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说词 第二季 第3集 大都

                                       《中国》第二季第3集大都

        ——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

 公元1232年夏天，大蒙古国统帅拖雷，刚和兄长一起，率领大军重创了金国。但就在获胜班师途中，意外发生了。

他的兄长蒙古大汗窝阔台突发重病，危在旦夕。巫师说只有用亲人做替身，才能消灾解难。

于是拖雷向长生天祈祷，请求“以身代之”，然后从巫师手中接过为哥哥祛病的“巫水”，一饮而尽。

不久，窝阔台的病奇迹般好转，拖雷却一病不起，没等回到家乡便撒手人寰。失去父亲拖雷这一年，忽必烈18岁，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突然降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

父亲的死因已成谜案，好在他有一位特别的母亲。他的母亲，唆鲁禾帖尼，一位仁慈、宽厚又富有力量的女性。

她开始冷静地思考，如何让失去父亲庇护的儿子们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变得更加强大。

这是一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黄金家族。过去几十年里，忽必烈的爷爷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征服了世界上最为广阔的土地，但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国家，而附着在武力之上的权力体系很容易坍塌。

作为长期在后方替黄金家族管理领地的重要女性，唆鲁禾帖尼比那些嗜酒好武的男人们更懂治理之道。

她告诉儿子们要守规矩，保持团结，引导他们接触汉文化，并征召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来到身边。

一位坚强而充满智慧的母亲对孩子的精神引领和塑造是不可估量的。她教育忽必烈，要把视野拓展到草原之外，要去寻找一种方式，让祖先流动的功业永久地凝固下来。

拖雷去世两年后，公元1234年，被蒙古和南宋夹击的金国末代皇帝在一座小城里自缢身亡。

曾经攻灭北宋、称霸中原百余年的金国就此烟消云散，忽必烈看到了父亲没能看到的胜利。

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的剧烈动荡，主导这一切的正是强悍的大蒙古国。在此之前，蒙古已先后攻灭西辽、西夏。随着金的覆灭，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全部统一到蒙古旗下。

但大蒙古国的铁骑并没有停止步伐，他们再度集结，随时准备南下。再向南，是位于西南方的吐蕃，偏居江南的南宋王朝，以及更南端的大理。

已经分而治之很多年的中国，再度走到风云汇聚的历史路口。

公元1235年，金国灭亡的第二年，一名叫八思巴的男婴降生在青藏高原，他被认为是一位得道高僧的转世。“八思巴”，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圣者”。

然而，他出生没几年，高原的安静祥和就被入侵的战火打破了。

这片被泛称为吐蕃的土地，因为唐朝时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而得名。但自吐蕃王朝瓦解后，这里已经有三百多年没有出现统一的政权，一些大大小小的教派以割据的形式，成为不同地区政教合一的管理者。

其中，八思巴的家族开创的萨迦派是最具实力的一支，掌管着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大片地区。他的出生，给家族带来了传承有序的新希望。就在八思巴5岁时，蒙古大军首次出现在藏区，杀死了数百名僧人。有记载道：“整个吐蕃的土石都为之颤抖。”

也是在这一年，八思巴的父亲去世。从此，担任萨迦派教主的叔叔萨迦班智达就将他带在身边，亲自予以教导和培养。在一些具有政治远见的藏族人看来，外部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让封闭的高原与蒙古以及更广阔的地域建立连接无可避免。但究竟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连接，他们一时还没有想好。

历史中总会有一些特别的契机出现，但当它初露端倪的时候，往往更像是对勇气和智识的考验。

一天，62岁的萨迦班智达接到了一封来自大蒙古国的信函。发放诏书的人是蒙古大汗窝阔台的二皇子，受封河西的阔端。

他告诉萨迦班智达：“我为报答父母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引道路取舍之上师，选择时选中了你。”

这一年，八思巴10岁。他可能还不太理解这封信函的深意，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行。

叔叔萨迦班智达带着他和6岁的弟弟，踏上了前往北方的路途。他们要去的地方叫做凉州，也就是位于河西走廊的武威，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在青藏高原上各教派的领袖们都对彪悍的蒙古人敬而远之时，萨迦班智达毅然选择了前往凉州。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到故乡，但为了吐蕃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位以睿智和渊博著称的教派领袖心意已决。他预料到，这是一次异常艰辛的远行，什么变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把继承人八思巴兄弟带在身边，以防不测时完成交接。

他们一边走，一边搜集民意，光在路上就耗费了两年。

转眼间，八思巴在凉州已经待了7年。自从和叔叔一起抵达这里，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

来到凉州的第二年，萨迦班智达和阔端达成和谈，吐蕃从此成为蒙古的属地。阔端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各教派中的领导地位，并请萨迦班智达担任藏区佛教领袖。

两年前，叔叔在凉州圆寂。八思巴继承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任教主以及藏区事务的负责人。

对八思巴来说，这是权力的交替，更是责任的传递。叔叔为藏区安稳做出的努力，他时刻铭记在心。只是现在，他只能独自绘制藏蒙两族的美好蓝图，他快速地成熟起来。

就在萨迦班智达圆寂的同一年，阔端也离开了人世。凉州会谈开创的和平局面能否继续维持，成了一个难以预测的变数。一切都落到了年轻的八思巴身上，他决心走得更远。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到更多人，尤其是大蒙古国的最高层。

八思巴的态度，成功地引起了蒙古皇族成员的注意。公元1253年的夏天，他收到一份邀请，发出邀约的是忽必烈。在八思巴从婴儿成长为萨迦派教主的日子里，忽必烈也在不断开创自己的人生。过去十多年里，大蒙古国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向外扩张，大汗之位也几易其主。

公元1241年，窝阔台病死，他的儿子贵由接替了汗位。但没过几年，贵由就去世了。公元1251年，蒙哥在众人推举下登上汗位。

蒙哥是拖雷的长子，忽必烈的长兄，因此，大蒙古国的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蒙哥即位后，将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八思巴对忽必烈并无太多了解，但他仍然决定前去相见。接受未知和挑战，是他从小就熟悉的生存方式。

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后，第一次承担重大军事行动。大蒙古国制定了远征大理、然后迂回夹击南宋的战略，而远征大理就需要绕道西部藏区。

此种情况下，驻扎在六盘山的忽必烈想起了身在凉州的八思巴。

忽必烈已经是一个39岁的中年人了，母亲在前一年去世，但母亲的教诲已深植在他的心中。

他渴望为自己的家族建立功勋，哪怕前路凶险，他也一往无前。往南去，这是他眼前最专注的目标。

在八思巴看来，这是他走近大蒙古国当权派的重要契机。当年叔叔赴阔端之约，有了凉州会谈，他将会给历史留下什么呢？八思巴对这次会面充满期待。

不过，忽必烈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让八思巴为自己的行军提供支持。所以，这算不上一次愉快的交谈。

忽必烈以领主的口吻对八思巴下达任务，摊派兵差，征集财物，要求藏区支援他对大理的远征。

八思巴心中很是不悦，他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在此坐住，请放我回我的故乡去。”

就在八思巴即将拂袖而去之际，忽必烈身边的王妃察必站了出来。她告诉忽必烈，这是一名在知识和功德方面卓然超群的法师，应该请他留下来，继续问法论道。

八思巴这才重新坐下。他想到，这正是向忽必烈施加影响的良机。

过去几年里他学习到的中原历史文化知识发挥了作用，他决定以唐朝时期汉地与吐蕃的联姻，以及历史上吐蕃王朝和西夏王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来说服忽必烈。

他想让忽必烈认识到，要取得藏区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需要尊重和接受他们的信仰，并与他们的精神领袖建立深层次的关联。忽必烈表面上依然不露声色，尽力保持着一个王子的威严，但在内心，他对眼前这个不卑不亢的年轻人突然产生了兴趣，甚至有了些许好感。

作为忽必烈最宠爱的妃子，察必就像一缕清风，不着痕迹地化解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她主动拜八思巴为师，还给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解决教权与王权的冲突：听法或人少时，上师坐上座；公开场合时，汗王坐上座。

有时候，女性的理性、宽容和善良本身，就是天赋的政治才能。

在察必王妃的促成下，公元1253年，忽必烈正式拜19岁的八思巴为上师。

他们以宗教的形式，实际完成了一次政治上的结盟。双重的连接，让他们的关系从此牢不可破。

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伴随着他们征服世界的进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不断进入视野。遇到八思巴之后，忽必烈有了更为笃定的信仰，这让他的精神世界空前地充沛起来。这种看不见的力量，让这个中年男人散发出成竹在胸的气质。

而这次相会，也开启了两人此后漫长的合作。八思巴开始了对忽必烈一生的追随，忽必烈从此多了一份其他蒙古皇族不曾有的思想支撑。

这是他们个人友谊的开始，更是一段宏图大业的序幕。有一些相遇和结缘，似乎就是为了更大的事做准备的。忽必烈身边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身份和信仰。忽必烈像宽广的草原一样，接纳了他们。

见证了忽必烈拜师礼的人中，有一个叫刘秉忠的汉臣。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因缘际会进入了忽必烈的幕府。那时，他还在山林中隐居，以为就要这样度过恬淡无为的一生。

刘秉忠出身官宦世家，家族的命运随着时代巨浪沉浮翻转。他的祖辈先后在辽、金和蒙古为官，他也曾于17岁时在蒙古统治区担任一名低阶的文吏，但很快就辞官隐世。

山中日月，容易让人忘记尘世的年轮。十年如水流逝，他出入儒、释、道三门，潜心向学，对天文、地理、律历、治国等知识都广有涉猎。就在26岁这年，他遇到了一个人——海云印简禅师。因为禅师的到来，刘秉忠的人生离开了原先的轨迹，掀开了计划外的新篇章。

海云印简禅师被忽必烈前去讲学，因为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特意绕道前来拜访，并邀请他一起前往漠北。

唐帝国黯然崩裂后，宋王朝结束了混乱不堪的五代十国，但始终未能完成大一统。四百多年过去了，像刘秉忠这样在战乱年代成长的士人，格外期盼国家的完整和统一。

他们心中所念的，不再是一朝、一族、一姓。在他们看来，无论何人，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他就是中国之主。就这样，当刘秉忠在漠北见到忽必烈之后，便一路跟随，并在日后为他构建了整个汉臣体系。

在这个汉臣体系中，还有一位大儒。当新任蒙古大汗蒙哥将漠南汉地的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了忽必烈后，他感到了一丝隐忧。

众人都忙着大肆庆贺，他却对忽必烈说：“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

这让忽必烈幡然醒悟，主动向哥哥申请，将自己的权限从军民兼领缩小为只掌管军事。向忽必烈献策的这位汉人，叫姚枢。

因为姚枢的提醒，忽必烈与蒙哥之间的权力冲突没有过早发生，这为他积蓄力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和刘秉忠一样，姚枢也一度在乱世中选择归隐。接到忽必烈的邀请时，他已年过半百，但还是欣然前往。他从忽必烈身上，识别出了其他蒙古王子所不具备的素质。

这时的忽必烈已然意识到，治理天下比征服天下繁杂百倍，他需要人帮他。母亲、察必、八思巴、刘秉忠、姚枢，各自为他打开了别样的天空。

忽必烈显然有了和兄弟们不太一样的想法，但这也让他陷入了险境。公元1257年，姚枢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忽必烈的兵权以及总领漠南的使命被突然解除。

这年12月，忽必烈赶到了蒙哥身边。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再次相见，一时无话。

忽必烈向蒙哥敬酒，蒙哥一饮而尽。忽必烈什么也没有说，再次敬酒。如此再三，相对无言。但他们毕竟是亲兄弟，毕竟血浓于水。

之前，忽必烈依照汉官建议，采用中原先进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治理自己的封地，成效显著，却引起蒙哥的猜忌。最严厉的一条指控是，“得中土心”，即获得了中原汉地的民心，这被认为有谋叛之嫌。

这场酒喝过后，为彻底消除蒙哥的疑虑，忽必烈留在了漠北。

忽必烈被解除兵权的第二年，公元1258年初春，蒙哥亲率大军，兵分三路，攻击南宋。

这是大蒙古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南宋用兵，原本计划在第二年三军会师，然后共同攻入南宋都城临安。

不过，蒙哥亲自指挥的这次战争并不顺利。其间，因为东路战事遇挫，忽必烈被重新启用。亲临前线的蒙哥，在高歌猛进地攻打四川钓鱼城时，意外战亡。

蒙哥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未来的汗位由谁来坐充满悬念。比起年幼的儿子，三个正值壮年的弟弟无疑是更有力的竞争者。

接到蒙哥战死的消息时，忽必烈正在东征鄂州的前线。他并没有立即北归，直到与南宋达成议和，才带着军功，与自己的一众谋臣正式班师，他知道如何增添自己角逐汗位的砝码。

三弟是西征统帅，已留驻波斯。新一任的蒙古大汗，将在忽必烈和他的四弟阿里不哥之间产生。

这一年，忽必烈46岁。他或许不是兄弟中最会打仗的一个，但他懂得，世间有一种力量强过武力，那是人的思想。他有八思巴这样富有凝聚力的精神导师在旁提点和支持，也有像刘秉忠这样的汉臣谋士用尽韬略，鼎力相助，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公元1260年3月，观察到阿里不哥异动的忽必烈，在众人拥戴下，于自己的王府所在地开平宣布即大汗位。不到一个月，阿里不哥也在大蒙古国的首府和林宣布即位。

大蒙古国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两个并立的大汗，一场兄弟间的权位之争已是箭在弦上。

纯就军事而言，忽必烈对这一仗并无十足把握。能给予他更多信心的，并不是兵马粮草，而是汇聚在身边的文人谋士。这或许也是刘秉忠最为紧张的日子。这一次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他一生最重要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更重要的是，这是之后一统中国的最关键的一步。

对胜利的信念，永远是获得胜利的首要前提。

早在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时，刘秉忠就在心里认定他是未来的大汗，并向他献上了事关国家治理的“万言策”，那是一份充满儒家理想的施政蓝图与立国之策。

他简单直接地告诉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他很早就建议，应该以中原汉地的治国经验为参照，安民固本，建立有效的典章法度。

正是他的这些策论以及一众谋臣的支持，让忽必烈在短短几年里积累了称汗的资本。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忽必烈治下的漠南明显比弟弟的辖区更具优势。

对于战争来说，这常常是制胜的关键。

作为忽必烈的上师，八思巴高度关注着所有的变化。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为忽必烈写一篇新年贺词，以示祝福。并计算好时间，确保贺词在正月初一送达。

每一篇贺词，都如同诗歌一般优美。“由自在威赫之坛城，放射出炽热之光辉，摧毁来犯之黑暗敌众，祈愿你像太阳照临各方。”

正月初一接受群臣朝贺，是忽必烈的王廷参照汉地宫廷礼仪所设的仪式。八思巴则用藏地文字，写下美好祝愿。每一个新年伊始，都仿佛是一次蒙、汉、藏之间独特而奇妙的融合。

1260年12月，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

汗位之战还在激烈进行，八思巴深知，在手足之情与帝国大业之间做出选择是一种煎熬。他为忽必烈祈福，也为天下众生祈福。他希望佛教的慈悲之心，支撑起忽必烈恒久的信念。

公元1264年7月，历时4年的汗位争夺终于有了结果。忽必烈等来了战败的阿里不哥亲自南下，向自己乞降。

面对在战场上出尔反尔，曾以诈降向自己发起偷袭的弟弟，忽必烈有着满腔的怒火，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心软了。他赦免了阿里不哥，赐他自由。

这是他向血腥杀戮的传统告别的一刻，从这一刻起，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全新的蒙古大汗。

当时被拘捕问罪的阿里不哥党羽多达千余人，忽必烈最后只处死了十人。

他谨记着刘秉忠的那句话：“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儒学和佛学都在影响他，他选择了使用智慧和仁慈，而非暴力来赢取天下。

忽必烈赢了，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胜利，那些选择与他同生共死的人全都赢了。

这是一个被后世称为“金莲川幕府”的庞大智囊团。金莲川，是忽必烈称汗时的开平府所在地。

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幕府里，有致力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正统儒生，有通晓天文、地理、算学、卜卦等知识的术士，还有擅长经商、理财的西域人和波斯人。

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不同的人生履历。他们在人生的不同时刻，来到了忽必烈麾下。

他们各有所长，但目标一致。自忽必烈即汗位开始，他们就努力把这个草原政权向中原国家的方向打造。

他们在汉地官僚制度的基础上，创制了一套新的体系。在中央设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将原属于尚书省的六部划到中书省管辖。

所有的努力，最终在公元1271年尘埃落定。这一年，忽必烈建立汉式国号“大元”。

与祖辈和父辈相比，他的统治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正逐步按照中原王朝的统治模式完善他的政权。

献上了“大元”二字的刘秉忠，对新国家寄托了无比深切的期待。“大元”，取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乾元，意为天地万物的起源，寓意着伟大的开端。

一个以“大元”为国号的国家，不能没有一座像样的都城。公元1267年，刘秉忠奉命，开始在燕京附近规划建造一座新城。关于这座新城的样子，刘秉忠在心里勾勒了无数次。

它的四面应该各有三座门，城中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九辆车并行。

皇宫的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南面是朝，即中央机构的衙署，北面为集市，每市和每朝各百步见方。

这是《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古代国都的规制，刘秉忠则将其发展成了理论和实际环境结合的典范。

公元1274年正月初一，元大都皇城宫殿群初步竣工。忽必烈正式登临宫殿，接受百官朝贺。大元的都城已经有了新名字——大都。

大都由皇城、宫城、外城三重组成，并通过运河与黄河相连。它的规模跟盛唐时期的长安城几乎相当，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城内设有明确的中轴线，街道布局规整，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若干小巷，名为“胡同”。这个名称，连同这座城市的规制痕迹，一直流传至今。

元朝尊藏传佛教为国教，因此，城内还耸立着多座标志性的佛教寺院。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这是元帝国的国策。

大都建成8个月后，刘秉忠与世长辞。带着“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的梦想，他远赴漠北，并全力以赴地实践了这个梦想。

传奇的人生，似乎总是在完成使命后戛然而止。

刘秉忠去世两年后，忽必烈攻灭南宋。

从成吉思汗开始，经窝阔台、蒙哥，再到忽必烈，历三代共七十余年，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终结了西辽、西夏、金、吐蕃、大理、南宋等政权各据一方的分裂局面，继隋唐之后，再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

此时的元帝国疆域空前辽阔，东起日本海，西抵天山，北到贝加尔湖，南至暹罗，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

元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初名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西藏地区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随着忽必烈一步步走向胜利，八思巴也来到了元大都，大都隆重迎接国师的到来。

但八思巴没有忙着讲经授法，他为这个正在成形的新帝国献上了一份厚礼，那是他奉命创制的蒙古新字。

长久以来，蒙古人一直没有正式的文字，后来则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深感没有全国统一的文字，政令难以通达，便把任务交给了八思巴。

八思巴用时数年，以藏文字母为蓝本，结合汉字、畏兀字的书写习惯，创制出了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

公元1269年2月，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于全国。此后的元朝，凡是诏令、公文、印章、钱币等，都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近代学术界称其为“八思巴文”。

一年后，忽必烈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自八思巴开始，帝师成了元朝的常设职位，地位极其崇高。

然而，就在元大都竣工的1274年，39岁的八思巴决定，把帝师一职交给同父异母的弟弟代理，独自返回西藏。他在高原上的故乡萨迦寺和他的家族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当八思巴准备动身之时，忽必烈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或许是两人的最后一别。

回到故乡的八思巴为元帝国完成了西藏地区地方行政体系的建设，清查户口，设置驿站，划分十三万户。

公元1280年，此生使命已达成圆满的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享年46岁。

以“帝师”的身份影响了一个国家之后，生命的最后时刻，八思巴把自己献给了高原上的众生。

岁月并没有因为一个高僧的圆寂而慢下脚步，现在，它来到了忽必烈面前。

公元1285年，几番周折之后，忽必烈终于看到了那份被御史台刻意扣留的奏章，奏章对他是否还能当大元的皇帝提出质疑。

他已年届七旬，状态越来越差。过去几年里，曾为他建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姚枢，以及他一生挚爱的察必皇后相继辞别人世。

有一年，他信任的汉族将领起兵谋反，于是，他开始疏远那些之前被重用的汉臣。

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忽必烈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虚空，他的耐性与判断力也大不如从前。

就在这种情形下，有江南御史奏称，皇帝年事已高，应该禅位给太子真金。御史台官员感到非同小可，秘密留下奏章，但不久，就有人揭发了此事，忽必烈大为震怒。

真金是忽必烈与察必皇后的儿子，从小被姚枢等儒臣教育长大。以儒治国，是他一直向往和致力践行的理念。在忽必烈晚年对汉法产生厌倦时，真金充任了继续汉法改革的支持者。

他对奏章之事一无所知，却因为父亲的雷霆之怒而恐惧不安，原本就体弱多病的他很快离世。

虽然忽必烈没有惩处站在真金背后的汉臣，但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态度。此时的他，几乎与年轻时的自己逆向而行。

真金死后，一些汉臣寄望于太子推动朝政改革的梦想也就此破灭。

失去了皇太子的忽必烈，瞬间失去了奋斗的全部意义，再没有什么比晚年丧子带给他的打击更为沉重。

真金曾是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也是蒙古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太子。他不在了，未来这个国家将交给谁呢？

年轻时慷慨豪迈、一路凯歌的忽必烈，在晚年却陷入了极大的悲凉。至今的谢世，政治决策上的挫败，让他变得消极、抑郁。

他一生好酒，但这时他已全然浸泡在酒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慰。他似乎恢复了一个草原人的本性，也或许，他想念那片草原，想念身缠明亮的金丝腰带、奔腾呼啸的时光。

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忽必烈身边几乎没有了汉人。衰老、肥胖、失望、倦怠、酗酒，最终一起敲响了他生命的晚钟。

公元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病逝，终年80岁。

作为骁勇善战的草原黄金家族的后裔，忽必烈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并借此取得了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所未能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

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坚守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即使在漫长的分裂时期，“中国”的观念依然经久不衰。忽必烈和大元，让中国的历史传统得以再次延续。

【第03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