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源野（别鹤）/答

先上结论：

二人都是华夏的民族英雄，但二人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一个对另一个是全面碾压的优势。

下面分组，从起点、战绩、内政、失误、影响，五个方面，以同一条件标准，对比详述：

起点：

兆古一帝“掳掠民女，丝绸绕树，胡人白吃，雁门吓尿，人海垒辽东，官仓敛民粮，何惜小民饿死，敢收反贼粮就按公里杀绝”一以贯之的行为艺术，搞出旷古折腾和五胡乱华以来空前爆发的最低谷，酿成130军阀（几十个沦为突厥傀儡，隋流亡皇室还在突厥当坐上宾），和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西突厥、高句丽、契丹、靺鞨、吐蕃、中天竺等十几个围攻者，对李世民形成内外双圈合围的死局。在三人减二、不到200万户民力的萎靡下，从三国内战和永嘉之耻再到隋末的烂摊子总计400年的压抑中，李世民仗剑而起，甚至从16岁雁门退突厥就发起民族复兴的触底反弹之战，在后方有“赵构和秦桧”不断掣肘和陷害的情况下，从这种绝境中崛起。

刘彻，奋汉高吕文景六十年“藏富于民”之余烈（汉高祖和汉文帝还一共四次打平匈奴）。唐太宗这种把死局变成文武双巅的天胡局，别说汉武帝，即使汉高祖刘邦来，也基本不可能完成。

战绩：

李世民不到三十岁就打败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与背后大老板突厥的围攻，最终内外全部翻转，振兴从三国、永嘉、南北朝再到隋末的连续衰颓，“饮马出长城”，翻越无数雪山大漠极限远征，横扫东西南北的十面胡虏，伐平塞北突厥（灭国擒王），夷灭漠北铁勒（灭国擒王），光复西域、拓地中亚（灭国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车鼻，其王或擒或歼，驱逐西突厥），打通雪域（松赞干布战败臣服），服中天竺（灭国擒王），征收辽东（打败高句丽、契丹、靺鞨，水陆钳进战略奠基，其子锦上添花灭百济高句丽、打败日本），雪尽五胡乱华以来三百年外侮之耻，洗涤从斯基泰（犬戎）灭西周以来的历代外患。唐太宗驱除十虏，再造中华，完整定义了民族英雄。

刘彻，奋汉高吕文景六十年余烈之后的“向四面八方扩张”，使“漠南无王庭”，并开拓四境，但与唐太宗这个从太原一隅在十虏百傀的死局中打出900万+，净增加（勘定、光复、开拓）750万，留给继任者的惯性得以锦上添花1200万+的“四面八方扩张”相比，同样扩张，刘彻只能拿头比。

这里感谢 知乎网友@天行者 的“李世民灭国各战”图：

内政：

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制度文明，在两千年帝制史上达到了贪污率和犯罪率的历史最低、对滥用权力的最大遏制，社会、官民、君臣、君民关系的最大和睦与相对意义上的自由平等，《贞观政要》与李世民亲著《帝范》成为千年历代帝王将相的治国教科书。同时，李世民真正全面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府兵制”，在两千年帝制史上唯一一次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耕者有其田”与“兵农合一”，并且鼓励“投牒自进”而真正落实了之前是一纸空文的“科举制”，实现了政权从门阀中向平民开放。

盛唐文艺教育之灿烂，更无需赘述。李世民在扫灭十虏的十场外战中，亲自撰写十篇讨胡檄文，后亦组织撰订《括地志》，成为后世方志、县志之蓝本，组织撰订《氏族志》，澄清五胡乱华以来杂然之姓，并成为后世“百家姓”之蓝本，亦亲启灿若星汉的唐诗之先河。唐太宗之所以一转长夜衰运，同时实现文武双巅，在于他明确“道为先（本源），儒为次（补充），佛为客（驾驭）”，将“黄帝之道，述于老聃”重建为治国纲领，重振五胡乱华之前的历代经典为《群书治要》、《文思博要》、《帝王略论》，并组织撰订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强；亦将儒家以《五经正义》等扬长避短，与道互补，去掉了汉武帝“外儒内刑”的君尊臣卑之扭曲；还将“南朝四百八十寺”和“隋佛经多于六经百倍”的文化混乱，去其消极无常面，取其“瑜伽师地论”等积极战斗面，以汉为本，黜其以释为尊。

“制度化”方面，在《贞观律》基础上，后继者整理为《唐律疏议》，“以宽简为本”“得古今之平”，形成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千年蓝本，为中华历代及周边国家所循，如拿破仑法典之于欧陆。

疏议序注：“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乘之则过，除之即不及，过与不及，其失均矣。”五代各国立法基本上取法于唐；宋代“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明代“宜尊唐旧”，明太祖下令“日进二十条”；日本仁井田升亦称：“七世纪的唐律比十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卡罗林纳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也可以同十七世纪德意志法典相媲美。”日本大化革新后，编定近江令、大宝律令，篇目大同于贞观令，桑原曰：“自余良朝至平安朝，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皆根据唐律。”高丽王朝、安南的李陈黎三朝，“参用唐制，历代遵行”。

汉武帝能够对标的“制度”，是打破了汉高祖承袭轩辕黄帝“建屏万邦”古风、同时克服“封建周制”与“郡县秦制”两弊的郡国并行与三老乡约自治，真正完成了秦始皇没有完成的郡县化。而这到底是“正面的进步”，还是秦以下一损俱损、数亡于胡虏的结构，深刻洞察历史规律者，应有明确的答案。至于“制度文明”，汉武帝逆转了汉高祖和汉文帝的藏富于民、清静自治路线，冤案迭起，刑网苛虐，锄豪侠于域中，使中产破败，流民四起，与贞观之治不啻于千里。

失误：

唐太宗对突厥降众，并不是“养虎为患”，而是两度玩弄，将之空权化、散沙化，先迁突厥离开漠北薛延陀，以防其联合，在北伐薛延陀扫灭长城以北时，又控制突厥迁出塞外，以防肘患。唐太宗确保了终唐一代北境无患，所以晚唐就算回鹘崛起，也被晚唐“杀胡山之战”剿灭（李隆基搞出的安史之乱完全是另一个性质），还有汉族十道节度使在六个方向的布防，这种平衡了中央与地方、文官与武勋的措施，若不被打破，是不可能出现崖山陆沉、甲申国难的。

李世民这种布防，也确保了安史之乱之后，晚唐重振中兴，继续扫平吐蕃、回鹘、南诏、契丹。正如刘邦的布防，也确保了大汉四百年的社会元气，自下而上生长出不断推陈出新的秩序能力，在东汉末期仍然扫平西羌、乌桓、山越、南匈。

而华夏民族、黄帝子孙，之所以以“汉人、唐人”著称，自称“中华”以别于“夷狄”，关键在于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引领的民族共同体之煌煌凝聚。汉高祖诛秦灭项（项羽是秦政路线，不是什么“贵族精神、诸侯契约”），重扬知雄守雌的黄帝之道，约法三章，废秦苛政，解放数百万刑徒，激活“任侠”秩序，首立平民政权，在野推行耕者有其田和乡约三老自治，在朝形成武勋合股，真正开创了在部落联盟之后的又一个凝聚共同体的模式，即基于自由民的全民族帝国，而非贵族寡头的铁板一块（无论战国还是秦项）。这也是汉初立国之书《黄帝四经》表述的“四乡拥抱，各以元道”。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评价刘邦走出了夏商周秦的循环模式。在汉高祖基础上，汉文帝继续黄老路线，鼓励经商创业，进一步废除秦政的言论迫害、连坐、肉刑、挟书律、从夏禹开始绵延不绝的人牲人殉，夯实了藏富于民的下层基石，“人身自由基于财富自由”。

而汉武帝反过来，在内政路线中逆转了汉高祖，罢黜黄帝四经，重新把商韩法术用董仲舒的“天尊君卑，君尊民卑”去包装，形成“外儒内刑”的缝合怪，这一后果导致了刘邦与刘恒缔造的社会有机体的中断，民众的自发秩序厚度无法跟上迅速扩大的体量。连锁反应就是刘彻首次成建制地用胡人组织，来填补社会秩序的真空。他首开胡越骑营，并收纳匈奴的浑邪王、给予超国民待遇、为此薄待汉人百姓，甚至列匈奴人为托孤大臣，这些操作在之前的朝代闻所未闻。而在之后的每一个华夏王朝，这反而成了常规操作，东汉、魏、晋、南朝、隋、唐、宋、明，无一例外，全部一再出现了养胡为患、被程度不一地反噬，这一“帝制阶段的无解现象”。在秦皇汉武之后的华夏正统朝代里，恐怕只有元末第一波北伐、光复宋都、横扫元上都的龙凤政权，因呈现为全民抗战、“人王未僭天帝”的模式，没有出现类似问题。在秦始皇以来的所有“攘夷有功”的帝王里，也唯有唐太宗完成了平衡布防，没有造成类似的养胡为患。

影响：

汉文明影响下首次出现的大亚洲，便是唐太宗从废墟谷底翻转、缔造，九瀛大定，十面全胜，唯一一次完全彻底做到了“驱除胡虏，复兴中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甚至做到了“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将黄帝以下的历代外患，一扫而空，正所谓“雪泾阳之周耻，报白登之汉雠，截瀚海以开池，笼天山而筑苑”，“使百世不羁之虏，一举而灭，瀚海龙庭之地，尽为九州，幽都穷发之乡，隶于编户，实帝皇所不及，书契所未闻！”

在空间意义上，汉武帝相去远矣。

那么，时间意义上呢？

贞观以降，后世每一代复兴中华的仁人志士，全部把唐太宗李世民视为民族英雄的千古化身，作为衡量“恢复中华，振兴中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不二标杆。

首先是几千首大唐边塞诗，无数次吟咏唐太宗李世民，如王昌龄：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如岑参：

“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

甚至如婉约派李商隐：

“虏骑胡兵一战摧，万灵回首贺轩台。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马来。”（轩台：轩辕黄帝灵台，昭陵：唐太宗所葬陵）

再譬如五代十国时，柴荣北伐，以李世民自我激励：

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

又如宋朝祭唐太宗昭陵：

纪纲裂，地维绝，国风歇，王泽竭，
天命圣智，率其雄杰，补其裂，纫其绝，续其歇，益其竭，
东西南北，张再造之乾坤，
春夏秋冬，皎重新之日月。
文皇未起兮四维如毁，文皇既位兮八荒如砥，
文皇之迹兮炳如丹青，文皇之功兮配于天地。

又如司马迁之后又一卓越的司马光，《资治通鉴》评价李世民：

“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驱策英雄，网罗俊义，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州县！”

又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赞贞观之治曰：

“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才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居者有余蓄，行者有余资，人人自厚，几于刑措！”

又如南渡亡国之际，陆游感叹，将精神寄托于唐太宗之陵：

积愤有时歌易水，孤忠无路哭昭陵。

又如辛弃疾，以李世民作为华夏必能北伐光复的信念：

惟陛下留乙夜之神，臣先物之机，志在必行，无惑群议，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烈无逊于唐太宗。

又如明朝追怀李世民，并且明朝一众帝王将相是李世民的排队铁粉：

显允太宗，聪明英武。龙奋晋阳，雨泽九土。安夏攘夷，雪耻酬古。文德武功，卓冠无伍。
英略唐皇近古无，文垂洒藻武攘胡。

明太祖朱元璋祭拜李世民：

“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文武雄才，民歌且乐。天日之表，诚如山岳！”

明成祖永乐追怀李世民：

“昔唐太宗拨乱反正，贞观盛世，自古罕论。”

时光荏苒，大浪淘沙，明朝王志坚首称“千古一帝”：

“三代以后如文皇者，真千古一帝也！“

明成化祭拜唐太宗：

“惟帝肇开鸿业，奠安生民，济世之功，垂于永久。”

明宣宗闻侍臣讲《贞观政要》时说：

“唐太宗致治之关，庶几成、康，实本于此。予尝覆是书，谓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谓治国犹栽树，根本不摇则枝叶茂，君道清静是百姓安乐，皆要语也。”

明末大思想家、抗清志士顾炎武赞叹唐太宗的业绩：

“今日所以百事皆废，正缘国家取洲、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即如唐代之驿舍，有沼、有鱼、有舟、有池、有林；后代驿舍，殆如隶人之垣。”
“余见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接到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人情苟且，十百于前代矣。”

现代，轩辕黄帝之下的又一位全民族的永恒伟人，华夏“天下为公”的旗帜孙中山先生，对宫崎滔天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最高目标，便是李世民做到的“以华夏为首的黄种大亚洲”，并以这一目标晓谕他的亚洲十国革命追随者：越南潘佩珠、印尼哈达与苏加诺、缅甸吴欧德马、日本宫崎滔天、印度巴塔查尔亚、韩国申圭植、泰国帕侬荣，以及马来西亚一干人等。他将李世民的事业概括为：

“太宗之资，卫公之略，不世之奇勋，兴亚之大业。”

他在临终前的十六讲《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演讲，及多种实录中，常以“汉唐”号召：

“最强盛的象汉族，当汉唐武力最大的时候，西边到里海。”
“唐之六典，今六法全书。”
“吾皇汉民族之精神，且发扬流衍于无极，文之望也！”
“如汉之文、景，唐之贞观，能保民斯为善矣。”
“汉唐发展昌大。”

孙先生视唐太宗为“汉唐”的精神符号，早在1900年合并兴汉会，整合反清大业，便号召“李世民之续”，革命者多自称“太原公子”。

从永嘉国难到李世民的复兴，如熊十力《与友人论张江陵》：

“自五胡惨祸，及唐而太宗始大振！”

陈寅恪弟子王永兴，则在《唐代军事史略论稿》具体阐述：

“唐太宗最重、最知军事，百战百胜，故能创建大唐帝国，辉煌于华夏民族之史册。乃为保卫吾华夏民族独立文明之战，乃为解除我国广土众民在隋末乱政、东亚中亚霸主（突厥等）暴政下之战。”
“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中最光辉的时期，保卫了华夏民族几千年优良的传统文明，李世民能充分发挥吾华夏民族之民族精神即‘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也！”

抗战烽火中保留国族精粹的伟大史学家钱穆，以唐太宗的成就坚定民族记忆：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折中枢。”
“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但专就中国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唐代的政府组织，又把一个创古未有的大国家，在完密而伟大的系统之下匀称地、合理地凝造起来。”
“唐制得斟酌南北，开国即规模宏远，汉、宋所不逮。”
“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
“此种政治、社会更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他不必在某一个人的事业上表出，而是在整个民族的长时期的奋斗下，笃实光辉地产生。”
“租税不整顿，农民生活无法繁荣；兵役不整顿，国家武装无法健全。后世中国遂想望汉、唐之富强而不可几及，这是重大的一种因素。”

战略家和战史翻译家钮先钟评价说：

“唐太宗在我国历史中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其文治武功，固不待言，尤其是有超人的天才，而且又能好学好问，真可以说是天纵之圣。从《问对》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位天才皇帝的智慧和风度。在战略思想中，他的地位远超过拿破仑。”

以《大丈夫》一书在抗战中宣扬汉民族精神抵抗倭寇而著称的范文澜说：

“贞时时期确实做到‘中国自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唐太宗也就成了空前成功的皇帝。”

亦有各种外国学者，典型如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评价李世民：

“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唐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

斯坦因亲身翻越帕米尔，为的是体验昔日唐太宗荡平四海十虏之军，他叹服：

“行军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比之汉尼拔、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不知要超过多少倍！”

费子智在抗战时期断定“中国不会亡”，理由是汉民族出现过李世民：

“唐太宗似乎像天命所归的人物，对他而言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他是社会的拯救者，也是统一与和平的恢复者，更是汉民族的凝聚者，世界文明的指路者，并因此将东亚文明从崩溃和毁灭的边缘拯救了回来。他的个性是如此的强悍有力，他影响了所有与他相处过的人物，并且成为一个后代子孙眼中的传奇人物。在中国的帝王中，无人可与之相提并论。”

T.N.杜派在《世界军事历史全书》写道：

“中国在经历了近四个世纪的动乱后崛起，进入了最昌盛的发展时期，所有这些都归功于军事天才统帅―唐朝皇帝李世民，他每个县都将农民组织起来，在北亚、南亚和中亚几乎没有对手。”

为鼓舞抗战，并反击侵华日军的“李世民胡人论”（日军的侵略宣传套路还有“华夏腐朽论，游牧输血论，元清正统论，元清盛世论，大清版图论”），学者成本俊，于30年代撰写《民族英雄唐太宗之精神及其事业》，特意将刘彻与李世民对比：

“汉与唐为吾国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灿烂之时期，而汉之武帝，唐之太宗，则又创盛业划时代之英雄也。武帝承文景之余阴，张挞伐之雄师，犁庭扫穴，四夷惧伏，大汉威声，腾播遐迩。太宗乘天下鼎沸，叱咤风云，荡平群寇，修齐庶政，然后南征北讨，收服四裔，威令所行，东综日本海，北逾西伯利亚，西被底格里斯河，南极印度及海洋洲，国势之盛，且超汉代而上之，太宗诚自古未有之民族英雄也！”
“汉族之衰微，国威之不振，于是扫荡群雄，拯斯民于水火，大张挞伐，扬国威于域外，则有待于民族英雄唐太宗之崛起焉。 唐太宗精明果断、神武勇敢之英姿，怀仁民爱国礼贤下士之精神，削平内难，征服四夷，使唐人威声，远播域外，汉族势力，震烁古今，斯诚吾民族史上最具声色之一页，太宗亦千古不朽之英雄矣！ ”

抗战结束前夕，黎明前的黑暗，柳克述主编《青年模范丛书》，李旭特撰《知识青年从军之先例：李世民》，以唐太宗鼓舞士气，总结道：

“综数百年华夷乱离黑暗之局，成大一统的民族复兴与新局面的开创，其版图西至葱岭以东，南至中南半岛，东临大海，北被大漠。而国计民生之康裕，学术艺事之发达，典章制度之昭明，思想文化之融汇与创导，至使倭人贩其余绪以立国，欧西各国向往而慕化。其气魄之大、业绩之伟，无可媲美。推崇功业，数典不忘，我们岂能忘掉李世民！”
“世民把握着这历史上的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契机，接受着这国家民族思想的陶融和激励，平突厥、夷铁勒、制西域、通吐蕃、服天竺、征辽东，作为了一个划时代的实际工作领导者，无怪乎成功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由于李世民的崛起，拨乱反正，使数百年黑暗的世界，一变而为光明的世界，并由于其武功文治的辉煌成就，使华夏民族在此时期成为了世界文明的中心，不仅树立了一种独立的开创局面，尤其成功了一种引导全世界走向高度发展的境界，这样的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光荣，都是这位从十六岁即应募从军的知识青年李世民一手创造成功的。伟大的李世民！”

这种历史地位，同样作为民族英雄的汉武帝，追不上唐太宗的尾灯。

毫无疑问，贞观是两千年帝制史上无论文治武功、拨乱反正，独具一档的存在，唯一能稍稍接近于唐太宗李世民的，不是汉武帝刘彻，更不是汉唐之后的任何帝王，而是汉高祖刘邦。有了汉高祖“英雄度量”的革命，才有汉文帝“涤秦项之酷烈，返轩昊之淳风”，也才有汉武帝挞伐匈奴、开疆拓土的民力基础，即使汉武帝罢黜轩道、内儒外“法”，几有秦、隋之弊虐，但无秦二世、隋炀帝之衰败，根源就在于，他作为收割者，无法对汉高祖播下的种子真正做到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唐太宗的文治武功，是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三人的正面与负面折扣之后的总和。李世民，是自从缔造华夏部落联盟、使“世界文明，惟有我先”（中山先生祭黄帝陵词）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去世之后，在“驱鞑虏、复中华、终帝制、起共和”的“民辟”孙中山先生诞生之前，五千年间，最伟大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