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的性别尊严

“疼痛”（pain），带有极大的索引性。它可以是一次具体的事件（客观的）、可以是一些表达（主体的）、可以是人际间的相互理解与互动标识（主体间性的），亦可以是阶层的、性别的、社会或文化属性的。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疼痛”是最为敏感的社会神经。

这次的YL产妇自杀事件，从对个体悲剧的愤怒、哀伤、发展到对医疗资源和制度的拷问，再到对于整个性别福利的大讨论，小手婶婶认为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性别议题的一次大事件。看了一些相关文章，也与一些朋友做了一些讨论，我认为有必要再梳理一下，也算是我对这位可怜的年轻女性的纪念，以及对于“性别尊严”的一点思考。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点本土文化的自觉（或者，警觉）。一般来讲，中国文化不鼓励直接表达躯体和心理的痛苦。疼痛和文化语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化语境能够作为屏障或者稀释或者加强疼痛的自我感受。 一个战士的疼痛和一位母亲临产的疼痛，即便客观上是一样的疼痛值（虽然疼痛的客观测量仍在发展和讨论中），但文化赋予它的“表达特权”是不一样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耕文化统治千年的生育大国，“母职”甚至等于“女职”。女性的疼痛被格外“惯常化”、“流程化”、甚至“例行化”。个体在其中的表达，往往被其女性身份所隐蔽或忽略。甚至出现了，“女人娇气，所以怕疼，嚷嚷别信”或者“女人坚强，所以不怕痛，嚷嚷没事”之类看似格外冲突，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外在表达。性别与疼痛之间，因为顽固的婚育文化，被建立起格外密切的、不加反思的关系。 其次，在疼痛的表达中，我们看到极其明显的时代性。经历过困难时期的父母，总是以忍耐作为重要的美德甚至是生存策略。“不娇气”，不仅是“去性别化”的，甚至是“去人化”的。有没有钢铁一样的身体不重要，关键要有钢铁一般的精神意志！很多已经步入中年的朋友肯定特别有体会，劝父母去体检、看病，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任务。老人习惯了“以苦为乐”、甚至带有某种过来人的姿态去“炫耀”自己曾经的苦难和坚毅。 这在YL事件的讨论中也能看到，很多婆婆们提到的“当年生完孩子就下地”，其实就是对而今娇贵一代的一种不屑。仿佛苦难亦是一种而后的“资本”，甩出当年的一手牌，小年轻都闭嘴。换位思考，年轻一代有那么多可以“秒杀”上一辈的优势和体验，在某种具体冲突中，这种“疼痛资本”也可谓是一代人的时代烙印甚至带有某种反叛的意味。但问题是，上升到“性别疼痛”的集体意识，我们永远不期待回到没有尊严、缺乏基本关怀、体察性别差异的生育实践。 这一点，我想多说两句。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没有经历过产痛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女人”。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似曾相识？就像那些经历过痛苦的婆婆扭头轻描淡写的安慰儿媳妇一样，疼痛，仿佛成为一种“资本”或“勋章”。这种看法最大的问题是，在现代文明中，疼痛是极其多样的存在和体验。一些观点认为疼痛是现代文明需要“对抗”和“缓解”的对象。随着医疗手段的发展、身心呵护的提高，疼痛不仅无法提炼“意志品质”，而且需要更多手段和资源进行干预；另外一些观点认为，疼痛是个体化的选择，在一些具体的身体体验中，应该杜绝一以贯之的标准，给主体以自由。疼痛不是羞耻，但也不是勋章。 如今，新时期的女性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这表明生育对于现代女性，已不是价值的全部和命运的必然，它只是一个自我选择的结果。网络上一堆“日常恐婚恐育”大军，其实最恐惧的就是对个人命运的失控。比“生育之痛”更痛的是“生之痛”，即一个人基本的自主权。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如果做人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取得，性别的自觉就是奢谈、疼痛的性别尊严就是奢谈。 再次，疼痛，关乎位置与表达。曾有学者研究提出，社会的理性化程度是能否自我表达的一个关键因素。疼痛的性别尊严，不仅关乎女性能否顺利的表达自己的疼痛、并被人接受和理解，并得到有效处置；而且还关乎男性的痛苦是否有更宽容的环境给予关注，当然，也包括二分之外的其他多元存在。我们应该更多了解不同阶层、年龄、性别、文化群体的不同“疼痛语言”。那些未曾言说的疼痛，有可能是压抑很深的疼痛。疼痛的公开化，是一个社会过程。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一个不断自觉推动，主动“感受他者之痛”的社会。“否定他者之痛，不是智力上的失败，而是精神上的失败”。从这个议题上说，疼痛的性别尊严，应该被努力推到更大的制度、体制、社会、文化层面进行充分讨论，而非个人的不幸或哀伤。 我看书上说，维特根斯坦在分析疼痛一语的习得过程时指出，儿童受伤时最初只是哭叫，后来儿童学会以“疼痛”一词代替哭叫来发挥功能。“痛的言语表达代替了哭喊而不是描述了哭喊”。因此，疼痛一词从其诞生起就不是指向内部感觉的，而是指向外部的，是对外的交流，是对于回应的期待。 我愿我们都能”言他者之痛“， 从而，抚慰彼此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