反差，引起冲突。杨过之于杨康，包括杨康之于杨铁心，都属于“社会变迁”的表现，都有着这样的“反差”。

二、社会变迁——地缘

我们知道乡土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很慢的社会，用学术的话来说即社会的稳定就是指社会变迁蕴含于社会继替中。因此，在一个“定型”的、“不变动”的乡土社会，“地缘”只不过是“血缘”的投影。这里的意思是说“地缘”上的相近往往就代表着“血缘”上的相近。一大家子的人住在一起，甚至整个村子的人都是亲戚。我们在讲《差序格局》就说过“地缘”上的“差序”是可以以某一“家”为中心，向外扩展差序涟漪的。

可是，某块“地”的人口容量却往往是一定的，某个村子只能住200个人就只能住200个人，随着人口的不断繁殖，资源已经不能再承载更多的人的生活了。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人带着部分人离开村子，去建立一个新的村子。此时的“乡土社会”，就是发生了“社会变迁”了。这些离开村子去开辟新的村庄的人依旧被“血缘”的纽带所牵扯着，甚至还用着旧时村子的名字。比如大家可以在美国地图上找到“新伦敦”、“新约克”（纽约），另外还有印度的“新德里”和“老德里”。因此，我们说“地缘”是反应“社会变迁”的。中国的话在同一个县里有很多同名村，也是很常见的事。

三、人口迁入——“血缘”与“地缘”

那些离开村子的人，有时候并不能建立一个新的村子，而是“迁入”到了其他的村子里。

可是，对于被“迁入”的村子来说，在“地缘”上这些人是“本村人”，可在“血缘”上你依旧是“客边”、“新客”、“外村人”。比如我家就是一个这样的迁入家族，全村好像就我们一户是外姓。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成为“本村人”呢？第一是需要有一块地，在土里生根；第二是要与当地人建立婚姻关系乃至生育关系，成为“亲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嫁”或“赘”。然而，土地往往是受到本村氏族的保护的，外族人想在本村获得土地是极困难的事。以婚姻的方式获得土地，建立“地缘”关系固然是行得通的，但是一个已经住进村子的“外客”往往又是很难娶得当地人做妻子的。当然这也不是外族人完全不可能融入本族哈。还是给大家举我家的例子，我家是典型的先有“地缘”后有“血缘”：

我外公是A村的人，迁到了B村，并且获得了国家分配的土地（卡了乡土社会变迁的bug）。后来他娶了一个C村的妻子，然后在B村生下了我舅舅，舅舅娶了B村人作妻子，因此是舅舅和B村的人建立亲属关系的。我家的这个例子也正好符合费孝通先生在书中的假设：“大概先得有了土地，才能在血缘网中生根。”

四、特殊职业——交情的利弊

我们都说差序格局是“私”的，是由亲属或朋友关系建立的“私人关系”，讲究“交情”。这样看来，我们对于“亲属”与“朋友”而言，仿佛就是“无私”的了，应该是“无关痛痒”或“有无相通”的了。

人们在生活中互相依赖，于是产生了所谓的“人情”。我帮助你是出于“人情”，这样你欠了我一个“人情”，此后我要是有困难，你就要“还人情”。有时候我们在“还人情”时还（hai）会还（huan）个更“重”的“人情”，这样就可以让别人欠我们“人情”了。如此，“人情”的反复往来，大家就建立了一种合作互助的关系。“人情”这种东西在时间上可以拉得很长，“人情”你必须还，但是不一定要马上“还”。但是“人情”也不能“一边倒”，既不能疯狂地欠别人“人情”，也不能疯狂地让别人欠自己“人情”。

可是，这样的“人情”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说亲戚朋友欠你钱不还，你总会觉得顾于“人情”而不好意思去催。一旦去“催”或言“算账”，就会被看成是“绝交”之类的意思，用现在的话叫“淡了”。纵然亲属朋友是“亲密”的，但终究“亲”不过自己。虽然我们说“无关痛痒”，但“痛痒”是始终会作用在自己身上的。遇到这种事我们心理总是会有些难过，只不过是不好意思罢了。

可是，讲“人情”是差序格局无法克服一点，简单来说就是“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那么我们放到团体格局上来，你过来就会发现“人情”这种东西大家是很抵触的。费孝通先生举了“賨”（cóng）的例子，我这里就不多说了，自己看书肯定看得懂。另外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一个典型的把“人情”纪律化、制度化的中国团体格局例子：

岷江上游的“羌族”比较特殊，它是“半农半牧”的，是民族融合的典型代表。因此岷江上游“羌族”的社会既有“差序”，也有“团体”。他们也讲“人情”，比如甲家的房子塌了，全村的人就都会来出钱出力。可等到下次其他村民遇到困难时或者其他村民来请甲去帮忙劳动的时候，甲不管多忙都必须去。这样的习俗称为“换工”。并且每家每户还有“换工”账簿，记录着还“欠”谁的“工”和谁还“欠”自己的“工”。因此我觉得岷江羌族是对于“差序”与“团体”的融合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讲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是重利益关系的，但是有的时候又会害怕因为利益失去关系。甚至我们可以说，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存在的。你想想你到亲戚家去买菜总不可能吧，肯定是大家互相“送”，或者叫“换”。因此，乡土社会也会有什么“赶集”、“交流会”的说法。在“集市”上，大家可以抛开血缘关系，成为所谓的“陌生人”，把一切金钱上的交易都当场算清。你到集市上去看到你亲戚在卖瓜，如果你有点良心，即使他送你一个，我想你也会不好意思，并且要强行给钱。可是在平时亲戚要是送你瓜，如果你有点情商，一般都会毫不犹豫地收下（当然你想客气一下也是挺体面的，不过这叫“假客气”，要是没掌握好度，就变成装清高、不领情了），否则就是所谓的“淡了”。如果换用现在调侃的话来理解就是：

“死傲娇活该单身。”

就像结女和水斗恋爱喜剧一样：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客边” “外村人”的特殊方便了。人们和他做交易不需要特别讲“交情”，一切交易都可以当面算清，讲讲价钱也没什么不好意思，因为根本没有关系让你去“淡了”。于是这些“客边”多半就会成为村子里的“商人”。因此，费孝通先生说“地缘”是从“商业”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既然要谈“契约” “权利与义务”，就不能谈“身份” “感情”之类的“私”，这是团体性质的。

因此，费孝通先生又说从血缘结合向地缘结合就是社会性质的转变！差序格局也逐渐走向团体化了。

咕咕鸡崛起了属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