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读书笔记（一）

译者序言和告读者

笔者所读为据伦敦1833版译出的商务印书馆1997年10月第1版

前言（不是书中内容）

        亚当·斯密常以《国富论》作者之名活在笔者的生活圈子中，“无形之手”更是占了某学期英语课整整一个单元的篇幅。可惜笔者向来对经济学不甚感冒，对这位“古典经济学之父”第一次感兴趣竟是在前年观看B站收录的一位美国教授的“欧洲文明”课上（可以在我的默认收藏夹找到，如果没有不幸跟另一个课程视频混淆的话），彼时此教授引用了《道德情操论》开篇的一段话，着实引起我的震撼和兴趣，以后会将这段话放在相应位置。

        笔者的专业，恐怕离斯密先生最远，按书中说法，斯密先生当时的专业叫做“道德哲学”，至少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而笔者若在那个年代，应该被称为“自然哲学”学生，无论如何进不了斯密先生的阶梯教室，恐怕只能把脑袋贴在窗子上，做一只对教室里课程无比好奇的麻雀。这也就是说，笔者没有经受过多少社会科学训练，这个读书笔记肯定有许多读不对、读不好的地方，诚恳希望得到各为朋友的帮助和指导；另外，笔者所写是依附于书的读书笔记，一般以本书为准。

译者序言（iii~xxii）

        译者序言介绍了亚当·斯密的生平，《道德情操论》写作过程和“亚当·斯密问题”。

        译者对斯密先生的定义是“经济学大师”和“杰出的伦理学家”，而对他的分析和评价将以“富国裕民”《国富论》和“公民的幸福生活”《道德情操论》两本名著为线索交替进行。

亚当·斯密与《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1723—1790）生于苏格兰，父亲的是海关审计员，不幸死于斯密出生的几个月前，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活了90多岁，比斯密早死6年。斯密父亲早死，既无兄弟姐妹也未娶妻，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

        斯密的家乡卡克尔迪工场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相当发达，他中小学时就读的市立学校也有着优良的学风，这使他对苏格兰社会有了朦胧的认识。

        1737年（14岁），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伦理学等，据说他当时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可以说和笔者相反，另外，14岁上大学让笔者想起了自己名校少年班毕业，师从诺奖得主的老师，不由心生感慨。在格拉斯哥，斯密得到了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的赏识，后者在他16岁时将他介绍给了休谟。

        1740年，斯密作为斯内尔奖学金（百度未查到）获得者进入牛津大学。在牛津，斯密研究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著作，打下坚实的哲学基础。

        1748年（25岁），斯密任爱丁堡大学讲师，教授经济学。

        1751年，斯密返回格拉斯哥并在次年接替恩师哈奇森教授任道德哲学教授，直到1764年辞职。在这13年中，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1759.4第一版，1761第二版），写出了《国富论》的雏形《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1763）。据杜戈尔德·斯图亚特（1753—1828）《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一书，斯密认为这13年是他“一生中最有用和最幸福”的时期。

        斯密从格拉斯哥辞职后，作为财政大臣养子的私人教师陪伴雇主开始了欧洲大陆之行，当然，这对斯密来说也是实地考察与学术交流之旅。

        不晚于1764年7月5日，斯密开始了《国富论》的写作，因为那一天，他在法国的图卢兹给休谟写了一封信：“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这打发时间真的厉害，笔者烦闷时只有写些玛丽苏小说的本事。

        1765年10月至12月，斯密访问日内瓦，观察瑞士共和制度，并在费尔奈（百度未查到，猜测是伏尔泰寓居的法瑞边境的凡尔纳）多次与伏尔泰探讨政治制度问题。

        1765年12月至次年10月，斯密访问巴黎，会见了许多著名学者，其中重农学派的魁奈、杜尔哥等对他写作《国富论》影响较大。

        1766年（43岁），斯密返回伦敦，次年5月，回到家乡卡克尔迪，当年出版《道德情操论》第三版。

        1773年，斯密携《国富论》初稿赴伦敦准备出版，结果发现一些新的资料，加之北美殖民地人民不断加剧的反抗（1775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提醒他研究殖民地问题，斯密决定暂不出版，继续修改。1776年3月9日，《国富论》出版。期间，《道德情操论》第四版于1774年出版。

        1778年（55岁），斯密受当年做私人教师时学生的推荐，任苏格兰海关专员与盐税专员，这段工作使他获得了不少经济方面的实际知识。（他父亲生前是海关审计员，就作为巧合提一嘴。）1781年，《道德情操论》第五版出版，而《国富论》分别在1778、1784、1786出了三个修订版。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斯密专注于《道德情操论》第六版，这一工作不晚于1788年3月15日，于1789年底完成，次年，即斯密生命的最后一年出版。

        1790年7月17日，斯密于爱丁堡去世。

        这些崇高的真理（指本书的内容）在他年轻时离开学院之际，第一次激起了他天才般的热情，他最后的精神努力也是寄托在这方面的。            ——杜戈尔德·斯图亚特

“亚当·斯密问题”

        所谓“亚当·斯密问题”，就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关系问题，“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的行为归于同情，而在《国富论》中归于自私，他是伦理学的利他主义者，经济学的利己主义者？”

        对新读者（比如笔者）来说，甚至还没有看斯密写的一句话就要面对这个问题实在有些超纲，笔者也只能带着译者的话慢慢读，慢慢理解，现在先只介绍译者的观点。

        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道德情操”，由于年代和翻译的原因，词语有不同的意思并不少见（比如理想国），在斯密的年代，道德情操指人（预先认定是自私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做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而《道德情操论》研究的就是个人如何控制（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

        好了，我们知道什么是道德情操了，我们可以回答“亚当·斯密问题”了。下面介绍笔者已经弄明白的一些意见。

        这两部著作虽各有侧重，但本质一致，有三个理由。

        理由一：《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交替创作，属于斯密的同一套思想体系。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从上面的年表可以知道，这两部著作都几乎贯穿斯密一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如果将它们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也就相当于将斯密的学术体系拆解，将斯密看作“梅达尔多子爵”式人物，这首先是善良的读者不愿意接受的。其次，在斯密的年代，伦理学和经济学属于一门学科，即前文提到的“道德哲学”（当时各学科远远不如现在这样细分而庞杂，掌握起来比较容易，以至于有所谓的百科全书派学者，斯密在巴黎也与他们有过会面），而斯密最初的打算是完成全部道德哲学的内容，最终没有写完罢了，如果一开始就打算结合成整体，怎么会内部打架呢？

        理由二：《道德情操论》对人的行为动机分析也是从利己本性出发的。这一点笔者读了大约20面正文，已经有了一些体会，譬如安慰悲伤的同伴也有为了不被他的糟糕情绪“传染”的考虑。前文已经介绍了《道德情操论》是论述个人如何控制（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的（即人的活动和社会的运行规律），这正是研究《国富论》中理性守序的经济理论的前提。

        理由三：《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集中表现在“无形之手”这一统一的论述中。《国富论》中的“无形之手” 指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只考虑自己利益，但由于“无形之手”驱使， 即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可以达到国家富裕的正面效果；《道德情操论》中的“无形之手”指对财富的追求，由荣辱之心这样的私利出发，受个人感情和爱好驱使，只追求私利，却能实现人类福利的增长。首先，这两只“手”很相似，都是追求私利，却实现整体的正面效果；其次，《道德情操论》中的这只“手”立意更深远，补上了考虑经济利益之前的心理要素，而受驱使之后的情形，则有《国富论》的市场规律出“手”，似乎可以看成向两个方向的延伸；最后，斯密不仅找到了经济规律，也找到了（至少尝试找了）政治生活中的规律，类似于控制论和社会均衡思想。

        笔者总体上认同这些观点，但毕竟没有研读过斯密的著作，也没有见识过反对观点，并不完全相信。

告读者（1~2）

        我看过的斯密第一篇文章，并不长，相当于前言，却完成于他生命的末尾。引用一段原文：

        我承认，虽然我年事已高，很难指望如愿以偿地完成这个大事业（指他预期的全部道德哲学内容），但我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计划，从打算做到自己能做的事情这种责任感出发。我希望能继续完成它，因而我把30多年前写的这段话未加改动地放在这里。

        非常感动，现在是2023年2月5日04点40分，连续看书+码字七个小时，眼睛很不舒服，很想哭，笔者记得歌德的浮士德的前言有类似的话，当时就很哭了一场。能有贯彻一生的学问，修改一生的作品，艰难又浪漫的一件事。

（第一篇读书笔记主要介绍斯密和《道德情操论》的基本情况，没有什么独创内容，未勾选原创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