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里戏外皆人生】第一次正式登台(杨柏年)
【秋思按】杨柏年老师,浙江镇海人,1933年出生于上海,2014年8月去世,享年81岁。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后,到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工作。1960年调市局消防处后任防火监督员,高级工程师,多年从事消防文艺宣传和消防影视片创作和摄制工作。1994年退休于上海市消防局。2003年,转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军休干部。
杨老师生平热爱文艺、戏剧。系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周信芳艺术研究会理事:并担任上海国际京剧票房副理事长和上海春秋京剧票友社总干事等社会职务。
杨老师生前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文字集结成书《戏里戏外皆人生》,通过文字杨老师把自己毕生所学,对京剧麒派艺术的感悟,以及在票界多年的所见所闻做了很好的梳理与记录,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上海票界活动史料。因为是杨先生自费出版,印量不多,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精选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在公众号展示,通过这些文字老戏迷们能回忆当年的过往,新戏迷们则能领略当年老先生的风采。

自从演了《群英会》中的赵云,我对张国椿叔叔排练鲁肃一角时的唱做产生了特别的兴趣。每次排练时,总是目不转睛地注意他的“麒派”动作,益发感到有劲头、有节奏,鲁肃的人物形象就会深刻地印在脑海中。排练结束后,我总是拖住张叔叔教我“麒派”戏,他既惊又喜,先教我鲁肃的几句摇板,然后又教我一段《明末遗恨》。二回到家,我就让父亲拉着琴,开始吊嗓子。“千万不要压紧嗓音学麒麟童的沙哑音,这是他倒嗓后的变声,你注意,我唱的时候嗓音并不沙哑。”我的脑海里不时浮现张叔叔的叮嘱,跟着他的调子,用自己的嗓音,尽量走高腔。
父亲已看出我对“麒派”戏的喜爱,此时,正遇上周信芳在黄金大戏院(后改为大众剧场,现已拆除)专演《明末遗恨》、《徽钦二帝》等戏,一有机会就带我去观赏,终于遂了我的心愿。
没过多久,黄金大戏院的三楼第一排看出场的位置已成了我这座上常客的包位,特别是周末,周信芳演出我是每演必看,时常随着周信芳扮演的角色投入剧中,身临其境。只要周信芳在上海演出,不论在黄金大戏院、大舞台,还是天蟾舞台,我总是拿省下的零用钱去买三楼的戏票,看完回来就模仿着比划。那时,时兴家里房门挂布门帘,门帘已被我当作水袖练得磨出移损的印子了。
随着历练渐渐增加,我的戏曲功底也逐渐深厚起来。在“电谊社”票房中,已被称作“小麒派”。凡吊嗓练习,必带动作,而且感情深人,当然这也是几位叔叔伯伯辅导培育的成果。也因此,又由几位叔伯介绍我去做地产生意的大老板程始泽家的私人票房做客。程老板家就在爱文义路(后改名为北京西路)卡德路(现石门二路口)口,本人是个大名票,唱武生和架子花脸,家里请了好几位专职教师练功、说戏,武功底子相当好,身段也很漂亮,连石品芳、张国椿也经常去向他请教。家里除了名票外,名伶也经常去玩。我去了几次后,很得他的喜欢,非但对我的“起坝”进行加工提高,而且对“小快枪、趟马”,“走边”也都——教练。后来又把《投军别窑》一剧全部教会了我。
十四岁时,我终于正式登台试演。那是1946年的秋天,他们组织一次彩排演出,提议让我在头里来个开锣戏,独演《明末遗恨》的“雪夜访府”一折,由一位剧团的小武生为我配演王承恩(太监)一角。这是我第一次试演正角戏,父亲也相当重视,要我认真对待。正巧当时周信芳先生在黄金大戏院连演三天,我便买了三天的三楼第一排位置,带了铅笔、橡皮和纸,边看边把地位(走台位置)、舞台角度画下来,第二天又修改,第三天再画一次与先前的核对。那时没有袖珍录音机,更没有录像机,只得凭自己的记忆和纸上的画记,回来说给石、张两位叔叔修正。然后,还找了教师帮我排练了好几遍,终于大胆地试演了。《明末遗恨》的“雪夜访府”一折演完之后,大家反响不错,这下更坚定了我学“麒派”戏的信心。(演出地点大约在贵州路近老闸桥的“湖社”礼堂。)
这次演出后,父亲在家中数次向我讲解剧情和唱词内容,使我联想到周信芳在演出时的情势。那时我刚进中学,对中国历史了解也不深,尤其对周信芳在抗战风暴中排演此剧的政治意义的理解是很浅薄的,但是对其中有些唱词的含意,还要联系到当时的局势。如:“自登基东也荒,西也旱,无一日得到安宁。”周信芳当时深刻地表达了一个皇帝对内忧外患的形势由愤恨转化为恐惧的心态,特别唱到“安宁”二字的小腔倾吐了灰心的情绪。可是到后来,在街上忽听得高楼中还隐传着管乐歌声、欢乐谈笑的痴音,念出了两句有相当分量的台词:“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隐晦地宣泄了对官场腐败的憎恨,我很自然地向父亲发问:“日寇侵华,国难当头,有钱有势的官场、大老板们不也是这样吗?”父亲略带得意的微笑点头道:“你要学麒派,就是要这样举一反三地去学…”
从此以后,我就这样思古念今、联系实际地琢磨“麒派”的特点、警如《明末遗恨》“雪夜访府”一折中,崇祯由王承恩提灯引路出场,脚踏厚雪,一步一步走出来,阵阵风雪迎面扑来,浑身颜抖着滑步前行。后来回宫进场前唱完“彷徨难把歧途进”后,来个小滑步,崇祯在王承恩的搀扶下,竟然甩开搀扶,踏着沉重的步子回宫。此时,“风雪紧狂滚彤云”。因为刚才的情形已燃烧着崇祯的心胸,愤恨已冲散了寒冷的侵袭,唱做时,赶回宫去临早朝的情绪就得带入场。
1948年末,解放战争已节节胜利,上海处于紧张局势,各种行业的生意日趋萧条。父亲经由朋友介绍进了中华书局做文字制版工作,月薪收入只能维持三口之家的清寒生活,也就没有经济实力和娱乐的心境去参加票房活动,我除上学读书外,就在家听听无线电(收音机)的京剧节目,也根本没有条件为学麒而走师访友了。偶尔,几位老票友来家叙谈时,也常说道“少谈国事,多唱京剧”,不过是自娱自乐、解解心头的烦闷罢了。
我当时已在养正中学读初中三年级,快转入高中了,初中毕业前的学业也很紧张。解放前夕,学生游行活动相当频繁。当时,我受一位进步同学的影响,也参加学校里一些活动,并在里弄内某些同学的组织下,成立了“武陵团契”的青年组织,在解放前夕,一直担任三防值班,办武陵墙报,迎接解放。
这虽然有些受进步同学影响的因素在里面,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学习麒派戏时,周信芳先生的爱国主义演剧思想在这里也起了一部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