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绛县阳王镇东岳稷益庙戏剧碑刻及赛社民俗考论

新绛县阳王镇东岳稷益庙戏剧碑刻及赛社民俗考论

□延保全 赵志华

在山西省新绛县西南20多公里的阳王镇，现有东岳稷益庙一座，该庙“南界嵋山锺毓之灵，北萃汾川精华之气，西含稷峰之清秀，东望郡增之崚峭，前后辉映而巍然居中，洵一方之保障。”(附3)庙中仅存正殿和戏台。正殿前立碑6通，5通旧碑，1通新碑，其中，除了《永垂贞珉》和《好善乐施》两通碑纯为捐施人名外，另外四通分别是：

1.明嘉靖二年(1523)《重修东岳稷益庙之

记》,正书，螭首。篆额同碑名。通高343公分，

宽90公分，侧厚21公分。

2.明嘉靖二年《重修东岳稷益庙大功德主》,

正书，螭首。篆额为《功德题名》。通高313公分，宽88公分，侧厚15公分。碑中附刻《题咏》七言诗一首，草书。

3.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重修东岳庙暨关帝土地诸神庙碑记》,正书，笏头。篆额为《永垂不朽》。通高220公分，宽72公分，侧厚17公分。

4.当代(1991)《二月二庙会记》,正书，笏头。篆额《流芳百世》。通高207公分，宽74公分，侧厚18公分。

这些碑刻为我们了解阳王镇东岳稷益庙的修建、明代戏台的创建及当时当地的祭祀演剧民俗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于阳王镇东岳稷益庙的始创年代，据明嘉靖二年《重修东岳稷益庙之记》,称东岳稷益庙“罔知肇自何代，元至元间重修正殿，旧三惩”,这就是说，虽然不能确知庙的创建年代，但既然元代至元间重修了面阔三间的正殿，那么，可以推知，东岳稷益庙的创建年代，最晚也在宋金之际。因为在山西晋南这样的干燥地区，建筑物创建后，如果未遭受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等的损毁，正常后延，大约100年至150年重修一次。这种推论并非无稽，如果东岳稷益庙元代的那次重修是在后至元的话，恰恰在过了150多年之后的明代弘治间，该庙又进行了一次新的改造，原来的三间正殿扩大为五楹，并增加了左右偏殿各四间。

现存的正殿便是这次重修的遗构。其通面阔五间，20米。单檐悬山，灰筒瓦，琉璃脊。进深三间，11.15米。六架椽，无檐廊。檐柱用圆木柱，收杀明显；柱头有阑额和普柏枋，阑额出头且垂直截去；平柱柱础为素平础。明间施六扇六抹隔扇门，次间施斜棂槛窗，稍间砌墙。斗棋，五踩双昂重供计心造。琴面昂，昂嘴上挑幅度大，作马蹄形。柱头科与平身科各六朵，平身科明间两朵，出45°斜棋；次、稍间各一朵，同柱头科，唯厢拱作卷云板棋，蚂蚱头。柱头科除正心供外，外拽供秩面抹斜；耍头为大麻叶云头，明间为七架梁头直出。屋内构架，明间施七架梁、五架梁与平梁，平梁上有脊瓜柱、角背和叉手，举折较陡。次、稍间不施七架粱与六架梁，前后各有两根两间长的顺扒梁搭在七架梁上，顺扒梁上置蜀柱直承平梁，平梁下蜀柱南北两侧置双步梁和单步梁。明间七架梁后三分之一下竖两根粗大圆木柱，柱上承大内额，柱间有由额雀替，这里原来应为暖阁。后墙平柱中间另施一辅柱，上承短梁，一头搭在暖阁前檐的由额上。这样从后墙看，又似乎成六间，故下金枋有题记曰：“重修展盖正殿六间，四社人等同建。各色人……谨志。”惜未见年月。而明间顺脊串上的墨书题记为：“岩弘治拾伍年岁次壬戌三月□□□□日奉训大夫知绛州事济宁徐重建竖柱大吉。”可以看到，在悬山结构的建筑中施顺扒梁而省去七架梁和六架梁，这在明清建筑中是较为少见的。或者原来是庑殿顶，后来外部改为悬山后，内部梁架未作大的改动。殿内的梁架和部分外檐斗拱以及正脊上的花卉人物、龙头宝阁带麒麟火珠等琉璃脊饰，当为明代重修之物，后世的重修仅仅是更换了部分原物。而顺脊串上的题记正好印证了嘉靖碑所记载的明弘治间重修正殿事。济宁徐侯，见《新绛县志》卷四：

徐崇德，山东济宁州人。洪(弘)治十二年以举人知绛州，置文庙祭器，士林称之。(1)

作为一州之郡守，在任期间为人们所记起和称颂的是“置文庙祭器”,足见徐公对祭祀礼乐的高度重视，这也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会亲自为阳王东岳稷益庙正殿的重修“手志其梁”了；亦足见该庙在一郡之内的重要地位。

明代弘治间的这次重修，工程还不是很大，庙院还不是很完整。倒是碑记所载的几年之后的又一次重兴庙工才使得庙院具有相当的规模，且有了建造舞庭的创举，所谓“正德间复增先门三標，献庭五想，舞庭五穏,缭以周垣，架以长廊，隐以佳木，百工殚巧，金壁擒辉，宛乎舞雩之幽致而轮奂之美谅过之。”(附1)先门者，山门是也。在此之前，庙内山门、献庭、舞庭俱无，整个庙院建筑还比较单调，而正德间的这次重修，则充分参照了晋南各地的庙宇建筑格局，以正殿为庙院的中轴线，将献庭、舞庭、山门有序地排列组合到了一起。惜山门和献庭今已不存，与正殿并存的舞庭则较完整地保持了明代戏台的建筑风貌。

该舞庭歇山顶，灰脊筒瓦，梁架五间四架椽，前檐减柱用四柱，采用“明三暗五”的做法。明间特别宽大，正好10米；次

间3.85米，明间约为次间的三倍；进深二间7.28米；基高0.9米。檐柱用木柱，平柱方形抹棱，用材较大；角柱为圆木柱，前檐角柱用对柱，较平柱更显粗朴，素平础，侧脚明显。平柱头施超过10米的通长圆形大额枋(因跨度过长，今人在其下部及两侧加上了水泥辅梁与辅柱),次间有方形厚重之短额枋与明间额枋对接，且于角柱与山面额枋相交出头。前檐斗棋十一朵，三踩单昂，昂形琴面，弧度较正殿而柔和。明间斗棋七朵，有两朵在平柱头而略向两侧偏移，出三昂斜棋，蚂蚱头上麻叶云梁头直出；其余五朵补间为三朵三昂斜棋夹两朵单昂棋。三昂斜供要头为龙头，衬方头出头；另两朵单昂棋蚂蚱头上五架梁头削扁直出。次间补间有单昂三踩棋各一朵。转角科，前角柱转角三昂，要头为龙头；后角柱沿45°角则不出昂，为华棋，上承由昂。除四转角科外，山墙两侧施补间斗供三朵，中一朵下置双斗，上为如意秩；边棋乃三踩单昂、蚂蚱头带麻叶云衬方头。中间三根五架梁通长，靠边之五架梁则于后三分之一处两根对接，对接处下施辅柱与实拍枋，为置隔扇处。四角抹角梁均一头搭在山墙之如意棋里跳挑起的罗汉枋上，另一头搭在前后檐第三朵斗棋后尾托起之罗汉枋上；上承老角梁后尾、十字襻间与交金棋，托金桁与采步金梁。两山墙中间又有顺扒梁搭在如意供和五架梁上，有童柱撑在采步金梁下的襻间枋上。五架梁头与平梁头施托脚，平梁上有蜀柱、角背。舞庭明间台口略呈圆弧形，西山墙偏后开一券拱小门。(见附图)

可以看到，该舞庭具有从元代戏台发展而来的痕迹而又有明显不同于元代戏台的鲜明特征。首先它虽然采用歇山顶的顶盖形式，但明显地由藻井式亭楼构架变成了厅堂式椽楸构架，使台面由元代的方形变为向两侧扩展的长方形；其次，采用“明三暗五”的前檐减柱造，既保证了台面的宽大，又看起来简洁实用，与清代戏台的增加辅柱自是不同；第三，其檐柱梁枋用材粗大，有柱侧脚，用素平础等，显示出较为古老的建筑风貌。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是明代前期同类戏台的登峰造极之作。无怪乎碑中盛赞其“宛乎舞雩之幽致而轮奂之美谅过之”。

正德间的这次修建历时是比较长的，它从正德二年开始，一直到嘉靖二年结束，历时16年。说从正德二年始，并非臆测，因为正殿中东、西、南三壁皆绘有壁画，南壁西侧左上角有墨笔落款：“正德二年秋九月十五日工毕。翼城县画士常儒，男常棘、常耜，门徒张细。本州画士陈圆、侄陈文，门徒刘崇德”。到嘉靖二年结束后，才立碑以记其事。像《重修东岳稷益庙之记》和《重修东岳稷益庙大功德主》便是当时留下的两通重要的碑刻记录。另外光绪二十七年《重修东岳庙暨关帝土地诸神庙碑记》亦提到当时的这次重修，言“至大明嘉靖二年，陶、韩二大夫奉敕大为增修，共费银数千两”。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虽言“至大明嘉靖二年”,但实际指的是此前正德间这一段时间的修建，因为嘉靖二年的《重修东岳稷益庙之记》只字未提嘉靖二年这一年有过什么兴筑之事，即使是有小的工程，也断断不会在一年中花费“数千两”的银子。二是正德间的这次重修，是陶、韩二大夫“奉敕”修建的，既为“奉敕”,说明该庙是为朝廷所承认并颇有影响的大庙。陶、韩二大夫，在嘉靖二年的《重修东岳稷益庙大功德主》中录有其名，即“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奉敕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郡人陶琰”和“资政大夫南京工部尚书前奉救巡抚湖广都察院左副都御使郡人韩重”。陶琰，据《明史》卷二百一《陶琰传》:

陶琰，字廷信，绛州人。父铨，进士，陕西右参议。琰举成化七年乡试第，一十七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弘治初进员外郎。历固原兵备副使，练士卒，广刍粟，历九年，部内晏如。迁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正德初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迁刑部右侍郎。陕西游击徐谦讦御使李高，谦故刘瑾党，行厚略欲中高危法，瑛往按直高，瑾怒，假他事下琰诏狱，褫其职，又罚米四百石输边。瑾诛，起左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诸府。六年，转南京刑部侍郎。明年，贼刘七等将犯江南，王浩八又入衢州。进瑛右都御史，巡视浙江。……境内以靖。复命总督漕运，七疏乞归。世宗嗣位，起故官。凡三督漕，军民习其政，不严而肃。琰性清俭，饭惟一疏。每到官及罢去，行李止三竹笥。寻加户部尚书。嘉靖元年，召拜工部尚书。其冬改南京兵部，加太子少保。未浃岁，屡引年乞休，加太子太保，乘传归，有司岁时存问。又九年卒，年八十有四。赠少保，谥恭介。(2)

《山西通志》卷一二九及《新绛县志》卷四亦有其传。韩重，据《山西通志》卷一二九“乡贤录”;

韩重，字纯夫，绛州人。成化戊戌进士。性通敏，貌魁梧。初授礼科给事中，历本科都给事中。谏万贵妃过宠，又疏陈西僧煽惑，出为陕西参政。迁右布政使。清军务，督马政以最，擢应天府尹，廉敏益著，降旨褒谕。补顺天府尹，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辽阳。勃奸臣梁圯贪横，罢之。擢南京兵部侍郎，处公署中，遇事直行己意。改北京兵部，进南京兵部尚书。疏请示不急工役，得俞允。为刘瑾所嫉，因求致仕。命下，瑾令所私计算财费，钩致年余无所得。居广陵听勘，疽发背，卒。3

由陶、韩二人的本传可知，他们不仅政绩颇著，而且均不畏权贵，乃名重一时的本郡名宦。另外还有一些皇族成员和本州官员参与了该庙的助缘活动(附2),他们的积极参与，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百姓的建庙热情和保证了工程的高质量。

从正德二年到嘉靖二年，先后有乡耆王耀、王昌、王成、王果和尹亨、王琦、王祐、张鎏、杨儒、王珣两批人为庙的扩建积极张罗，除了那些“大功德主”的捐助外，主要是在四社居民自觉自愿的前提下，按照每户所耕种土地的多寡与应纳土地税的多寡来筹集资金，在沿中轴线大规模增建山门、献庭、舞庭的同时，为了庙院的清净与完整，又在四周建起了围墙，在两侧架起了长廊，并在院中种植了名贵树木，使庙院在绿树掩映中呈现出迥别于往昔的“美轮美奂”的风采。

正是由于明正德年间的这次高质量的修建，才使得东岳稷益庙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不曾重修过。只有到了清光绪二十七年，人们才觉得应该为渐渐倾颓、在风雨中飘摇的庙院来一次比较彻底的维修。这次重修的工程量与明代相比，同样巨大。如《重修东岳庙暨关帝土地诸神庙碑记》所言：“自大明后迄今数百余载，风摧雨折，诸神殿暨庙内庙外倾颓败坏者极多，较大明时之经营修治，工课更觉浩繁；则欲踵事增华，如曩日之修尧庙禹都，戛戛乎其难之!”但由于得到了重新来绛州任事的马公的大力支持，缮修工作随即开始。马公者何许人也，查《新绛县志》

卷七“官师表第三”清代“知州”一栏：

马家鼎，浙江会稽县人，清光绪十年任，清光绪十八年复任。

就是这个两次出任绛州知州的马公，不但积极支持修庙，他个人还掏腰包为庙上捐资50两银子。这极大地激励了首事张连登的修庙决心。他觉得马公到任伊始就“推圣人神道设教之意”,如此重视对神的祭典，那么对于百姓来说就更应该报答神庥。于是，他一面招集耆绅商议，四方募化；又在工程进行中，资金告匮的情况下，于京城和“本社庙中”设“状元会”[4],筹集资金；加上向周围的村社按粮征收了一部分税款，前后共筹集了庙资凡3700余两。先后补葺了正殿、左右偏殿圣母殿和关帝殿、戏楼以及属于庙产的庙外诸房；加盖了西朵殿土地殿和财神殿、60余间的东西廊房、钟鼓楼等(附3),使庙院建筑更加庞大，只是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如此完整甚至近乎烦琐的建筑群落了。

二

庙中正殿供奉的主神有三个，即东岳、后稷和伯益。关于他们在殿中的排列顺序即自身的职能在清光绪碑中已经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神者民之主。东岳系五岳之尊，其神又灵爽昭著，定刑赏于震位，施云雨于环区；左列伯益，垂千古山泽之政；右列后稷，贻万姓粒食之原。(附3)

显然，东岳居中，左右分别为伯益和后稷。《易·说卦》云：“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东岳即在东方掌管着人间的生死祸福，且兼施云雨；伯益掌管山泽之政；后稷负责农业丰歉。对于东岳的祭祀，来自于先民对于自然的恐惧和依赖。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的记载(5),祭祀规格也有明确规定，所谓“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6。到汉代，庙祀制度已相当完备[7]。而东岳乃五岳之宗，对东岳的祭祀也就倍受重视。随后，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除了东岳神原来具有兴云布雨的职能外，又赋予其主掌人间生死贵贱的职能，被视为冥司之主，并逐渐被人格化。从宋代始，东岳行祠开始遍布天下(详见《中华戏曲》第21辑车文明《山西蒲县东岳庙及其戏曲文物考述》一文)。后稷和伯益，事见《尚书》卷三《舜典》:

帝曰： “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金曰："益哉!"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孟子》卷五下《滕文公章句上》则说得更为清楚：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昌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僵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热而民人育。(9

在唐尧时代，天下遭受洪水的袭击之后，作为东夷部落首领的伯益被举为虞官，负责山林鸟兽的治理；周之始祖后稷被举为农官，负责播种五谷。为了帮助国家度过难关，变山林沼泽为农田，指导百姓恢复农业生产，后稷和伯益所做的工作确实是旷世之举，以致于受到后世的崇敬与奉祀。

对后稷和伯益的祭祀来自于人们对农业的重视和对丰收的渴望。后稷最先是作为周代的始祖而受到奉祀，《孝经》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10)随后便不断在后世的国家“大祀”中得到配祀，进而影响到民间的祭祀。宋代朝廷祭享先农，“帝神农氏位于坛上北方南向，后稷氏位于坛上东方西向”(),“蜡祭四坛，皆设神农、后稷，同日祭飨”(12);“诸州县春秋社日祭社稷，社以后土勾龙氏、稷以后稷氏配”[13]。伯益，据说助禹治水成功之后，禹要让位给益，益避居箕山之北，死后为人奉祀。《竹书纪年》上：“(夏帝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六年，伯益薨，祠之。”明代对礼乐的重视超过前代。明代建国之初，朱元璋亲自厘定祀典，如嘉靖二年碑所言：“我皇祖定鼎之初，首发事神之策，严幽明之分，爰命有司设山川社稷之坛，岁时祀之。”

(附1)《明史·礼志》载；

洪武元年，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祗、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患爱在民者，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二年又诏天下，神祗常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禁人毁撤祠宇。三年，定诸神封号，凡后世溢美之称皆革

去。(14)

又据《明会典》,朝廷“郊祀”中，“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山川诸神，凡一十四坛",东岳坛即在其中。另外又专门建山川坛，于仲秋“祭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之神"[15]。在“祭社稷”时，“祭太社以后土勾龙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祭先农”时，亦“以后稷氏配神”[16]。在“祭历代帝王”时，伯益被列在了“东庑第一坛”,与风后、皋陶、傅说、召穆公、张良、曹参等同享荐臻[]。明世宗即位，迷信鬼神，重视祭礼，故碑称其“辄修三礼，肆类于上帝，望于山川，遍于

群神”(附1)。《尚书》卷三《舜典》:“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兹三礼者，祭天、地、宗庙之礼也。又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種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这里显然是借舜帝摄位后，察天文考齐七政而当天心，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渎之属皆一时望祭之德政来比附明代皇帝的“圣举”。在明代，绛州民间百姓对于东岳、后稷和伯益的崇祀热情，应当与明统治者的重视礼乐关系密切。

将东岳、后稷和伯益三神同置于一个庙宇中的正殿中来祭祀，这在北方古代农村庙宇中是比较少见的。这里，三个神由于自身职能上的相互联系，即一个可行赏罚、施云雨，一个能治理山泽，一个能教民稼穑，所谓“彼苍苍蒸民孰不欲生，生必本于稼穑。稼穑非山川以宁得乎?”(附1)就使得那些“民以食为天”的老百姓在祭祀神灵的实用性法则的驱使下，自然而然地将三者放在一起。其实，在这三者之中，当地老百姓对后稷神和伯益神具有更大的亲和感，因此他们多称“稷益庙”而不言东岳稷益庙。对后稷神感兴趣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他们认为后稷出生在稷王山，其主要的活动区域包括古绛州辖区内的垣曲、绛县、闻喜、稷山、河津等地。而稷王山本属于古绛州，阳王则紧靠稷王山，所谓“西含稷峰之清秀”。据翟凤翥《姜嫖墓记》:

稷山东南冰池村，世传后稷弃此，《诗》云：“寘之寒冰，鸟覆翼之”是也。池东为姜嫖墓，山后荒垄数十亩，为有邰氏坟。先年地陷，人穴而入，石砌如宫室，犹新，事甚异，迹甚古。郡邑志稷播谷，始于此，故名其山日稷，上有后稷陵，下有姜塬墓。(

又闻喜县有“稷山亭”。杜预注《左传》,司马彪志《郡国》皆言闻喜县西北有稷山亭，《隋图经》引窦苹曰稷播种百谷于此山，西南去安邑六十里(19)。因此明嘉靖二年《重修东岳稷益庙之记》的作者周尚文有“已而归休乎吾绛，北吊虞官之墓，西瞻后稷之亭"之语。“北吊虞官之墓",说明伯益的陵墓在绛州之北，或疑在曲沃或太平(今之襄汾县)县境内，不确。正是这些相关的古迹和传说，才使得后稷和伯益的崇祀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所供诸神的载入祀典，又使得他们的祭祀在官方的许可和认同之下，具有了合法性。

明嘉靖二年《重修东岳稷益庙之记》的撰人是周尚文，职衔是“朝列大夫宗人府仪宾”。明制，朝列大夫为从四品初授之阶，乃文散官。宗人府，明洪武三年(1370)置大宗正院，二十二年(1389)改为宗人府，负责管理皇家宗室事务，凡宗室人丁的名籍、爵禄、赏罚等均另有制度，悉由宗人府管理。仪宾，明代宗室诸王女婿的称谓。这就是说，周尚文乃被封绛州的藩王灵丘王的女婿。既为郡人，查民国十七年戊戌本《新绛县志》,不见其传记，在其中的《官师表》、《选举表》中也不见其名。倒是在《山西通志》卷一一四“名宦录”一四“武职”条找到了一则同名传记：周尚文字彦章，西安后卫人。多谋略，精骑射。袭指挥同知。嘉靖中，起山西副总兵。二十一年秋，又以总兵官镇大同。寻因破敌有功进左都督，加太子太保。时诸边岁受寇患，大同尤盛。自尚文莅镇，与总督万达、巡抚詹荣规划战守，边民息肩者数年。二十七年八月，加太子太傅。其年卒。及卒，严嵩父子格恤典不予。穆宗初，赠太傅，谥武襄(20)。惜其并非绛州人，而是西安后卫人，疑其因为是灵丘王的女婿，故而把他拉人“郡人”的行列。此碑书丹人是绛州举人杨泽，职衔是“奉直大夫知陕西陇州事”。奉直大夫，文散官名，为从五品升授之阶。据《新绛县志》卷四“名贤传”:

杨泽，弘治辛酉科举人，历任通州、陇州知州，为人刚毅果敢，尤善知人。

篆额者是绛州进士陶滋，职衔是“奉直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明代刑部按十三布政司辖区分司，名清吏司，各掌其分省及兼领所分京府、直隶的刑名。各司均设郎中一人。据《山西通志》卷一二九“乡贤录一四”:

陶滋，字时雨，绛州人，尚书琰子。正德甲戌进士，初官行人。值武庙南巡，抗疏力谏，伏辇下不起。诏廷笞之，几毙。谪国子监学正，擢刑部郎中，改兵部武选。大礼议起，以去“本生”二字，伏蒲哭谏，声彻大内。传旨廷杖，系狱三年。后乃谪戍。世庙上宾，有诏录用，已前二十年殁矣。……隆庆初，

赠太常寺少卿。(2)

《明史·陶琰传》后附有其简传。由上可知，无论是撰碑人，还是篆额者和书丹者，都具有较高的身份和地位，能请他们来给阳王东岳稷益庙撰文挥毫，足以说明该庙在绛州实属一很有名气的大庙；而该庙又由于这些名流士夫的染指，不知壮了多少行色!

作者周尚文在应邀为东岳稷益庙作记时，曾亲自到庙中参观过，也看到了前绛州郡守济宁徐侯在正殿梁枋上的“手志”,由此引发了他对于东岳及后稷、伯益祭祀的一番见解。按照作者的理解，“惟皇建其有极，立之司牧”,都是为了老百姓的生存这一根本。立之司牧，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天生民而立之君，

使司牧之。”(2)而徐崇德的本意就是要通过宣扬虞舜如何谋之于四岳，举荐大禹作司空，派遣伯益火烧山林、驱赶百兽，后稷教人耕种、播种百谷来告诉老百姓祭祀东岳与后稷、伯益是何等的重要。让作者感到自慰的是，无论是明太祖朱元璋，还是明世宗朱厚熄，都对礼乐祀典非常重视，“是故神人以和，万邦作乂”,何其乐哉!但令作者更为自豪的是，他曾经作为“藩戚”参加过朝廷举行的祭典活动，亲眼看到了朝廷“種祀之盛”;又登泰山，体悟孟子所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2];“吊虞官之墓",“瞻后稷之亭",深切体味神之所以作为神的幽深与伟奥，进而借先秦时期孔子对季氏“八佾舞于庭”、 “旅于泰山”[24]等僭礼行为的批评表达了自己对礼乐祭祀的看法。作者认为，老百姓崇神敬神应该在朝廷礼乐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僭越礼法，祭祀神灵要出于至诚之本心。也不能像蛮夷之人，不懂礼法，人人自为接神之巫史，反而招致灾祸。九黎乱德，见《国语·楚语下第十八》:

及少肆之衰也，九黎乱德盗，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千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威严。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

这就是说，民神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祀神仪式亦有着不同的规范，如果“烝享无度，民神同位”,反而会亵渎神灵，招致天灾人祸。对于像东岳、后稷和伯益这些载在祀典且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重要神灵，老百姓尽可在朝廷所规定的礼乐框架内按照其自身约定俗成的赛会传承来表述他们对神的理解、对神的崇敬和对神的期望。

三

阳王东岳稷益庙的修建与祭祀，主要靠众多的功德主的布施与捐赠来维持。这些“功德主”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皇室成员、乡中名宦和州中现职官吏。除了前述明嘉靖二年《重修东岳稷益庙之记》的撰人周尚文、书丹杨泽、篆额陶滋三人均为朝廷“大夫”外，绛州藩王家族世系的诸多成员都是该庙的“大功德主”。明嘉靖二年《重修东岳稷益庙大功德主》碑中记有：“太祖高皇帝四世孙代藩灵丘王聪漏及长子俊格，镇国将军俊材，辅国将军成绮、成鲅。”(附2)据《明史·诸王世系表》:

荣顺王逊烃，简庶六子，永乐二十二年封，天顺五年别城绛州，成化十一年薨。倍靖王仕場，荣顺嫡一子，成化十三年袭封，弘治六年薨。庄和王成毁，僖靖庶一子，弘治七年袭封，十年菀。端越王聪漏，庄和嫡一子，弘治十二年袭封，嘉靖三十四年薨。俊格，端懿嫡一子，弘治十七年封长子，嘉靖二十四年

卒。(26)

又除陶琰、韩重为朝廷重臣外，知州以下所记诸人，大多在《新绛县志》卷七“选举表”中录有其名：

“同知”栏：沈希义，直隶五河。监生，正德十二年任。

“知州”栏：程鸿，陕西延安。举人，正德十六年任。

“判官”栏：戴麒，顺天府大城监生。

“吏目”栏：宋春，栖霞监生。

“学正”栏：王克仁，深州人，正德间任。

“训导”栏：甄琦，洪州人，正德间任。

至于像正德间参与修庙的知州徐崇德，清光绪间积极倡导修庙的知州马家鼎都因其与该庙的特殊关系为人们所记起。正是这些藩王、朝臣、州治地方官，构成了阳王东岳稷益庙祭祀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的阶层，这是一般的山乡小庙所无法企及的。

另一类是乡村里社那些念过书的知识层。这些人包括国子监太学生、监生、郡庠生、生员、增广生员等(附3)。他们虽然尚未从书中读出黄金屋，但毕竟为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间百姓所尊重，因而也便在庙祀活动中成为主持和诠释祀典的主角。

第三类，也是修庙与祭祀活动的主体，那就是众多的乡民，正是他们的参与，才使得立庙祭祀具有了实际的意义。

东岳稷益庙的庙会日期是阴历二月初二。关于庙中的祭祀活

动，由于缺乏文献资料的记载而无法确知。镇上百姓已无人能记得起原先的祭祀活动情况，留在老年人记忆中的是那参加庙会的数以万计的人群、集市贸易的喧闹和响彻云霄的弦歌。倒是在正殿西侧绘有一组祭祀场面可供参考：画面右上设祭坛，供桌上献有猪、马、牛、羊、鹿头和鸡六畜，另配糕点食品和酒露器皿。前奉三个牌位：昊天玉皇上帝位居中，左配后稷神位，右侧神位只见背面。祭坛下有皇帝及文武大臣12人，身穿彩色朝服按等级排列，手持笏板低首肃立。两旁对称排列着乐队和伞盖仪仗，一祭酒正站在右侧乐队之前按词稿高声唱礼。左侧乐队，分别是箜篌一人、编磬一人、悬鼓一人、十二弦筝(兼箫)一人、笛(兼奏敌)一人；右侧依次为编钟一人、悬鼓一人、六弦琴一人、笙(兼奏祝)一人。从画面看，乐队显然正在演奏乐曲。此画面描绘的是周代宫廷的稀郊大礼，谛者，祭吴天上帝于圆丘也。所以祭坛正中的神位是“昊天玉皇上帝位”,而周人祭天必以后稷配，故左配后稷神位。右侧神位作者故意以背面呈现给作者，这也正是其为难所在，也把疑问留给了观者。有人撰文推测说，这个神位可能供的是伯益(),但殊不知，在古代朝廷的“大祀”中，伯益从来没有进入过配祀的角色，何况，正中的神位又不是东岳泰山神!因此，通过壁画中的祭祀场面，我们只能感受一下古代宫廷祭礼的庄重肃穆，而实在是与民间神庙的祭祀场景相差太远。

明嘉靖二年周尚文撰碑所留下的两首《迎神》、《送神》曲，或许能使我们从中钩稽出一点蛛丝马迹。其《迎神曲》曰：

神胡为兮独据东，麾群岳兮从龟蒙。眷稷益兮故土，兴云雨兮慰农。

祖乎周兮如在，荐嘉谷兮酬夫至爱。歌生民兮侑尊，德配天兮无外。

虞衡兮是位，若予兮庶类，嗟莫报兮神之患。俨朱虎兮熊黑，烈风雷兮坛遗。

《送神曲》曰：

霍之南兮汾之浒，惟神集兮喜现舞。肆肴蒸兮椒浆，神之归兮何许。

驾飞龙兮璇空，璆错鸣兮西东；俯蓬菜兮莫止，超离迹兮无踪。

无踪兮奈何?俾勿坏兮遗《九歌》。信神功兮不坠，时煮蒿兮山阿。

《迎神曲》颂东岳、后稷、伯益三神的恩德，嗟叹不能报神惠之万一，故而请其人坛受享。龟蒙，今山东龟山和蒙山。《诗经·鲁颂·闷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朱虎、熊罴，上古二臣名。《尚书·舜典》:“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送神曲》想象诸神聚集在霍山之南、汾水之滨的阳王东岳稷益庙，饱受歌舞与肴蒸椒浆的供奉，然后飞空而去，无影无踪，但神功永不废坠。作者既为东岳稷益庙作有《迎神曲》和《送神曲》,那么，原来庙中的祭祀活动必然有请神和送神仪式，在举行仪式的过程中，侑以歌舞戏剧，因为“惟神集兮喜现舞”。这里的“现舞”,显然是借先秦时期“婆辈以像神，歌舞以乐神”的巫现表演指称后世的祭祀表演和歌舞演剧。

周尚文在同年镌刻的《重修东岳稷益庙大功德主》碑的中下部另作有一首七言诗，诗云：

参差庭□峭凌空，柏壁千寻一径通。峨岭东来浮宿雾，虎溪西去隐飞虹。万家鸡犬春台里，四序弦歌玉烛中。洗耳清汾恣登眺，披情长咏舞云风。

柏壁，据《新绛县志》卷八“古迹考”,在县西南二十里，秦王堡在焉，后魏明元帝置柏壁镇，北齐斛律光曾屯兵于此。峨岭，即峨嵋岭。据乾隆乙亥《蒲州府志》卷之二“山川":“峨嵋岭，即猗氏峨嵋冈所衍行者，自临晋人万泉县境，至此独隆起，故以岭名。”诗中不仅描绘了阳王东岳稷益庙的周围环境的优美和独特，写出了庙院的宏伟气势；也写出了在明媚的春日那庙会中“四序弦歌”的浓郁的迎神赛社的热闹氛围。

绛州人自古民风淳朴，颇富陶唐氏之遗风，“有百兽率舞，凤凰来仪，于变时雍之美",在丰厚的古老文化氛围中，重祭祀而尚礼仪，于是迎神赛社的民俗传统在这里不断传承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报赛礼俗。《新绛县志》卷三“礼俗略”:

岁时社祭亦古者报啬之道，然人民变本加厉，每当报赛时，往往扮各种故事，形态百出，男女聚观，识者鄙焉。

又同卷云：

每逢赛社之期，必演剧数日，扮演各种故事，如锣鼓拐子糊台台榈之类，形形色色，令观者有应接不暇之势。

阳王东岳稷益庙也不例外。据1991年新刻的《二月二庙会记》碑，二月二庙会由来已久。每年一到这一天，周围20余村群众，以多种娱乐形式聚集在庙上，竞相争奇，敬神乐人。娱乐节目中，除有花鼓、锣鼓、秧歌外，更有鼓车、抬阁、高跷，在河东一带远近闻名。鼓车有几十辆之多，良骥拉乘，少则四匹，多则二十余匹，神鞭驾驭，车前车尾各载一个整张牛皮制成的大鼓，鼓手按其套路擂动，间有铜钹相击，响彻云霄；抬阁有四、五十架，构思奇巧，神功莫测。其人物造型或隐或显，或虚或实，如凌空欲飞的仙子；踩高跷不下数百人，或高或低，或文或武，更有甚者，其跷粗如掾，高丈许，近处观看，需做仰头观日之状，另有四人踩五条、五人踩六条或六人踩七条跷者，一字排列，姗姗而过。另外，庙内130多平方米的巨大的舞庭则为演出戏剧提供了游刃有余的表演空间，那将近18米的宽大的台口，使众多的观众能在庙院中的不同位置观赏到台上的戏剧表演。请的戏班多为本县或周边各县的蒲剧戏班，于是看戏成为人人参与的盛大的“故事”表演之后的必不可少的终极享受。

伴随着祭祀演剧和诸多的民间娱乐事项，是重要的集市贸易活动。光绪二十七年重修庙宇时，为了适应集市贸易的需要，就增建了不少房屋，“由殿而下东西两廊，俱各建盖市房，约共六十余间，尽安生意”,这就有力地促进了阳王作为集镇的形成和发展。而时至清末，老百姓的观念显然在发生着较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把弃农经商作为一种丢本逐末的行为，也不再把迎神赛社看成是纯粹的、单一的精神外放，而是有了更为实际和深刻的理解，即“工毕而设集，集立而藏商，商安而民便”(附3)。原来，老百姓借迎神赛社一方面在满足着他们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又在借迎神赛社满足着他们的物质需要，这恐怕是庙中接受香火的神灵所没有料到的。

【附1】重修东岳稷益庙之记

诰封朝列大夫宗人府仪宾郡人周尚文撰文奉直大夫知陕西陇州事乡进士郡人杨泽书丹赐进士奉直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郡人陶滋篆额

绛坤隅柏壁之阳，峨嵋之阴，巍然而突镇乎阳王之墟者，东岳稷益庙也，罔知肇自何代。元至元间重修正殿，旧三標；国朝弘治间恢为五標，增左右翌室各四惩；正德间复增先门三楞，献庭五標，舞庭五楞，缭以周垣，架以长廊，隐以佳木，百工殚巧，金壁捣辉，宛乎舞雩之幽致，而轮奂之美谅过之。是举也，乡耆王耀、王昌、王成、王果奋庸于其前，尹亨、王琦、王祐、张錾、杨儒、王珣润色于其后，率从四社居民之愿，计地税出资以赞费，故其富丽若此。

嘉靖癸未夏，掾官王珙甫携诸耆始以成事速予记。往观焉，祗谒之余，仰见先郡守济宁徐侯手志其梁，予乃指而告之曰：“惟皇建其有极，立之司牧而皆为民也，斯盖生民之本，而若等亦知作者意乎?当尧之时，洪水汜滥，黎民阻饥，几于鱼鳖，故舜咨四岳，举禹作司空，益列山泽，稷播百谷，然后水土以平，兽鱼咸若民，乃粒食庸，非生民之本而可不知所报乎?我皇祖定鼎之初，首发事神之策，严幽明之分，爰命有司设山川社稷之坛，岁时祀之。迨今圣天子龙飞纪元之始，辄修三礼，肆类于上帝，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其为民报本之意先后一揆，可谓至矣。是故神人以和，万邦作义，凡覆载间稍有血气之属，莫不忻悦仰戴，以为复际唐虞三代之治者，良有以也。

予尝以藩戚使贺于廷，获近日月之光，亲睹種祀之盛而感遇亨嘉之会，於戏休哉!既而省亲于山之东，登泰山之巅，溯九川之源，始知孟子小天下之言信不我欺。已而归休乎吾绛，北吊虞官之基，西瞻后稷之亭，历览诸山川形胜，暨诸田谷丰穰有无化居，又知《书》称禹贡而益稷佐其成功，岂曰小补之哉!载之祀典，以享今日之报，崇也固宜，抑不能无疑焉。季氏旅泰山而孔子犹讥之，况此非其地，而凡民顾可谗事乎?夫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季氏以一己之私僭诸侯之礼，而诚安在哉!彼苍苍蒸民孰不欲生，生必本于稼穑，稼穑非山川以宁得乎?今观是乡之民，富庶而致敬乎此，盖其报年之心出于至公，而祈福之念生于可欲，非若九黎乱德，家为巫史，而反致祸灾。荐臻者，吾知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礼，其幽明感应之几捷于影响，何灾之不可御，患之不可捍!由是而□然于安居乐业之中，以享斯世承平之福于无穷焉者，亦诚而已矣，又岂季氏夸淫于一时者之可例论哉!言东岳而不及他者，岱为五岳之宗，他皆统其中矣。徐侯有司牧之责者，安知其意不出于此邪?金曰：“唯请书之。”遂不避往谬，而僭为之记。又系之乐歌以遗乡人，俾声于庙庭，侑牲璧云。其词曰：

神胡为兮独据东，麾群岳兮从龟蒙。眷稷益兮故土，兴云雨兮慰农。

祖乎周兮如在，荐嘉谷兮酬夫至爱。歌生民兮侑尊，德配天兮无外。

虞衡兮是位，若予兮庶类。嗟莫报兮神之惠，俨朱虎兮熊罴，烈风雷兮坛境。

(右《迎神》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五句。——此为撰碑人所注。)

霍之南兮汾之浒，惟神集兮喜现舞。肆肴蒸兮椒浆，神之归兮何许。

驾飞龙兮璇空，璆锵鸣兮西东；俯蓬莱兮莫止，超禹迹兮无踪。

无踪兮奈何?俾勿坏兮遗《九歌》。信神功兮不坠，时君蒿兮山阿。

(右《送神》三章，章四句。——此为撰碑人所注。)大明嘉靖二年岁次癸未秋九月初三日立石  稷亭薛聪镌

【附2】重修东岳稷益庙大功德主

太祖高皇帝四世孙代藩灵丘王聪漏及长子俊格 镇国将军俊材 辅国将军成绮 成鐵 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奉敕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郡人陶琰 资政大夫南京工部尚书前奉敕巡抚湖广都察院左副都御使郡人韩重 奉训大夫知绛州事延安程鸿 承务郎同知五河沈希义  从仕郎判官大城戴麒 迪功佐郎吏目栖霞宋春儒学学正深州王克仁 训导汝阳甄琦  朝邑刘罴 署训导□事

举人高陵郭□致仕主簿里人刘珏 听选官里人王珙

大明嘉靖二年岁次癸未秋九月既望立石

《题咏》:

参差庭□峭凌空，柏壁千寻一径通。峨岭东来浮宿雾，虎溪西去隐飞虹。万家鸡犬春台里，四序弦歌玉烛中。洗耳清汾恣登眺，披情长咏舞云风。

——西郊周尚文

注：原碑下部右侧另刻有：“大元至元五年北社村原任河东铁冶都提举司富国冶管勾张良佐施铁香炉一座。”

【附3】重修东岳庙暨关帝土地诸神庙碑记

从来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乃成非常之功。本郡阳王镇创建东岳神庙，南接嵋山锺毓之灵，北萃汾川精华之气，西含稷峰之清秀，东望郡墙之崚峭，前后辉映而巍然居中，洵一方之保障。其工程浩大，不知创自何代。至大明嘉靖二年，陶、韩二大夫奉敕大为增修，共费银数千两。自大明后迄今数百余载，风摧雨折，诸神殿暨庙内庙外倾颓败坏者极多，较大明时之经营修治，工课更觉浩繁；则欲踵事增华，如曩日之修尧庙禹都，戛戛乎其难之!

乙未春，幸逢前宪马公荣膺卓异，奉旨复莅任本郡，首事张连登等有志修举，虑责任之艰钜，遂请事于马公以裁衡。马公曰：“此善事也，乌可以不举!”爰出帑藏金五十两，命以鸠工修造。协力捐赀，取法于清庙，于穆媲休，于明堂整饬，庶神明得所凭依。春秋祈报，既贻社下福寿无疆之休；俎豆馨香，又协圣朝尊崇祀典之制。且神者民之主，东岳系五岳之尊，其神又灵爽昭著，定刑赏于震位，施云雨于环区；左列伯益，垂千古山泽之政；右列后稷，贻万姓粒食之原。由殿而外关帝及土地诸神，其有裨于民生者，均非浅鲜。我宪推圣人神道设教之意，下车尚禮祀之典，四社久荷荫庥，敢忘崇报之诚!于是集耆绅以商议，而人心踊跃，向义不约而同。凡属社下，无论遐迩贸易，念切神圣祀事，大发慈悲。首事当筵敬恳，各虔心以募化，共襄善举。约载余，陆续会银叁千余两。但工师既率作兴事，而家兄乃屡次告匮；首事等又殚精竭虑，在京设状元会，将喝彩以作修庙之资。厥后在本社庙中又照京都会式，两次齐集人贰千，共得布施银四百余两。愿捐赀既取诸四境，而施财岂免于六庄?按粮征收，又援银叁百余两。是以按周官考工，饬材饬力，监于前人成宪。庙以内正殿为尊，盘盘焉，困困焉，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殿旁左圣母而右关帝，堂构森严，籍牙高啄；西则土地、财神诸殿，哙哙哕哕，正冥俱尽善尽美；由殿而下东西两廊，俱各建盖市房，约共六十余间，尽安生意；庙中间建设戏楼，上栋下宇，朴斫既勤，丹腹又至；戏楼左右钟楼枞焉，鼓楼哩焉，缯修无异于创建；至庙外诸房，规模虽云褊浅，实与庙内相联络。缺者补之，漏者窒之，亦足以壮观瞻焉。是役也，肇基于乙未之春，告竣于辛丑之秋，数年间趋事赴功，不待朝诰夕诫而适观厥成，而原其始，则马公倡之。天生马公以保赤之心，施爱民之政，工毕而设集，集立而藏商，商安而民便，此所谓有非常之人，乃成非成(常)之功也。噫嘻!古者天子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者，泰山之别名，王者诞膺天命，报功而告厥成。汉武帝当年登泰山而加赐封，载在国史，煌煌可考，迄今亮工熙绩，亦知神灵赫濯，季氏且不得旅，而何论苍苍蒸民，不过斋戒沐浴，如元旦叩谢覆载之恩，聊以将其赤心耳。笃先烈而绍前光，宛若商成寝庙，保我后生，还同鲁竣闷宫，锡尔纯搬。爰撮其事，勒诸贞珉，以期不朽于奕叶云。

增广生员陈作舟沐手撰文郡庠生刘克昌沐手书丹

国子监太学生张连登总理督工

首事人 介宾王玉燕 续国彦 郑国钦 郑清海 杨克义 许步宫 监生张连升 从九张仰斗 生员尹安邦  生员刘克昌李广财 赵德昌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岁次辛丑孟冬之月上浣谷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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