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二十五章 游击战的分水岭(b)
10月份的导弹危机迫使切加快阿根廷游击队的计划。和猪湾事件时一样,切在这次危机中仍然负责指挥古巴西部的军队。他的指挥部设在苏联导弹装置附近的山洞里。
危机爆发时,切把他的阿根廷游击队受训人员带在身边,让他们接受古巴军官的指挥。如果发生战斗,他们会参与其中。
一颗苏联 SAM(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家美国U-2侦察机,飞行员身亡。此时到了最紧张的时刻。卡斯特罗给赫鲁晓夫发电报,希望莫斯科能在美国进行地面进攻的时候率先发射导弹,他向赫鲁晓夫保证他和古巴人民准备誓死战斗。仅仅一天后,卡斯特罗得知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背着他达成了一项协议——苏联人撤出导弹,条件是美国人保证不入侵古巴并且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丘比特导弹。卡斯特罗简直不能相信,他勃然大怒,据说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一拳打碎了一面镜子。当切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命令部队切断指挥部和附近苏联导弹基地的通信线路,自己迅速赶回哈瓦那和卡斯特罗见面。
接下来的日子里,卡斯特罗狠狠地谴责赫鲁晓夫。倒霉的米高扬被派到哈瓦那做解释。米高扬竭尽所能地解释,不过卡斯特罗和切仍然认为赫鲁晓夫是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卖他们的。他们的对话持续了几个星期,而且气氛数次极度紧张。一天,俄语翻译的一个翻译错误甚至引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当误解被澄清的时候,切若无其事地从枪套里取出他的手枪,把它递给翻译,然后说:“如果我是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据阿列克谢耶夫说,所有人都笑了起来,包括米高扬,切的黑色幽默消除了双方的误会。
危机过后的几周后,切接受了英国《工人日报》记者萨姆·罗素的访问,罗素发现格瓦拉仍然在为苏联人的背叛行为生气。格瓦拉对罗素说,如果导弹在古巴人的控制下。他们会发射所有导弹。罗素在采访结束后对切的感情很复杂,他称切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他显然非常聪明,不过在导弹这件事上,我觉得他有些疯狂。”
他们还谈到了另外一个格瓦拉很关心的话题——全球共产主义战略。罗素发现格瓦拉极度批判西方国家共产党走和平路线、通过议会夺取政权的战略。“他说这会让统治阶级绑住劳动阶级的手脚。”
阿根廷人被告知迅速撤离安全房,并且要消除他们留下的所有痕迹。费德里科被派去学习战地无线电培训课程,布斯托斯接受了一周密集培训,学习密码术。“这就像007,”布斯托斯回忆说,“在使用完密码后,要把文件全部烧掉。”
随后皮内罗的“护照专家”陆续抵达。他们给队伍里的每个人一个不同国籍的身份,布斯托斯成了乌拉圭人,不过他看到护照时不太高兴。“简直难以置信,”他说,“他们给我安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年纪,还给了我一头金发。在那时我的头差不多快秃了,剩下的头发也是黑色的。”他抱怨的时候,专家安慰他说,护照到捷克斯洛伐克才用得着,而且那是友邦,不会有问题的。
现在,阿根廷人知道他们会继续接受培训,直到古巴的安全部门在玻利维亚西南边境和阿根廷交接的地方为他们的行动准备好一个安全的后方基地为止。他们对细节知之甚少,他们只知道古巴人找到“玻利维亚朋友”帮忙安排各项事务。他们今后将被称为“人民游击队”。每个人都有化名:布斯托斯现在叫“劳雷亚诺”;马塞蒂是“副司令”。切当然是他们的总司令,他化名为“马丁·费埃罗”。他们的行动计划被称为“影子计划”。
这支5个人的队伍在布拉格跟豪尔赫·塞尔盖拉碰头,他们在哈瓦那培训的时候曾经见过塞尔盖拉,现在塞尔盖拉负责管理古巴驻布拉格大使馆。塞尔盖拉开车把他们送到斯拉皮湖畔的乡村地区,这里距离布拉格1小时车程。他们住进了一座偏远的湖畔旅店。现在正是冬季,旅店里没有其他客人,只有他们和旅店工作人员。他们伪装成一群拿到古巴奖学金的学生,“准备在这里呆一阵子”。
豪尔赫·塞尔盖拉来看过他们一两次,不过除此之外,这5个未来的游击队员都一直独自呆在这里。他们无事可做,为了保持身体强健,他们开始在雪地里越野行走——“每个方向走20-25公里”。一周又一周过去了,他们越来越沮丧。他们对塞尔盖拉发牢骚,塞尔盖拉告诉他们要有耐心:还没有买到建立基地的玻利维亚农场,在他们出发前还有很多细节要敲定。他告诉他们不要再四处走动了。捷克军方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很不满,显然他们走进了捷克的军事区。
马塞蒂和他的人又在湖滨旅店呆了一个月,塞尔盖拉终于允许他们进入布拉格。他们分散开来,住进了两家旅店。现在已经是12月了,捷克人对于这群人越来越不耐烦。终于马塞蒂忍不下去了,他宣布要安排整个队伍去阿尔及利亚完成培训;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者欠他的人情,现在是他们还这份人情的时候了。阿尔及利亚在7月份的时候与戴高乐进行和平谈判,摆脱了法国的殖民统治,现在执掌阿尔及利亚政权的是民族解放阵线。本·贝拉是当前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他在导弹危机前夕到哈瓦那与切和卡斯特罗见了面,并且在离开古巴之前签署了与古巴的革命互助声明。
“马塞蒂飞去阿尔及利亚,两天后返回。”布斯托斯说,“他对我们说,本·贝拉和布迈丁(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长)到机场迎接他,而且同意帮助我们。我们立刻动身。”不过要去阿尔及尔的话,他们必须在巴黎耽搁几天。1963年1月1日,他们抵达巴黎,在一家老旅店里住了三四天。
1月4日,他们乘飞机抵达地中海城市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人正在进行“清洗”活动,就像4年前古巴一样,清除密探和战犯。疑心重重的市民们对欧洲人或者外国人持公开的敌对态度。由于害怕切的游击队员们在这样的气氛下遭遇风险,两名将军和一队安保人员到机场迎接并把他们送到阿尔及尔郊区的一座独立的海滨别墅,在这里有武装安保人员保护他们的安全。
接下来的两个月,这支阿根廷队伍练枪法、做运动、学习各自的专业军事课程。塞尔盖拉被任命为新的古巴驻阿尔及利亚大使,他成为这支队伍与切的中间联系人。时间不断拖延,马塞蒂急于行动。在马塞蒂的不断追问下,塞尔盖拉带来了哈瓦那的消息,这些消息应该是切发过来的,可是却自相矛盾。阿维拉多·科洛梅·伊瓦拉飞回哈瓦那了解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他带回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和切一起检查了队伍在阿尔及尔收到的消息,可是切发现有几条不是他发的。他们之间的联络完全依靠皮内罗,所以他们推测是皮内罗的安全系统出了问题。有些人甚至怀疑也许这是有预谋的破坏行动。
在古巴,切的保镖艾尔伯托·卡斯特拉诺斯和哈里·比利加斯还在等着切下令让他们出发,不过好几个月过去了,切仍然没有下令。卡斯特拉诺斯已经学完了管理人员培训课程,重回军队,开始学习军事培训课程。1963年2月底的一个周末他回哈瓦那的家里,他几乎已经忘了和切在8月份的那次对话,可是切突然叫他过去。因为切叫得很突然,卡斯特拉诺斯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准备去挨罚。“每次切叫我去,肯定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拎我的耳朵。”他说,“我对自己说:‘这个周末我什么也没干——甚至没有喝醉酒。’所以我想不出切为什么要见我。”
卡斯特拉诺斯忐忑不安地来到切的办公室,他问秘书何塞·曼雷萨出了什么事。神秘兮兮的曼雷萨对他说:“没事,一切正常。”
他走进切的办公室,切问他:“有些事你还记得吗?”卡斯特拉诺斯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切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之后,他想了起来。“什么,你的意思是我们要走了?什么时候走?”他兴奋地问道。切让他好好听着。切警告他说这次任务不可掉以轻心:“这次任务或者打20年的仗,或者你根本就回不来了。”
切让他在打定主意之前认真考虑考虑,卡斯特拉诺斯站在那儿“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又问:“我什么时候走?”“好,”切对他说,“去的时候别穿得像个印第安人,你不是印第安人。告诉卡斯特拉诺斯他不能和你一起去,因为他是黑人,你要去的地方没有黑人。”
切没再多说,他只告诉卡斯特拉诺斯这次是要去找几个私人朋友。他又说:“你会和我派去的一群同志一起等我,在我到之前你就是头儿。”切说他会在年底和他们会合。随后,卡斯特拉诺斯去见皮内罗,领取他的任务、新的秘密身份和旅行线路。
大约在同一时间,年轻的德国裔阿根廷姑娘塔马拉·邦克在经过非常严密的审查后,开始在皮内罗的部门接受间谍培训。
皮内罗的副手阿里尔说:“她来找我们,要求我们考虑给她安排任务。”阿里尔接着说,古巴的保密机构已经对她进行过检查,她可以接受培训了。阿里尔说,那时,他们考虑首选让她到阿根廷做间谍,“在必要的时候发挥作用”。塔马拉·邦克后来被人叫做“塔尼亚”。
在塔尼亚开始接受培训的时候,马塞蒂的人仍然呆在阿尔及利亚。切分析了阿根廷的政治局势,他打算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的消息帮他确定出击的时间。他找阿根廷的朋友和熟人,和他们交谈,从他们那里打听消息,验证他的理论。2月,他找到里卡尔多·罗乔,切对他说:“我想和人聊聊。”他们在政治上看法不一致,罗乔信奉自由主义,是反帝国主义者,但不是社会主义者。不过两个人相识很久了,切知道罗乔交际广泛,是个犀利的政治分析家。毕竟是罗乔介绍他和伊尔达认识的,是罗乔把马塞蒂介绍到古巴的,而且最近罗乔还和切的母亲成了好朋友。
切安排罗乔入住政府最好的招待所,罗乔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切常常找他谈话。罗乔后来写道,他发现格瓦拉对古巴日渐严重的区域性孤立十分气馁,而且仍然对苏联人在导弹危机中对古巴的“家长式”威胁耿耿于怀。在他们的交谈中,切阐明他认为除非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能够掌权,否则古巴无法打破区域性束缚,而且切也毫不掩饰地表示他正在积极地研究如何能够让这成为现实。罗乔回忆说他们一起讨论了每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直到有一天,切请罗乔和他“系统”地讨论阿根廷的情况。
切会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做笔记。罗乔注意到切对阿根廷的工人和学生运动十分感兴趣,而且很想了解当前阿根廷反对派里的人物。他们还讨论了贝隆在阿根廷劳动阶级中的声望,切给罗乔看了一封贝隆写给他的信,在信里贝隆表达了对古巴革命的赞赏。在罗乔看来,似乎切正在权衡与贝隆主义支持者结盟的利弊。
1963年4月初,在罗乔离开古巴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了一场短暂但血腥的海军叛乱。叛乱很快被军队镇压。不过对切而言,这次事件说明阿根廷军队中分歧严重。
回到阿尔及利亚,马塞蒂得知皮内罗的人终于在玻利维亚为他们买到了一个农场。马塞蒂决定不再等下去了,他请阿尔及利亚人帮他们去玻利维亚,阿尔及利亚人立刻同意了他的请求。
“阿尔及利亚人把所有东西都给我们了。”布斯托斯回忆说,“他们本来还给了武器,可是我们没法带走,因为我们必须通过几个不同国家的边检——不过他们给了我们各种军用设备、护照,所有东西。”
1963年5月,离开哈瓦那7个月后,马塞蒂的队伍终于踏上了去往南美洲的道路。不过队伍里少了一个人。格拉纳多招募来的米格尔没能跟他们一起走。
在等待期间,米格尔的意见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不服从命令。自从开始地下生活之后,所有人都严格遵守一条规定——不许给家里写信,“甚至不要给妈妈写信”。米格尔违反了这个规定,他们在巴黎的时候,布斯托斯发现他想要向外寄几封信。可这只是米格尔不良行为记录的开始。在阿尔及利亚,米格尔对马塞蒂的意见越来越大,公开质疑他的领导能力,这招致马塞蒂的记恨,两人经常争执。
他们准备离开阿尔及利亚的时候,矛盾升级到了顶点。米格尔说,如果马塞蒂继续担任领导,他就不想走了。马塞蒂当然不同意。两人拉开阵势打了起来。其他人过来拉架,可是马塞蒂还是想给米格尔点颜色看看。他坚持当即进行审判,决定米格尔是否应该继续留在队伍里。布斯托斯担任检察官,费德里科担任米格尔的辩护律师。
布斯托斯认为米格尔是因为害怕才故意找茬跟马塞蒂打架的,这样他就可以留下不走了。作为检察官的布斯托斯提出,他们这次危险的旅程要经过几个国家的边境,米格尔的消极态度会给大家的安全带来危险,所以把米格尔留下是适当的解决办法。米格尔的辩护人费德里科也同意这个办法。
可是马塞蒂还不肯罢休。他说米格尔希望退出队伍就等同于“变节”,这是死罪,因此米格尔应该被处以枪决。他还说可以安排他的阿尔及利亚军人朋友执行处决。马塞蒂赢了,队伍里的人一致同意处死米格尔。马塞蒂、塞尔盖拉和伊瓦拉与阿尔及利亚人交涉之后,几个军人过来带走了米格尔。
布斯托斯一直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过他还是很难过。“这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他回忆说,“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把他带走是要枪毙他,他表现得很勇敢,没有反抗。他准备好自己的东西,走了……像个男人,没有唉声叹气或者跪地求饶。”
从那以后,布斯托斯和其他人在提到米格尔的时候都不直呼他的名字,而是把他叫做“被枪毙的家伙”。
在假身份的掩护下,马塞蒂和他的人分成几个小组,拿着阿尔及利亚护照,和两名阿尔及利亚特工一起飞往罗马。抵达罗马后,他们重新会合。马塞蒂和伊瓦拉走另一条路线;布斯托斯、费德里科、莱昂纳多、埃尔梅斯和两个阿尔及利亚人飞往巴西圣保罗,他们的装备放在阿尔及利亚人的外交人员行李里。接着他们从圣保罗乘火车前往玻利维亚的圣克鲁斯市。在圣克鲁斯,阿尔及利亚人和他们分手。几天后,布斯托斯他们抵达拉巴斯并与玻利维亚共产党的联络人取得联系,很快,他们就和伊瓦拉会合了。
在和伊瓦拉会合之后,他们又在玻利维亚首都苏克雷附近和马塞蒂会合,接着一行人动身前往他们的行动基地。他们假装自己是来合资经营农场的,准备在刚买下的土地上种地放牧。他们到了这座偏远的“农场”。在这里,贝尔梅霍河形成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天然边界,他们买下的那块地处在群山环绕、草木丛生的一块三角地区的中心位置,两边都是阿根廷的地界。只有一条土路进出这里,离他们最近的邻居也有几英里远。
伊瓦拉是主管,他开着吉普进进出出,给队员带来补给和武器,不过当他们看到皮内罗的手下和玻利维亚人在当地给他们买的装备时,他们惊呆了。布斯托斯说:“瘦巴巴的尼龙布军装,普通的尼龙衬衫,装饰着小星星的枪套……简直像是在开玩笑。”
背包和靴子的质量也很差,不过还好阿尔及利亚人给了他们一些优质的南斯拉夫军装、弹药带和战地望远镜。他们的武器弹药是从古巴偷运来的,数量充足,状况良好,有反坦克火箭筒、手枪、汤姆森冲锋枪、自动步枪和很多弹药。西罗·布斯托斯拿到了一支带消音器的枪。
在对几条进入阿根廷的路线勘察过后,马塞蒂准备出发了。6月21日,人民游击队的5人先遣队跨过了边境线,进入阿根廷。
一个月前,古巴训练的另一支游击队在秘鲁遭遇失败。5月,埃克特·贝哈尔领导的民族解放军打算通过玻利维亚进入秘鲁,这支队伍是古巴人训练的,由40名游击队员组成。可是队伍被人发现了,他们被迫放弃了原来的计划。贝哈尔的任务原本是到秘鲁南部安第斯山区的康本习翁山谷,政府军要在那里围剿农民领袖雨果·布兰科领导的一支起义队伍。布兰科的队伍之前袭击了一个国民警卫队驻地,从那以后就一直被政府军追击,古巴人认为这正是让民族解放军投入行动的好机会。
玻利维亚幅员辽阔,大部分国土未经开发,它位于南美大陆的中心地带,玻利维亚与秘鲁、智利、阿格特宁、巴拉圭和巴西接壤,边境线守卫薄弱,很容易通过,因此这是最适合贝哈尔的游击队进入秘鲁的地方。玻利维亚另一个优势是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走的是偏左路线,这是少数几个仍然和哈瓦那维持外交关系的拉丁美洲政府之一。至少,共产党在玻利维亚是合法的,可以在游击队的联络、安全房和交通等方面提供帮助。古巴曾请求玻利维亚共产党帮助贝哈尔的队伍到达秘鲁边境,帮助马塞蒂的队伍到达阿根廷边境。秘鲁共产党同意了,指派了几名骨干帮助两支队伍,不过他们提供这些支持只是权宜之计。
玻利维亚共产党同意帮助古巴执行阿根廷和秘鲁的游击战计划,主要是希望不要让古巴在玻利维亚发动起义。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青年团中有一部分亲古巴的好战分子,玻利维亚共产党允许他们为阿根廷人和秘鲁人提供帮助,这也许是想让他们释放革命热情,防止党内发生分裂。玻利维亚前共产党领导人马里奥·蒙赫说,拉巴斯的古巴外交官找到他来交涉这件事。
“他们对我说,需要我们帮助一些年轻的秘鲁共产党人,这些年轻人在接受培训后想要返回祖国。他们认为最佳的进入地点是玻利维亚的安第斯高原地区。”蒙赫不同意这个策略,他说古巴人的经验是唯一的,无法在其他地方复制。他还说他不能背着秘鲁共产党的同志们做事,他会把这件事告诉他们,询问他们的意见。蒙赫把古巴人的计划告诉给秘鲁共产党,秘鲁共产党坚决反对。他说:“他们不想和游击队扯上任何关系。”
虽然蒙赫同意秘鲁人的看法,可他还是试着说服他们不要贸然和哈瓦那公开决裂,让他们“要灵活,尝试控制局面”。不过他也警告说:“这件事(古巴的武装斗争输出)会在各地引起麻烦,给秘鲁人和其他所有人带来损害。”
现在,蒙赫和他的同志们已经开始听到“传言”,说哈瓦那也想在玻利维亚发动游击战。玻利维亚共产党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一致投票反对在他们的国家进行武装斗争,随后,蒙赫和政治局成员伊拉里奥·克劳尔一起前往哈瓦那。据蒙赫说,他们的任务是要向古巴人说明玻利维亚共产党反对古巴在拉美地区的“干预主义”,同时他们也想在哈瓦那和愤怒的秘鲁人之间进行“斡旋”。
蒙赫对主管外国游击队支持事务的皮内罗说,苏联人曾经在斯大林时期支持过拉丁美洲的游击队,可是没什么效果。“他们把武装斗争和游击战推行到各个地方,”他对皮内罗说,“他们在不同的国家试验,可是都失败了,现在你们正在重蹈他们的覆辙。”
皮内罗建议他们直接和卡斯特罗谈,并且为他们安排了见面。在见面时,蒙赫又一次提出他和秘鲁共产党反对这个计划。卡斯特罗称古巴的革命经验是和传统共产党路线不同的路线,他说他不能也不会反对其他想要仿效古巴革命的年轻游击战士走这条路。“我们会帮助他们,”卡斯特罗对蒙赫说,“我理解你的立场,不过我认为我们必须帮助那些即将到你的国家去的那些人。我不是在请求秘鲁共产党的帮助,我是在请求你的帮助。”
蒙赫显然认为如果卖了卡斯特罗一份人情,他就不会背着他们在玻利维亚进行游击活动,于是蒙赫和克劳尔答应了卡斯特罗的要求。他们帮助贝哈尔的队伍进入秘鲁,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秘鲁共产党。他们随后还和切见了面,不过这次见面的气氛并不友好。切“气势汹汹而又坚决”地说明了进行游击计划的理由,他们之间的气氛紧张,没有信任可言。
克劳尔对这次经历的描述有一点不同。他发现卡斯特罗很圆滑,没有表态,而切很傲慢。他和蒙赫回到拉巴斯的时候,仍然怀疑古巴人会把玻利维亚共产党撇在一边,继续他们的计划,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密切注视古巴人的动向。
除了在革命观念上与古巴有差异外,蒙赫和玻利维亚共产党的同志们还怀疑古巴推动游击战不全是为了他们好,更多地是出于古巴自身的利益。蒙赫说一个“古巴高级官员”曾对他说过,如果玻利维亚共产党能在玻利维亚开始武装斗争“就太好了”,“因为这会转移帝国主义者的视线,减轻我们的压力”。
蒙赫尽可能与古巴人保持兄弟关系。为了调和关系同时了解古巴人的计划,他甚至还请求古巴允许他派一些玻共青年骨干到哈瓦那去,因为他们渴望“学习古巴的革命经验”。与此同时,他的人开始对贝哈尔和马塞蒂的队伍提供各方面的帮助。玻利维亚人帮马塞蒂的队伍买下了一块地,用来当作将来的基地。他们还将贝哈尔的队伍转移出拉巴斯,把他们送往秘鲁边境。
贝哈尔的队伍在5月抵达秘鲁边境,不过那时秘鲁当局显然已经十分清楚他们的计划了。贝哈尔派了一支先遣队过境,这支先遣队立刻被马尔多纳多港的警察发现。其中一人在枪战中被杀,其他大多数人设法逃回玻利维亚,大约12人被当地政府抓获,不过后来他们都被释放了,显然这是帕斯·埃斯登索罗政府在向古巴示好。6月初,秘鲁军政府举行选举,这是他们获取政权时承诺过的,获胜者是走偏右路线的候选人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秘鲁游击队的首次尝试遭遇惨败,不过贝哈尔和他的战友们开始重新组织队伍,不久后他们会卷土重来。
切的前任小舅子里卡尔多·加德亚和其他一些人组成了左派革命运动组织,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同于民族解放军的斗争模式:他们认为应该在战争开始前先在秘鲁建立起社会和组织基础。加德亚的队伍被派往艾斯卡姆布雷山区打击那里的反革命分子活动。临行前,加德亚最后和切见了一面。
“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谈话,”加德亚回忆说,“第一次切没有把我看成一个学生或者家庭的义务,因为我决心投身秘鲁革命。”切真诚地祝福加德亚。“他对我说:‘好的,去获取你自己的经验吧。每个人都必须考验自己,你必须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获取经验。”
加德亚形容他离开古巴时的感受就像是离家出走的孩子——得不到家长的认可,而且还怀疑自己,不过无论如何决定要证明自己。30多年以后,加德亚仍然很自豪,因为他的队伍的所有成员都安全抵达秘鲁,没有人被捕,他们从此开始了地下工作,两年后,他们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
与此同时,切也在考虑自己未来的计划,他焦急地等待着马塞蒂的消息,看他是否能建立起阿根廷游击队的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