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
我和刘映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房事时，厕所传来“哗”的一声巨响。屋顶掉了下来，把茅坑砸了个稀巴烂，连造茅坑的人都不认识了。所幸的是我们俩都没伤着，只是兴致不高了。
“喝！这还有人你们看不见么！”这句话刚飞出我的嘴时，我就开始后悔了。这等于是叫外面所有人都来看我们的房事，这场面可就不怎么盛大了。忽然窗帘开了个缝，一束坚硬黯淡的阳光一下子刺到我和刘映脸上。一个人通过窗帘缝往我们这里看，似乎确认了屋里的人数后，居然没有继续看！又回过头，拆我家的仓库去了。重锤的声音震到我的兴致统统没了。这我可我顾不了床上的另一个人了，一丝不挂地跑了出去。
既然我们的房事是盛大的，就不要去管那些，让我们变得不盛大的人们了。说到底，没人能将我们变成其他人。
这一大块地儿，分布着许多小镇，镇与镇之间距离不远，大致走半个晚上就能到下个。我们丛镇的拆房队，本不该拆我们的房。是有人暗中捣的鬼。
丛镇自古就有条规矩，大致是：如果发现镇里任何一所房子里有霉点子，就要叫房主去浸一天猪笼。镇里的猪，那都是吃下等剩菜长大的“剩猪”，人进去那是要成“剩人”的。后来有的人认为，这规矩太不合规矩，并且扬言要把镇长也浸猪笼。上面也没辙，好不容易召集了些人来开会，要整改这个规矩。结果是，人不用被罚喽，以后发现有霉点子的话，索性叫拆房队把房子全锤了再建起。但那些被锤剩的碎砖用水泥糊起来，再锤掉，多来几次就不牢靠了，容易塌掉。实在没办法，只能用胶带纸将它粘得更牢靠些了。于是外面的人都说，丛镇的胶带建筑是独一档的劳什子，看起来不规不矩。镇里的大伙都说，这样的规矩就显得规矩多了。
当年拆房队招人的时候，我才二十岁出头呢，正是我的当打之年，然后稀里糊涂就被骗进去了。入队根本就不用办什么手续，只给每个人都发了一把银色的重锤。那厮沉得要死，但是耍起来挺是顺手。当时队伍还招女孩，刘映作为我们镇里最漂亮的女孩（当然是我私自敲定的），也拿到了一把银色的重锤。于是她就变成了另一种漂亮。
她父母原是别镇的，他们在她即将出生时连夜赶来丛镇，在医院连夜把她剖了出来。至于为什么，刘映貌似自个也稀里糊涂，估计是被麻药麻傻了一些脑子。她看起来憨憨的，话少，但她不认，狡辩道她只是在恰当的时候沉默。没什么人愿意接近她，别人说她好话坏话全在私底下。拿到铁锤之后，她的身段又显得低了一截。跟她直接往来的差不多就我一个。
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我第一次任务中，当时是去拆一栋在猪圈旁边的房子。它的房顶一天内塌了三次，很会扬尘，对猪十分不健康，所以需要重建来保护猪们。不幸的是，我猜拳猜赢了，就得到厕所里敲墙。我哐哐敲了半天，墙还未有反应，人就先要塌了。我在软磨硬泡时，墙突然倒了，但是是从外面倒向里面来的。我一下子被碎砖块和胶带纸砸塌在地，人直发傻。又看见刘映拎了个铁锤，正在外面得意洋洋地傻笑，然后四处乱跑乱嚷，去问别人，一锤子砸倒墙有没有奖，可没人理她。她马上又发现了我倒在地上，没过来扶我，只是直愣愣盯了我好一会儿，像是在看一片远方的天空般遥远，又像是在发呆。我也不客气地盯了回去，一言不发，希望她能看出我的不客气来。直到她的长发被一阵穿堂风甩到脸上，把她甩醒了，她才不再看我，又走去问别人，“砸墙顺便砸到人有没有大奖？”说话音量小了不少，可仍是没人理她。
任务后，我当然果断地跑去找她“算账”了。当晚，我们俩“刚巧”去了同一家馆子吃饭，“不小心”就坐在同一桌了，那就“顺便”一起吧。我从她口中得知，那也是她的第一次任务。那家馆子的饭菜很香，弄得整晚都是香的。两个大铁锤放在地上，陪着我们脸红。后来我们交往了拆六七所房的时间，就同居了。
镇长发现我们在偷偷处对象后，似乎终于找到个理由引战。他就像发现了角落里的霉点一样，气偏打一处来，下令要给我们加班，一找到我们就恶狠狠地骂，说我们伤风败俗，不务正业，而且过于复杂。我说你个猴子不是你爸妈耍流氓耍出来的是吧？刘映杵在一边，依旧不说话，也不听话，半张个嘴望向天边。我也终于找到个机会骂他，用最平和的语气说着最腌臜的话。有几个队里的人，一开始愿意帮我说话，说我只不过是耍耍流氓，并无大碍。但是他们说了一阵子，像是发现了哪里不对似的，居然和镇长一起来骂我了。他们转变得又快又流畅，我完全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被他们骂的。嚷了半天，我又累又渴，就拉上半张个嘴的刘映的躯壳，头也不回地跑了。他们本来要追，结果只追了一小段路就不追了。
这件事情之后，我和刘映的形象彻底稀碎了，而且几乎不会有起色了。因为加固房子的是胶带纸，本身就并不牢固，而且还有舆论的力量。可是我们没有被拆房队的头头踢出去。他反倒让我们做更多的活，有时候没有活干了，就让我们去拆没有霉点的房子。可是我们不爱拆，他就让一群上级们跟着我们，因为拆房子需要许可。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许可一些不可许可的事。也就是这样，居民们都喜欢找他们帮忙解决一些矛盾。这存心是想让我们累死，但是可以免费吃队里的晚餐（那里的米饭不是裹着壳就是湿成粥）。这不知算是不幸还是非常不幸。
我和刘映的房子里有没有霉点，这件事不能轻易确认。平时我们的家务活轮流着干，开窗透气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忘记，另一人也会提醒（除非都忘了）。我们的窗子很大，进来的阳光也大，开着窗就如户外一样亮堂。所以总的来看，房子里有霉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不排除我们看不到的可能性。次次来查霉点的上级们，总有几个说房子里一定有霉点，只是他们没找到。
几个人伸出五指，都不正眼看我们：“要罚，要重罚。”
刘映头也不回地窜进了里屋。我对着来客们半张个嘴，一言不发，望向看不到头的天边，装作发呆的样子。这样上级们的骂声都不能入我的耳，只能在我身边盘旋。他们骂了两分钟就累了，一丝不苟地找起屋子里“薛定谔的霉点”。他们挪开了沙发和餐桌，没找到，就把头伸前去找，搞得好像离近了会马上长出来霉点似的。不一会儿，他们就低着头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这一阵子过完后，我的嘴巴依然张着。整个我看去酷似白居易哭透了青衫，只不过我是用口水透的。这假呆发着发着，就成了真呆。直到刘映狠狠一巴掌呼在我臀上，我才正常起来，往窗外一望，那些上级们还在骂着地板，一看就是找不着东西骂了。
数年之后，我们这个小小的镇上，只剩下我的和镇长的家没被拆过了。有时我去趟菜市场，要是碰到了一些上级，就要被他们的目光轮流扎着，这些目光都平静得大同小异，像是为了强压自己过分凶恶的一种过分的平静。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假装灰溜溜地快步走路，到了菜市场，菜都够着买，然后像救火一般往回跑。久而久之，我差点就相信，自己真的错得很严重。
刘映买菜的时候，是发着呆买的，自然就注意不到谁在看她。有时候她回来后，边把菜袋子交给我边说，不记得刚刚出门干嘛去了。
我是在三十岁的时候被迫退休的，原因大致就是，我们太不爱拆找不到霉点的房子了。镇长和队长经常说我们俩，年龄都到了，心思却没到。拆房队里需要的是有心思的人，而不是有小心思的人。我们俩为这句话发了好久的呆。其实这些房子有没有霉点，我们这些拆房子的分毫不知。觉得有的人，就自愿去拆；觉得没有的人，不自愿也得拆。房子里的霉点是被挡出来的，但故意去挡不一定生出霉点。他们说完上面那句话后，我就发呆去了，等着刘映跟他们骂完，然后拉我一起跑。可她居然一个字也没骂（这是她后来跟我提的，因为我在发呆），也没等他们开始骂，拉着我就跑。我被拖着时，仍在心里默默感慨，她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回到家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脱。脱鞋袜，脱衣裤，脱内衣裤，放任兽性，顺其自然。当时是下午，街上走路的人有的快，有的慢。阳光总能让人兴奋，但下午的阳光让人昏沉。在白天拉上窗帘也使人昏沉，给人安全感，和不必要的罪恶感。这就使我们在昏沉中更加昏沉。在我们第二次还没结束时，厕所那边传来“哗”的一声巨响。接着就发生了故事开头提到的事情。
房子外面，站着呲牙的队友和咧嘴的上级们（包括镇长）。因为我亮着身子，所以相当欠看。他们都不得不看我这边，从盯着我不放，到故作不想看我，再到轮流瞥我。我始终站着不动，任凭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多到看不见我。一缕缕昏沉的目光和阳光从我脚下淹到头顶，不依不饶。我也不必求饶，只是发呆，活像一尊生鲜雕塑。我后面的房子渐渐被锤成了废砖，家具被胡乱地摆在一旁，而且不知道刘映去哪了。夕阳掉下去，旁观的人们可能认为，这只是一场明亮且荒诞的阴谋，终于散了。
等我醒来时，环顾了四周，周围只剩下刘映一个人了。她披着我的外套，纤细的手臂上挂着我的衣裤，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掐着我的短裤，仿佛接触到手上的肉就会即刻坏死似的。这让我有些不爽。我夺过短裤，边穿边仿着诗人的样子，望着月亮，胡造了一首，就喊起来：“月儿！你的胴体融入我的胴体！啊！我变得明亮起来！呀！月儿！你让我找到了自己！哇！”随即，我夺过我的衣物，快速穿上。刘映叫我别他妈嚷，又平静地想了一想，说，我们走吧。我看了眼那团裂瓦碎砖，一腚跌坐在地上，说，能去哪呢？她趁我还没坐稳，一把扯起我，往镇的东门走去。她飘散的长发和美杜莎的一样，都有着美丽的杀伤力。我跟在她后头，她的头发不住地往我嘴里飘，几次要梗死我。我一边呸着，一边赶上她的速度。我相信她也许是要去哪个盛大的地方。
我们跨过一条河流，翻过一座小山包，就看到了一些稀稀拉拉的房屋。刘映突然提出要举行一场房事，我愣了一秒，说我们都没房了，何来房事？她指指地上柔软的草地，将我扒拉过去，沉默着解开我沉默的衣扣。我没有不顺从的理由，跟她一起柔软地倒下，直到一切都变得柔软……
我们醒来后，替对方穿好衣服，坐在一块狼藉的草地上，不知不觉地发了会儿呆。太阳正悄然上升。我们趁着太阳完全露出来之前，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向着零散的烟火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