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语言-支配性的官方构建和“其他”的语言，在名为国的伪多元体中

        一分为二的思维在中国流传了数十余年，事实上，当我们问起什么是辩证法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回答“一分为二”的看待事物。这样的理解方式，实际上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便是预设过多。

        来分析一下这句话中的预设，首先一来自于何方，一个人？一个事件？还是一个地区？实际上对于一的提取就切断了普遍联系的事物，而这个切分甚至完全来自于先验知识。并不经得住推敲，实际上所谓一个人，可能有多幅面貌，多重人格，多个社会身份。一个事件更可以说是无数事件的叠加和普遍联系。

        更不用提一分为二的简单思维是否将思考的对象放入与之前不一样的场域中，我的经验，虽然靠不住，但它告诉我这样的观点不过是将看法愚笨的分为好与坏两个方面罢了。实际上只是在原有的场域中做了一个自以为成功的二分。

        这样的“科学”式辩证法实际上给舆论气象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于我们预设了一个一的存在，实际上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而一些对它的无言或是有言的抨击也揭露了它的落后。它的本质便是一个如德勒兹所说，树形的伪多元体，而似乎不存在的权威性语言作为了它的树干。我想在此，从舆论气象的角度去试想一下它的影响。

一个辖域化，国家的拟人和人的拟原料

        一个规范的“人”是如何被国家机器塑造出来的，实际上从一些女性主义的视角，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观点，首先，曾经在疫情初期的宣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穿上白色防护服，同时拥有顾家贤惠的另一面。这样的形象并不是多元甚至二元，它内部有这很强的自洽性。而如果我们想要其自身异质性体现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舆论气象即使在宏观中，也无法在人类个体间体现，更何况是个体之中呢？毫无疑问，这样的舆论气象体现出了实在论者的痕迹，名为某国家的人的共相和其余的质料组成了人这个实在。当我们跳出性别视角，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各种共相，包括理性人假设中的理性人，以及“年轻人”“普通人”。

        不去谈论获得这样的共相用到了多少预设和先验知识，实际上我想谈论的，是它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辖域化（于我看来）。包括娘娘腔，疯子，LGBT，和我这样的游牧民等等被驯化进这个假设出的规范体系之中，在我不经意间，变成了男人、普通人、小资产阶级。而事实就是我甚至没有反应出来我是人这一回事。这样辖域化创造的生产性能量，我认为被用于两个方向，一个是维持符号中的国家机器，另一个便是构建拟人化的国家形象，正如对上帝的构想一样，对国家拟人的构想，是无法脱离出主观的（当然所有人都承认这一点），它造成了一个很独特的机制，便是我构建的国家拟人如此-国家期望我如此将其拟人-国家（实际上是被拟人化的)期望我如此（作为原素材）。可见，这又是第二个辖域化的过程，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将其称之为扩大再生产，但是在我的角度看，拟人的国家形象作为一个生产资料，通过辖域化这个生产过程，生产出了国家机器的保护剂，同时扩大了自己的规模。

第二个辖域化 在母语框架下，多种语言与一种语言的对立

        引用“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异质性的实在”这个结论，可以看到，异质性作为形容多个物体的性质，在“一个语言中”这代表着，语言本身的性质就是多义和冲突，而多个语言的统一性仅仅体现于自身的异质性。这也代表着语言身上体现着真正的多元体，它和“一”断绝了所有关联，也就是说，不做预设，不去回究它的来源，有的只是现象，纯粹的现象。而我认为这并不实证，因为虽然从经验材料出发，但是它并没有什么可检验与证明的，只不过是多元体在时间中呈现出一个铺展开的状态，仅仅从多这一个性质来看，这个性质本身是不运动的，离开了只对感知材料的把控，甚至上就不把控，很难说这是实证。

        不再为纯粹现象的观点辩护，我想叙述的问题，仅仅是将树形的伪多元体在语言，或者说语权（因为只存在在某个特定的支配性的语言在一个社会多元体中占有的权力）中做一个发散。

        不得不联想到后现代主义者声称客观现实不存在这一回事，其背后可以联想到一些相对主义的理解。不过换一种想法，一个现象或者事件的解释，并不是完全相对的，例如对于某个游戏的角色强度，可以分为强度党，xp党等，如果把这些群体称作语系，可以看到其中高度统一的口径和词语。而这样的语权并不是完全混沌的，事实上可以从中看到，不少事件的发展，并不是说我们（一个未经思考和批判的群体）联手起来寻找到了某一条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处在混沌和对立中。这些事件的发展多是由一个或者多个群体之间的利益斗争推动的。

        而保证一个语系的对内封闭是很重要的，保证语系的辖域化，是获取舆论压制的最主要手段。我们看到，当两个在语系中对立的群体中少部分人开始交流时，基本完全不能理解对方的意思，而是沉迷在一些模糊的生造词中。这是实际上就体现了语言内在的异质，一种语言（中文）本身就是多种语言，而越是站在最高位的语言，它的形状就越趋近于树干，而不是根茎，它的词语之匮乏，代表它会用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去将一切现象概括到它的那几个意味宽广的词中。

        根茎对树干的解辖域化并不曾停歇，这是结构化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被消解的现象。考虑当树干消失后，如何去理解其他的“多”的语言，这或许远远比进入支配性的语言中去捍卫语言的同一性更不令人反感。毕竟如果捍卫了无数次“正规”，却发现语言的同一性只有它的异质性，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