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俄罗斯故乡，我的俄罗斯式忧愁——夏里亚宾自传《面罩和心灵》节选
在我年轻些的那些年，我对钓鱼有些嗜好。我常常离开我城里的家,带上鱼钩,蚯蚓,跑到乡下的河边。我在水边呆一整天，直到老晚，随便找个农家去睡觉。在这样的一次外出时，我住进了一个磨房主的房子。有一次我到他家去过夜，发现屋角有一个人，穿一身破旧的灰衣,尽管是夏天仍穿着带窟窿的毡靴。他躺在地上，枕着背囊，腋下夹着一根长拐杖。他就这么睡着。我在门口为我铺好的干草上躺下。睡不着。老惦记着明天的早霞。想起个大早。早晨鱼容易上钩。但是夏天的早霞用不着久等。很快就开始亮了。天刚一放亮，那个穿毡靴的灰色的一团便动弹了，像是干咳了一声，伸了伸懒腰，坐起来，打了个哈欠，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站起来径直朝房门走去了。在门檐下他走到洗手罐旁边，那是用绳子吊在门檐边上的一个挖了两个眼的简陋的容器。我从我的铺位上好奇地观察着，看他怎样把水洒在手上，怎样用水蘸湿他的灰胡须，搓了搓，用袍袖擦干，拿起拐杖，划了个十字，朝三面鞠了鞠躬就出发了。
我本想和老头攀谈几句，没来得及——他走了。我很遗憾，我想哪怕再看他一次。老头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我跪起来，趴在窗台上，打开了小窗户。老头正往远处走去。我久久地望着他的背影。走得越远，他的身影变得越小，越小，最后终于完全消失了。但是他永远留在我眼睛里和头脑里了，栩栩如生。
这是一个游方者。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总是在走向什么地方。他们无家无业。但是他们永远操心着什么。不是吉卜赛人，却过着吉卜赛式的生活。在广袤的俄罗斯土地上从一地走向一地，从一方走向一方。投宿接待远方僧人的会馆，走进修道院，光顾小酒馆，成群结队地奔向集市。碰上哪儿就在哪儿休息睡觉。没法猜出他们漫游的目的。我深信，如果单独问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他到哪里去?为什么去?——他不会回答。他不知道。对此他没有想过。好像他们在寻找着什么。好像他们心灵中存在着关于一个未知国土的模糊的概念，那里的生活要更虔诚些，更好些。也许他们在逃避着什么。但如果是在逃避，那当然是在逃避忧愁——那种完全特殊的，不可理解的，难于表达的，有时则是毫无来由的俄罗斯的忧愁。
在《鲍里斯·戈都诺夫》里，穆索尔斯基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描绘了这个游荡的俄罗斯的独特的代表人物——瓦尔拉姆。在俄国舞台上我没有见过一个令人满意的瓦尔拉姆，我自己也没有把这个形象体现得十全十美，但是这个人物的心态我能强烈地感觉到并且能解说明白。穆索尔斯基以无与伦比的艺术技巧和浓重的色彩表达了这个流浪汉(或是一个被免职的僧侣，或者仅仅是一个原先的教堂工友)的深不见底的忧愁。在瓦尔拉姆身上是这样一种忧愁，犯上了它，你简直非上吊不可，但如果不想上吊，那就得笑，就得想出点什么醉酒般癫狂的、貌似可笑的东西。穆索尔斯基绝妙地刻画出了瓦尔拉姆的苦涩的幽默——令人感到内中有深刻的悲剧的幽默。当瓦尔拉姆邀请格里施卡奥特列皮耶夫一道饮酒作乐时，当他为此被那个男孩粗鲁地训了一句“喝吧，可要明白自己!”时，在他的回答中你能听到多么深重的痛苦啊：“明白自己！对自己有我什么可明白的?唉！……”笨重地倚着桌子，他用忧郁的小调唱起快乐的歌词:
他乘着车，他赶着马，
头上的帽子……
这不是歌，而是暗暗的哭泣。
俄国的演员们一般把瓦尔拉姆表现为一个令人生厌的酒鬼。演员们在瓦尔拉姆对警官的恐惧中总仿佛看到他有什么犯罪行为：他准是干了什么坏事，他害怕被抓。他们这样说。我看
未必。怕被抓？他已经被抓了，他已经坐在自己生活的牢狱中了。也许他真的是一名刑事犯。杀过人。至少是个骗子。但瓦尔拉姆的实质不在这里。“关于自己我有什么可明白的？”意思是：我是怎么回事，我是什么人？我明白极了，我是一个废物。瓦尔拉姆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这使他的心灵受了伤害。他无论朝哪里迈步，必定会陷入雪堆或者水潭。
哪管它立陶宛,俄罗斯，
不论是古多克，古斯里（注：俄国古乐器名）……
无论他走向哪里，准知道谁也不需要他。谁需要废物？……就这样瓦尔拉姆从一个修道院走到一个修道院，也许在索洛维茨修道院干过捕鱼的差事吧；从一个城市晃悠到一个城市，跟在有灵验的圣像后面跑遍城里的每个教区。把蜡烛捂在手掌心里，以防吹灭，学着大辅祭的声调用破锣似的嗓子吼着；“消灭那条长着十二只翅膀的凶蛇。”他身上发散着汗水、植物油和神香的气味。他的灰白的长胡子纠结，蓬乱，胡尖分成螺旋状的两岔。虚肿，贫血，但却有一个紫红色的鼻子，他是破烂市的必然顾客。这是他在那里转悠：灰暗,憔悴而萎靡，戴着绗缝的棉帽，有点像教士的法冠。这是他冬天在破烂市的饭摊上，如果有钱填肚皮的话，“大嚼”着盛在坛子里的杂碎，坛子上平常总是坐着肥胖的，穿着几层褂子、裙子和长裤的女摊主：她是在给杂碎保温。这是他在小饭馆里对着厌烦他的人们讲述他是怎样和为什么被人从最后一座修道院里赶出来的：“打了几个嗝儿，就在修道院的走廊里跳起舞来了。喝醉了酒，光着身子，用一条腿蹦高……正好有个高级僧侣经过走廊去做晨祷！”
把他赶出来了。
当瓦尔拉姆划十字时，他是想在心中勾销忧愁的黑斑，生活的黑斑。但无论用什么，跳舞也罢，打嗝也罢，唱歌也罢，都是抹不掉的。他只有一种安慰，那就是诵读或吟唱：“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注：见《马太福音》）他知道他不是劳苦的人，但他真心认为他是担重担的人……此外他还用自己发明的鸦片支撑自己：他说有那么一块圣土，居住着虔诚的人们，他们不会把他这个可怜人从那里赶走。……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有这样一类人，是不是需要设法使他们变成另一种人，或者不需要。我不知道。然而我只想说一点：这些人是俄罗斯生活的最引人注目的，虽然也许是悲哀的色彩之一。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僧人，穆索尔斯基就会比较为难，我们所有人也会跟着他一道为难……
俄罗斯的忧愁是无底的。但在审视我在俄国舞台上创造过的形象时，我看到俄罗斯人的情感总的说都是失度的。比方在《霍万斯基乱党》（注：似应为歌剧《霍万兴那》）我就看到了宗教的狂热。这是一种何其强烈而深重的狂热啊！人们为自己的信仰走向死亡时的那种铁石般的平静是冷漠的头脑不能理解的。他们这样地站在墙壁前面，根本不考虑是否要转身。他们会用头把墙碰穿而不会感到疼痛……在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普斯科夫的姑娘》里我扮演伊万雷帝。多么漫无止境的统治欲，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地确信自己的正确。如果河里流着的不是水，而是人血，伊万·瓦西利耶维奇沙皇也丝毫不会在意。
“为了扫除魔鬼们的罪行。把权力交给我的儿郎们，让他们踏平蛇蝎和全部敌对的势力。”
于是就踏了……
鲍里斯·戈都诺夫是我所有剧目中我最喜欢的人物，他有一股伟大的力量。但这个可怜的人，虽然身为大权在握的沙皇，却像一头被豺狼和鬣狗包围着的大象，终于被它们的卑鄙的力量压倒。大臣们本能地感觉到鲍里斯的大象的伟力，便夹着尾巴磨着牙，和他虚与委蛇。但他们的驯顺有一定的期限。时机一到，这一群胆小却狡猾、狂乱而凶残的豺狗便会把大象撕个粉碎。大臣们的谋反成性，伊万雷帝的专横暴虐，俄罗斯人的性情在两者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种性情在鲍罗丁的佳作《伊戈尔王子》里的加利茨基的纵情狂饮中也显露得超出了一切界限。加利茨基的放荡不羁，一如他的厚颜无耻，全都极端到昏天黑地的程度。俄罗斯人的气质似乎不知道任何中间状态。
摘自《面罩和心灵——剧场生涯四十年》夏里亚宾 著 田大畏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