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秦”的错误解读，只是为了掩盖文人官员腐败的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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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说的是：废分封行郡县的必然与开启的官员腐败时代。
这话题的开始是聊大秦赋的那篇笔记。
当时文章发完，几个平台的水友就找我聊到大秦东出的这个点，说：
为什么秦能一统六国？
又为什么是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
又怎么开启了官员的腐败时代？
我想了想，发现这个问题挺有意思，一方面是可以梳理一下历史政治的脉络，一方面也想通了之前一个关于企业运营的疑惑。
所以关于三个问题，
我分三段来回答。
第一个：为什么是“秦”一统六国。
答：先进生产力必然替代落后生产力。
哈哈，
是不是觉得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当然，如果没深一层去看问题的时候，的确会觉得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深一层的去想，秦究竟代表的是什么先进的生产力？这个想通了，后面两个问题的也就有了线头。
首先，秦和六国一样，
都身处一个时代。
那个时代常说百家盛行文化璀璨，但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不存在什么文化和科技的垄断。
虽然某一国会因为资源而使得技术领先一些，如劲韩有铁矿，成就强弩利剑之威名。强赵有草原，以骏马骑兵称雄列国。但本质上，都被其他国家慢慢赶上，并没有依靠科学技术拉开与其他诸国的生产力水平。
因此秦的生产力领先，用技术来解读是不对的。秦的生产力领先，在于对资源利用的效率和人主观能动性的动员能力。
这个很好理解，《战国策》里面常提到的一句话：楚虽占地千里，兵甲百万，但氏族林立，可为国征战者十之二三。
换言之就是：各国的生产力虽然差不多，但是各国的动员能力和资源利用率差别极大。山东六国不同于秦自商鞅起的驱逐氏族，其氏族力量始终存于朝堂，国内的食邑封国也参差林立。所以只要氏族还有封国，就心在封国，不在母国了。
因此分封制搞垮了周王朝的制度问题又再一次在山东六国出现，当初周王室的力量不能强于诸侯，诸侯乱。如今诸侯力量不能强于公卿，则诸侯乱。
所以在秦全力动员人口启动战争机器的时候，山东六国却防范国内的公卿封国，压根不能也不敢全力以赴。所以才会出现六国都合纵攻秦了，楚王还在要求春申君一定要把楚王的王军完完整整的带回来，因为国内的楚卿三族压不住。
所以在资源、技术、人才可以自由流动的战国大背景下，谁的资源利用率高，谁就最强。故秦以全力攻半力之六国，自然战无不胜。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是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
接上文，秦强于六国在于没有内耗和防范，能够全功率的动员起国家机器来进行资源调配。其核心就是因为秦不依靠氏族管理国家，而是依靠六国士子。
国家的官员来自六国，只有俸禄食邑而无封国，自然全身心在于国家，而非封国，从而避免了国家内部相互防范，降低了内耗。
而非军功不可封侯，非有功不能袭爵的安全锁，更是督促秦国的官员整体要积极进取才能保障自己奋斗一生所得的爵位（俸禄）食邑能够传承下去。
因此全国上下从王到吏，所有的掌权者目标一致，整个国家才能更大程度的高速运转起来，激发出全部的战斗力。
同时，因为官员的俸禄食邑无法依靠运营来提高收益，只能依靠不断的建功立业来提高自己的官位和食邑的大小。所以整个管理系统从上至下更是充满了对“建功立业”的期待与追逐，并最终转化成了一种这种外拓的源动力，成就了一个历史性名词：东出。
而官员的俸禄食邑来自国家，所以只有国家越好越强，自己获得的俸禄和食邑的产出就越高。因此郡县制打破了区域的封锁，让有才能官员可以到处去任职建功，提高自己俸禄和食邑大小。无才能的官员也可能支持这些有才能的官员去建功立业，以去扩大自己的食邑产出。
这种符合全体官员利益的决策自然一经推广就得到了全体管理者的一致赞同，自然而然也就把原本限制了官员升职和扩大食邑的分封制扫进了垃圾堆。
但同样也引发了第三个问题：
郡县制怎么开启官员的腐败时代？
因为俸禄和食邑的产出归官员，那随着官员阶层的俸禄不断提高和食邑不断增大，国家和君王的收益就会减少。如果秦国可以不断东出去掠夺人口和土地，那官员们随之提高的俸禄和食邑都好解决。
但那是野兽横行的战国时期，土地或许够大，但人口绝对不够多。食邑的本质是人口的产出供给，因此终究食邑是不够分的，并且无法依靠其他东西来抵扣。
所以这个时候官员和国家利益就产生了直接冲突，从而使得国家的内耗加剧，以至于直接造成了每个王朝末期的大乱局。
郡县制会掀开官员腐败的时代序章，主要是因为外拓受限下，既然国家无法保障官员的利益，官员就会选择找寻保障自己利益的办法。
而保障自己利益最简单的办法，绝不是费力去经营千里之外的食邑，而是对近在咫尺的辖区进行掠夺。
这种掠夺，就是贪腐的雏形。
由于郡县制的官员是流动任职的，其管辖区通常不会是自己的食邑。那食邑做得再好对官员都没有额外的收益，升官也不加多少俸禄，不增多少食邑，那还为什么要好好经营自己辖区下别人的食邑呢？
辛苦一年为他人食邑增产吗？
这种人会有，但绝对不多。
因此官员非但不会像好好的经营食邑，反而会想着办法在别人的食邑上贪腐，以谋求自己的利益。
相对的，因为他人在自己食邑所属的辖区贪腐导致自己的食邑利益减少，那为了补足这部分损失，就只能在自己辖区下别人的食邑进行贪腐了。
这样原本的全体官员一致“东出”，就变成了官员内部的相互攻伐。
这种攻伐发展到后期，
就变走向了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朋党之争，官员们抱团在一起形成党派。拒绝其他党派的人去自己的家乡或者食邑任职，从而避免伤害自己的利益。
在国家内部形成了类似于过去封国的内部斗争，使得国家再次陷入分封制一般的内耗，等到一次外部危机而自毁。
其所谓的王朝中兴，也就和周宣王、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诸位雄主一样，只是暂时依靠皇族的力量强行压下了各地方的力量。
以强干弱枝重新的方式重新把官员党派打散重组，以减缓了内耗的范围和烈度，等待下一次党派争斗把国家拆散。
另一个极端就更为血腥，国家最大的俸禄叫内库，最大食邑叫皇家。所以当官员贪腐到一个极限，所有人的食邑都因为相互贪腐搞得民不聊生的时候。
就会借助起义，造反的方式推翻皇家，把皇家的食邑拿出来分，并选出一个最能保障大家把食邑变成封国的人来当头头。所以王朝早期的封王和封疆大吏都和分封制的封国一样，玩了一次历史的复苏。
因此打开历史往下面看一层，楚汉的义军背后是六国旧贵族，隋唐的义军背后的是五姓七望的门阀，宋明的义军背后是江南的豪强富商，义军背后都是官员团体，所谓的推翻旧王朝，也就是一个重新分食邑的过程。
那说这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这就是历史有意思的点，同样的道理不受限于背景的大小。国家会面临这些问题，企业也会面临这些问题。如果企业无法保持持续的外拓，企业里面的管理人员一定会出现以权谋私的贪腐行为。甚至于架空老板，带着公司资源跑路的情况。
脱离镝增理论只有外拓一条路，也就是马哲毛概说的持续提高生产力。好多人把注意点放在了提高生产力这个点上，我们前三十年一直在干这个事，但结果并没有减少内耗，反而内耗加剧了。
镝增理论之后一个解决方案：可持续发展。
怎么持续发展才是有趣的点，这个以后开一个政治帖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