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曹丕《典论·论文》的时代意义与曹植的《与杨德祖书》

曹丕，字子桓。《典论·论文》从分析七子的创作特征出发，论述了许多对重要文学理论问题的看法，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典论·论文》

中心：论述作家才性与文体特征之间的关系。这是和汉魏之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直接联系着的。

曹操掌权后，鄙弃儒学而提倡名法，主张“唯才是举”，强调实际才能、爵位大小与任职重要与否能不能一致。官吏的才能与任职的要求是否合适，这是人君能否无为而治的关键所在。

1）《典论·论文》首先提出的重要问题，是作家的才能与文体性质特点之关系。“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曹丕以七子为代表，指出作家的才能各有所偏，而通才是极少的。因此批评了文人相轻这种现象。而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的才能特点与文学体裁特点相统一时，才能发挥其所长。

曹丕研究了不同文本类型的特点，分文章为四科八种。“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本”当是指文章的本质，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内容，而“末”则是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包括内容特点和形式特点两方面的意义。

曹丕对文体分类的辨析具有高度的理论概括性，使文体分类及特征的研究发展到全面综合研究的新阶段。《典论·论文》中“文”的概念与汉代基本一致，曹丕将诗赋合为一类而与其他各类相区别，指出其特点是“丽”，看到了文学作为艺术的美学特征。

2）《典论·论文》从研究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特征关系出发，特别强调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曹丕主张才性一致，其性决定其才。文气的不同是因人天赋禀性不同，故而无法以人力改变，即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

提倡“文以气为主”，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特殊的个性，这是反映了汉魏之际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发展实际的，也是对这一时期创作特征和新文学思潮的理论概括，表现了和经学时代完全不同的文学批评标准。

清浊二气的划分是最广义的方面，是就人之禀生阴阳二气来说的。所谓清浊，实即阴阳。阳气上升为清，阴气下沉为浊。曹丕在这里开后世以阳刚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之先河。而在论具体作家时，文气也是具体的。

三曹七子的作品以追求慷慨悲壮、清晰昭明为主。曹丕的文学理论乃是对建安文学创作特征的总结和概括。

3）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从未有过的崇高评价。“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曹丕把“立言”提到了比“立德”“立功”更重要的位置，认为只有文章才是最重要的，可是使作者声名传之于无穷。曹丕不再把文学视作政治教化的工具，所谓“经国之大业”，是指实际的治国理论和见解。

曹丕强调文章写作对个人扬名后世的意义和作用，鼓励文人把全部精力用于文章写作，使文学理论批评的中心由探讨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转到研究文章本身的创作规律和各项文体的特征，促进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入。

4）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学批评态度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如批评“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不良倾向和“文人相轻，暗于自见”的错误态度，要求持一种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批评文学。

《典论·论文》的意义：

是由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在文艺思想发展和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篇纲领性文献。它宣告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经学时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暂时告终，以玄学思想为主导的新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开始。文学理论批评开始由侧重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转向侧重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老庄的文艺观和美学观经过玄学的改造和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曹植的文学思想：《与杨德祖书》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

“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曹植不一定真的轻视文章的价值，他并不讲政治教化，而是从个人成名后世来谈。

在文学批评方面，曹植特别强调批评者本人必须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创作能力，并认为没有这个条件就没有批评别人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