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与星月旗的碰撞：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安条克之战（6）

1098年6月5日，周六，安条克被十字军夺取后的第三天。骑士罗杰的葬礼刚刚结束。凯尔波加的主力便出现在十字军眼前，在平原上设下营地，并展开围城。到了围城的第三天，因为营帐离城墙太远。凯尔波加拔营，转而在希尔皮乌斯山上扎营。新营地靠近安条克的内城，所以阿尔伯特称，这样一来，包括亚吉·西彦的儿子们在内，内城里的守军将倍感宽慰。与十字军花了数月才得以严密封锁安条克城不同，凯尔波加显然效率很高。如果阿尔伯特没有夸张的话，此时此刻，“对基督徒而言，任一处地方皆没有离开的自由和机会。”

    就像当初的安条克守军一样，十字军也尝试进攻围城军队的营地。戈弗雷率领大批人马杀出城外，在长时间的战斗后，还是被击溃了。这时内城的穆斯林守军纷纷冲出来攻击十字军，一直杀到市中心，随即撤回内城。自此开始，早上、中午、晚上，这些穆斯林都会不厌其烦地杀出来。

博希蒙德和雷蒙被激怒了，为了避免安条克内外的穆斯林里应外合，他们立即建起了一座被称作壕堑的“庞大防御墙”（笔者认为是在城内的山地和市区间靠近下方的位置），在上面筑了一座有围墙的筑垒（也就是要塞）。想要依靠这座新要塞抵御内城里的守军。穆斯林再次杀出内城，攻击这座建在城内的新要塞，凯尔波加的步兵也杀进了城内，同样攻击起了这座要塞。

据《耶路撒冷史》说，步兵们“通过了卫城的那座不可征服的城门”，“卫城”应该是指内城，“卫城的那座不可征服的城门”可能是指前文中说的铁门，这道城门位于内城附近。既然这部史书说步兵是“通过”这道城门，并没有提及步兵攻破它。那么也许十字军自围城开始起，一直就没能控制这道城门，所以才被敌军直接通过了。

穆斯林的这次进攻还是被击退了。之后，穆斯林发现山里草料不足，无法供养马匹。只得再次拔营，“穿过了法尔法河的浅滩，在距城外半罗马里远扎营。”

    一天，凯尔波加听取了别人的建议，将大军分布到分布到城市周围，将所有城门封锁起来。8个月来，十字军在围城中千辛万苦才达成的彻底封锁，对于凯尔波加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不过凯尔波加的军阵也并非没有弱点，他的主力在城市北方扎营，围城部队比较分散，而且脆弱。只不过十字军怕是没有能力运用这个弱点。不久后，围城军队迫使十字军摧毁自己在城外的工事，完全缩回城内。[1]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在十字军里，饥荒很快再度降临。食物再次卖到高价，人们也再次饥不择食：

    “基督徒中的饥荒变得极其严重，以至于面包被耗尽了，他们不得不吃骆驼、驴子、马和骡子，甚至咀嚼在屋里找到的，过了3年乃至6年之久，已变得坚硬和腐败的皮革，他们将其用热水浸泡和软化后食用。他们还吃那些刚从牛身上剥下的牛皮，将胡椒粉、孜然及各种的调料加了进去。基督徒被如此严重的饥荒折磨着。我知道，这般压迫着上帝被围子民的难以置信的饥荒之罪恶及折磨，会令闻者战栗。”

    《Armies of Heaven》一书甚至声称：《圣经》在描述撒玛利亚之围时，提到了一场严重的饥荒，一个母亲甚至吃掉了自己的孩子。相似地，在安条克，“法兰克人”几乎无法克制自己不吃“human banquets”。

    撒玛利亚是一座城市；“法兰克人”应该是指十字军；而“human banquets”在译成汉语后，则应该是触目惊心的“人肉宴席”。

    依《Armies of Heaven》的说法，当时的十字军应该抵御住了吃人的诱惑，尽管颇为勉强。不过，该书同样提到，按照中世纪英格兰史学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的记载，十字军在安条克之战中的确上演了吃人的惨剧。威廉在《Gesta Regum Anglorum》中记载称，在十字军攻入安条克城之前，曾有一些人吃死人果腹。

如今，十字军再度陷入了饥荒。假以时日，后果将不堪设想。

    唯一幸运的是，安条克的铜墙铁壁，昔日令十字军无可奈何，如今却成了他们最牢固的防线。似乎，在十字军忍饥挨饿之时，外头的穆斯林并不热衷于猛攻，而更青睐封锁。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夜幕降临，十字军中的一些卑微大众就会溜出城市，悄悄前往圣西蒙港，向那里船队购买给养，再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潜回安条克，以高价出售食物。此事很快败露，穆斯林意识到附近还有一处十字军的港口。立即出兵，劫掠和烧毁了船队。自此，没有船队敢再赶来。

十字军失去了最后的补给来源，许多人决心冒险脱逃。他们尽了一切努力，在晚上离开军中。有两位叫威廉的王公就成功脱逃，抵达了小亚历山大港，遇到了布洛瓦的斯蒂芬。斯蒂芬自离开安条克后就一直住在那里。从两位威廉那里听说了十字军的窘境后，斯蒂芬领着二人一起扬帆远航，逃往君士坦丁堡。他们不知道，他们将在十字军的心口上插入一柄钢刀。[2]

 

    即便命悬一线，十字军似乎仍然没有对天主的旨意产生些许质疑和抱怨。他们认为眼前的一切苦难，都是因为自己罪有应得。沙特尔的福尔彻称，十字军中有许多人在安条克陷落前后就跟当地的女人私通过，天主在要为这种自愿的淫乱行为惩罚他们。十字军的信念就像一堆干柴，就等着一点火星将它引燃。

    据《耶路撒冷史》记载：就在这时，一位有着至为虔诚之名的教士，竭尽全力宽慰那些被恐惧动摇的教胞，他向十字军全体讲述了一个所谓的神迹。据他说，在十字军东征伊始，早已魂归天国的天主教圣人安布罗斯向一名教士显现，告诉他：“从今日起，3年之后，你会知晓，在千辛万苦后，幸存的基督徒会取得圣城耶路撒冷，会取得对所有野蛮民族的胜利。”

阿尔伯特在《耶路撒冷史》中称，这个预言安抚了那些潜在的逃兵，十字军们决定同生共死，为了基督忍受一切。尽管不止一个现代人认为这段陈述明显是阿尔伯特在记载的过程中虚构的。但笔者个人揣测，这段记载还是很可能意味着十字军在当时受到了“神迹”的鼓舞，因为如果阿尔伯特敢于且能够在这段历史中虚构神迹，那么很有可能说明了，在当时的十字军中，各种“神迹”并不鲜见——宗教信仰再次以荒诞不经的方式显示了它的魅力。[3]

遥远的盟友

    或许，支持十字军的信念，不只是耶路撒冷的呼唤，还有对拜占庭援军的企盼。无论如何，泰提修斯临走前就许诺会带回援军。一直以来，阿莱克修斯皇帝都在收复小亚细亚海岸地区。现在，十字军身陷重围，身为盟友的他总该从中脱身，星夜驰援。

    在世界的另一头，斯蒂芬一行人离开了陆地，扬帆出海，在逃亡途中，他们听说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亲率400000名佣兵来到了小亚细亚中部的菲罗梅隆（今名阿克谢希尔）这座城市，正向安条克进发，准备求援十字军。于是他们来到了菲罗梅隆城，遇见了率部扎营的阿莱克修斯皇帝和泰提修斯。原来，泰提修斯口口声声要去求援，当上了使者，却没能不辱使命，甚至没有返回安条克。不过他很快就有机会将功补过了：根据阿尔伯特的描述，阿莱克修斯皇帝麾下兵强马壮，有一支由40000名法兰西人组成的军队，他们是经过漫长的冬季才集合起来的。因此，如果泰提修斯能和阿莱克修斯一起解围安条克，就履行了自己对十字军的承诺。

    皇帝看见了斯蒂芬一行人，颇为惊讶，不知他们为何要离开安条克的战友。就询问他们十字军的情况。这本将是平平无奇的对话，却令十字军命悬一线。斯蒂芬等人恐怕是太过怯懦了。他们告诉皇帝，安条克城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十字军陷入了巨大的饥荒，而且穆斯林已经摧毁了船队。没有人能够幸存。甚至，“他们向皇帝建言返程，不要徒劳无功地令其军队受苦”。

    “听到基督徒的这些危险，获悉了异教的军力后，皇帝同其贵族们商议。皇帝颤抖着，被惊呆了，立刻命令所有军队返回。”

对于阿莱克修斯的反应，《耶路撒冷史》的作者阿尔伯特似乎很平静地写下了这句话。但是他的读者们应该都不难看出，皇帝抛弃了盟友。在临走前，这位皇帝还放火劫掠，毁灭了一大片十字军为他收复的土地，甚至（依《耶路撒冷史》所言）“摧毁了所有的城市和防磐”。阿尔伯特解释说，这是怕突厥穆斯林卷土重来，再度占据这些地区。

安娜·科穆宁在《阿莱克修斯传》里则没有提到她的父皇蹂躏土地的做法，但提及了居民们（应该是指当地居民）的命运，她写道，阿莱克修斯皇帝决定“返回君士坦丁堡”，“在当时决定跟随阿莱克修斯皇帝的，不仅有男人，还有妇女”，之后，穆斯林军队听说了阿莱克修斯撤退的消息，于是闻讯赶到，想要劫掠途经的全部村庄，可在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居民不是死于战火，便是随皇帝去了君士坦丁堡”，所以他们“一无所获”。

阿尔伯特似乎很理解阿莱克修斯的所作所为，安娜·科穆宁则对父皇带走居民的做法没有异议，但是，显而易见，阿莱克修斯短时间内怕是不会再回来了。

    彼得·弗兰科潘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似乎认为，是斯蒂芬的悲观言论令阿莱克修斯皇帝放弃了十字军。《阿莱克修斯一世是“毒蝎”吗？——从拜占庭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下简称《“毒蝎”》）一文称弗兰科潘是在为这位皇帝辩解。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对弗兰科潘的学术水平持相当正面的评价。

乔纳森·赖利·史密斯在《十字军史》中则认为正是斯蒂芬和同伴们使阿莱克修斯相信十字军已经没救了。

而在阿尔伯特和弗兰科潘、史密斯之外，阿莱克修斯皇帝所生的长公主安娜·科穆宁则对父皇撤兵始末给出了不同的说法，不止于此，这位公主更是露骨地把父皇撤兵的责任推给了十字军。

在《阿莱克修斯传》中——十字军被称为“凯尔特人”——安娜·科穆宁写道：斯蒂芬等人告诉皇帝，“他们认为，凯尔特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等待着凯尔特人的将会是死亡”，因此阿莱克修斯决定迅速向安条克方向移动，虽说敌人在竭力阻止他。当时有各种谣言四散，说数不清的敌人已经临近，准备与皇帝作战，穆斯林听说皇帝要去援助“凯尔特人”，就派出了一支拥有“大量兵力”的军队前去拦截，这彻底打乱了阿莱克修斯的计划，经过详尽的思考，这位皇帝决定直接前往安条克，“而此时的凯尔特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希望，他们只想着如何逃跑”。

尽管只是寥寥数语，平平淡淡，但在安娜·科穆宁笔下，一位不顾万难也要驰援盟友的皇帝形象跃然纸上。

奇怪的是，写到这里，这位公主笔锋一转，开始批评十字军性情专横，不讲究纪律和战术，“总体来说，在战斗中凯尔特人的第一次冲击是不可阻挡的，但是他们在战斗中的这种激情并不能持久，因为他们缺乏理智与战斗素养”。

在抨击了十字军的战斗力后，公主将可能是她真正想说的话和盘托出：“阿莱克修斯皇帝意识到他没有足够的实力对抗如此数量众多的敌人，而且凯尔特人也本性难移”，于是皇帝决定不再前进援助安条克，“而是返回君士坦丁堡”。安娜·科穆宁又补充说，皇帝害怕穆斯林会袭击首都君士坦丁堡，并且菲罗梅隆附近的居民会协助穆斯林，加上近来发生的一系列战争让那附近的一些人逃跑了，所以才决定返回。

笔者认为，所谓十字军“本性难移”可能是指这位公主口中的十字军战斗力不济。因此，恐怕在安娜·科穆宁眼里，并非是她的父皇置盟友生死于不顾，而是敌人太多，十字军太不成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阿莱克修斯皇帝的撤退都仍是对盟友性命的漠视。或许他自认为回天乏术，不愿作无畏的牺牲。但是，他对十字军的抛弃仍然授人以柄。

英国史学家托马斯·阿斯布里奇希望能从中立的角度看待十字军东征，可在阿莱克修斯退兵一事上，他直截了当地说：“在此生死关头，拜占庭有负于十字军”。

也许，阿莱克修斯太“精明”，太“冷静”，太“现实”了，不像十字军那样对（基督徒）弟兄、灵魂、救赎、耶路撒冷等意象充满了浪漫的念想，也并不像他长女（安娜·科穆宁）所言的那般高尚。

比起有女儿支持的阿莱克修斯皇帝，布洛瓦的斯蒂芬就没能得到亲人的力挺，在返回欧洲后，他被自己的妻子阿德拉（Adela）公开斥为懦夫，据说正是在妻子的压力下，为了洗刷自己的污点，他不得不最终于公元1101年再次投身十字军的洪流，最终在4年后的拉姆拉战役中用生命的代价换得了良心的解脱。[4]

 

救命稻草

    即便安条克已经陷入了天罗地网，阿莱克修斯皇帝退兵的消息还是很快越过了安条克的城墙，这个惊人的消息“在朝圣者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伤痛。基督徒的精神被削弱了，勇气消散了许多”。逃跑的人越来越多，就连博希蒙德的连襟都加入了其中。在绝境面前，十字军的王公再一次动摇了。他们商量着有没有办法秘密撤出城市，将“低贱的平民大众留在危境中”，任穆斯林鱼肉。

戈弗雷、佛兰德斯的罗伯特和教宗特使阿德马尔（同时也是勒皮主教）听说了这个消息，再一次充当了精神上的救火队员，力劝他们放弃念想。戈弗雷等人还告诉他们，一旦脱逃，必然在凯尔波加的追击中覆灭。更何况：“我们要以主之名而死。”据说，在这番告诫后，十字军的士气再次悬崖勒马。不过博希蒙德和阿德马尔还是封锁了城门，以免全军一溃千里。可是，从“垂绳者”一词被用于称呼逃跑者来看（博希蒙德的连襟正是一名“垂绳者”），仅仅封住城门是不够的。因为如果顾名思义，“垂绳者”看起来会自城墙垂下绳子，借以逃之夭夭。事实上，许多人都这么做了。

    在得到了拜占庭人撤退的消息后，凯尔波加加紧了攻击。走投无路的十字军再次乞灵于宗教，为了证明天主并未袖手旁观，他们有时甚至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阿尔伯特就写下了一起“神迹”：在一次战斗中，一名骑士因为马腿出了意外而死到临头，就在突厥人要夺去他的性命时，他们的战马却站住不动，“它们忘记了马刺的存在，仿佛脸上受到击打，被迫后退着”，于是骑士跨上了马腿复原了的战马，幸运地从突厥人那里脱身，没有受伤地返回了城中。“站在河岸边及城墙上观看的所有人，喜极而泣。”“基督徒清楚地感到，是上帝出手搭救了他。”

如果不是身处绝境，十字军可能不会把这件不算特别离奇的小事当作神迹。[5]

    但是这个“信仰的时代”，光怪陆离的各色“神迹”确实被世人所轻信，哪怕它们为数不少，看上去又多么经不起打量。也正因此，在人心惶惶的时候，“神迹”开始集中出现，闪烁在十字军的上空。

按照《十字军史》的说法，有人竟然声称自己在公元1098年6月10日晚上见到了基督，基督向他保证，只要十字军赎清了自己的罪，就必将大为兴盛。这个传言没有被否定，反而应当鼓舞了士气。

所以，当一个普罗旺斯的农民向图卢兹的雷蒙报告自己遇到了圣徒的显圣时，当即引起了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个农民叫彼得·巴塞洛缪（Peter Bartholomew），是贵族威廉·彼得的仆从。他告诉雷蒙，圣徒之一的使徒圣安德烈三次向他显灵，告诉他刺入耶稣体侧的那支长枪就在城中的圣彼得教堂内，五天之内即可发现，随后十字军将取得胜利。

自古以来，天主教徒就将与神及圣徒相关的物品奉为圣物，并相信它们能够带来奇迹。即使有些人可能不认为圣物能带来奇迹，这些人也认为它们有着浓重的纪念意义，是昭示着幸运的好兆头。而这支刺入耶稣体内的长矛，理所当然地就是圣枪。尽管在西方，各式各样的圣物车载斗量，但是在如此紧要的关头，天赐圣物，必然是大吉之兆。

雷蒙对此信以为真，但是在十字军中，也有部分人并不相信。勒皮主教阿德马尔就表示质疑，可能是因为彼得·巴塞洛缪地位低微。更令巴塞洛缪尴尬的是，在君士坦丁堡，于拜占庭皇帝的宝库中，已经有了一支圣枪。众所周知，刺入耶稣身体的长矛只有一支，那么，巴塞洛缪发现的圣枪又是什么呢？

有趣的是，根据《军事视角》一文，就在巴塞洛缪的“预言”于争议中出炉之后，一位来自来自瓦朗斯（Valence）的教士斯蒂芬助了他一臂之力。他也向贵族报告自己遇见了“神迹”：他在圣母教堂中熬夜代人祈祷，在睡梦之中遇到了天主、圣母玛利亚和使徒彼得。天主本欲因十字军的罪恶向他们降罚，但圣母和使徒彼得则为十字军求情，于是天主转而告诉斯蒂芬，只要十字军严格遵循信仰生活，五日之内，基督徒必受恩庇。

这个事件看上去和前文中那个来自《十字军史》的“神迹”事件比较相似。或许《军事视角》和《十字军史》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斯蒂芬教士便是那个自称在公元1098年6月10日晚上见到了基督的人。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并不小。

抛开这个问题不谈，斯蒂芬所述的“神迹”同样包括一个“预言”，它与巴塞洛缪的“预言”彼此契合，不禁令笔者疑窦丛生：到底是这两个“预言”不谋而合，还是斯蒂芬和巴塞洛缪在暗中串通一气？

    无论十字军有没有和笔者一样心生怀疑，斯蒂芬都以福音书起誓，保证自己所言非虚。奇怪的是，作为教宗特使，军中地位最高的神职人员，勒皮主教阿德马尔尽管对巴塞洛缪的“预言”表示质疑，却对斯蒂芬如出一辙的故事做出了认可。考虑到阿德马尔质疑巴塞洛缪的原因可能是其地位低微，或许斯蒂芬的地位比起巴塞洛缪要高。不管怎么说，又一件的“神迹”新鲜出炉，且受到了教宗特使的认可，对于走投无路的十字军而言，这都为他们点燃了一盏希望之灯——无论这灯光何其昏暗。

同样是根据《军事视角》，勒皮主教立刻动员了所有十字军领袖，所有王公贵族以福音书发誓，绝不离开安条克城，要继续自己的使命，夺回主的圣墓。这极大地振奋了下层士兵和大众的精神和士气，并且斯蒂芬和巴塞洛缪的两个“预言”相互呼应，形成了更大的声势。

本在争议中的圣枪如今好似要呼之欲出了。[6]

 

    这似乎是个“积极向上”的故事，十字军领导人自断退路是它的高潮，体现了十字军永不枯竭的斗志。但如果仔细琢磨，它也可能暗示了十字军的无奈：连领袖的忠诚都不再不言自明。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彼得·弗兰科潘便将领导人的宣誓描绘为辛酸的一幕：“十字军中的士气实在是太不堪一击了， 以致连领导人也必须发誓， 向彼此保证自己(至少)不会在攻下安条克之前离开。”在弗兰科潘笔下，宣誓只是十字军领导人的无奈之举。

那么，十字军到底是上下一心，永不言败，还是士气低迷，濒临瓦解？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不必非此即彼，更没必要始终把十字军视为一个整体。

在《军事视角》一文 中，作者王向鹏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自十字军被围困以来，所谓的“神迹”集中出现，并不只是因为长期的饥饿、焦虑和疲惫令人可能梦到天主和圣徒；也不只是因为彻夜祈祷和长时间的彻夜祈祷“创造了神启和恩惠的到来所必需的空虚”，也是因为底层大众需要以神迹裹挟十字军的领导者。

王向鹏指出，“回顾所有显圣，人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报告此类事件的人都来自十字军下层”，或是步兵、或是底层教士，或是彼得·巴塞洛缪这样的农民，确切地说，“以普罗旺斯下层士兵和朝圣者为核心，十字军的平民大众主导了所有显圣事件”。这是因为利益冲突引爆了底层大众的焦虑情绪。如前所述，十字军已然深陷绝境，军中的王公们甚至密谋集体出逃。尽管在戈弗雷等领袖的规劝之下，这些人的情绪暂时稳定。但这种近乎背叛的行径激怒了平民大众。一旦领导层抛下军队出逃，底层的小人物必然被遗弃在敌人的刀口之下，任其宰割。故而，这时的十字军底层迫切需要在领导层和自己捆绑在一起。“随即，底层的情绪被激发起来，宗教虔诚和个人的切身利益交织在一起，继而集中地爆发了出来。他们产生了集体的共鸣，集体的致幻，几近偏执和疯狂。”“在潜意识下”，所谓的“神迹”成为了底层向王公贵族表达不满，进行示威的利器。天主的旨意不可违抗。在底层汇报的“神迹”面前，十字军的领导层不得不认可它们的权威，被迫支持“神的旨意”。而“神迹”恰恰传达了十字军必蒙庇佑的惊天“喜讯”。既然天主做出了承诺，那么任何逃跑的念头都是对神旨意的抵触。即便身为权贵，也不能辜负神的期许，也不敢漠视汹涌的民意：“这时，十字军实际上已经处于暴动的边缘，平民的情绪极端高涨，所有人都处于亢奋的宗教狂热状态下，各种矛盾和不满都通过宗教情绪被宣泄了出来。”在因“神迹”而沸腾的全军面前，王公贵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于是，平民大众左右了军队的走向。迫于咄咄逼人的民众，十字军王公选择了妥协：他们宣誓不会逃跑。从而安抚了民众的情绪。

按照王向鹏的观点。十字军王公们的宣誓并非心甘情愿，而是畏惧反客为主的民众，迫于骑虎难下的形势，做出的一个权宜之计。可以说，他们和底层之间并不是同气连枝。不过，他们之所以勉为其难，并非是因为士气低落。恰恰相反，是十字军底层的情绪在日暮途穷，天降“神迹”的双重刺激下触底反弹，反过来如洪流般裹挟了本在动摇的领导层，迫使他们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

笔者认为，如果在十字军中，底层确能以“神迹”干预领导层的决策。那么这些“神迹”可能并非王向鹏所言，出自幻觉与梦境，而是出自有意识的伪造。不过，不管“神迹”是真是假，事到如今，它们已成了十字军最后的救命稻草——尤其是众望所归的圣枪。[7]

 

或许是心存希望，或许是顺应民意，尽管彼得·巴塞洛缪的“预言”受到了质疑，勒皮主教和雷蒙还是按照巴塞洛缪的话去寻找圣枪。有意思的是，正如前文所述，勒皮主教本人便是质疑巴塞洛缪的一员。他们没有辜负对圣枪翘首以盼的民众。6月14日，巴塞洛缪口中的圣枪在圣彼得大教堂中被挖掘了出来——这支圣枪只残留着枪头和之后很短的一段枪柄——或者说横空出世了。

阿吉莱尔的雷蒙（Raymond of Aguilers）是圣枪出土的亲历者，在枪尖刚刚露出地面的时候，他就亲吻了破土而出的圣枪。在所有聚集起来的王公面前，勒皮主教和图卢兹的雷蒙一帮人向他们展示了这一从天而降的圣物。无数十字军成员群情激奋：

    “他们将这把矛的消息散布了出去，用珍贵的紫色布料包裹它。然后，因为这把矛的发现及公之于众，基督教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希望和欢乐。基督徒举行盛大的欢庆仪式，捐赠无以计数的金银，以崇敬这把矛。”

    引文中的“矛”就是指“圣枪”。

这支圣枪从一开始就极富争议。就连穆斯林都关注起了它。阿拉伯史学家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就声称圣枪是假的，是事先埋在出土地点的。可对于风中残烛般的十字军而言，这根救命稻草是不得不紧紧抓住的。很快，在十字军的脑海中，圣枪将发挥它应有的效力，他们的命运也许就此峰回路转。

    恰巧，在6月13、14日夜间，似乎有一颗流星坠入穆斯林营地，好像还引起了火灾，烧死了一些人。史学家罗伯特记载道：“从天空降下的火焰象征着天主的愤怒；因为它来自于西方，它象征着法兰克军队，他以它们来表现自己的愤怒。”

这里的“法兰克军队”应该是指十字军。盐野七生则认为所谓的流星可能是雷击。

次日，十字军发现凯尔波加的部队从希尔庇斯山的山坡上撤退了。虽然这很可能是一次可以理解的重新部署。但是十字军们照旧发挥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们既像史学家罗伯特一样认为流星象征着神的愤怒，又进一步认为这是个吉兆，敌军在次日的撤退就是天主所为。而圣枪几乎同时地出土则是更大的喜事。十字军们的血液再度燃烧起来。

    “从那时起，我们制定了一个进攻计划，我们的全体领导人立即举行了会议。”一名十字军如是说。[8]

注释

[1]参见《耶路撒冷史》第四卷29—31节、33节；《战争的试炼》P76。

关于那座被称作壕堑的“庞大防御墙”的位置，《耶路撒冷史》第四卷30节称它位于“山地和城市间靠近下方的位置”。这个描述似乎意指壕堑位于安条克城外。但结合上下文，这座壕堑应该位于城内，因为它是用于包围内城的。

同上书第三卷38节、第四卷48节指出安条克城的“卫城”位于山脊上。这里的“卫城”应该就是指内城。可见安条克城内也有山区。

所以笔者认为，壕堑位于城内的山地和市区间靠近下方的位置。

此外，或许值得一提的是，从同上书第五卷2节可知，安条克的“卫城”（应该也是指内城）是一座城堡。《战争的试炼》也提到了安条克城内有一座位于山上的城堡。笔者认为这座城堡就是自己笔下的“内城”。

[2]参见《耶路撒冷史》第四卷34节、36—37节、39节；《Armies of Heaven》P213、P152、P365；《William of Malmesbury's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England》（以下简称《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England》）P258。

《Armies of Heaven》P365的注释13指出，“WM”这份文献中记载了十字军食人的事迹。结合该书P337可知，“WM”指的是“William of Malmesbury”（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在书中，作者用“WM”指代威廉的著作《Gesta Regum Anglorum》。

而《William of Malmesbury's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England》是《Gesta Regum Anglorum》的另一个名字。且笔者手头的《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England》应该和《Armies of Heaven》作者所参考的《Gesta Regum Anglorum》版本不同，所以页码和章节不能对上号。但笔者依然在《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England》找到了《Armies of Heaven》所提及的文段。

此外，另一份关于十字军食人的记载可能也值得讨论。

《Armies of Heaven》P151提到，博希蒙德为了恐吓来自外部的间谍，下令将一些突厥人烤熟，并扬言要十字军吃掉被抓获的敌人或间谍的肉。

该书的记载来自《A History of Deeds Done Beyond the Sea Volume one》P222。

但《Armies of Heaven》和《A History of Deeds Done Beyond the Sea Volume one》均未提到十字军真的吃掉了这些敌方人员。

并且，《Armies of Heaven》P365的注释13声称，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是唯一一个直接描述安条克的食人事件的历史学家。这样看来，《Armies of Heaven》应该是认为《A History of Deeds Done Beyond the Sea Volume one》的确没有直接提及十字军吃人。

由于不确定十字军是否吃了这些敌方人员，笔者未将此事加入正文中。

[3]参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第10章《为十字军的灵魂而战》，页码为P228；《耶路撒冷史》第四卷38—39节。

正文中提到的天主教的“圣人”又译“圣徒”。《耶路撒冷史》中文版便使用了“圣徒”这一译名。

之所以说不止一个现代人认为这段陈述明显是阿尔伯特在记载的过程中虚构的，是因为《耶路撒冷史》中文版第四卷注释8（译者注）如此声称，且《Historia Ierosolimitana, History of the Journey to Jerusalem》（《耶路撒冷史》英文版）P309的注释59（译者注）也声称阿尔伯特显然是在1099年的阿斯卡隆会战后写下了这部分历史记载——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史》的英译者间接地表示阿尔伯特的这个记载是事后伪造。

[4]参见《耶路撒冷史》第四卷40—41节；《战争的试炼》P71、P102、P129；《阿莱克修斯传》P244—P247；《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第10章《为十字军的灵魂而战》，页码为P234—P235；《阿莱克修斯一世是“毒蝎”吗？——从拜占庭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下简称《“毒蝎”》）P5，页码为“140”；《十字军史》P54；。

关于阿莱克修斯皇帝收复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参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第9章《初次遇敌》，页码为P203。

正文中提到阿莱克修斯摧毁了从穆斯林手中夺回的土地，下令军队返回。这里补充一下这一事件的背景：

历经1097—1098年的战事，拜占庭击败了原先占据被毁之地的突厥君主基利吉·阿尔斯兰，并与后者就小亚细亚北部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因此，阿莱克修斯可以安心返回。

基利吉·阿尔斯兰是突厥人的塞尔柱王朝分裂后出现的诸多君主（苏丹）之一。

以上就是阿莱克修斯率军返回的背景。这部分内容主要依据《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第10章《为十字军的灵魂而战》（页码为P235）写成。

该书将“基利吉·阿尔斯兰”译作“乞力赤·阿尔斯兰”。

正文中也提到了穆斯林军队听说了阿莱克修斯撤退的消息，于是闻讯赶到，想要劫掠途经的全部村庄。值得注意的是：想要劫掠这些村庄的穆斯林军队应该不是基利吉·阿尔斯兰的军队，而是下文中提及的拥有“大量兵力”，负责拦截阿莱克修斯皇帝前往安条克解围的穆斯林军队，后者应该来自呼罗珊地区，而基利吉·阿尔斯兰是小亚细亚的一名苏丹。

关于这一点，参见《阿莱克修斯传》P247。

最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第10章《为十字军的灵魂而战》（页码为P234）声称十字军派遣布洛瓦的斯蒂芬率领一个使团向阿莱克修斯皇帝求援。（该书将“布洛瓦的斯蒂芬”译作“布卢瓦的史蒂芬”。）这个说法和多份资料矛盾，应该是错误的。笔者没有采信。

[5] 参见《耶路撒冷史》第四卷41—42节；《战争的试炼》P72。

[6]参见《十字军史》P54；《军事视角》P213—P214、P216—P217；《战争的试炼》P73—P74。

正文中提到了圣彼得教堂。按照《十字军的故事（上）》第四章《安条克攻防战》下属章节《神圣之枪》所言，此时的圣彼得教堂已经被突厥人改造成了马厩。

这座教堂应该是用于纪念使徒彼得的。

此外，前文中提及的圣安德烈是使徒彼得的弟弟。这一点参见《十字军史》P54。

正文中提到了天主教徒对圣物的态度。圣枪属于圣物中的“圣髑”。关于圣髑，可参考《现代天主教百科全书》P722的“圣髑”词条。

值得注意的是，该词条声称：“圣髑是被保存并受到敬礼，以纪念某位圣人的物品。”

但事实上，据笔者所知，与耶稣有关的若干物品也是圣髑。

此外，该词条称：“迷信思想把许多神奇的能力加在圣髑上”。这表明天主教会（至少是现代的天主教会）否定了圣髑的神奇能力。但据笔者所知，历史上的许多天主教徒都相信圣髑拥有神奇能力。

关于拜占庭皇帝收藏的圣枪，参见《军事视角》P213；《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第12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影响》，页码为P268。

正文称阿德马尔质疑巴塞洛缪的原因可能是其地位低微，这一点参见《战争的试炼》P75。

圣枪的典故应当出自《圣经》。参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9章43节。

[7]参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第10章《为十字军的灵魂而战》，页码为P220；《军事视角》P215—P217。

[8]参见《战争的试炼》P72—P75；《耶路撒冷史》第四卷43节；《军事视角》P215、P210；《Robert the Monks History of the First Crusade：Historia Iherosolimitana》（以下简称《Robert the Monks History》）P164。

《战争的试炼》P74提到了“一位法兰克见证人”。笔者在正文中称之为“一名十字军”。

这是因为：《战争的试炼》提到的这个“法兰克见证人”应该是《Gesta Francorum》的作者。因为《战争的试炼》书中引用的引文应该来自这本书。而这本书的作者不详，应该是一名十字军。

关于《Gesta Francorum》的作者，参见《军事视角》P10。

虽然《军事视角》称该作者为“随军牧师”，但笔者个人认为，从《军事视角》的描述来看，可能不见得该作者是一名神职人员。

以及，十字军是天主教徒。而天主教方面将“牧师”译作“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