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享丨博物馆典籍文献类展览内容策划的拓展路径

摘要：收藏于各个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的典籍文献是国家的重要文化资源，对其做好整理、保护、展示和利用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从早期典籍文献类展览的展品选择入手，以国内典籍文献展览策划的现状与特点为重点，同时借鉴日本策划同类展览的实践做法，从文化价值的挖掘上探讨可借鉴的内容策划的拓展路径。通过案例分析归纳出两个值得延续的策展向度：一是根据典籍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以典籍文献为主要展品而展开的内容策划；二是围绕典籍所记述的故事或历史，与文物实物或场景复原形成对照的展品而形成的内容策划。此外，将典籍文献展览的内容策划置于文化服务的语境之中，积极探索打破藏品类型与馆藏界限，与博物馆教育和公共服务融合，将新技术适度有效地贯穿于内容策划中，打造充分与地域文化相结合、并与整个公共文化场馆通用设计相结合的拓展路径。

汉字中，“典”的早期字形形象是将简册供于案上，表示其崇高、神圣与重要的内涵特质。“典”在《辞海》中被解释为“可以作为典范的重要书籍”，对于“典籍”，则解释为“国家重要文献”。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指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伦，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可见典籍文献不仅是国家的重要文献，也是忠实记录国家历史与文化的可信载体，对典籍文献的整理、保护、展示、利用，对其文化价值进行有效的挖掘与传播，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一、国内典籍文献类展览现状及其特点

从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来看，典籍文献类展览在公共文化服务中逐渐成为展览内容策划的独立主题，具有典籍文献收藏和展示并以之为特色的公共文化场馆不在少数。

大陆地区的此类文化场馆一般可分为三类：一是以典籍文献类收藏与展示为主的博物馆；二是在馆藏和展示上具有典籍文献性质的博物馆；三是举办过典籍文献类展览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纪念馆。

这三类文化场馆拥有较为丰富或独具特色的馆藏，但展出的藏品仅是冰山一角，持续举办展览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三类公共文化机构的典籍文献展览内容策划具有以下特征：

（一） 围绕办馆主旨形成内容策划

2014年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这是国家图书馆历史上最大规模集中展示馆藏文献珍品的展览，由金石拓片、敦煌遗书、善本古籍、舆图、名家手稿、西文善本、样式雷图档、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和中国古代典籍简史等9个展览组成，展品800余件。主要依照藏品类型自然形成展览内容的划分，其中各展览主要依照展品时间顺序排列，以展示孤本珍品为主，尚未形成具有故事性、趣味性和精神线索的策展路线。

2019年9月，国家典籍博物馆又举办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汇集了全国20多个省40余家公藏单位、30余位私人藏书家的珍贵藏品330余种，共分“国宝吉光”“百代芸香”“汲古润今”“交流互鉴”四个展厅展出。此次展览从展品中提炼出主题思想，其中“国宝吉光”依照古籍的四部分类法，选择“经”“史”“子”“集”四部中的代表性著作的现存最早版本进行展示，突出珍稀版本的价值。“百代芸香”以馆藏中的知名藏书家故事为线索，融汇古籍的不同形式展示来自官家和私家的收藏。“汲古润今”突出古籍保护和修复的成果，以及现代技术对典籍文献存藏发挥的作用，融合拓片、少数民族文献、山川舆图等展品进行展示。“交流互鉴”意图通过典籍类展品展现中外文明的对话与交流，较侧重唐文化在丝路沿线国家和东亚地区的影响。

此外，以典籍博物馆命名的博物馆还有于2017年9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并举办首次展览的吉林省典籍博物馆，首展“墨雅余香 纸润流芳——吉林省图书馆藏珍籍展”主要以中国古代典籍的装帧形式为线索，展出典籍年代从唐代至民国时期的写本、刻本、稿本、抄本、活字印本、套印本、钤印本以及批校题跋本、四库底本等，并未从典籍本身的主题思想及核心内容提炼中生成展览内容主题。湖北典籍博物馆于2017年12月26日正式开馆，位于湖北省图书馆，是集典籍收藏、展示、研究、保护、公共教育、文化传承、文化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首展“荆楚宝典——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展”同时开展，依然以展出稀见古籍藏品为主。

（二） 依托专门收藏形成基本陈列

在中国大陆的众多博物馆中，部分分布于各行业中的博物馆同时兼具了典籍文献收藏与展示的功能，尽管这些博物馆可能只有在开馆之初形成基本陈列，很少依据藏品特点来继续策划推出新的展览。例如：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亦称“逸夫科学馆”），创建于1990年，以收藏中医药文献为特色，包括历代医史文物、古代线装医学典籍、中医书刊等，博物馆分为中药标本和中国医学史两部分，展厅以中国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为主线布展，内容分为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医药学的新发展、中国医药学的新成就几个部分。又如：中国现代文学馆，这里主要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及重要作家、文学流派的文学成就，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阵地。馆藏主要涵盖我国著名作家的手稿、信函、书画作品、实物和照片资料等，基本陈列展主要以现当代文学史为线索。

此外，位于北京印刷学院内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藏品主要有古籍善本、诰命文书、邮票、版材、成品、印刷机械等。基本陈列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印刷——印刷文明的东方传奇”“世界近现代印刷——印刷技术的东西互鉴 ”，其内容主要围绕中国印刷技术史和世界印刷技术史的线索展开，较少策划举办临时展览。

（三）尝试突破公共文化场馆藏品界限策展

近年来，围绕典籍文献类藏品策划的临时展览在中国大陆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和纪念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中频频出现。在馆藏上具有较为突出的典籍文献性质的公共文化机构拥有策划举办主题展的巨大潜力。如：古代文献典籍方面，国家典籍博物馆与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具有共通之处，而浙江、江苏等地蕴含丰厚的藏书文化积淀，因此该处的各种以地方藏书文化而新设立的博物馆甚至旅游景点，都具备因地制宜地策划开展典籍文献类展览的条件。

从近现代文献来看，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等以近代文献史料收藏为主题的文化机构，亦可围绕近代文献史料的类型、内容，通过研究视域的拓展挖掘近代文化现象、历史事件、出版现象、新闻事件等策划展览。例如：江汉关博物馆举办的“诚信在兹：契约文化展”，同年4月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开展的具有交流展性质的“拈花：鲁迅藏中外美术典籍展”等都是通过相似馆藏之间的合作及馆际之间的交流而策划形成的具有近代文献鲜明特色的专题性展览。

从综合文献形态的展示来看，中国大陆的许多公共文化场馆都举办过与之相关的展览，如：上海图书馆的“翰墨珍拓——上海图书馆藏善本碑帖展”，由云南省博物馆等七家博物馆主办的“国宝盛宴：《史记》中的西南边疆”展，天津博物馆的“金石书香沁后人：周叔弢捐献文物与古籍特展”，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开展的“光化六合：西安碑林藏北朝墓志特展”，湖南博物院的“千年遗墨：中国历代简帛书法展”，上海大学博物馆的“上海大学博物馆藏近代上海小报特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隻立千古：《红楼梦》文化展”等。此外还有一系列以拓片、印谱或名家收藏碑帖、手稿、古籍为展品的展览呈现，如：兰州市博物馆的“洛阳唐代墓志拓片巡展”，湖南博物院的“烟云尽态：湖南博物院藏《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展”，浙江省博物馆的“朱蜕华典：中国历代印谱特展”，苏州博物馆的“须静观止：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等。

2020年至2021年，以某类文书形式或古代书籍装帧形式、修复为主题的典籍文献类展览出现，如：敦煌博物馆的“敦煌古代文献及汉简写经书法特展”、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金石不朽：书写、复制与文化衍生”、杭州净慈寺美术馆的“卷舒自如：经折装古代经书展”、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等。此间还有一些档案类展览呈现，如：北京市档案馆的“中国档案珍品展”。南京博物院也举办了院藏刻本古籍展，展出逾80件（套）南京博物院藏刻本古籍，年代从宋代至清代，展现传统刻本书籍的艺术与学术价值，如南宋刻本的《大唐六典》，玄宗御撰、李林甫等奉敕注。这些展览的举办首先打破了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之间的界限，主要基于可形成共通主题的展览而进行策划展示，突破了仅限于博物馆范围的展品交流与策展交流，成为盘活藏品与展览资源的一种有益尝试。

二、可持续的两个策展方向——以展览案例为中心

若从近几年国内外典籍文献类展览中选出值得仔细探讨又可形成典型的案例实属不易。一方面，由于典籍文献本身种类较多，古籍、手稿、碑帖、诰命、御制册、契约文书、现代书籍等带有文字和手迹的印刷品和非印刷品等都属于此范畴；另一方面，在展品选择上若只局限于典籍文献，这样的展览可能又会忽略作品本身应有的文化内涵，进而忽略更广阔视域下其文化价值的揭示和立体呈现，故在此选取两个案例作为此类展览值得持续的两个策划方向来分析。

（一）“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

该展览于2018年9月开展（图1），主要展品为《永乐大典》的不同册别，及经过多次辑佚所入藏的分散于各处的《大典》各册，同时陈列有与大典诗文、用纸、抄写字体等相关的史书、志书、韵书、诗文集、书帖等，典籍文献成为展览的主要展品。展览的核心思想在前言中明确提出，即“文运同国运相牵 文脉同国脉相连 ”。因此，展览内容线索即围绕集成类书的编纂过程、收藏历史、散佚、保护及回归入藏等波谲云诡的传奇历史展开，而这一线索也恰恰与国家历史变迁中的大事件以及国家命运的转变相关联。第一单元“大典犹看永乐传”、第二单元“合古今而集大成”、第三单元“久阅沧桑惜弗全”、第四单元“搜罗颇见费心坚”、基本按照文献展品与史实线索对应的顺序进行排序陈列（图2），如：选择《御选明臣奏议四十卷》(清乾隆道光同治间刻本）作为展品，该书是乾隆主持整理的执政备要，在这里的作用主要是说明编修大典的缘起，展示页面内容为“大庖西室封事”。据史料记载，明太祖和解缙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次君臣之间的对话，明太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这使得解缙很受感动，回家后就写了这一篇著名的奏疏，指出了当时朝政的不足之处；同时，建议明太祖修一部随事类编的书籍。因此，以史实线索引领整个展览的内容线索，亦为“文献证史”这一思想在策展中得以很好的呈现。

在形式设计与内容策划统筹考虑的基础上，为满足不同类型观众对于参观时长的不同需求，同时兼顾突出重点展品和展品更换的便捷性，故将展厅设计成内外两圈的回字结构，内圈主要展示《永乐大典》原籍真品，包括“妆”字册、“城”字册、“诗”字册、“智”字册、“士”字册等（图3）。外圈主要围绕既定线索选取史料证史的角度展开。若从《永乐大典》本身的内容结构出发，该展的线索并没有表现出这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大型类书，观众并不能读出其中涉及到“大文化”中的律令、科技、军事、数学、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内容策划可能是由于展厅本身展线长度的限制，也可能是为了突出编修大型类书与国家命运之间关系这一更为宏大的主题。从普通观众的层面来讲，虽然可以更多地了解到保护珍贵古籍的意义和价值，树立保护古籍的意识，但似乎始终无法深入到《永乐大典》的内容之中。由此展可以引申出几点典籍文献类展览策划可以坚持的维度：1.文献与史实互证的方式应是打造典籍文献类展览的基石所在，应为严肃类史料展遵循的向度。2.以一部典籍文献为中心，展现其流传、辑佚和递藏的经过，在策划过程中究竟是要突出其故事性还是历史性的特征，一定要有所取舍。3.典籍文献类展览应坚持从文献本身的内容特点去挖掘内涵和价值，方能使平面、静止的典籍真正从物质性的载体中走出来，焕发精神思想和文化内涵的生机，这一点可从下一个案例的策展维度中获得启示。（二）“出云与大和——《日本书纪》成立一三〇〇年”

《日本书纪》（图4）和《古事记》是关于日本早期历史的两部重要书籍。日文的《古事记》早已被周作人译介并为国人所熟悉，但用古汉语书写而成的《日本书纪》却较为陌生。2020年1月15日，在日本正史《日本书纪》编成1300年之际，东京国立博物馆策划举办了“出云与大和”特别展（图5）。展览的名称主要来自《日本书纪》中与日本政权诞生传说相关的两个地名，这段传说大致内容为：国津神（大国主神）把韦原中国（日本）让给天津神（天皇的祖先），其后大国主神于出云大神社掌管“幽”（祭祀），天津神的后代在大和掌管“显”（政治）。“出云”与“大和”是与这段记载相关的两个重要地点的名称。

“出云与大和”展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巨大本殿 出云大社”，第二章“出云——古代祭祀的源流”，第三章“大和——王权诞生之地”，第四章“佛与政”。除却第三章的最后几件展品选取了《古事记 上卷》（道果本），《延喜式》（九条家本）的卷八、九、十，《延喜式神名帐》（吉田家本）下卷，《出云国风土记》的两个版本以及《播磨国风土记》等古籍和古文书，整个展览尽管是围绕《日本书纪》这本史书所描述的事件、地点等展开，主题也是文献记载中的故事，但展品却涉及玉器、土器、铜器、铁器、图绘、佛像等诸多文物类型，从弥生时代一直到平安时代（图6、图7）。由此可见，一部史书一个展，并非要以各种相关文献和史料来构成全部展品，而是从其所记录内容出发，深入研究、剖析和转化文献所记载内容中的代表性时间、代表性事件甚至是可以引起关注和观众兴趣的亮点，以实物进行对照，在此基础上，将文献与文物互证的史学研究方法融入策划中。博物馆作为文化的产物、文化的中枢，从其举办展览来讲，理应涵盖关乎人类行为及其生活环境的诸多向度。从实践案例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展览固然能体现出已呈现给观众的典籍文献类展览的两个主要策展路径，但从目前典籍文献类展览内容策划的现状及特点来看，在实现内容策划突破的基础上应更多考虑从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属性出发来进一步提升其文化价值。

三、日本典籍文献类展览内容策划的借鉴价值

在世界众多的博物馆及文化机构中，典籍文献类展览不在少数，尤其在同为东亚文化圈的日本，不仅十分重视汉籍的收藏，而且善于从典籍文化精神内涵出发策划举办展览。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在2019年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际，通过书籍展的形式再度回顾日本与海外的交流史。日本自古代以来深受大陆与朝鲜半岛的影响，到了江户时代，来自西方的信息开始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些情况是如何反映在书籍中的，本展通过馆藏的各种珍贵书籍和资料进行了展示。东洋文库在日本学术界被称为“亚洲文献的宝库”，实际上是一个把中国与中国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门性图书馆兼研究所。东洋文库所藏中国珍籍丰富，在特藏中有五种汉籍被列为“国宝”，其中三种即《春秋经传集解》《史记》（夏本纪、秦本纪）和《文选集注》，皆为平安时代（794－1185）人仿唐写本的手抄本；另外两种，即《毛诗》残卷与《古文尚书》残卷，皆为传入日本的中国唐人写本。东洋文库于2019年5月至9月举办了“汉字展——4000年之旅”。本展览主要围绕古代中国汉字的诞生、5世纪左右汉字开始传入日本、汉语与日语的发展及相关学术研究、汉语与日语之间文化的不可分割性等展开。展览通过童谣中的汉字、汉字的形成、汉字文化圈的扩散、日本汉字文化、日本文字的由来等不同维度展现了汉字文化的发展历程。近两年日本不乏一些以典籍、书籍、文献等为主要展品或选题的展览举办。2019年夏，东京国立博物馆推出的“三国志——文化主题特展”应该说是对一部典籍的生动阐释，该展览此后又在九州国立博物馆和中国大陆的几家博物馆作巡回展。2020年为迎接新年和成书纪念而举办的“出云与大和：《日本书纪》成立一三〇〇年”展。2019－2021年间开展的围绕日本国人广泛接受的文化书籍形式——漫画所举办的展览，如：在森美术馆（Mori Art Center&Gallery）举办了“ONE PIECE”展；2020年10月在东京都的南长崎花咲公园展室举办的“常盘庄的漫画家：寺田博雄”展及同类型的于2021年4月开展的“常盘庄与手冢治虫：《森林大帝》时期的故事”；围绕一部漫画作品展开的有“哆啦A梦”展、“浪客剑心25周年纪念展”等。此外，还有以某一时期古典文学作品为中心策划举办的于2021年4月开展的“江户至明治初期的日本古典文学复兴”展，主要展出江户至明治初期印制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包括《源氏物语》《伊势物语》《徒然草》等，从断代古典文学史的层面探究印刷术的发展对文化传播的作用及影响。

日本近年来策划的典籍文献类展览为我们继续提升此类展览的内容策划提供了以下借鉴：1.从世界大文化圈的角度入手反观本国文化形态，使典籍文献既作为展品呈现又作为史料证据呈现。2.着重提炼典籍文献本身的核心文化价值，并将典籍还原回时代，抽离出对应的文化现象，运用到策展中。如：“三国志”展、“出云与大和”展。3.依托本民族历史和流行文化特点，围绕单类作品或某个有影响力的作者形成深入且立体的展览主题，如：江户东京博物馆的作家永井荷风展（图8），“哆啦A梦”等漫画作品展。4.通过跨领域的展示方式对典籍文献进行解读，不限于文物藏品，还将建筑装置、二次元文化等融入展览中。5.同一展期，或有展期重叠的展览注意主题的呼应和对照，将侧重宏观展示的展览策划与微观主题挖掘的展览共同呈现，如：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圣德太子绘卷展”与“御即位纪念特别展：正仓院的世界”。四、典籍文献类展览内容策划的突破路径目前的典籍文献类展览主要偏重历史文献的展示，史书、手稿、档案等各色史料均属于该范畴，仅有少量书法艺术、美术相关的文献展出现。与人类文明所触及的政治、经济、宗教、法律、军事、科技、农业、艺术等领域的丰富文化遗存相比，其阐释和展示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实现典籍文献类展览内容策划的拓展，理应在考虑与其他文化元素相融合的前提下展开，将博物馆典籍文献类展览内容策划置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语境中而非单纯从内容策划角度重新来审视，我们会发现当下的实践中依然有一些尚未展开的维度，这些维度为进一步提升此类展览内容策划的文化价值提供了实践对策，比如：（一） 进一步打破本馆藏品及藏品类型的界限策展尽管在此探讨的是某一类型展品的展览策划，但是典籍文献本身只是文化精神和思想的载体，其重要意义在于其中有形或无形的内容价值。因此，打破藏品的局限性，选取核心藏品相关的各类展品形成丰富而立体的展览才是典籍能够活起来的根本所在。在统筹兼顾展品类型的基础上，加强对藏品精神内涵的研究与挖掘。同时，增进兼具典籍文献收藏和博物馆功能的文化场馆与其他机构的交流与合作，盘活馆藏，在形成基本陈列后不断更新展览或加大基本陈列相关内容走出本馆的力度。（二） 从博物馆教育、公众服务的角度展开策划博物馆展览不仅是传承、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它作为直接与观众产生互动的媒介，最终将走入大众的视野，他们对服务的需求、对知识的渴求、观展取向等个性化元素都成为内容策划可提升的空间所在。进一步提升展览内容策划的讲故事水平，在精选展品的基础上，避免“曝书节”式的陈列，打造具有社会影响力、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选题，注重针对观众的文化水平层级和观展取向来选择内容策划的角度、深度和广度，需要策展者和研究者一同寻找其中的结合点，将其中蕴藏的智慧、精神、技艺等充分揭示出来，以更生动的形象展示给公众。（三） 适度将与新技术融合的内容设计贯穿于内容策划新技术带来传播媒介变化的同时也存在内容设计是否与之相适应的问题，既不能厚此薄彼过分强调新技术在展示中的应用价值，又要在内容的可靠性与有效传达上深入提升策展能力。（四） 内容策划与当地文化特色、地域特点结合随着文旅融合的不断推进，展览已不只是呈现于场馆之内的文化产品，而逐渐成为文化旅游的一部分，将旅游产品的营销宣传思路融入内容策划和展览品牌的打造中，结合地方特色形成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展览成为内容策划拓展的领域。博物馆的展览活动与其所处周边区域的演出活动、科技教育项目实施、民俗节日、生态环境与旅游资源等密切相关。如中国南方的许多地区十分重视“端午节”传统，个别地区会策划特色游览活动、演出、民俗项目体验等，与此同时若周边的博物馆可推出与节日文化相关的文献展，不仅可以使节日文化形成体系，而且可以加深参与其中的民众对传统节日的认识，展览的文化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将大大提升。（五） 内容策划与博物馆通用设计的结合珍稀典籍文献是展览的亮点所在，而博物馆的实体和虚拟环境形象也是观众最能直接感受到的元素。展厅的主要色彩选择、手机应用（App）自助服务的交互界面、展览网页的内容排布形式选择、字体的大小和样式、通往展厅的道路环境搭建等等这些通常属于形式设计范畴的诸多工作，实际上应纳入内容策划团队的思考范畴，毕竟典籍文献传达的是文化信息，哪个时代、哪个地区偏好哪种色彩，展览内容的预期观众群体是什么，交互设计的提示等都应出现在内容策划的向度中。在总结既有典籍文献类展览的基础上，从展览实践的诸多案例中，我们通过梳理发现了可提升的维度，同时也汲取了经验。将博物馆置于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避免了一些典籍文献类展览静悄悄地开展，又悄悄闭展的尴尬。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场馆，不仅在其体系内发挥着作用，更是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不应孤立看待博物馆某种类型展览对传承传播文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