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特人

（一）粟特人原是古代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操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古老民族，从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长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粟特作为丝路贸易集散地和中转站的疏勒必然格外地吸引粟特人到此经商并定居，直到11世纪喀什噶尔城郊还有大批的操粟特语的村落，这在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就有明确记载，说这些土著居民操“坎杰克语”。突厥称西域康居国为“坎杰克”，而康居正是粟特人的故乡。粟特人建立过许多绿洲城邦，但从没有建立过统一的国家，因此长期受周边的强大外族势力的控制。由于粟特地区处于中亚西部丝绸之路的干线上，粟特人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他们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频繁往来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成为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承担者。粟特地处东西、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粟特人充当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中介，西方文化的东传、中国文化的西播都有赖于他们的媒介作用。粟特人善于经商，是丝绸之路上十分活跃的商业民族，汉唐时期大量粟特商人移居中国内地，文献中留下他们活动的诸多踪迹，也有不少考古遗存遗留至今，如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等墓主人都是入仕北周政权的粟特后裔，曾担任“萨保”要职。洛阳等地也发现不少粟特后裔的墓葬或墓志，唐代的安禄山、史思明等更是著名的粟特后裔，曾掀起巨大的政治波澜，总之外来的粟特人群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上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存，粟特人迁居中国内地后活动范围主要在北方地区，以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河西、关中、中原为中心，尤其集中于河西诸镇、长安、洛阳、太原等几个大城市。而南方地区关于粟特人活动的记载不多，这可能是因为南北朝对峙时期粟特人到达南方的道路被阻隔了，无法大规模移民南方。至于唐代文献所记载的活动在长江中游的粟特人一部分应是经由海路辗转长江及其支流而来，另外也有零星北方南下而来者。在南北朝时期南北的对峙并未完全阻隔“四海为家”的粟特人自北方南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在《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粟特人从海路进入中国的记载几乎没有，我们看到的南方粟特人主要是由北方地区间接到达的，其中尤其以从西域到蜀地和从关中到襄阳这两条道路的作用最为突出。”粟特人南下的主要通道当是越秦岭、沿汉水而下，襄阳是最重要的一个落脚点。从4世纪初的永嘉之乱到5世纪初的刘宋时期百年之间不断有北方士族南迁，他们是为了躲避中原和关中战乱而来。由于南迁人口众多，南方政府专设侨置州郡以处之，设在今湖北襄阳的雍州便是考虑来自关中的移民。十六国时期康因、康穆父子先后在前秦、后秦为官，后秦灭亡后康穆率乡族三千余家举族南迁，居住于襄阳岘山之南。这是一次很大规模的移民，乡族三千余家，人口估计在万人以上。由于人数众多，刘宋政权特地为他们侨置郡县，以原籍为名——华山郡蓝田县，仍以本族首领康穆统领之。

（三）关中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中亚粟特移民的主要聚居地，正史中只记载康氏一族移居襄阳的史实，从当时北人南下的趋势看移居南方的粟特聚落应该不止康氏一族，数量也可能不止三千家。南朝梁时西域贾胡，尤其是中亚粟特商胡活跃于蜀汉及吴越一带。《隋书·何妥传》载：“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郫县在今成都西北郊，文中提到的“西城”在陈寅恪先生认为为“西域”之误。何妥父为细胡可以推知何妥家族应为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的何国人（也即粟特胡人），由此说明梁时蜀汉之地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陈寅恪先生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中考证指出从唐到五代都有不少粟特人担任将领。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趁吐蕃内乱，联合粟特人安景旻、部落使阎英达率众起义，赶走吐蕃守将，收复敦煌与瓜州，遣使上报唐朝。在归义军时期（851—1035）粟特人仍然活跃在政教两界，如张议潮时期的甘州删丹镇遏充凉州西界游奕采访营田都知兵马使康通信，张氏统治晚期的节度左都押衙安怀恩，继吐蕃三藏法师法成在归义军初期讲经传法的管内都僧政曹法镜，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甚至914年接替张承奉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曹议金很可能就是一个粟特人的后裔，他东娶甘州回鹘可汗之女，西嫁女儿给于阗国王李圣天，由此改善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开通河西老道，让丝绸之路再次畅通。

（四）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习称的昭武九姓，其原本居处的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泽拉夫珊河流域的索格底亚那，包括有若干城邦小国，如康国（飒秣建，今撒马尔罕）、安国（捕喝，今布哈拉）、曹国（劫布呾那）、石国（赭时）、米国（弭秣贺）、何国（屈霜你迦）、火寻（花剌子模）、史国（羯霜那）等等。其中以康国为最大的宗主国，其姓氏以安、康为主体，包括曹、安、史、康、石、罗、白、米、何等，史书记载的有安禄山、史思明、康进德、曹令忠、曹野那、何伏帝延、米芾等人。史载康国栗特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不辞劳苦，沿丝绸之路东西往返，由之形成许多栗特聚落，例如丝路北道的碎叶城应即栗特人所筑。粟特人以善经商闻名，多豪商大贾。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早就创立源自阿拉美字母系统的拼音文字，一般称之为粟特文（一作牵利文）。于阗塞语中称为suli人，即牵利人（粟特人）。贝利教授指出在于阗诸佛教文献中suliya一词意为商人，这恰恰说明粟特人是以经商闻名于世的。粟特人是中亚的商业民族。他们广泛活跃于丝绸之路上，对东西贸易贡献颇大，他们也是萨珊银币东传的主要输入者。南北朝以来粟特商人来华者众多，携带大量萨珊银币进行经贸活动，使萨珊银币流入草原与绿洲丝绸之路。北齐、北周和隋唐时期粟特人更多出现在突厥、铁勒等游牧部落中，著名的粟特商队首领马尼亚赫即是较为突出的一个。

（五）他不但活跃在西突厥所到之处，利用突厥的军事活动开展丝绸贸易。而且还受命于西突厥可汗室点密，作为突厥使者出使拜占庭，为突厥与拜占庭建立联系，积极扩展丝绸贸易范围。这些粟特商人进行贸易的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就是自身携带的萨珊银币，伴随着粟特商人的足迹，萨珊银币行用范围扩展到草原游牧部族，进而弥漫于欧亚草原，形成草原银币贸易圈。粟特人的主要商业活动内容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而从西域运进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如瑟瑟、美玉、玛瑙、珍珠等，因此粟特胡以善于鉴别宝物著称。《南部新书》记：“长安西市胡入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粟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蹶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主要承担着这种以畜易绢的互市活动，新j境内作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较短途的牲畜生意。奴隶也是粟特人贩运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护这种交易的正常进行，粟特人还以非法手段抢掠或拐带中原妇女。唐振武军使张光晟就查获一起回鹘境内粟特人拐卖汉女的案件，780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胡等自京师返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藁颇多潜令驿卒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粟特商人几乎都是高利贷者，除贷钱外还贷放绢帛。

（六）吐鲁番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文书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内容是汉人李绍谨借练于粟特胡曹禄山，拖欠未还引起的一起经济诉案。此案李绍谨于弓月城一次借练275匹之多，可见粟特人资财之众，并以之牟利。《册府元龟》卷999记：“长庆二年，京师内冠子弟多举蕃客本钱，即借了粟特人的钱，偿还不起。”由此可知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包括丝绸、珠宝、珍玩、牲畜、奴隶、举息等，几乎覆盖一切重要市场领域，确已控制丝路贸易的命脉，乃至京师衣冠子弟也不得不拜在他们的脚下。粟特人商业成功的奥秘除了归功于精通业务、善于筹算、不畏艰险、谙熟各种语言以外还具有许多经商的手段，善于投附一定政治势力，并取得一定政治地位，从而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例如粟特人马涅亚克曾代表突厥奉使波斯、东罗马，西魏酒泉胡安诺盘陀曾奉使突厥，唐代著名粟特商人康艳典、石万年、康拂耽延、何伏帝延等皆拥有城主称号。曹令忠官拜北庭大都护，康感官拜凉州刺史，康进德为安西大都护府果毅，其例不胜枚举。凭藉官员身份或投依官府，进行商业活动，自然是得心应手。用宗教活动掩护商业活动，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相当复杂，佛教、袄教、摩尼教皆拥有其信徒。回鹘皈依摩尼教亦赖粟特人之力，而摩尼至京师，岁往来东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可见这些具有宗教人士身份的粟特人也在经商牟利。

（七）利用隋、唐王朝推行胡、汉有别，各依其俗的政策，发展自身势力。这一政策对汉人推行重农抑商，严禁汉人从事国际贸易，从而为粟特人创造独霸丝路贸易财源的有利条件。粟特人宁肯附籍或客籍，多不肯甘为编户，就是利用蕃、汉有别的空隙，由之成为巨富。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此乃敦煌出土文书《唐人判集》中的虚拟判例，已可窥见粟特人的豪富，粟特人的资财皆在万金以上。非但中原普通商人难于望其项背，就是世代官宦的衣冠子弟，相形之下也显得寒伧极。粟特人“父子计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这种家庭的特征是一方面非常重视父系家世，粟特人皆冠以某某是某某的儿子，父名至关重要，祖父以上就不计了。男子成年后就须脱离家庭，自去经商谋生，孩子一降生就进行经商教育。至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学成了更须独立生活，开始与父母、兄弟别离分居，兄弟之间如发生利益纠纷不耻诉于官府，兄弟、邻居之间财产分得清清楚楚。粟特人婚姻乃建立在多妻制的基础上，粟特人的正妻多为同族联姻，如康阿义屈达干夫人石氏、安菩夫人康氏、米继芬夫人米氏。康、安、米、石皆为粟特姓氏，但也有异族通婚者，如安禄山生父本姓康，养父姓安，母为突厥阿史德氏，亦属异族豪宗大姓。

（八）正妻地位很高，可以与丈夫并坐胡床见客。法律上不但允许夫休妻，而且允许妻弃夫，拥有再嫁的权利。由于粟特人多去远地经商，其x生活不可能为一夫一妻制束缚得很紧，因此还另有侍妾、姘头。这些次妻皆为外族，有的还具奴隶身份。粟特人属剪发型民族，《魏书·西域传》记“康国丈夫剪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亦云：“此中胡国并剪发。”按波斯发型为剪发齐项，粟特人大约也是如此。《康国传》记：“栗特女子盘髻，然品治肯特壁画中少女发型则为梳五辫。左右各二，脑后一，则妇人的盘髻也是由辫子盘梳而成且面蒙黑巾。”康国人还有以发油美发的习俗，杜环《经行记》记：“粟特人以香油涂发。”粟特人一般穿白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21记曰：“西域俗人皆著白色衣。”玄奘亦曰：“吉乃素服，凶则皂衣。”黑色乃丧服的颜色，忌服用。由于粟特人重商逐利，不存在服色等级的差别，其余花色亦各凭所好。所谓“素衣”未必是全白，而是多夹用绿花。一般戴尖顶虚帽，大约是古塞人遗俗，有的帽子还有前檐。曰卷檐虚帽，便于遮阳远视，宜于长途旅行。其服装以窄袖紧身为特征，讲究突出身体线条，玄奘记其人“裳眼褊急”和刘正言诗云“胡衫双袖小”就是这一特征的显现。粟特人的腰带特别讲究，有所谓万钉宝钿金带，即在革带上装饰以各种珠宝，上佩刀剑，品治肯特壁画对此有生动描绘。下穿长筒革靴，便于跋涉风沙，舞伎则穿锦软靴，刘正言诗云：“弄脚缤纷锦靴软。”此外还有软式拖鞋，粟特人在家似乎更喜欢穿这种鞋。

（九）粟特人以麦面和羊肉为主食，慧琳《一切经音义》云：“胡食者，即铧锣、烧饼、胡饼、搭纳等事。”铧锣即油焖大米饭，今名抓饭，是一种大米加羊肉、葡萄干混合制成的油焖饭。如今的抓饭必须放胡萝和洋葱，其时洋葱已栽培，但胡萝卜尚未传来，与今抓饭略有不同。烧饼即今日维吾尔族食用的馕，胡饼则上加胡麻，反似今日的北京烧饼。元耶律楚材至河中还吃到鸡舌宴，可知粟特人已知养鸡以供食用。葡萄酒是常备的佐餐饮料，盛在一种特殊的碗形酒器叵罗中，以金、银、铜等各种不同质料制成，岑参诗中有“交河美酒金叵罗”之语所指就是这种酒器。粟特的历法直接继承波斯的影响，实行祆教历，这种历法分全年为365天、12月。每月一律30天，余5天搁置。一年差6小时，4年差1天，因此每4年岁首提前1天，故我国史料对粟特岁首记载不一。杜环《经行记》云“其俗汉五月为岁首”，韦节《西蕃记》说“以六月一日为岁首”，《新唐书·康国传》则云“以十二月为岁首”，记载差异正是由于岁首推移的结果。七曜制的发明则乃粟特历法的重要特点，七曜指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合为一个周期（又称星期），至今仍在通行。粟特人的节庆，依蔡鸿生研究主要有三，即岁首节、葡萄酒节、乞寒泼水节。岁首节即年节，韦节《西蕃记》记此节连续庆祝七天，举行赛马及射箭游戏，射中者可为一日王，显示金钱崇拜的力量。

（十）粟特人有陈宝斗富的习俗，每次聚会时在做的所有的人都把身边所带的宝物拿出来相互斗宝，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座上，其余以财物的多少分列。这同明代徽商以资财多少选祭酒，定座次的风俗完全一致，反映重商民族的本质特色，推测似乎也是在岁首节举行的。岁首节还例行祭祖仪式，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民家大概也仿行之。年节又是求天儿骸骨节，这是个同祆教有关的宗教节日。粟特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日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叠衣（黑色棉衣），徒跣，抚胸号泣，涕泪横流。丈夫、妇人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儿骸骨，七日便止。这位失骸骨的天儿就是多尼·耽末子，起源于古巴比伦时代，对于他的祈求反映对作物生长枯而复生的复荣愿望。传至粟特后天儿演变为西耶乌什的英雄传说，这位英雄在安国建立捕喝城之后惨遭杀害，因于岁首凌晨举行野祭，胡男胡女赴郊外寻找天儿骸骨，既是郊游又是对大地回春的祷祝。乞寒泼水节为十月三十日，原为波斯节日。相传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459—483年）在位时期出现苦旱，幸得国王相救，因之每到此日便以水相泼为戏。 乞寒奉西国外康国之乐，其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箜篌、笛，其乐大抵以十一月。l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以乞寒也，这一节日对塔里木绿洲诸国影响甚巨。又有葡萄酒节，据阿里·比丘尔云五月十八日乃是里巴巴花拉节，又作巴米花拉节，意即饮纯葡萄浆。二十六日卡林花拉节，意为品圣葡萄，此节一直延续至八月九日，后来演变为清代维吾尔人的收获节。

（十一）粟特人的宗教信仰呈现多元文化色彩，主要有祆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后来还改信伊斯兰教。佛教在贵霜王朝时代曾为中亚地区的主体信仰，后来随着萨珊王朝政治影响的扩大和祆教的复兴，虽有所衰落但仍存在一定势力。其国俗奉佛，颇有佛法。有史料记米国遭受西突厥肆叶护可汗侵扰，毁佛伽蓝，掠去大量金宝。安国佛教寺院规模宏大，佛像饰以金宝，大食攻入沛肯城，毁所供银质佛像，重达4000迪勒木。在佛眼中挖出鸽蛋大小的珍珠两颗，可见粟特人中佛教信徒依然不少。粟特人主要信仰祆教，在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里，可以确证祆教早在4世纪初就由粟特人带到中国。他们在从事丝绸的中转贸易的同时还在欧亚内陆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对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粟特人是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粟特位于泽拉夫善河流域，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他们的经商活动促进东西方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搭起一座桥梁。粟特人组成商团，成群结队地东来中国贩易，有许多人就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在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沿丝绸之路及周边的于阗、楼兰、高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大小城市形成一个个移民聚落，粟特人迁居各地与其他民族融合，从而成为许多民族的来源之一。 到今天虽然粟特语几乎已成了死语言，粟特人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但是他们建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十二）粟特人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绘画、音乐、舞蹈都非常发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盛赞北齐粟特画家曹仲达的“湿衣贴体”的画风，这种画风在品治肯特的大幅宏伟壁画中充分显示出来。在音乐方面康国乐、安国乐皆名闻天下，粟特琵琶高手曹婆罗门、曹僧奴、曹明达祖孙三代皆擅绝技，历仕西魏、北齐、隋三朝，皆大红大紫，其中曹明达还为北齐主封为郡王。著名歌手何满子誉满京师，元稹诗云：“何满能歌声婉转，天宝年中世称罕。”曹刚善于右手琵琶，人谓其运拨“若风雨”，康昆仑更是号称弹琵琶“长安第一手”。歌手米嘉荣歌声凄楚动人，刘禹锡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又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故人唯数米嘉荣。”音乐理论家何妥曾为隋朝正音律，出任国子监祭酒。在舞蹈方面康国粟特善胡旋舞，石国粟特善柘枝舞。胡旋舞以旋转快速，动作刚劲著称。柘枝舞则胡帽银带，帽上饰金钤，舞时佧转有声。又有胡腾舞、反手叉腰，首足如弓，倏然腾起，而又颇作醉态。李端《胡腾儿》诗曰：“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壁画中还绘有二人对弈图，所弈者乃是源出波斯的国际象棋。中国象棋与此同源，可见这一棋类也是以粟特人为媒介传入的。

（十三）粟特人以善经商闻名，多豪商大贾，操印欧系东伊兰语，早就创立源自阿拉美字母系统的拼音文字，一般称之为粟特文。粟特人不辞劳苦，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运贸易，唐代的新j蒲昌海（罗布泊）、西州（吐鲁番）、伊州（哈密）、甘肃敦煌、酒泉、武威以及长安、洛阳等地都有粟特人的聚落，不少人还久居长安。例如丝路北道的碎叶城应即粟特人所筑，入唐后王方翼扩其形制，招徕胡贾，定为北道征收过往商税的关卡所在。后又置为碎叶州，州刺史安车鼻施名见于神龙元年所建之乾陵蕃臣碑题铭。粟特人的主要商业活动内容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而从西域运进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如瑟瑟、美王、玛瑙、珍珠等，因此粟特胡以善于鉴别宝物著称。粟特移民最终融入汉族，具体表现在丧葬习俗、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与汉族渐趋一致，并最终与汉族无异。不同民族间的广泛通婚是民族融合的基本前提，唐代入华粟特人的通婚状况以8世纪中期安史之乱为界，前后有显著变化。安史之乱前很好地保持着本民族内部以及与其地缘联系非常密切的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习惯，安史之乱后本民族内部通婚明显减少，几乎不见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与汉族通婚的现象则显著增加。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例子见有粟特人与吐火罗人罗氏、酒泉单王之后唐氏等，安史之乱后洛阳粟特人与汉族通婚的现象显著增加。

（十四）丧葬习俗的汉化是入华粟特人汉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主要表现在从葬式由粟特本土之天葬向中原之土葬转变，流行墓志铭和夫妻合葬，存在家族墓地并流行归葬先茔，以及丧礼表现形式的转变等诸多方面。文化认同是区分人群的重要因素，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粟特移民逐渐接受、遵循汉族传统文化儒学，习文儒的情况十分常见，有的甚至科举及第。随着粟特人儒学素养的提高，出仕任文职也逐渐增多。对成为汉民族一员的认同也表现在墓志中对祖宗的追述，即关于自己家世渊源的描述上，许多墓志中开始模仿汉族世家大族描述自己的郡望，甚至开始将族源上溯至西周时期，如康氏自认为是西周卫康叔之后。粟特移民汉化的趋向也表现在取名的习惯上，早期名字多是粟特语音译而来，后期受儒家文化影响名字开始使用汉人常用名，至此从名字上看他们已经与汉族无异。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干（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有九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国。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响，他们的到来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满一种开放的胡风，唐朝最盛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有关记载就可以感受到这一时代风潮。

阿拉伯帝国介绍

（一）阿拉伯帝国（632年-1258年）是中古时期时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伊斯兰帝国，唐代以来的中国史书均称之为“大食”，而西欧则习惯将其称作萨拉森帝国、哈里发国。阿拉伯帝国历经626年，主要有四大哈里发时期（632年-661年）和倭马亚王朝（661年-750年）、阿拔斯王朝（750年-1258年）两个世袭王朝。唐代以来的中国史书均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7世纪中叶起唐代文献已将阿拉伯人称为多食、多氏、大寔等。倭马亚王朝和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因为旗帜尚白，所以中国史书称其为“白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因为旗帜尚黑，被称为“黑衣大食”，法蒂玛王朝被称为绿衣大食，西欧则习惯将其称作“哈里发国”。狭义的阿拉伯民族是指源于阿拉伯半岛沙漠和半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不论是根据犹太教的《圣经》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的记载都认为他们和犹太人有血缘关系，语言分类中也同属于闪含语系，原来都是一些分散在阿拉伯半岛中的以家族为基础的部落。从6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埃及的混乱以及拜占廷和波斯之间的连年战争使得原先的波斯湾-红海-尼罗河的商路无法通行，商人们改走更为安全的、通过阿拉伯半岛的陆路。麦加地处这个商路中段，东到波斯湾，西至红海，北往叙利亚，南通也门，其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使圣地麦加成为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

（二）穆罕默德在610年开始以安拉使者身份在麦加宣传伊斯兰教，最初在亲朋中秘密传教，613年后在麦加公开传教，号召人们放弃原有信仰皈依安拉。随着传教逐渐公开，伊斯兰教徒先从贫民开始增加，后来甚至一些商业贵族家族成员也加入进来，并引起以倭马亚家族为核心的麦加统治集团的关注。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倭马亚等贵族开始对穆罕默德进行迫害。622年穆罕默德被迫出走，迁往雅特里布城，伊斯兰教称这一迁徙事件为“希吉拉”（旧译“徙志”）。雅特里布亦因穆罕默德的到来而改名为麦地那·纳比，意为“先知之城”，简称麦地那。17年后确定希吉拉为伊斯兰教纪元，并以迁徙的那一年作为阿拉伯太阴历的岁首（622年7月16日），即伊斯兰教历元年元旦。到麦地那后穆罕默德成功地调解该城原有部落间的各种争端，建立更高的威望。待到时期成熟便将计划付诸社会实践，以麦加的穆斯林“迁士”和麦地那“辅士”为基本力量组建起穆斯林公社乌马，并定伊斯兰教原则制定宪章，作为处理内部和外部事物的准则。穆斯林相信为了防范麦加方面的威胁及保护新生政权，穆罕默德受到真主的授权指挥乌马公社，并以自卫性战争方式反击。624年3月麦地那穆斯林方袭击麦加古莱西贵族的一支武装商队，从而引发“壕沟之战”，竟能以少胜多。这不仅给古莱西贵族精神上沉重打击，而且也被穆斯林们视为是安拉佑助的结果，大大改变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人中对他保持观望态度的看法，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此后数年间穆罕默德先后两度与麦加军队交锋。

（三）627年穆罕默德以掘壕坚守之策挫败麦加万人大军对麦地那城的围攻，穆斯林解除新兴政权面临的军事威胁。此后麦地那军队愈战愈强、屡战屡胜，通过派遣弟子宣扬伊斯兰教联合周围各部落，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使这个麦地那的伊斯兰国家成为当时阿拉伯半岛上最强大的政治、宗教和军事力量。630年初在半岛上的伊斯兰教势力日渐巩固后穆罕默德率穆斯林大军兵临麦加城下，双方缔结《侯德比耶和约》达成妥协，麦加贵族被迫接受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为“先知”。穆罕默德承认麦加是伊斯兰教圣地，从此麦加成为阿拉伯宗教中心。居民更主动接受伊斯兰教，而麦加贵族在宗教上的优越地位也得以保持。随后阿拉伯半岛远近的各个部落纷纷遣派使者往麦地那表示归顺，少数对抗者遭到镇压，自此阿拉伯半岛上的各部落民众开始以伊斯兰教为核心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阿拉伯帝国形成之后作为先知继承者的哈里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满足阿拉伯人对商路和土地的要求，掀起长达一百多年的扩张运动。在鹰旗旗帜下沙漠中的阿拉伯人游牧民族开始征服世界的行动，阿拉伯人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于拜占庭和波斯的南部边疆，他们不断扩张，建立一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封建军事帝国，极盛疆域达1340万平方公里。阿拉伯帝国镇压内部反对势力后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573—634年）随即向叙利亚方面发动扩张战争，巨大胜利的强烈刺激下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586—644年）发动阿拉伯历史上空前的大征服运动。

（四）635年哈里发的军队同时对拜占庭和波斯萨珊帝国（226—651年）展开进攻，被称作“安拉之剑”的哈立德·伊本·韦立德（？-642年）率领阿拉伯人迅速通过人迹罕至的叙利亚沙漠，在耶尔穆克河畔一举歼灭拜占庭5万大军，占领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阿拉伯军队的接连胜利迫使被围困两年的耶路撒冷于638年请降归顺，面对阿拉伯人猛烈的攻击时拜占庭帝国皇帝希拉克略悲哀地说道：“叙利亚，如此美好的锦绣河山，还是归于敌人了！”占领叙利亚后4万阿拉伯军队乘胜挥师东进，637年哈里发的军队取得卡迪西亚战役的胜利，占领亚洲西部的伊拉克，并向伊朗高原境内的萨珊波斯的腹地不断推进，最终于642年在尼哈旺德战役中彻底击败萨珊波斯军队。阿拉伯人又在公元642-648年的法尔斯战役征服法尔斯地区，终于征服已有4000多年文明的历史古族波斯人。与此同时西征大军也捷报频传，640年阿拉伯人攻入埃及，在科普特人的支持下获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642年哈里发成为亚历山大的主人，整个埃及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574—656年）继续进行扩张战争，在他的统治时期阿拉伯帝国的铁骑先后征服亚洲的霍拉桑、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非洲的利比亚等地区。为了进一步控制地中海，奥斯曼征集小亚细亚沿岸居民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五）正当对外扩张战争势如破竹时帝国内部发生分裂，以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为首的哈希姆家族中部分亲阿里派的人对出身于倭马亚家族的奥斯曼出任哈里发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组建起什叶派与普遍接受奥斯曼继位的逊尼派相对立，穆斯林首次内部分裂由此开端。656年随后奥斯曼亦不幸遇刺，阿里继任哈里发，但此时以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为首的倭马亚家族拒不承认阿里政权。双方数次火拼，未分胜负，僵持不下。不久什叶派内部又出现分裂，部分对阿里表现不满的激进穆斯林组建一个“军事民主派”——哈瓦立及派。661年该派刺杀阿里，神权共和时代（正统哈里发时期）结束。七世纪中叶阿拉伯境内人口约有2140万，最初的四大哈里发由穆斯林公社以协商、选举方式产生，历史上将这4位领袖统治时期称之为神权共和时期（又称四大哈里发时期）。一般阿拉伯史学家把神权共和时期的四位哈里发叫做“拉什顿”，这一时期帝国版图迅速扩张，为阿拉伯帝国奠定基础。661年倭马亚家族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即位哈里发，以大马士革为首都建立倭马亚王朝。他将哈里发改为世袭，实际上成为帝国的君主，令当时的阿拉伯社会开始进入鼎盛时代。阿拉伯语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政府文件必须用阿拉伯语书写，但同时造成穆斯林社会中不少纷争，部分穆斯林学者认为此举长远来说是弊大于利。

（六）8世纪初倭马亚王朝的政权巩固以后阿拉伯人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在东方阿拉伯人于664年占领阿富汗。然后兵分两路，北路军进军中亚内陆草原地区，一路所向披靡，直到在帕米尔高原西部遇到唐朝军队才停下脚步，并与兴起于青藏高原地区的吐蕃西部和西北部边界的兴都库什山脉相接壤。南路军攻入印度河流域，征服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大小邦国。在北方阿拉伯帝国的兵锋三次指向君士坦丁堡，由于拜占庭帝国的顽强抵抗，并且使用希腊火硝大破阿拉伯海军，使得阿拉伯人遭遇惨重的失败，阿拉伯哈里发征服拜占庭的雄心终究未能实现。在西方阿拉伯人消灭拜占庭帝国在非洲北部最后的驻军，占领从突尼斯直到摩洛哥的广袤土地。阿拉伯帝国使非洲的柏柏尔人归依伊斯兰教，并以他们为主力组成军队，跨越直布罗陀海峡远征西班牙，征服西哥特王国。732年哈里发的军队穿越比利牛斯山，进攻法兰克王国，在普瓦提埃战役中被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查理·马特击败，至此阿拉伯帝国的大规模征服运动终于落下帷幕。倭马亚王朝贵族为首的阿拉伯统治者残暴地统治其征服领地，导致众多被征服民族的怨恨不断加剧。同时逊尼派、什叶派及其他派别的教派争斗日趋激烈，并逐渐与阶级、民族矛盾联结在一起。帝国不仅未能彻底把什叶派镇压下去，反而又出现一个自称为先知叔父阿拔斯的后裔的阿拔斯派，各种反抗力量在720年后开始逐渐汇合。

（七）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伊斯兰教的扩张，在被征服地区中非伊斯兰教徒并没有被强迫改变信仰。事实上阿拉伯统治者往往并不鼓励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改信伊斯兰教，因为阿拉伯帝国向非伊斯兰教徒征收的赋税要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一些，如果人民大量皈依伊斯兰教则意味着阿拉伯帝国的财政收入将大大降低。经过78年的扩张（634-712年）后阿拉伯帝国的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不再是阿拉伯部落联盟的酋长，而是一位东方的神权君主，建立在官僚体系和常备军的基础之上。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下广袤疆域内各个迥然不同的古典文明逐渐融合变化，最终于几个世纪后形成全新的阿拉伯文明，举世闻名的新月沃地是阿拉伯文明的肇兴地，也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作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历位哈里发曾从此发布敕令，指挥亚欧非三洲的运作的阿拔斯哈里发则迁都于巴格达。八世纪中叶倭马亚统治下的人口已达3400万，阿拉伯人征服扩张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宗教将松散的部落文化联合起来，并通过征战使各个地区的文化得以传播、交流。阿拉伯早期的征服客观上也导致中东地区农业生产的破坏和人口的降低，不过随着8世纪阿拉伯帝国社会相对稳定和制度化的完善，各个地区开始逐步复兴，直到9世纪、10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分裂。747年阿拔斯的后裔阿布·阿拔斯利用波斯籍释奴阿布·穆斯林在呼罗珊的力量，联合什叶派穆斯林于750年推翻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建立阿拔斯王朝。

（八）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大肆捕杀倭马亚余党，杀害阿布·穆斯林并残酷地镇压呼罗珊人民起义。阿拔斯王朝旗帜多为黑色，故中国史书称该王朝为黑衣大食。750年阿拉伯人占领坦桑尼亚的桑格几布群岛，751年阿拉伯帝国军队呼罗珊指挥官阿布·穆斯林与唐朝军队在中亚内陆怛罗斯进行交战，阿军出动15万人，唐军也出动2万唐军和1万葛逻禄军队。双方展开激战，由于葛逻禄军队临阵倒戈，最终阿军取得胜利。但由于唐朝安西都护府在西域强大军事实力，加上阿拉伯内部问题和地理因素，阿拉伯人已经无力向东进攻。唐朝本来也可以重整旗鼓再争夺中亚东部的控制权，可是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导致唐朝国力大减，安西的军事力量被抽调回内地平叛，唐朝再也无力西征。哈里发曼苏尔执政时以伊拉克为中心在底格里斯河畔营建新都巴格达，于762年迁都至此。该城宏伟壮观、人口众多、商贸繁盛，是与当时的长安、君士坦丁堡齐名的国际性大都市。阿拔斯王朝建立后最初的近100年，特别是哈伦·拉西德和麦蒙执政时期是阿拉伯帝国的极盛时代。8世纪中叶到9世纪初帝国政治较为稳定，生产力发展较快，经济和贸易繁荣，是帝国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帝国的科学文化也获得许多重要成就，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九世纪初阿拉伯极盛人口达四千余万。

（九）广大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是造成帝国统治根基动摇的主要原因，为了维持庞大的封建国家官僚机器的运转，满足无度奢靡生活的需求，哈里发国家一直不断加强对农民、手工业者和奴隶的残酷剥削。致使封建主与广大民众间的阶级矛盾始终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之中，导致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进入9世纪之后人民起义更是遍及帝国全境，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有巴贝克起义、黑奴起义和卡尔马特起义。出身于阿塞拜疆社会下层的巴贝克利用祆教胡拉夫派的教义，号召民众与恶神造成的暴力、压迫、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提出推翻阿拔斯王朝的口号。赞吉起义是9世纪巴士拉黑人奴隶反对阿拔斯王朝统治的起义，亦译津芝人起义、巴士拉黑奴起义。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贵族、巨商从东非桑给巴尔岛奴隶市场买进大批黑奴，遣发到幼发拉底河下游的盐渍地从事捧干沼泽、采集盐硝，开辟耕地等繁重的劳动，因阿拉伯语称桑给巴尔岛为“赞吉”故称黑奴为“赞吉”。869年波斯籍的哈瓦利吉派传教师阿里·伊本·穆罕默德利用巴格达的动荡局势和矿工暴动，在巴士拉附近领导发动震撼帝国心脏的黑奴大起义。他自称是阿里和法蒂玛的后裔、安拉派遣的使者，他的使命是传播哈瓦利吉派教义，使黑奴获得自由，享有应得的政治权力和社会财富。

（十）他号召奴隶们起来以圣战废除无道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行人人平等，提出凡是遵奉“安拉之道”、正直善良的人，即使是黑奴也可任哈里发。他的号召吸引成群结队的黑奴加入起义，多达数万人。后附近各地的奴隶、贝都因人、农民及镇压起义的黑人雇佣军也相继响应参加起义队伍，起义军发展壮大到30多万人，以迅猛之势屡败哈里发讨伐军，控制巴士拉四周，建穆赫塔拉城为根据地，先后占领俄波拉商港和胡泽斯坦的阿瓦士。871年9月起义军趁巴士拉军民举行聚礼之时出兵奇袭攻取该城，将该城洗劫一空。后起义军势力不断壮大，控制底格里斯河下游，占据伊拉克南部和伊朗西南部，切断巴格达东南交通线，对王朝造成很大威胁。872年4月哈里发穆尔泰米德（870～892在位）派摄政王穆瓦法格亲自亭兵征讨，起义军利用沼泽芦塘的有利地形屡战晨胜。878年起义军趁王朝军队平定东部萨法尔人的起义之机攻占军事重镇瓦西特，翌年进至巴格达地区。880年穆瓦法格率水师乘战船，攻占起义军第二个城市曼尼亚，进逼胡泽斯坦。穆瓦法格派人去劝降，被伊本·穆罕默德拒绝。881年2月王朝军队围攻起义军大本营穆赫塔拉，起义军遂又以穆瓦法吉亚城为据点固守，但起义军将领将肥沃的土地攫为已有，农民仍须缴纳租税。起义的奴隶获得自由，但却将各地俘掳的一般平民沦为奴隶。

（十一）还将战俘和非作战人员处死，不利于瓦解敌人。伊本·穆罕默德自称哈里发，仍实行奴隶制，从而丧失人心。883年7月叙利亚割据势力将领陆鲁率军投靠穆瓦法格，帮助哈里发军队攻城。8月穆赫塔拉城陷落，伊本·穆罕默德被杀，起义最终失败，但这次长达14年的起义动摇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卡尔马特起义是9世纪末阿拉伯帝国统治下的伊拉克等地掀起的反封建起义，领导者为“卡尔马特”故名卡尔马特起义。891年卡尔马特教派在农民出身的领袖哈姆丹、绰号“卡尔马特”的领导下举行大起义，卡尔马特主张社会平等（奴隶除外）、财产公有，凡参加者以收入的五分之一充公，归教派内部成员公用。试行建立消费资料平均分配制度，并设立兄弟食堂。起义首先在伊拉克南部的瓦西特附近暴发，起义者以农民为主，手工业者、黑人奴隶以及不满阿拔斯王朝统治的地方封建主也参加起义队伍，之后起义迅速扩大到阿拉伯、波斯、叙利亚乃至中亚等地。哈姆丹·卡尔马特死后由阿卜·阿卜杜拉·穆罕默德和阿赫默德继任起义领袖，自称哈里发。903年起义者被击败，阿赫默德被俘后处死。906年义军主将丁丹尼阵亡，此后卡尔马特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势力衰落，大部转入地下。阿拉伯半岛的卡尔马特派武装斗争发展较为顺利，899年在当地阿布尔·凯斯族人支持下在波斯湾西岸建立起独立的寡头政治共和国，定都艾赫萨（今胡富夫），存在150年。

（十二）巴贝克起义领导人为胡拉米派首领巴贝故名，巴贝克生于伊朗阿塞拜疆小商人家庭，早年以放牧和为商队赶脚为生。贾维丹死后巴贝克被拥为该派首领，他在亚南山区的巴兹继续宣传胡拉米叶派的思想，宣称艾布·穆斯林及其后裔并没有死，而是隐遁起来，将重返人间使世界充满正义。宣称神的启示并未中断，他接受神的新启示继承和发扬贾维丹精神，以铲除人间暴虐为己任。提出以暴力平分大封建主的土地，实行人间平等、取消捐税，号召人民起来推翻阿拔斯王朝统治，因而获得群众拥护。816年巴贝克在巴兹发动武装起义，各地纷纷响应，参加者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奴隶，多达30万之众，因以身穿红衣为标志故被称为“红衣军”。起义军先攻占拉恩和比勒干附近城镇，很快便席卷阿塞拜疆，后扩展到亚美尼亚、伊朗西部和里海各地，控制北部商业要道，并与拜占庭结盟，对阿拔斯王朝造成严重威胁。自820～827年起义者曾粉碎哈里发穆尔台绥姆军队3次大的进攻，起义军所到之处除劣绅、废暴z、豁免赋税，将封建主土地没收分给农村公社，后因阿塞拜疆等地大封建主的叛变使起义力量遭到削弱。833年起义军在哈马丹附近被哈里发军队所打败，损失6万人，被迫退入巴兹固守。837年起义中心巴兹城堡被王朝重兵围困后陷落，起义遭残酷镇压。巴贝克逃往亚美尼亚，后被当地长老萨赫勒·苏卡特出卖，将其解交王朝军队将领阿夫信，于838年1月被肢解处死。后其信徒自称为“巴贝克党”，直到11世纪仍有活动。

（十三）816年巴贝克在阿塞拜疆首竖义旗，很快便控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波斯西部等广大地区。民众武装“红衣军”一度发展到30万人，对哈里发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机智善战的巴贝克率领红衣军屡败官军，坚持斗争20年。马蒙、穆木台绥木两任哈里发围剿义军，并悬赏百万第尔汗缉拿巴贝克。837年巴贝克为叛徒出卖，英勇就义。巴贝克起义的烈火刚刚停息30年后，帝国腹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又爆发黑奴大起义。自建朝以来阿拔斯王朝就不断从东非输入黑奴，押至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农业生产，其境遇十分凄惨。哈瓦立及派穆斯林阿里·伊本·穆罕默德自称是安拉的使者，使命是使奴隶获得自由和财富，深得广大奴隶的拥戴。869年3月阿里率众起事，很快便聚成20万之众。871年攻陷两河流域的重镇巴士拉，一度进至距巴格达仅20公里处，帝国首都岌岌可危。哈里发穆耳台米德派军征讨，剿抚两计并用。由于阿里在起义后未能及时兑现当初的允诺，义军力量被削弱。883年黑奴起义在坚持14年之后惨遭失败，阿里被杀。在世界历史上这次黑奴起义是与古代罗马斯巴达克起义齐名的大规模奴隶反抗斗争，它给哈里发国家以沉重打击，此后阿拉伯从非洲输人奴隶的数量明显减少，整个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也渐趋消亡。人民起义浪潮也使阿拔斯帝国境内异端教派的活动更趋活跃，9世纪晚期由阿布·阿杜拉创立的“卡尔马特教派”逐渐兴起，该派反对逊尼派哈里发政权，主张社会平等、财产共有，废弃正统的伊斯兰教规、教礼。

（十四）890年该派在哈马丹·卡尔马特领导下于伊拉克南部库法地区举行起义，势力迅速扩及波斯、中亚一带，并于899年在波斯湾西岸的巴林建立卡尔马特国家，先后延续200余年。庞大的阿拉伯帝国是阿拉伯贵族借武力征服而建立的多民族、多宗教、多信仰的集合体，不同民族与不同信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与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与贵族官僚、富商阶级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穆斯林内部也因复杂的矛盾而四分五裂，特别是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又从帝国内部培植起离异的势力。因此9世纪中叶哈里发政权已逐步释放尽自身的能量，帝国急剧滑向分崩离析的穷途末路，直至走向灭亡。早在阿拔斯王朝创建之初倭马亚家族的后裔就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割据独立，建立后倭马亚王朝（756年-1236年），与阿拔斯王朝分庭抗礼。由于服色尚白，在中国史书称为“白衣大食”。788年北非摩洛哥又出现什叶派的伊德里斯王朝，帝国内部经济基础的差异和由军事封土制造成的强大地方势力，促使割据局面的形成。各地总督和军事统帅因封土制的推行而逐渐获得的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对阿拔斯王朝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东西各地几十位总督、军事统帅皆乘机自立，相互攻伐征战，并力图染指中央政权。800年大将伊本·艾格莱卜在获得突尼斯封土之后当年便建立艾格莱卜王朝（822-875年），868年埃及总督阿哈默德·图伦宣布独立，建立图伦王朝（868-905年）。

（十五）东方各省继塔希尔王朝之后又相继出现萨法尔王朝（867-903年）、萨曼王朝（874-999年），909年什叶派穆斯林在突尼斯建立法蒂玛王朝，先后征服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埃及、撒丁岛，973年迁都开罗。由于服色尚绿，中国史书称为“绿衣大食”。此外摩苏尔和阿勒颇建立哈姆丹王朝，波斯人和突厥人在波斯、中亚和小亚细亚等地建立萨曼王朝、白益王朝、伽色尼王朝、塞尔柱帝国，在埃及、叙利亚和也门也建立阿尤布王朝，大小王国在这一时期忽生忽灭。10世纪以后帝国四分五裂，实际统治区域仅限于巴格达及其周围地区，名存实亡。由里海南岸的德莱木人白益第三子阿里于934年占领法尔斯的都城设拉子，945年其弟艾哈迈德进入巴格达。哈里发穆斯台克非成为白益家族的傀儡，各地封建主拥兵割据、独霸一方。1055年塞尔柱人攻陷巴格达，解除哈里发的政治权力，仅保有宗教首领的地位。塞尔柱人的到来使阿拉伯帝国一度出现中兴局面，当时虽然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哈里发，但是实权已经旁落到塞尔柱的“苏丹”手中。塞尔柱当权者十分尊重阿拉伯帝国的传统，基本承袭帝国以往的各种封建典章制度，帝国东部又暂时恢复统一局面。但是各种社会矛盾仍然存在，人民反抗继续发展，各种教派纷争愈发残酷。11世纪末什叶派主要派别伊斯玛仪派中出现一个极端恐怖的阿萨辛派，它以波斯西部的阿剌模忒堡为根据地，在神秘的山中老人霍山（哈桑·本·萨巴赫）统率下专门从事暗杀哈里发、苏丹及达官贵人等排除异己的恐怖活动。

（十六）此外军事封土制再次显示出对统一政权的侵蚀作用，11、12世纪之交阿拉伯帝国又被那些手握重兵、拥有大片地产和税收大权的突厥封疆大吏分裂成10余个封建小邦。紊乱的政局为西欧封建主和基督教会向东方掠夺提供有利的契机，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多次侵蚀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圣城耶路撒冷更多次被血洗。12世纪末年中亚新兴的花剌子模王朝取代塞尔柱帝国控制哈里发，但突厥语诸邦分立的局面未有大的改观。13世纪初强大的蒙古帝国开始兴起，第一次蒙古西征就消灭花剌子模。13世纪中叶蒙古铁骑冲入西亚大地，1252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奉其兄蒙哥汗之命西征，他率领蒙古军队洗劫波斯、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并于1258年摧毁帝国首都巴格达，1260年攻占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外巴格达全城居民都被屠s，被屠s人数约为9万人（《多桑蒙古史》中记载为80万人）。为了不让皇族的鲜血玷污战刀，巴格达哈里发裹在地毯里被战马踩死，阿拉伯帝国灭亡。阿拉伯帝国灭亡之后“哈里发”的头衔则作为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称号一直被继承下去，哈里发首先是处于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的控制之下。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时任哈里发的穆台瓦基勒也被俘。1543年穆台瓦基勒死去，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宣布自己继承哈里发的职位，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的领袖，直到1924年哈里发制度最终才由凯末尔废除。

（十七）倭马亚王朝时期在8世纪初在东线的阿拉伯军队侵入中亚，占领喀布尔、布哈拉、撒马尔罕和花拉子模等广大地区，直至帕米尔高原与唐朝相对峙。另一支东线军队向南攻入南亚次大陆的北端，占领信德一带。在北线倭马亚王朝甚至曾3次发兵，围攻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西线的进攻不仅占领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直到摩洛哥的马格里布地区，还以新皈信伊斯兰教的北非土著柏柏尔人为主力于711年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入西欧的伊比利亚半岛。消灭西哥特王国后阿拉伯人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攻入西欧法兰克王国，732年阿拉伯人在图尔战役中失利，停止向西欧内陆的进攻。到了8世纪中叶的倭马亚王朝后期阿拉伯帝国的版图西临大西洋、东至印度河，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军事帝国，面积达到1340万平方公里，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阿拉伯帝国的领土面积为1260万平方公里。阿拉伯帝国时期及其之后王朝的政治形态是相对统一的封建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是农奴制形态。除保持伊斯兰教神权统治原则外阿拉伯帝国吸收巴比伦波斯文明国度的制度，形成一种伊斯兰世界所特有的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政体。阿拉伯帝国的继承制度既不同于宗法制，也不同于长子继承制，或是被某些地方所采用的幼子继承制。穆罕默德生前并未规定伊斯兰政权首脑的产生方式，但倾向于选举制。阿拉伯帝国的最初四任哈里发也都是经统治集团选举产生的，但穆阿维叶利用其权势立己子为继承人，从此建立倭马亚王朝，开始哈里发世袭制。

（十八）然而这种世袭制的继承人并没有固定为前任哈里发的长子或其他亲属，在《古兰经》和“圣训”中也没有根据，所以强有力的王子很容易找到理由与其父辈所立的王储争夺哈里发宝座。阿拉伯帝国的官制一般分三大区域，即军政官员、税收官员、宗教官员。地方官制在伍麦叶王朝时期仿效拜占庭制度建设过军区，在阿巴斯王朝时期仿效波斯制度建立总督区和封国，不过大体的制度依然是以总督（军政官员）、税务官、法官（专司穆斯林案件，非穆斯林由各自宗教领袖负责）为框架操作的。军队是维持阿拉伯帝国统治的强有力的支柱，倭玛亚朝的军队主要是以阿拉伯部落组成的军队为基础。阿拔斯王朝主要是在各地、各民族中征募士兵，经过严格训练，领受军饷，成为国家正规军和常备军。它的核心是由波斯的呼罗珊人组成的近卫军，包括骑兵队、步兵队和弓弩队，特别是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哈里发的贴身侍卫全部是来自阿姆河地区的突厥人。阿拉伯帝国主张军队在保持自己优势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吸收先进武器，使帝国军队更富有战斗力。拜占廷利用从中国传去的火药制成"希腊火"，使帝国在海上和进攻君士坦丁堡战斗中遭受损失。在对拜占庭人的战争中阿拉伯人学习制作希腊火装备军队，并且还组建一个投掷队，向敌军投掷燃烧物质。为防止烧伤自己，他们还穿着专门的防火服装。同时针对敌人坚固的防御城墙，阿拉伯人还网罗人才制造攻城器械。

（十九）阿拉伯军队得益于他们使用的武器——步骑两用的阿拉伯弯刀，它的原料来自古印度一种被称为“乌兹”的钢材。这种乌兹钢是从磁铁矿石中直接冶炼出来的海铁，在铸造成刀剑时表面会有一种特殊的花纹穆罕默德纹，花纹能够使刀刃在微观上形成锯齿使得刀剑更加锋利。这样的钢材在古代来说极为先进，当时武器的硬度在28-45之间，而“乌兹”却达到53-57。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居民很早就会造船，并在红海和印度洋中从事航海贸易，后来在阿拉伯人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又建立强大的海军和商船队，掌握先进的海上航行技术。649年阿拉伯驻埃及总督阿卜杜拉·伊本·萨德在亚历山大港造船厂建立第一支阿拉伯舰队，同年阿拉伯驻叙利亚总督摩阿维亚率这支舰队攻占拜占廷在地中海上的重要军事基地塞浦路斯，取得阿拉伯海战史上的重大胜利。此后不久叙利亚各海港的阿拉伯人也建立自己的舰队，船桅之役使阿拉伯人感到在地中海建立海上霸权的可能性。帝国与拜占廷海军舰船或多或少相同，而且把商船看成是海军的后备力量，海军与海防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海军建成后为贯彻攻势防御的国防思想，采取主动进攻方式与拜占廷在地中海交锋，占领海上一些岛屿，并配合陆上进攻君士坦丁堡。 此后阿拉伯海军又相继占领爱琴海中的约斯岛、科斯岛，从而为新的海军基地与后方的联系，取得中继站。阿拉伯舰队在地中海西部的扩张基本是在穆萨·伊本·努赛尔和他的助手指挥下进行的，相对来讲进行的比较顺利。

（二十）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粮仓”为帝国提供充裕的产品，主要作物包括小麦、大麦、稻米、椰枣和橄榄。园艺作物也相当丰富，有椰枣、橄榄、李、桃、杏、桔、苹果、西瓜、葡萄和各种蔬菜。在阿拔斯王朝期间耕地面积和产量由于灌溉工程的发展而得以大幅增加，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由于地处绿洲而盛产椰枣、谷物和蔬菜。阿拉伯民族自身就是游牧民族，阿拉伯半岛以及其他沙漠半沙漠地带盛产羊、马和骆驼，此外各省还提供丰富的矿产资源，例如来自努比亚的黄金、兴都库什山脉的白银、伊斯法罕的铜以及中亚和西西里岛的铁，还有帝国境内丰富的宝石蕴藏。在工业方面各地出产制造的亚麻布、棉、绒毯、陶器等制品（有时还有丝绸）既有利于本地消费又有利于出口，阿拉伯人还从在751年怛罗斯战役中俘虏的唐朝战俘那里学会造纸术。商业在阿拉伯帝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首都巴格达不仅是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码头，此外巴士拉、安条克、开罗、亚历山大、凯鲁万、撒马尔罕等城市也都是东西方中介贸易的重要商埠。早在伊斯兰教创立时期穆罕默德就认为商人是世界的信使和安拉在大地上的忠实奴仆，并断定忠实的穆斯林商人在复生日将居于安拉宝座的荫影之下。《古兰经》也明确规定鼓励和保护商业是所有穆斯林必备的义务和道德，随着帝国的形成后商业贵族也成为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文化传统、地理位置、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商业的巨大收益使阿拉伯帝国出现与当时东西方封建文明不尽相同的工商业繁荣局面。

（二十一）很多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欧非三大洲，从事以中介贸易为主的商业活动。阿拉伯商人的活动范围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亚到南亚印度，再到西南欧的西班牙、北非的摩洛哥，甚至北欧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有。当时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地也聚居着大批穆斯林商人，这些阿拉伯商人成为中国回族的族源之一。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矿物、染料、蔗糖，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金砂，北欧和罗斯的蜂蜜、黄蜡、毛皮和木材等都是阿拉伯商人经营的商品。大规模的阿拉伯商业贸易促进亚欧非兰大洲各个封建文明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推动中世纪印度洋区域海上贸易的繁荣与发展。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东部的征服打破罗马时代以来地中海商贸圈，导致西欧依赖的东方商道被切断，间接导致欧洲西部经济文化的衰落，而与拜占庭不断的海上争锋又使作为第三方的意大利商人得到发展。阿拉伯人的海上航行在发展航海业、造船业和帆船驾驶技术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促进航海所必需的地理知识和其他知识的积累。阿拉伯海员在长期的航行过程中研究和详细记述印度洋上的季风，并且在航行中巧妙地利用这种季风大大缩短航行所需的时间，在古代阿拉伯的地理书籍中也记录大量的海洋地理资料。13—15世纪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得到新的发展，十五世纪初当明朝的郑和的船队到达印度之后郑和雇用阿拉伯国家向导导航来继续前往东非的航行。

（二十二）一个世纪之后卓越的阿拉伯航海世家的后代伊本·马吉德（自称“怒海之狮”）以熟谙如何在红海和印度洋的惊涛骇浪中航行而闻名，后被阿拉伯海员奉为“保护神”。正是在他的指引下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船队才顺利渡过印度洋，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路。这一时期阿拉伯海船上的装备也更加先进，从事远洋航行船只已拥有整套的航海仪器，如指南针、测岸标方位的等高仪、测太阳和星体高度的量角仪、水陀等，还绘制标有岸上方位物坐标、水深和风向的海图和对景图。阿拉伯航海家的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在西欧沿海，非洲的东岸、北岸和西北岸，亚洲的南岸和东南海域（包括菲律宾、马来半岛和马鲁古群岛），都留下阿拉伯海员和商人们的足迹。文学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最具特色，也是阿拉伯人自己最引以自豪的领域之一。早期阿拉伯文学题材多为谚语、诗歌、故事，语言简洁明快、犀利、朴实，体现阿拉伯人狂放而直爽的性格，伊斯兰以前的诗歌以若干《悬诗》为最杰出的代表。帝国强盛的时代阿拉伯文学由于吸收帝国内被征服民族及帝国周边民族文学的养分而获得进一步发展，阿拉伯文学作品以诗歌为主，文字优美，音韵或铿锵激昂，或婉转柔美。历代诗坛，耆宿辈出。韵文、散文在阿拔斯帝国时代获得长足发展。《天方夜谭》（或译《一千零一夜》）在数百年时间中被不断完善，它汲取印度、希伯来、波斯、埃及、中国和阿拉伯民间文学的精粹，使其成为阿拉伯乃至世界文学中的明珠。

（二十三）除了自身的文学成就以外在整理、翻译和改编古典著作方面阿拉伯人也作出卓越的贡献，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为给伊斯兰神学寻找“理论支持”竭力鼓励并组织对希腊古典哲学的大规模翻译活动，“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专门的翻译人才，据说翻译的稿酬以与译著重量相等的黄金来支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盖伦、希波克拉底等大批希腊人、印度人和波斯人的哲学、科学和医学名著的译本经整理、注释之后相继问世，这一人类翻译史上的伟大工程既使中东地区古典文明的辉煌成果在中世纪得以继承，又为阿拉伯文化的发展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阿拉伯人认为除神学外哲学是了解世界的必备知识，在融合伊斯兰教“天启”与希腊“爱智慧”精神的事业中帝国涌现出一批哲学家，阿拉伯第一位哲学家金迪（801年—873年）、倡导“流溢说”的法拉比（870年—950年）、完成融合希腊哲学与伊斯兰教神学的巨匠伊本·西拿（980年—1037年）和独树“双重真理”学说的伊本·鲁世德（1126年—1198年）等对中世纪和后来人类哲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7世纪初穆罕默德（570—632）在阿拉伯半岛创立伊斯兰教，7世纪末一些伊斯兰教教徒对统治者的奢侈腐化和世俗倾向不满，他们以守贫、苦行和禁欲进行消极的抗议，逐渐形成苏非派。该派的思想十分庞杂，除以《古兰经》和“圣训”（即穆罕默德的言行录）为根据外还受到新柏拉图学派和波斯、印度等东方古老思想的影响。

（二十四）该派的思想以神秘主义为特征，尤其在8世纪中叶宣传神秘的爱、泛神论和神智论思想，要求奉行内心修炼、沉思入迷以达到与真主合一。8世纪初出现的穆尔太齐赖派是阿拉伯中世纪最早的神学—哲学派别，讨论有关真主的本质及其属性、真主与世界的关系、人类有否意志自由等问题。12世纪后苏菲派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该派形成许多宗派，活动遍及整个伊斯兰世界。13世纪初伊本-阿拉比创立所谓“一元论”的学说，把客观事物和人的自由意志都看成是真主的本质和属性的表现，从而把神秘主义发展为有系统的泛神论思想。苏菲派思想至今在伊斯兰世界仍有很大的影响，9—12世纪在传播希腊哲学和波斯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徒统治下的广大地区出现为数众多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较多地接受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各种东方传统思想的影响，尤其推崇亚里士多德并注释其哲学或科学著作。他们根据社会斗争和生活实践的需要用从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那里获得的精神营养，对《古兰经》及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种种解释，同伊斯兰教正统派经院哲学进行斗争。这些哲学家构成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主体，西方学者一般称之为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他们对穆斯林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哲学家以巴格达和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为中心分成东、西方两支，代表人物有法拉比、伊本·西拿等。他们多为自然科学家或医生，重视经验知识，强调理性作用，对自然哲学问题和逻辑有浓厚的兴趣，并具有强烈的世俗倾向。

（二十五）但他们仍未完全摆脱伊斯兰神学的束缚，一般都承认真主作为最初实体和始因的存在，认为世界万物是由真主通过理性、灵魂等一系列精神的实体流溢而出。但又主张世界万物是客观存在的，其间有着因果的关系，真主对世间的关系是通过媒介物间接地起作用。他们在一些具体哲学问题上尽力排除神学，并或多或少得出泛神论或唯物论的结论。阿拉伯历史学家多采用叙述的方式，除应用个人的判断外对于不同的若干组资料加以抉择，对于论据加以组织外，很少致力于史料的分析、批判、比较或推断。保存下来的最早的阿拉伯语历史作品最初的题材，是以前的传奇以及环绕着先知穆罕默德的各种宗教传说。第一部以宗教传说为基础的著作是《天使传》（著者是伊本·易司哈格），接着而来的历史著作是记载穆斯林征战的著作，叫做《武功纪》（著者有穆萨·伊本·欧格伯，瓦基迪等）。后来较正规的历史学家中包括阿卜杜拉·伊本·穆斯林·伊本·古太白（著有《知识书》）、艾卜·哈尼法·艾哈迈德·迪奈韦里（著有《长篇记述》）、叶耳孤比（著有《世界史摘要》）、哈木宰·伊斯法哈尼等，泰伯里和马苏迪是公认阿拉伯历史的开拓者，这两个人是阿拉伯历史学的奠基人。泰伯里的名字是穆罕默德·伊本·哲利尔，号艾卜·哲耳法尔（838—923年），写下两部伟大的著作——《历代先知和帝王史》和《古兰经注》。

（二十六）阿布·哈桑·阿里·马苏迪被称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他是采用纪事本末体编写历史的第一个阿拉伯人。他把所搜集到的资料编成三十册的伟大著作，可惜保存下来的就只有一部摘要——《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马苏迪除研究正规的穆斯林的题目外还研究古代印度、古代波斯、古代罗马、古代犹太的历史和宗教。马苏迪还是一位博物学家，他把关于矿物、植物、动物之间的秩序的见解总结起来写成一本专论，叫做《提醒和监督》。十字军时代的伊本·阿西尔所著鸿篇巨著《历史大全》自回历纪元（622）始逐年编著，史料翔实，被史界喻为中世纪伊斯兰教史的权威著作。成名于十四世纪的摩洛哥历史大师伊本·赫勒敦（1332年5月27日－1406年3月19日）所著作的不朽名著《历史》的绪论部分则为历史学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奠定历史哲学的崛起，开创阿拉伯历史学的新时代并影响西方历史观念。阿拉伯世界对于艺术美有独特的追求，由于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阿拉伯艺术作品中缺少对人物和动物造型的塑造。艺术家们的才思智慧都集中在书法艺术、几何图案和巧妙别致的构思中，具有明显的抽象法和形式化的特征。阿拉伯艺术家的独特构思在华美壮丽的清真寺和宫殿建筑的结构装饰上集中地体现出来，高高的宣礼尖塔、大圆屋顶、半圆凹壁和马蹄形拱门为基本特点的千万座清真寺形成世界建筑中的独特风格。

（二十七）阿拉伯宫殿建筑虽然由于历代战乱多已不复存在，但仅仅西班牙格拉纳达阿尔汗布拉宫这样一座地方统治者的宫苑就足以使人领略阿拉伯人世俗建筑的成就。阿拉伯绘画美术艺术在13世纪以后发展迅速，世俗作品的插图绘本不断的涌现，东方细密画开始形成固定风格，美轮美奂的插图作品风行于世。阿拉伯语的书法艺术更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以外书法艺术最为繁盛的文明。伊斯兰建筑别具一格，包括清真寺、伊斯兰学府、哈里发宫殿、陵墓以及各种公共设施、居民住宅等是世界建筑艺术和伊斯兰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同印度建筑、中国建筑并称东方三大建筑体系。穆斯林仿照希腊、罗马和波斯式建筑形式创立风格独特优美的新样式，阿拉伯建筑以其宏伟、壮丽著称于世，它的外观是巍峨的穹顶和高耸的尖塔，精美朴素的内饰雕塑和花卉鸟兽等，麦加的禁寺、麦地那的先知寺、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都被喻为伊斯兰古典建筑的典范。库塔布（小学校）接受六岁以上儿童学习，以《古兰经》为核心学习朗读和书法，此外加之阿拉伯语法、历代先知的故事、初等算术原理和诗词。女子可接受初级的宗教教育，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较低。阿拉伯帝国第一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关，是麦蒙于830年建立的智慧馆，这是一个翻译馆、科学院和公共图书馆的综合体。

（二十八）尼扎米亚大学由尼扎姆·木勒克在1065年创建的，是一所宗教大学，也是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专门研究沙斐仪派的教律学和正统的艾什耳里派的教义学，《古兰经》和古诗是这所学校人文学的主要课程。清真寺在教育体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除了库塔布附属于清真寺之外其中有举行圣训学的课程，还有不少学者集会讲授各种学科。所有穆斯林都可以自由进入清真寺听讲，清真寺还是图书收藏所。帝国的天文学在宗教、生产和航海贸易的需求下得以高度发展，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科尔多瓦等地建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天文台，并研制相当精密的天文观测仪器。以花刺子密、白塔尼和马吉里等为代表的阿拉伯天文学家们所取得的成就代表着当时人类天文学的最高水平，现代许多行星的命名和天文学术语都源自阿拉伯人，他们连续的天文观测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天文学家提供900年的记录资料。阿拉伯天文学家批判地球中心说，预测地球自转并绕太阳转，他们还精确地测出子午线的长度。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巴塔尼在他著作《萨比天文表》中对托勒密的一些错误进行纠正，这部书传到欧洲，成为后来欧洲天文学发展的基础。此外阿拉伯人在历法研究和制订方面也做出巨大成就，伊斯兰历法指阴历，没有伊斯兰太阳历之说。伊斯兰太阳历一年平均365天，每128年设31闰年，闰年为366天。阿拉伯天文学家使用的仪器也很先进，9世纪前后他们已经使用象限仪、星盘、日晷、地动仪等等。

（二十九）829年巴格达建立天文台，在这里工作过的著名天文学家有法干尼等人。法干尼著有《天文学基础》一书，对托勒密学说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贾法尔·阿布·马舍尔著《星占学巨引》，后来在欧洲传播甚广，是1486年奥格斯堡第一批印刷的书籍之一。塔比·伊本·库拉发现岁差常数比托勒密提出的每百年移动一度要大，而黄赤交角从托勒密时的23°51'减小到23°35'。他把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后提出颤动理论，认为黄道和赤道的交点除了沿黄道西移以外还以四度为半径、以四千年为周期作一小圆运动，为了解释这个运动的他又在托勒密的八重天（日、月、五星和恒星）之上加上第九重。辽阔的阿拉伯帝国还培养一批地理学家，中亚人花刺子密所著的《地形志》、伊本·胡尔达兹贝的《道里邦国志》、雅各特的《地名辞典》等都是后人认识当时中亚、西亚、北非等地理概貌的经典文献。14世纪伊本·白图泰历时30年、行程12万公里，东到中国、西至格拉纳达、北达钦察汗国萨莱、南抵西非马里的广大区域内都留下他的身影，他留下长篇游记《在美好国家旅行者的欢乐》，同时具有很大的史学价值。阿拉伯人在数学上也取得很高的成就，突出体现21世纪对印度数字与零符号体系的改造与推广，它不仅方便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也导致人类计算领域的一场革命。

（三十）来自花剌子模的花剌子密用印度数字（也就是所称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产生于印度，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而得名）编写《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一书，系统阐述最早的三角函数表，并首次将代数理论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波斯人奥马尔·海亚姆和艾卜·瓦法在方程计算理论上也颇有造诣。相传先知说学问有两种，一是教义学，二是医学，可见阿拉伯人对医学的重视。伊斯兰教的医药学以希腊医药学为基础，但帝国地理上的扩展使得穆斯林们获得更多新的疾病和新的药物的相关知识，药剂师和医生要经过考试才能营业。他们在古代的医药典籍中增加水银、丁香、肉桂、龙涎香、樟脑等药物药剂，当时阿拉伯商船曾将药物大批运往意大利。15世纪初明朝郑和的船队也在阿拉伯采购大量的药材，并交流医学知识。直到17世纪以前被欧洲人尊称为“穆罕穆德·拉齐斯”的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宰克里雅·拉齐（865年—925年）和塔吉克人“阿维森纳”的艾布·阿里·侯赛因·伊本·西拿（980年—1037年）的医学著作一直被用作欧洲医学院的教科书，当时的经典医学书籍有阿里·伊本·赛海勒·赖班·泰伯的《智慧的乐园》；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宰克里雅·拉齐的《曼苏尔医书》和《医学集成》；阿里·伊本·阿拔斯·马朱西的《医学全书》；伊本·西那的《治疗论》和《医典》；阿里·伊本·伊萨的《眼科医生手册》。阿拉伯人在研究化学等自然科学中采用客观实验的方法，这是当时一个决定性的改革。

（三十一）在化学方面阿拉伯人也做出杰出贡献，他们在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的传统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增添印度和中国的化学知识，并且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寻找点金石和研究炼丹术，并将先进的天文之知识带到中国。宋朝已有阿拉伯人天文学者进入中国天文司天监工作。元朝出现回回司天监，确立阿拉伯天文在中国的领先主导地位。记载表明阿拉伯人已发展起尖端的实验技术，能够制造各种药物，生产苏打、明矾、硫酸铁等各类用于工业生产（特别是纺织业）的化学制剂。由于化学的进步，阿拉伯人很早就发明化妆品，制造香水、肥皂等。后来在十字军东侵，香水制糖、公共澡堂、阿拉伯马和肥皂一起传入欧洲，阿拉伯人是西方人的导师。阿拉伯炼金术的开创者是贾比尔·伊本·哈彦，他比早期的希腊和埃及的炼金术师更能够认识，而且陈述实验的重要性，在化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他都有显著的提高。贾比尔在其论文中科学地叙述化学上的两种主要操作——煅烧和还原，还改良蒸馏、升华、熔化、结晶等手段，这对后来阿拉伯乃至欧洲都有着很大影响，穆斯林化学家称贾比尔为先师。阿拉伯帝国时期中东学者对物理学的贡献也非常大，他们制作许多精确的仪器测量物质密度和大气层引力。阿拉伯人也大量吸收古希腊的科学成就，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等人的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文。

（三十二）从10世纪阿拉伯人在物理学上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在光学和静力学方面成果显著。在光学方面阿拉伯最杰出的物理学家是阿勒·哈增（965—1038），他曾在埃及任大臣，著有《光学全书》。阿勒·哈增从希腊人那里学到“反射定律”，光反射时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入射光线、反射光线和法线都在同一平面上。伊本·海赛姆（965年—1038年）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和阿拉伯光学之父，他研究光的反射和折射，说明光在同物质中是在一条直线上传播的，著作《论光学》奠定光学的基础。阿勒·哈增还纠正托勒密的折射定律，托勒密断言入射角与反射角成正比。阿勒·哈增特地做了一个实验来检验，他把一个带有刻度的圆盘垂直地放置，一半浸入水中。入射光通过盘边的小孔和中心的小孔射入，入射角和反射角可以从圆盘上的刻度准确读出。他发现入射光线、折射光线和法线在同一平面上，托勒密的折射定律只有在入射角较小时才近似成立，可惜他也未能得出正确的折射公式。他还研究过球面镜和抛物柱面镜，他发现平行于主轴的光线入射到球面镜上时则反射到这个轴上。为此他提出著名的“阿勒·哈增问题”，在发光点和眼睛已定的情况下寻找球面镜、圆锥面镜和圆柱面镜上的反射点，他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阿勒·哈增还研究视觉生理学，当时在阿拉伯的沙漠和热带地区眼病盛行，因此阿拉伯的眼病研究很发达。阿拉伯人很早已经能用手术处理眼病，关注到眼睛的生理构造。

（三十三）阿勒·哈增是最早使用“网膜”、“角膜”、“玻璃体”、“前房液”等术语的人，他认为视觉是在玻璃体中得到的。他还反对由柏拉图和欧几里德提出的关于视觉是由眼睛发出光线的学说，而赞成德谟克利特的观点，认为光线是从被观察的物体以球面形式发射出来的，阿勒·哈增对光学的研究有力地促进现代光学的诞生。在力学方面阿尔·哈兹尼（生卒年不详）作出重要的贡献，他在1137年发表的《智慧秤的故事》一文中详细地描绘他自己发明的带有5个秤盘的杆秤，它既可以作为杆秤使用也可用一个可动的秤盘在没有砝码的情况下测量重物，还可以在水中测定物体的重量。阿尔·哈兹尼用智慧秤测物体重量，同时使用一个带有向下倾斜的喷嘴的容器，把水灌满容器至喷嘴口。然后把物体浸入容器，通过测量溢出的水重可以确定物体的体积，他用这个方法确定一些物质的密度。阿尔·哈兹尼还发现空气也有重量，因此他把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从液体推广到空气中。他发现大气的密度随高度的不断增加，其密度越来越小，因此物体在不同高度测量时重量会有所不同，这也是很重要的力学规律。他还以路程与时间之比给出速度的概念，阿拉伯的物理学研究和它的经济发展联系极为紧密。

（三十四）在度过10世纪到12世纪的鼎盛时期后由于阿拉伯内部灌溉农业管理不善，外部承受基督徒十字军的打击以及蒙古人、鞑靼人的入侵，内外交困的阿拉伯经济衰败了，阿拉伯物理学与数学一样也随之衰落了。阿拉伯的物理学主要是继承希腊人的成果并有所创新，阿拉伯物理学为中世纪的欧洲提供丰富的资料、实验、理论和方法，有力地推动欧洲物理学的复兴。据《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帝国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抵达长安与唐朝通好，唐高宗即为穆斯林使节赦建清真寺。”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中国史书的记载中大食使节来访次数达37次。751年阿拉伯帝国呼罗珊军队在中亚怛罗斯战役中击败唐朝将领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和葛逻禄联军，成功夺取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控制权，与唐帝国隔葱岭（今称帕米尔高原）相对，阿拉伯帝国正是在这场战役中获得造纸术。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于757年向阿拉伯帝国求援，阿拉伯人随即派遣3千士兵帮助平定安史之乱。此后吐蕃趁唐将西域兵力调回、防务空虚之际联合阿拉伯帝国进攻唐朝，安史之乱后阿拉伯又在葱岭以西多次交兵，争取西域的控制权。8世纪中国之外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出现在阿拉伯帝国境内的撒马尔罕，《旅程和王国》一书有这样一句话：“纸是由俘虏自中国引入撒马尔罕的。”几乎与此同时巴格达也出现造纸作坊，他们的造纸技术都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师傅传授的。

（三十五）造纸术后来从阿拉伯传往欧洲，继造纸术之后一些中国的其它发明创造也通过丝绸之路传进阿拉伯帝国，后来通过帝国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遍欧洲，对西方的文明产生很大的影响。8世纪中叶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中国人杜环环游过阿拉伯地区，足迹远至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摩洛哥，并且将其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书——《经行记》，为中国和阿拉伯文明的交往留下珍贵的记录。伴随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发展，不仅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而且将传承自古典时代并由穆斯林学者改进过的先进的数学、天文历法与航海、地理知识也开始被中国人了解。10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与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由巴士拉与希拉经海上丝绸之路驶进中国广州港，之后他们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大量的叙述（由AbuZeidHassan整理）使得当时的阿拉伯世界进一步认识中国，此类故事可能为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提供与中国有关的素材。7世纪到11世纪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发生一系列战争，战争从阿拉伯人的扩张开始，经过四大哈里发、倭马亚王朝等时期到11世纪中期结束。7世纪三十年代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今沙特阿拉伯）开始的急速扩张，使得拜占庭很快损失南部的一些省份（埃及、叙利亚）。

（三十六）在之后的五十年里倭马亚哈里发多次袭击小亚细亚，两次威胁到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占领阿非利加地区（今突尼斯一带）。718年在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之围中战败后阿拉伯人的攻势没能延续下去，阿拔斯王朝时期多次交换停火协议的情况下双方关系趋于缓和，但冲突仍然存在。在阿拔斯和地方统治者的支持下几乎每年都有军事袭击，这种僵持的状况持续到10世纪。战争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拜占庭帝国总是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为避免与穆斯林在空旷的地带发生正面冲突，拜占庭帝国更愿意撤退到防守坚固的要塞当中去。在740年后拜占庭帝国才开始打反击，但阿拔斯王朝能利用对小亚细亚巨大而有毁灭性的入侵来实施报复。随着861年后阿拔斯王朝的衰落，拜占庭马其顿王朝时的国力有所强大，战势逐渐逆转。在920年到976年这五十年间拜占庭帝国终于打破穆斯林的防守，重新夺回北叙利亚与大亚美尼亚地区。战争的最后一个世纪主要是拜占庭帝国与法蒂玛王朝在叙利亚边境上的战事，但边境线却一直没有太大变化，直到1060年后塞尔柱突厥人的到来。阿拉伯帝国在这场战争中开始使用海军，从650年开始地中海便成为战场，地中海里的岛屿和海岸边的港口等聚落时常有军事冲突发生。

（三十七）阿拉伯在9世纪末10世纪初占领克里特岛、马耳他岛和西西里岛之后取得地中海的制高点，使得他们的舰船可以轻易地到达法国、达尔马提亚等地的海岸，甚至能到达君士坦丁堡周围。阿拉伯帝国的社会结构以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建立为两个分界点、分为三个阶段，即四大哈里发时期、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拔斯王朝时期。四大哈里发时期指四大哈里发所处的被阿拉伯历史学者称为正统时代的时期，阿拉伯帝国的社会结构处于部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社会上层由原有的部族酋长们组成，而原有的部族平民处于中间，奴隶处于底层。倭马亚王朝时期随着大扩张的脚步，帝国的社会阶层发生变化，产生四个阶层：第一阶层是古莱什部族和阿拉伯贵族，上层由先知家族、历代哈里发家族、重要的迁士和辅士家族及各地总督等组成，下层为普通的阿拉伯武士和士兵，他们享有许多特权；第二阶层是麦瓦利平民，麦瓦利平民是各个民族的新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多为叙利亚和波斯人，也门人也在这个群体中。在帝国初期他们的社会待遇大大低于古莱什部族的穆斯林，但是随着倭马亚王朝的稳定，麦瓦利平民的社会地位开始上升；第三阶层迪米，迪米阶层是帝国境内的异教徒，主要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他们需要交纳比穆斯林多的人头税。但是生活在穆斯林社会的基督徒与中世纪欧洲境内非基督教徒相比时他们的处境还算不错。

（三十八）从这些歧视性内容在倭马亚、阿拔斯王朝时代需屡次重申、严令遵守就可看出它们平时并不是严格实施的，这些非穆斯林可以保持原有信仰，享有财产权，甚至可以在国家的高级机构中任职，也不用担心被流放或被送上火刑柱；最低等级是奴隶，属于主人的私有财产。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后社会阶层再次发生重大转变，阿拔斯王朝的主力是波斯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新穆斯林（也就是麦瓦力人）。在阿拔斯王朝建国之后阿拔斯哈里发害怕阿拉伯贵族会反对他的统治，因此重用波斯贵族。后期因为恐惧波斯贵族的势力太强重用突厥贵族，因此在阿拔斯时期原有的“麦瓦利人”已经不复存在。随着社会发展的加快，迪米的地位也不断改变。一般记载中这一时期的社会阶层如下：阿拔斯王族和其他大贵族；社会精英，包括大学者、高级宗教知识分子、大商人等在社会有影响的自由民；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普通自由民；奴隶。在阿拔斯时期奴隶分为不同的等级，有些奴隶只能从事下层劳动，而有些奴隶可以通过参加军队获得自由，甚至裂土分疆成为军阀。因为阿巴斯王朝中期开始施行古拉姆军事制度，从古代波斯引进奴兵阶层，导致奴隶阶层的分化。古拉姆（波斯文，本意为战奴）在阿拉伯语的意思演化为侍从，并逐渐形成一个独特的军事集团，是后来马穆鲁克制度的初级版本。这些古拉姆名为奴隶，但实际上有着极强的军事政治大权。

哈姆丹王朝

（一）哈姆丹王朝（905～1003）是10世纪阿拉伯人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建立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王朝，890年泰格利卜部落首领哈姆丹·伊本·哈姆敦同哈瓦利吉派结成军事联盟，发动反对阿拔斯王朝的起义，攻占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马尔丁要塞。后哈姆丹被哈里发军俘虏，其长子侯赛因归顺哈里发后率军打败哈瓦利吉派，哈姆丹得到特赦。905年哈姆丹的次子艾布·海扎·阿卜杜拉被哈里发穆克泰菲任命为摩苏尔总督（905～929在位），后趁巴格达哈里发无力控制而独立，自称埃米尔，创建哈姆丹王朝。929年阿卜杜拉之子哈桑（929～968在位）继位后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北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北部，941年趁哈里发穆泰基和其总埃米尔伊本子拉伊克逃至摩苏尔避难之机强迫哈里发穆泰基封他为“纳绥尔·道莱”（即国之辅弼）称号，同时授给他兄弟阿里姆以“赛弗·道莱”（即国之利剑）。从此纳绥尔·道莱以哈里发总埃米尔的名义横征暴敛，将大部分土地攫为已有。944年其弟赛弗·道莱率军西进叙利亚另避领地，945年纳绥尔·道莱沦为布韦希王朝的藩臣。945年赛弗·道莱从埃及伊赫什德王朝手中夺取阿勒颇，创建叙利亚北部的哈姆丹王朝（945～1004）。

（二）946年赛弗·道莱攻克大马士革，将势力扩到安提俄克和胡斯姆。后进军埃及，夺取拉姆拉，与伊赫什德王朝议和。赛弗·道莱在位期间（944～967）武功文治卓著，他多次率军向拜占庭帝国威胁进行“圣战”，953年在马尔阿什附近打败拜占庭摄政王巴尔祖斯所率庞大联军的进犯。967年赛弗·道莱之子塞伊德·道莱（967～991在位）继位后为保阿勒颇曾同拜占庭帝国结盟，共同抵御法蒂玛王朝的威胁。979年摩苏尔被布韦希军队占领，1004年哈姆丹王朝被法蒂玛王朝所吞并。赛弗·道莱在位期间兴建清真寺、宗教学校、图书馆和宫殿，大力倡导伊斯兰学术文化，庇护和奖励学者著书立说，阿勒颇成为宗教学术文化中心。宫廷招贤纳士，学者诗人荟萃，如桂冠诗人穆泰纳比、哲学家伊本·法拉比、文学家伊斯法罕尼等人在赛弗·道莱的庇护和赞助下均取得重大学术成就。艾布·菲拉斯·哈姆达尼是与穆泰纳比齐名的诗人，其赞美什叶派的诗作，被称为“阿里党人的心声”和“绝唱”。王朝遵奉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在聚礼日为阿里祝福，选派什叶派学者担任法官和清真寺的伊玛目。

（三）布韦希王朝（945～1055）是统治伊朗西南部和伊拉克的伊朗封建王朝，别名布耶王朝。王朝建立者阿里之父名布韦希，因以为王朝名。布韦希是里海西南岸山地德莱木人酋长，有三子——阿里、哈桑和艾哈迈德。934年阿里占法尔斯，以设拉子为都城，此后数年该家族先后占领伊斯法罕、胡齐斯坦和克尔曼。945年艾哈迈德进入巴格达，哈里发于是成为布韦希家族傀儡，实际上王朝权力掌握在长兄阿里手里。阿里死于949年，遗命以哈桑之子阿杜德·道莱继位。阿杜德·道莱采用萨珊王朝的诸王之王称号，他统治期间（949～983）布韦希王朝达于极盛，领土广阔，几乎与萨珊时期相当。他在设拉子附近的库尔河上修筑有名的埃米尔拦河坝，在巴格达和设拉子设立图书馆、学校和医院，奖励诗人和学者，使设拉子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在宗教政策上他一方面利用代表逊尼派的哈里发的名义统治国土，另一方面又举行纪念什叶派殉道者的公开仪式，并为纳杰夫的传为第4代哈里发阿里的坟墓修建陵庙，表示他忠于德莱木人固有的信仰。阿杜德·道莱死后布韦希朝急剧衰落，突厥族和德莱木军人之间的矛盾，布韦希家族的内讧使国土陷于分裂。1055年塞尔柱人进入巴格达，布韦希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