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6《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
目录
第五卷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53、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
54、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
55、给黄炎培的两封信
56、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57、开好县的各界代表会议
58、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59、应向全军施行政策与纪律教育
60、对粟裕部在宽大区域机动作战的指示
61、对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
62、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3、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
64、南线三军三个月的作战方针
65、反对职工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
66、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67、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指示
68、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
69、政策和经验的关系
70、《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按语
71、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
72、企业管理委员会应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
73、粟裕兵团暂不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歼敌
74、对知识分子应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
75、必须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76、关于攻打长春的几点考虑
77、变敌人的假和平运动为人民的真和平运动
78、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
53、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
(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
德怀[1]同志并贺习[2]:
(一)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为三路解决退敌。你们准备如何部署?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3]。
(二)关于绥远[4]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因为绥远反动分子受阎锡山[5]及美帝勾结极为猖獗，傅的部下董其武[6]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以傅部五万人，我军姚喆、王平[7]两部二万人合编为两个军，以傅部董其武等为军长，我们的人为副军长。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制度，汰坏留好，逐步改造。两个绥远省政府合而为一，以傅部董其武为主席，我们的杨植霖为副主席，省府委员亦用双方的人作适当配备。此项办法对双方都有利益，可以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达到彻底改造之目的。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
(三)马鸿逵[8]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9]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我们认为在马步芳[10]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11]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四)邓宝珊与马步芳将领均认识，于甘肃有声望，他是一个光杆，没有多少干部，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用邓宝珊，叫他去兰州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甘青军政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此两机构均以邓为主席，赵寿山、王世泰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此外，班禅[12]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五)陶峙岳[13]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14]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15]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六)过渡机构存在时间究有多久，暂不作硬性规定，以便利解决反动军队及反动政权，便利解决土地问题及民族问题为原则。
(七)胡公冕[16]已来西安，请你们注意用他去收拾胡宗南[17]部。现在程潜、陈明仁[18]已在湖南起义加入我方，对蒋、桂、胡[19]各部必有影响，给我们以分化各部的机会。
(八)整个西北亦可考虑在将来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彭[20]为正，以张治中为副。
(九)以上各项是否可行，请加考虑提出意见为盼。
毛泽东
午鱼[21]
此报加发华中局，湖南省委，刘邓张李[22]，华东局及粟裕[23]。请你们注意研究此项问题，并应用此项方法于湖南等处。毛 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张治中，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一九四九年四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赴北平和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双方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治中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傅作义、邓宝珊，原分别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和副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他们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4]绥远，即绥远省，见本卷第82页注[6]。
[5]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
[6]董其武（一八九九——一九八九），山西河津人。原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一九四九年六月与华北人民政府签订绥远和平协议，九月十九日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通电起义。
[7]姚喆（一九○六——一九七九），湖南邵阳人，当时任绥远军区司令员。王平，一九○七年生，湖北阳新人，当时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
[8]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9]马如龙（一八九三 ？），宁夏河州（今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宁夏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10]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11]杨得志兵团，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的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
[12]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九三八 ——一九八九），青海循化人。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13]陶峙岳（一八九二——一九八八），湖南宁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率部起义。
[14]王震（一九○八—— 一九九三），湖南浏阳人。当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5]指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人民自治区域。
[16]胡公冕（一八八七——一九七九），浙江永嘉人。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从事秘密兵运工作。
[17]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8]程潜，原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在长沙宣布起义。陈明仁，原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与程潜一起在长沙宣布起义。
[19]蒋、桂、胡，指蒋介石和桂系首领、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以及胡宗南。
[20]彭，指彭德怀。
[21]“午鱼”，应为“未鱼”，即八月六日。
[22]刘邓张李，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23]粟裕，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54、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
同志们: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2]以来，已经有一年了。那次大会规定的中国工人运动的政治纲领和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实现的。一年来整个形势有很大变化，要求我们做很多的工作。这次工会工作会议要解决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
我们有许多经验，有做得好的经验，也还有做得不好的经验。立三[3]同志说，我们工作中有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和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今天我国有将近二千万的职工大军，但组织起来的太少。老解放区工会发展很少，新解放区刚才开始。除了破坏分子及资本家外，一切职工，即使政治上落后的人，即使国民党工会的工作人员，只要有改造可能的，都应包括在工会组织之内。对于落后的和犯错误的人，应当采取团结和教育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否则，我们在工厂中便会是少数，便会孤立。当然，破坏分子是不允许加入工会的，甚至一部分作恶有据的还要逮捕。我们对他们不加警惕是要犯错误的。开门是向着进步的工人、不很进步的工人和落后的工人(包括过去有毛病而有希望改造的)，这样我们便有了充足理由去孤立反动派。国民党表面上是被打倒了，但实际上还没有被完全打倒。他们组织一贯道等会道门，在安徽、河南一带就有十万人。在工人中也有隐藏的坏分子反对我们。如果采取关门主义，便不能够孤立他们。正确的方针是争取中间派，落后分子也要尽可能争取过来。
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应该抱主动的态度，主动地和资本家搞好关系，和行政搞好关系(对厂长方面也应该强调主动，如像《桥》里面的宋厂长那样[4])。党、政、工三方面，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搞好生产，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呢?你们要做宣传工作，要向市委书记、市长做宣传工作，也要向我们做宣传工作，因为我们照顾的方面很多，不能像你们专心搞一门。
主动地团结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主动地搞好同各方面的关系，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消灭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2]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哈尔滨召开。大会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团结，联合全国各阶层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等问题，通过了《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会议并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
[3]立三，即李立三，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4]《桥》 ，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一九四九年四月拍摄完成的一部故事片 。这部影片讲述了东北解放战争中工人阶级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修复被破坏的松花江铁桥的事迹。影片中的宋厂长充分依靠群众，发动大家想办法，使遇到的各种困难逐一得到克服。
55、给黄炎培的两封信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
一
任之先生: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2]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此致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四日
二
任之先生:
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谨致祝贺!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黄炎培（一八七八 ——一九六五），字任之，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当时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
[2]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发言人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发表的驳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是为了掩盖失败，欺骗人民。白皮书所提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56、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
饶漱石[1]同志:
陈云[2]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3]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须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办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积极利用城市的各界代表会议及各县的全县代表会议，将一切施政中的重大问题逐一提出自己有了准备的想过了的有了办法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并交付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此种会议，党员及完全可靠的左翼分子总共超过二分之一，能保证通过我们的意见即够，以便团结大批的中间分子及一部分必须拉拢的右翼分子，使他们向我们靠拢。此种会议，城市最好每月开会一次或三月开会两次，各县似以两月开会一次为宜。新区各县的各界代表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考虑选择上海附近一二个县亲自领导，开一二次会试试。以上各点，请以你的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申江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2]陈云（一九○五—— 一九九五），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 。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托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并主持工作。
[3]上海会议，指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十五日在上海主持召开的财政经济会议。参加的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新解放区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针，并就统一财政经济、控制市场物价提出了具体措施和步骤。
57、开好县的各界代表会议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
华中局，并告各局，各野:
八月三十日电悉。同意你们所提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的各项意见[1]，并将此电转发各局、各野研究照办。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问题，自西北局提议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认为有益无害。而不召开各界代表会，要等到农协在乡村中建立了基础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中央复电(载在《政策汇编》)那样，则是很不利的。事实上，县的许多大政方针，例如剿匪、反霸、借粮、征粮、救济灾荒、修理堤坝、推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协、减租减息问题、恢复和发展县范围内的工商业及文化教育问题、推行人民币及县的财政金融问题等，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较不开这种会，长期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县的各界代表会的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其中，共产党员及可靠的左翼分子，应超过二分之一，保证决议的通过。中间分子及必须拉拢的少数右翼但不反动的分子，可让其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数目，以便孤立反动派，利于政令的推行和群众的发动，且可发现问题及发现积极分子。省委、区党委和地委，必须积极帮助各县县委，有计划地有准备地布置和领导此种会议。这是全县性的会议，县城及各区、各乡及县一级机构，均应有代表，在县委领导下，由县政府召开。这是县的会议，至于区、乡，则照你们意见召开区的及乡的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其余均照你们意见办理。此种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们注意收集经验，指导各地，并告诉我们。此电请你们及各中央局转发至县一级为盼。
中央
九月七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中共中央华中局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关于召开县的代表会议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是：一、只由县级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区、乡两级可开农代会逐步达到以农代会做基础，吸收其他学生、妇女及少数工商业者、开明士绅（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二、吸收开明士绅应具备以前中央所规定的条件，并经地委一级批准。三、在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较大县城可以城乡合并召开，吸收本城工人代表参加。若无此条件，则只吸收农民（注意吸收手工业工人）代表，不必为了开会去专事组织乡村工人推选代表，以免分散精力。
58、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全国同胞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
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所获得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齐心一志，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而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其中“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一句，是会议通过宣言时代表们提议增加的。
59、应向全军施行政策与纪律教育
(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
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毛泽东
一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习仲勋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关于我军攻克高家堡时发生破坏纪律事件的报告上的批语。
60、对粟裕部在宽大区域机动作战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
粟陈[1]，并告陈谢，刘邓[2]:
佳申电[3]悉。
(一)军委佳电[4]已回答了你们的问题，两个方案都要执行。你们现在集中全力进行准备工作，休养兵力，提高士气及战术，整顿纪律(十分要紧)，开干部会，二十五日以后执行向西南行动的计划。
(二)西南十余县是一个宽大机动区域。有山地，亦有平地，有缺粮区域，亦有富足区域。敌情不甚严重。分几个步骤，争取攻占南阳、淅川、西坪、卢氏、襄樊[5]、老河口等城，争取歼灭六十五师及其他敌人及地主武装。攻城先经侦察及试攻。环境许可时，用坑道作业去攻。无法攻的，临时改为围城打援，或弃之不攻，再攻别地。不预先存着一定要打开某城，一定要歼灭多少敌人的想法，能歼多少即算多少。军队疲劳了就休息(充分注意休息)，休息好了就打仗。要准备打九师、十师、二十师等部的增援。增援到了看形势，好打就打，不好打就机动，临机决定。这一战役将包括许多次战斗，时间亦不要固定。顺利则打久些，一个月两个月均可，看情况决定。如果形势有利的话，还可设想到信阳、汉口、襄阳三角地区去机动。对你们困难的是安置伤员的地点。你们应与陈谢一道在汉水中段设置临时后方。那里在肃清土顽以后，估计会是安全的。陈谢有一个旅已占郧西、郧阳。只要再占淅川、均县[6]、老河口等处，并派小部武装及政工人员剿灭土匪，发动群众，后方就有了。你们熟悉这一带，对于秋季机动，也许是几条道路中的一条道路。
(三)你们应召集陈谢开一次会，大致商定作战步骤。陈谢及十纵、十二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当放胆指挥。对不大之敌两军分区行动，对较大之敌(仍然只打中等规模之仗)则合同行动。总之一切由你们相机处理。
(四)补充一事，待执行第二计划你们到达郑州、潼关线上作战时，可以解决。
(五)陈军长[7]到此谈了你们的情形，我们认为是满意的。
毛泽东
子灰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粟陈，指粟裕、陈士榘，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2]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指粟裕、陈士榘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申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提出向郑陕线行动、击破津浦线和向南阳、襄樊行动的两个方案。
[4]指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电报。见本卷第5—6页。
[5]指湖北的襄阳和樊城，一九五○年合并为襄樊市。
[6]均县，今湖北丹江口市。
[7]陈军长，指陈毅，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军长。
61、对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
叶罗[1]转香港分局、上海局，并告中工委、各局、邯郸局并转承志[2]:
(一)对酉感指示[3]的原则运用时，应注意灵活性。
(二)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4]，对李济深[5]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6]，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三)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
(四)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
(五)对华莱士[7]及其一派应采联合态度。
中央
子寒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叶，指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罗，指罗迈，即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
[2]承志，即廖承志（一九○八——一九八三），广东惠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3]指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给各中央局、分局及各野战军前委的指示。指示估计了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覆灭过程的几种形式，分析了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在此种形势下可能会持的立场和态度，并且提出和规定了我党所应采取的策略与原则。
[4]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一九四八年一月，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关，恢复活动，并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携手合作。参见本卷第14页注[3]。
[5]李济深（一八八五——一九五九），广西苍梧人。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6]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今属巢湖市）人。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在美国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
[7]华莱士（一八八八——一九六五），美国政治活动家。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国副总统。一九四四年六月曾到中国访问，主张国民党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并促成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
62、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
同志们: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向中央会议作的那个报告[1]里，曾经这样说过:“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可能呢?今天我就讲讲这个问题。
革命要不要胜利?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在我们共产党开始组织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存在。到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和蒋介石合作北伐，那时要不要胜利这个问题发生了。但是，那时犯了错误，共产党还幼稚，党的领导上有投降主义，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迁就国民党，投降农村的地主、富农、土豪劣绅和城市的大资产阶级，特别是不要军队，这就丧失了夺取胜利的可能性。后来实行土地革命，跟国民党打了十年。开始我们是游击队，很小，只能消灭敌人几个团，搞几个县。那时在几个县胜利的问题是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但全国胜利还比较渺茫。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提出争取全国胜利，提出经过持久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组织人民大众的力量把它打倒。日本投降以后，新的问题就来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内战。蒋介石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他要打内战还会慢一点，美帝国主义一积极支持，内战很快就打起来了。北伐是内战，土地革命战争也是内战，抗日战争胜利后打蒋介石又是内战，来了三次革命的内战。现在的内战跟前两次不同。北伐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封建势力，结果蒋介石夺取了胜利果实，失败的是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挫折，来了一个长征。前两次内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的斗争比较孤立，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非常孤立。抗日战争本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现在的内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革命胜利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了。在座的大多数同志，经历过从大革命到今天的四个革命时期，大家想一想，在这四个时期中，哪一个时期对于胜利的前途看得最清楚?那就是现在这个时期。
现在，要不要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过去，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土地革命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但也没有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这次是不是能胜利?现在这个问题还存在着，有些人对消灭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心还没有下。但是，我们领导机关，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我们的高级干部，大多数的党员，对这个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我在去年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中曾说要经过长期的战争，现在看来，战胜敌人的时间不会太长了。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去年三月以前，我们说能够胜利，是根据其他解放区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经验，那时我们陕甘宁边区还没有打起来，胡宗南[2]还没有进攻陕北。现在，全国的解放战争已经打了十八个月，陕甘宁边区也打了十个月，消灭了那么多的敌军，我们能打胜这一点，便看得更清楚了。第一年我们平均每月消灭敌人正规军八个旅，第二年前半年的战绩增加到平均每月消灭九个旅，以我们至少平均每月消灭八个旅来计算，一年可以消灭敌人正规军九十六个旅。敌人这些被消灭的部队第一次打垮了可以补充，第二次打垮了还可以补充，第三次第四次就不好补充了。我们将敌人总是这么消灭下去，打个三四年就差不多了，胜利的把握很大。同志们回去后，要向未到会的同志讲清楚为什么这一次比过去那三次胜利的把握大，因为现在这个时期跟过去那三个时期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情况不同，人民解放军的情况跟红军也不同。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还不是这一点。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为什么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和以后各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至于具体纲领，解放军宣言讲了八条[3]，我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又讲了八条[4]，彭副司令的报告讲了九条[5]，但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没有打倒，社会主义没有到来以前，总的纲领就只能是这一条，没有第二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我们讲能够胜利，就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现在有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人民解放军身上。最近看到外面的报刊如《观察》杂志上有文章这样说:“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6]傅斯年[7]到过延安，他骂宋子文[8]，在文章中说:世界上出了怪事，哪有资本家拥护共产党?硬是宋子文搞的。宋子文是封建买办阶级的一个代表。去年春天有个人写文章，说:现在全国人民对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秋天这个人又写文章，说蒋介石和中国现政府业已失去民心，如在太阳底下的影子。周副主席[9]到上海，很多资本家请他吃饭。我们丢了张家口，有资本家掉了眼泪，共产党的张家口竟然跟资本家的眼泪发生了关系。对这些资本家，还有像西安大华纱厂的资本家，我们把他们放在中产阶级范围内，要跟他们合作。他们跟帝国主义联系很少或者没有联系，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区别，并且受着官僚资本的压迫。现在中间阶层有许多人找不到出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内战打了一年半，蒋介石已完全陷入孤立，这是在抗战以前、抗战中间甚至抗战胜利后一个时期内都没有过的事情。那末，蒋介石的孤立是不是等于我们的胜利?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要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了?我看不能这样讲。蒋介石孤立，是因为他代表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压迫人民的。有人说共产党是蒋介石逼出来的，“消灭了一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十个共产党；消灭了十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一百个共产党”[6]，结果弄得人人离心，个个厌恶，共产党越来越大。这是一方面的真理。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真理，就是我们政策的正确。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我们的俘虏政策完全成功。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士兵，一个不杀，其中大部分可以参加我们的部队，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国民党军官，经过改造可以为我们所用。蒋介石搞关门主义，我们放回去的国民党军官他也不敢用。我们比他胆大，对他的军官，一部分大胆地用，大部分放回去。放的时候和他订个条件，要他出去做工作，只要做一点工作，对我们就有帮助。比如打宜川时，有个被俘的军官在广播中对国民党军讲话，说他可以“保证缴枪不杀”。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很注意听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广播威信大得很。可见，俘虏政策很重要。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为什么要消灭地主阶级?因为它代表的是反动的生产关系。政治上打倒蒋介石，目的就是为着在经济上摧毁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在农村就是解放农民，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平分土地，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使农民放心大胆好好生产，改进农作方法。在城市，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要收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在法律上的名称就叫所有权。对于私有权，先破坏一部分，即破坏地主阶级的私有权变成农民的私有权，破坏四大家族的私有权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但废除地主阶级的私有权，并不等于连他的人也不要了。地主和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全国共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社会的劳动力，是一种财富。我们分一份土地、财产给他，让他参加生产劳动，他能抬担架，能生产粮食，还能缴公粮，对国家有利。至于选举权，农民在几年之内是不愿意给他的，那末是不是永世不给了?不是的，开始先不给，过些年后经过劳动改造变成了农民就可以给了。现在工业不发达，将来工业发达了，工人从哪里来?还不是从农村来。农村劳动力多了抽到城市做工，要有几百万人到城市去。三千六百万人改造后是很大的一批劳动力，快等于一个小国家的人口了。我们对封建剥削要非常恨，但地主本人还是劳动力，经过改造过几年还有选举权。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会出乱子，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地主有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之分，还有反动的和开明的之分，我们应当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打人杀人的问题，这里也讲一下。我们共产党不主张打人，人长两只手是用来做工的，不是打人的。打人是封建野蛮的行为。丈夫打老婆，工头打工人，教员打学生，官长打士兵，上级军官打下级军官，都是野蛮的做法。农村里斗地主，打人也是不好的，不要提倡。在斗地主的时候，农民气愤得很，上去打他一下，我们如果马上出来说“你不能打人”，这会给群众泼冷水。群众气愤时打了一下不要紧，但我们不提倡打人。这样说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我们的口号叫废除肉刑，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也要有灵活性。比如，破除迷信是我们的原则，但是陕北现在还经常有庙会，很多人去参加庙会，我们的秧歌队也去。群众迷信神灵，我们不能强迫群众不迷信。还有陕北政策规定废除买卖婚姻，但是现在买卖婚姻还很多。这些都需要逐步地来改造。
杀人是越少越好。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杀。解放军宣言上讲对于蒋方人员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第一是首恶者必办，要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第二是胁从者不问；第三是准许将功折罪；第四是立功者受奖。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样，要杀的人就少了。反革命特务也不用杀那样多。杀几个特务人家就不再搞特务了?他还是要搞。我们来个以毒攻毒，使这些国民党训练了多年的“技术”人员为我所用。你过去整了共产党，今天你要帮我做事，把蒋介石打垮了，就算将功折罪。这次把王实味杀了大为可惜，他是一个坏人[10]，但他还会写文章。那末是不是一个不杀?一个不杀不能当作法律方针。那些罪大恶极的、群众非常痛恨的可以杀。至于一般地主、富农分子，俘虏军官，则另行处置。现在八万俘虏军官，二百万俘虏士兵，我们杀他一个没有?没有杀一个。八万军官造反没有?没有造反。妨碍了革命战争没有?没有妨碍。相反，对我们还有帮助。对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如学生、教员、律师、医生、工程师等要慎重对待。这些人过去给资产阶级服务，现在受革命运动影响，经过教育，可以给我们做事。我们这样做了，胜利就有了保障；如果不这样做，即没有把全民族绝大多数人都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胜利就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全国胜利以后怎么办?那时还要不要统一战线?是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下一个命令不要统一战线了?不是的。那时的问题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能巩固。
同志们，我们去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个是打仗，一个是整训，后方工作也搞得好。河东河西统一起来了[11]，大家有把握打胜仗，前方缴获了很多东西，后方接济了充足的粮食和炮弹。这些使我们很满意。中央开会[12]，对全国各解放区作战成绩估计了一下，已消灭敌人一百六十几万，包括你们的胜利在内。对西北野战军来说，后方的确出力很大。经费问题曾经非常困难。在去年八月半时就说镇川堡以北没有粮食了，想去胡宗南那里“借粮”，结果我们并没有去“借”，而是贺龙[13]同志搞来五万石粮食，从八月半一直吃到十二月，军队总是有粮吃。总的说来，在彭德怀、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共产党有了军队，有了政权，困难就可以解决。现在要打到外线去，你们可以对后方工作放心，对前方领导放心，中央也放心，这主要是由于有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的领导，有前委的领导。你们这么多干部有这个信心，不管地主怎么造反，我们都不怕。
你们部队经过两个月整训，从农民那里学会了诉苦运动，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如果我们两百万军队都通过诉苦运动团结起来，就没有打不败蒋介石的道理。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依靠贫雇农，紧紧地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中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不杀俘虏官兵，这个天下我们就可以得到。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有了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是很硬的道理。
那末，我们是不是可以轻视敌人呢?不能。我在那个报告中讲了，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它的强大是表面的、暂时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样地援助蒋介石。对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总的方面我们应该轻视他们，但对具体的敌人就不能轻视，如果轻视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原则性有两个，对总的敌人我们是轻视的，对具体的敌人不能轻视。我记得我在红大[14]讲过这个道理。当时有个同志说:“你讲了这么多道理，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来，没有那么多道理，就是一冲。”我跟这个同志讲，你有你的道理，你的一“冲”是对的，但是，你只有一“冲”就不对了，要再加一“冲”，变成两“冲”。勇敢是一“冲”，智谋又是一“冲”，有勇无谋只是一“冲”，智勇双全才是两“冲”。现在再举例来说，消灭地主阶级是一“冲”，给地主个人分地又是一“冲”。打倒国民党是一“冲”，对国民党的职员不能打倒又是一“冲”。战略上我们必须轻视敌人，这是一“冲”。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他们矛盾很多，问题很多。美国有危机，在外部苏联反对它，在内部人民反对它。蒋介石那里人心不齐，军心不齐。美国援助蒋介石我们不怕，胡宗南有二十万人我们不怕。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不能轻敌，这又是一“冲”。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战斗中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夺取。总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这次前委扩大会的决议[15]很好，但要准备将来会修改。前年的《五四指示》，我们去年九月做了修改，提出平分土地的政策[16]。前年要提出平分土地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那时还不能下决心平分土地。从实际情况看，那时不下决心去年九月下决心比较好。西安事变时我们放了蒋介石，现在又提出打倒蒋介石，这不但不矛盾，而且只有这样做才不致脱离群众。那时对蒋介石一定要放，不放，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我们放了他，先打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结果我们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解放军，然后进到平分土地。日寇投降前两年，太行地区有的地方分了地，他们打来电报问要不要纠正?我们告诉他们，人家分了就分了，不要纠正。那时部分地区可以分地，但不能当作全国的政策来实行。抗日时期我们跟蒋介石合作，实行减租减息，这同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相比，是不是退了一步?是退了一步。抗战胜利后我们仍然退了一步。退一步的目的是什么?是准备前进。为什么我们退出延安?退出延安是准备打到西安。退一步，进两步、三步。在我们思想中、工作中，退一步的政策是主动采取的。在抗战开始时退一步，不是承认蒋介石不应该打倒，土地不应该分，而是因为日本打进中国来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错误。现在要平分土地是正确的，农民有这个要求，但是同志们要注意纠正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如果我们思想中、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要随时准备修正，这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理要坚持，有时真理不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和了解，我们也要反“潮流”。不论是错误是缺点，哪怕是很小的，我们都要准备修正。
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的机会。党校闲话很多，我们让他讲，这叫合法的闲话(军队里叫作怪话)。闲话有两种，一种是好人讲的，一种是坏人讲的。如果是好人讲的，说明你这个领导在工作上很可能有问题。我们讲党要听闲话就是这个道理，注意收集不同的意见。意见一致了就不会发生不团结现象，不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意见而又得不到解决。我们需要像拣破铜烂铁一样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经过熔化，准备修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错误。过去有个同志犯了严重错误，听见隔壁房子里有人讲他的闲话，便一晚上睡不着觉，跑到我那里去。我告诉他，你的错误相当大，精神上要有准备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讲你的闲话，而是几百个人讲，你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并且依旧照常工作，以后就不会有人讲你了。过了几个月以后，果然人家就不讲他了。这个同志现在牺牲了。工作中间犯错误，哪一个人会没有呢?犯了错误就要改正，叫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准备收集不同的意见，并且已经有了决议，不同的意见公开地讲出来，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正确路线的领导之下也会有缺点错误，如黄河之水滚滚而流中间还会有几个小泡，我们多收集各种意见，认清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指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目 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 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260页）。
[2]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3]指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宣布的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1238页）。
[4]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共分八个部分。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5]似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一九四八年一月主持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中所说的九条。主要内容是：（一）我军进入蒋管区有两个基本任务：一是大量消灭敌人，二是建立根据地。（二）我军进入敌占区后，必须坚持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中所指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灵活地坚决执行，达到各个歼灭敌人正规部队、强大自己的目的。同时必须坚决消灭反动地主武装，建立人民自卫武装，建立有力的武装工作队。（三）对于宗教迷信帮会等组织，在不反对我们土地改革及我军行动的原则下，应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或使他们站在善意中立的地位，在土改运动中逐渐分化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孤立其上层头子。对于学生、教职员及一般知识分子，必须加以保护。（四）我军所到之处，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国民党政府，宣布一律取消。（五）对于工商业，必须保护其营业，不得有任何没收物资及捉人等破坏行为。（六）军队给养一般地应向地主阶级征发及夺取敌人仓库解决。必要时，向富农征借。（七）我军政治工作必须采用新方式：1．用诉苦等办法提高士兵阶级觉悟；2．建立纪律值班制度；3．建立各种互助小组，特别是战斗小组，以及记功、记过、查功、查过、庆功大会与民主评判等项制度。（八）必须善于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训练。（九）在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势力的政策下，不应再吸收地主富农当兵。继续进行诉苦与“三查”运动，注意吸收贫苦积极分子入党，加强党的支部工作，使支部成为今后的领导核心。
[6]见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载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出版的《观察》杂志第三卷第九期。
[7]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山东聊城人。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九四五年七月曾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在《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文中说：“今天连资本家也有许多同情共产党，开万国未有之奇，他（指宋子文）把他的政府伺候得这样子的，人民不必说了，他心中反正没有人民的。”今天“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
[8]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一九四七年九月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
[9]周副主席，指周恩来。
[10]王实味（一九○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中，发表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受到批判并被开除党籍，同年底因“反革命托派”等问题被关押。一九四六年对他的问题作出结论，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地处决。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11]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和黄河以东的晋绥边区的工作，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12]指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
[13]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14]红大，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在陕北瓦窑堡创办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15]指一九四八年一月通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这个决定对部队进军敌占区后应遵循的基本方针和原则作了规定，内容包括以下九项：进军敌占区的基本任务；进军敌占区的作战目的；对宗教迷信会帮组织的政策与策略；区别不同情形处理国民党反动组织、贪官污吏、恶霸、特务分子和一般无劣迹的国民党人员；对工商业的保护；军队给养的解决；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方法；战斗间隙的军事训练；纯洁队伍，保证党的政策的执行。
[16]中共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坚决支持广大农民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一指示，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作了重要的改变。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了“五四指示”发布后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肯定了“五四指示”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方针，又改正了这一指示的某些不彻底性，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一切土地。
63、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粟裕[1]同志:
子篠[2]电悉，各项布置均妥。该区地方武装必须分散游击，掩护群众斗争，不应过早与过多地集中组织纵队，你的布置极为适当。惟土改工作不能性急，我们去年曾告你们一年内彻底平分土地，你们应当灵活执行。你们应当按照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的情况，领导土改干部的多少强弱，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决定土改工作的速度。大体上长江以北各区三年内积极努力，工作得法，不犯大错误，能够全部按土地法分配土地，就是极伟大的成绩。所谓大体上长江以北各区全部三年内按土地法分配土地，是指中原、华中、华东、邯郸、阜平、晋绥、西北、东北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管辖地区一九四七年所占可耕土地，再加一九四八年胜利战争所占可耕土地，应当争取于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一九五○年十二月的三年内，有步骤地不但从土地的数量上而且从土地的质量上大体上按人口平分完毕。所谓积极努力，工作得法，不犯大错误，是说依照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3]及其后中央及中央工委所发有关土改的指示，有步骤地启发群众的觉悟，团结全体农民，达到平分土地之目的，不犯大的“左”右倾错误，而主要是不犯“左”的冒险主义错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如果犯了大的错误，则三年解决各区土地问题还是不可能的。所谓有步骤地启发群众觉悟，团结全体农民平分土地，是说土改方法应从宣传群众，寻找群众中的少数积极分子(不是投机分子)，调查研究具体的阶级关系，发动群众分大地主的钱财，斗恶霸，组织群众团体，组织党的支部，组织民兵游击队，组织区乡政府做起，然后发展到没收分配土地。
在新区没收分配土地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中立富农，富农的土地原则上不动。在没收分配地主土地时，应当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地主的恶霸与非恶霸，采取不同的待遇。在此阶段内，以贫农为主体，组织农民协会，除地主、富农不许入会外，一切农民包括在内，不另组织贫农团。在国民党统治的农村中，贫农、雇农及其他无地少地农民约占百分之七十，中农约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分子约占百分之十。故农会所包括的群众极为广大，而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最为积极，自然成为农民协会的主体。中农在初期是徘徊观望的，斗争开展有了胜利希望的时候，中农方愿加入农民协会，故此时期可以不另组织贫农团。第二阶段，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富农的土地此时才动。在此阶段内，是否于农协内部组织贫农团，看那时农协的情况决定。如果农协的领导权确是掌握在贫雇农积极分子手中，可以不另组织贫农团，如果农协有地主、富农及其他狗腿混入，并掌握了领导权，则必须另组贫农团，并改造农协的领导机关。在新区(例如鄂、豫、皖三省)土改工作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应当经过这些步骤或阶段，才能启发群众觉悟，斗倒封建阶级，建立稳固根据地。
在群众觉悟程度有很大区别的新区与老区，例如陇海以南与陇海以北，土地法的应用必须有所区别。这就是说，平分土地是反封建斗争的最高目标，必须经过几个阶段，几番手续，才能达到目的，不是一次可以彻底完成的，老区的经验正是如此。老区是经过多少年、多少月方才把土地分好。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群众必须在自己亲身经验中，才能教育自己，提高觉悟，认清敌人，取得胜利。共产党员也是如此，必须在斗争中教育自己，取得经验，才能领导群众得到胜利。为了这个原故，你们不应对于全区几十个县的一切区乡同时动手，而应选择若干条件适当的县，每县先从一至二个区做起，做出成绩，取得经验，影响他区群众，然后逐步推广。必须认识，群众工作、土改工作是极细致的工作，必须研究领导艺术。每个乡村，必须有绝大多数群众认为没收分配地主、富农的土地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由群众自己批驳了落后群众中长期存在的错误思想，比如贫穷是由于命运，分土地是不道德行为等等，绝大多数群众真心愿意平分土地，然后才能行动；否则，就会犯冒险主义错误，被地主、富农及坏干部利用，乱打，乱杀，乱斗，乱分阶级，乱订成分，土地分不好，又要走回头路。必须认识，共产党员领导着缺乏精神准备、缺乏团体生活、缺乏斗争艺术的农民群众，向着鬼计多端、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占优势的地主、富农作斗争，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员只有与农民群众一道，逐步完成精神准备，逐步把自己组织起来(党的团体、群众团体、民兵、游击队、区乡政府)，逐步学会斗争艺术，才能最后斗倒封建阶级，实现真正的平分土地；否则，必然被地主、富农打败，必然闹出许多危害群众的大乱子，即使平分，也是假平分。这一点不论在老区，在新区，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应当坚决采用逐步推广的方法，不用普遍动手的方法。逐步推广的运动，看来很慢，其实是快；普遍动手的方法，看来是快，其实是慢。如果环境许可，干部又多，又有训练(必须有充分的训练)，可以在全区中一切有工作团的县，每县选择一个区，同时进行土改工作，而对其他的区，则是进行准备土改的工作。一县之内，一个区大体上做好了土改，不犯冒险主义，没有乱打，乱杀，乱斗，大体上没有分错阶级，订错成分，全体农民真正自觉地团结起来，得到土改利益，县一级干部及工作团干部，真正学会了土改方法，这个县的土改工作，就会很快地开展，群众运动就会出现真正的高潮，而不是易起易落的形式上的高潮。这里所谓环境许可，是说在新区应当分为两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我军大量消灭了敌人，敌我力量对比起了基本变化，敌人以后不易再来，即使再来，也不可能久占的地区。在此种地区，应当由开仓济贫，斗恶霸，分大地主的浮财，组织农会、政府、民兵、游击队，逐步发展到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这种地区的环境，是许可我们进行土改的。第二种，是敌人还能再来，并将久占的地区。在此种地区，我们的工作，是向群众做宣传，开仓济贫，分发一部分财物，寻找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的精干的党的组织与群众的组织，相机组织精干的游击队，并须教育群众准备敌人再来时的应付办法。在这种地区，环境还不许可我们进行土改，土改工作还要有所等待。
新区工作中，还有一个地主、富农左翼分子问题应当好好地解决。历来经验，新区游击战争时期，地主、富农阶级有一部分左翼分子，拥护我党反帝反蒋反大地主的政策，愿意参加这一斗争，而在新区群众尚未起来，工农积极分子尚未形成，没有或很少现成的本地干部，我党不得不和这些左翼分子合作，经过这种合作，打败蒋军及大地主阶层，成立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及地方军。这些左翼分子，就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党，成为当地党政军民各项工作骨干之一部分。他们有些是知识分子，有些不是知识分子，有些能在党内教育下改变其地主、富农立场，继续执行党的路线，有些则在群众起来实行土改的时候，发生动摇，有些竟至成为土改的严重障碍。你们到新区，对于这个问题应取正确态度。首先不怕同他们合作，不怕吸收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但须加重对于他们的教育工作。到了实行土改时期，则应分别情况处理:有些人继续任用；有些人调职受训或做他事；对于把持权力，压迫人民，障碍土改，无法教育者，则坚决发动群众洗刷他们。
此外，为着了解农村情况，为着进行土改，区党委书记以下，政治部主任以下，必须亲自调查几个区乡的土改工作，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地领导土改。
以上望告知豫皖苏区党委及你们政治部各同志(此件可印成单张发给各级区党委及工作干部)，并望将你们的经验电告。
毛泽东
子养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
[2]子德，即一月十七日。
[3]指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在河北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党的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64、南线三军三个月的作战方针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刘邓李[1]，并告粟，陈谢，徐滕薄[2]，华东局，邓子恢[3]，中工委:
有午电[4]及小平、刘邓报告一般情况各电均悉。
(一)陈粟[5]、陈谢两军本月休整，丑月开始新作战，丑寅卯[6]三个月包括作战间隙中的几次短期休息在内，可以举行三次至四次较大战役，歼灭大批敌人，即可有力地帮助你们。
(二)你们在三个月内，以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三万新兵到手充实部队后，则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
(三)三个月内，陈粟、陈谢两军作战原则是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其机动范围是郑、洛、潼方向，南阳、襄樊方向，信阳、广水方向，淮阳、开封方向。总以能歼灭较多敌人，首先配合你们，其次配合彭张[7]及徐滕薄，又其次配合苏中、苏北为原则。
(四)请徐滕薄除训练新兵准备输送前方外，注意炮弹、手榴弹及炸药对于南线各军之供给。
(五)彭贺陈[8]到中央会商完毕，彭张军丑齐[9]以前从清涧以北开始南进，陈于月底动身东返，经中工委、五台、渤海、邯郸转达中央方针后，约寅初可到部队。
(六)许谭[10]率七、九两纵休整完毕后，由胶济线向苏北出动。今后苏北、苏中可形成一重要战场，威胁京沪。中央决定恢复华中分局[11]，陈毅为书记，邓子恢为副书记，受华东局领导，管辖现豫皖苏地区、苏北苏中地区及巢湖以东之淮南地区，七、九两纵及一切华中部队统归陈粟指挥。
军委
子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指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2]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徐滕薄，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3]邓子恢（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福建龙岩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
[4]指刘伯承、邓小平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午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原拟乘粟裕和陈谢二月初行动、敌人略有调动时，即向敌弱点进攻，打开战局，故部队已集结休整。敌发现我集结后，又部署以五个师主力寻我作战，暂时不能减轻我之负担。我在敌几个强师压迫下，又无法作战，故只能再次分散行动。
[5]陈，指陈毅，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指粟裕。
[6]丑寅卯，即二月、三月、四月。
[7]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8]彭，指彭德怀。贺，指贺龙，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晋绥军区司令员。陈，指陈毅。
[9]丑齐，即二月八日。
[10]许，指许世友（一九○六——一九八五），河南新县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司令员。谭，指谭震林（一九○二——一九八三），湖南攸县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政治委员。
[11]因情况变化，中共中央关于恢复华中分局的决定没有实行。
65、反对职工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
必须指出，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不少的党员，不少的干部，不少的工会工作人员，甚至有不少的担负高级领导职位的领导人员，并不了解党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的路线。他们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他们只知道片面的、狭隘的、近视的所谓“工人利益”，而不能稍微看远一点。他们忘记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时期内实行过的那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路线曾经给予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与革命政府以何等重大的损害。他们完全不研究一九三七年以来十一年内中共中央历次发布的正确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方针。他们固执地抵抗党的路线。许多党的地方领导机关在长时期内，甚至没有正式讨论与宣传解释过中央的路线，以致于使得工运工作同志完全不了解中央的路线，他们竟达到如此麻木不仁的地步。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党的一切地方领导机关必须严肃地讨论中央的路线及全部工业政策与工运方针，坚决地纠正一切危害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革命政府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政策与办法，迅速地使工业建设与工人运动走入正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聚积一切力量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纪念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大罢工）二十五周年社论稿中加写的一段话。毛泽东还把这篇社论稿的原题《解放区职工运动的方向》改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在社论稿论述工人应有的工作态度的地方加写了：“其他劳动条件亦不可定得太高，不可违背经济情况所许可的限度，不可违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原则。”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
66、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
林罗刘[1]，并朱刘[2]:
六日电悉。
(一)庆祝你们攻克辽阳。
(二)南线各军除一部分外，一年半中没有作过大休整，最近作了一次全面大休整。彭张军[3]丑[4]上旬结束休整，中旬行动。陈粟军，陈谢军，许谭军，徐滕薄军[5]丑底结束休整，寅[6]初行动。刘邓军[7]暂时分散打小仗，是半休整状态。苏北军[8]原只四个旅二万余，现拟增强至七个旅五万余，寅月可行动。南线敌除对大别山尚有重点进攻外，其他均取守势。杨罗杨军[9]丑底寅初当可打平绥[10]，卯月[11]或可出冀东。该军须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他们一出平绥出冀东看见宽广的天地，眼光就扩大了，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就可扫除了，此点请朱刘就近加以督促。
(三)你们如能照我前次电报所讲的意见，将大休整(一个月或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时间推迟至解冰以后，而在解冰以前只利用几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作若干次小休息(这种小休息是完全必要的)，则尚可利用冰期打两个月仗，歼灭大批敌人，替夏秋两季创造良好战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12]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13]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罗杨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仗)，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14]、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毛泽东
七日二十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林，指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今黄州市）人，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指罗荣桓（一九○二——一九六三），湖南衡山人，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刘，指刘亚楼（一九一○——一九六五），福建武平人，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2]朱刘，指朱德、刘少奇。
[3]彭张军，指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军。
[4]丑，即二月。
[5]陈粟军，指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陈谢军，指陈赓任前委书记、谢富治任副书记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许谭军，指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徐膝薄军，指晋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由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领导。
[6]寅，即三月。
[7]刘邓军，指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8]苏北军，指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
[9]杨罗杨军，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一九一—一—一九九四），湖南株洲人，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一九○六——一九七八），四川南充人，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一九一四年生，福建长汀人，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
[10]平绥，即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今京包线。
[11]卯月，即四月。
[12]指辽宁的辽阳、鞍山、本溪和营口。
[13]滦州，即河北滦县。
[14]榆，指榆关，即山海关。
67、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六日)
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粟裕，陈谢，彭张，杨罗杨，陈唐，林彪，许谭[2]，华东工委，阜平局，东北局，西北局，晋绥分局，中后委，法委，并告中原局及各野战前委:
本日起经新华社电台拍发《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的草案给你们(西北局，晋绥分局，中后委，法委四处用人送达)，共二十五章，二万余字。你们收到后，请召集会议逐章或分为几部分加以讨论，提出内容及文字的修改意见，在寅铣[3]以前电告我们。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意见加以必要的修改，然后公开发表[4]。
此项文件的目的，是在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我们认为，单有土地法大纲及其他党的若干指示文件而无这样一个完备的文件，很难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不犯或少犯错误。我们既要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又要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不要因为划错与斗错阶级成分及采取错误政策而打乱自己阵线，增加敌人力量，使自己陷于孤立。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我们现在不严重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
你们讨论这个文件草案的会议，应当包括政府、军区及民众团体的若干负责同志，使你们对于这个文件草案的讨论成为有中央局一级多数负责同志参加的讨论，大家负有责任，使这个文件成为一个尽可能正确与切实可行的文件，在中央发表之后，各地能够步骤一致地而不是参差不齐地见于实施。为着便于讨论，会议人数亦不可过多，大约以十至十五个负责同志到会为适宜，望斟酌办理。中原局及各野战前委因其环境不可能讨论，此项草案故未发给他们。
中央
丑铣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参见本卷第62页注[1]。
[2]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和第二政治委员。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林彪，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寅铣，即三月十六日。
[4]《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后来没有公开发表。
68、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发言人说:虽然如此，可是人们不要误认杜鲁门、蒋介石及东方一切美国傀儡们的互相合作，多少亿元的援蒋计划，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这些合作与援助当然有一点作用，这就是病人临死前的强心剂的作用。现在世界形势已变到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极端不利，而于世界人民民主力量极端有利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两年时间之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业已混乱不堪，并正在走向更大的混乱局面；而世界人民民主势力，则有极大的发展，并正在走向更大的发展局面。优势是在民主力量方面，不是在反动力量方面。反动派的金钱和枪炮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优势，人心讨厌反动派，不赞成反动派，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并和反动派作斗争，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在蒋介石匪帮发动内战以前，曾经得到美国帝国主义者四十亿美元的帮助，又得到日本一百万军队留下的装备，蒋介石自己有四百多万军队，所有这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比较起来，应该算得是优势了。然而仅仅一年工夫，人民解放军即已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个具体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单是金钱和枪炮的优势，单是物质的优势，不能算是真正的优势，而只有人心加物质的总和，只有掌握物质的人们，即是说，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吗?如果过去如此大量的美国援助不但不能使蒋介石匪帮得到胜利，而且使他们得到如此严重的失败，那末，五亿七千万美元的新借款[2]又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呢?发言人说，中国人民必须明白，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是一定要作垂死挣扎的，我们必须准备坚持的斗争方能最后战胜他们。但是每一次卖国贼与其外国主人的丧权辱国的勾当，每一次美国反动政府给其中国走狗的新借款，已经激起并且还要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这种愤怒将转化为力量，加速蒋介石匪帮的灭亡。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发言人驳斥美国总统杜鲁门援蒋咨文的新闻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2]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杜鲁门向美国国会提出“特别咨文”，要求批准国务院提出的以五亿七千万美元援助蒋介石政府的议案。四月三日，援蒋议案获得通过，款额改为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
69、政策和经验的关系
(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
少奇同志:
(一)丑巧电[1]早悉。所提各点甚好，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2]中。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做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
(二)划分阶级草案[3]写出后，感觉一月决定草案[4]上所写的东西不够了，现正以一月草案中间一大段为基础重写一个决定，准备尽速公开发表。一月草案的首尾两段则写社论发表。因为中央发了新区土改要点，我给粟裕的那个电报[5]没有发出的必要了，因此决定不发而将其中某些部分写入社论中公开发表为有利。
(三)粟裕部队要三月十五日以前才能在阳谷全部集中完毕，你们及饶、陈、康、邓[6]似可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去阳谷，你们可有充分时间讨论全部政策问题(以划阶级一书为中心)、华北局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
三月六日
<>
根据/div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指刘少奇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表示，希望能迅速得到党中央有关土地改革问题的文件，并说：“缺少这些文件，就不能在一般情况下避免错误及走弯路。虽然有了这些文件，也还是要犯些错误的，在我们党内主要地也还是靠党员干部的亲身体验，才能把路完全走正，但有了正确的文件之后，就能避免走许多弯路。”刘少奇在电报中还对老区土地改革中不必再一次平分土地、不人为地再搞贫农团、怎样进行土地调剂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2]指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3]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见本卷第62页注[1]。
[4]指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见本卷第42页注[1]。
[5]指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就新解放区土改问题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见本卷第35－39页。
[6]饶，指饶漱石（一九○三——一九七五），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康，指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东诸城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70、《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按语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
这是山西崞县的一篇通讯。在这个通讯中说明了那里的群众斗争业已展开，群众对于分配土地业已完全酝酿成熟，在一个农民的代表会议上完成了平分土地的一切准备。那里对于划分阶级成分，曾经划错了许多人，但是已经公开地明确地经过群众代表的讨论，决定改正。对于不给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将地主、富农加以区别，侵犯中农利益等项错误观点，作了批判。总之，在这篇通讯中所描述的两个区的农民代表会议上所表现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作者写这篇通讯时，崞县还没有实行分配土地，因此，这个经验还不完全。我们希望在当地实行改正划分阶级中的错误(这是一件大事)，实行平分土地以及组织生产、改造政权等项工作完成以后，再有一篇描述这整个过程的通讯。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这是刘少奇同志总结的)。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虽然不完全)。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
根据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部长谭政文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关于山西崞县召开土地改革代表会议情况给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的报告。毛泽东在为这个报告写按语时，将标题改为《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此文和按语一起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71、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
各野战军前委及各军区对部队推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是否有没有抓得很紧的事。如果有这样的事，必须从前委与军区自己领导方面加以检讨。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2]。不注重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使这种教育贯彻到底，使全体指战员充分明了，不加检查，让单纯军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不尖锐全面彻底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向这种错误观点让步妥协或者隐瞒这些现象不向前委或军区反映，而前委或军区则不向或少向中央反映，只将战绩向上级及中央反映，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不对的，是离开了或多少离开了党的路线的，必须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现象，应当立即加以检讨。
毛泽东
寅号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指示各纵队应继续提高政策教育的电报写的批语。
[2]在写这个批语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报（见《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关于情况的通报》）中，也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72、企业管理委员会应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华东局，并告谭震林同志:
卯东震林同志关于淄、博、周、张城市政策电[2]甚好，请转发华东局所属各区党委、各市委、华中工委及陈粟、韦陈[3]参考。但有一点请你们注意，即该电在说到企业的正式管理委员会时，只说由经理、工会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及有经验的职员。须知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这一点，请同时转告各地。这一点，我们在过去亦没有说清楚，故在这里补充说明。
中央
卯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关于淄川、博山、张店、周村的情况及所取之政策报告的批语。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审阅谭震林这个报告时，写过一段和本文内容一致的按语，说：“这里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及有经验的职员。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也要利用。”
[2]指谭震林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并转中央等的报告。报告说，周村针对去年斗错了一些商人的情况，决定召集市民座谈会、大中商人会议听取意见，解决问题。设法解决被斗错了的商人的困难，退还没收错了的房屋、机器等，私人工厂发还给私人，股份制企业用代管办法经营，归还私人的股份。协助企业搞好生产，繁荣市面。张店情况较好。淄川、博山也采取与周村一样的方针。对公营大煤矿，决定工厂管理经营的方式是由工人职员及财办派去的干部共同组织管理委员会，以后再正式成立经理、工会代表合作的正式管理委员会。
[3]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韦，指韦国清（一九一三 —一九八九），广西东兰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陈，指陈丕显（一九一六——一九九五），福建上杭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政治委员。
73、粟裕兵团暂不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歼敌
(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刘邓[2]，并华东局: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上计划，是我们和陈粟[3]及一波、先念[4]所商定者。粟裕兵团，待陈粟由中央回去，结束政策学习及军事训练，约于本月底渡河作战。陈唐[5]所率三、八两纵应回至豫皖苏区，调换一纵西去，以便该兵团有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集结打大仗。十纵已去豫陕鄂边，可不回来。但六七两月作战，陈唐回来已来不及，应由一纵参加此两月作战，待雨季休整时再由陈唐与一纵调换。本月内请刘邓命一纵、十一纵在汴徐以南适当地点休整，待粟裕命令，月底协同作战。当粟裕打五军等部时，许谭兵团[6]应向津浦线行动，相机歼灭并钳制十二师、七十五师、八十四师、七十三师等部。其动作时间，应在本月下旬，请华东局令知许谭准备。同时，令知韦陈兵团[7]，在苏北发起歼敌战役，配合动作。粟裕兵团的供应，由华北、山东两方统筹。
军委
辰微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粟裕兵团，指粟裕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关于粟裕兵团的作战地点和任务，中央军委曾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决定由粟裕率领兵团的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执行宽大机动任务，先在湘赣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然后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挺进闽浙赣地区，如此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的国民党军回防江南，迫敌处于更加被动地位。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粟裕的电报中，提出三个渡江方案：一是休整半个月后，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二是在二、三、四月进入伏牛山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休整一个月，然后渡江；三是二、三、四月在伏牛山、长江之间作战，五月北返，休整两三个月后在秋季渡江。二月一日，毛泽东又就渡江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同意粟裕率三个纵队赴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四月十八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暂缓渡江，认为三个纵队渡江后不一定会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回防，反而分散了自身兵力，加上其他不利条件，不如继续留在中原作战为好。四月三十日，经中央开会讨论，粟裕的建议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所采纳。此后，中原战场我军取得重大胜利，为即将到来的淮海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2]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正在河北阜平城南庄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4]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5]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6]许谭兵团，指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
[7]韦陈兵团，指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
74、对知识分子应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恩来，乔木[1]:
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2]，今上午已交通讯员送还你们。现在觉得关于知识分子部分，说得不完全，是不妥的。原件说地主出身者是地主，富农出身者是富农，中农出身者是中农，这是说社会出身，这是对的。但必须补充说，根据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例如参加军队者是军人，参加政府工作者是政府职员，参加生产企业者是工人、职员、技师或工程师，参加文化工作者是教员、记者、文艺家等，并将着重点不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社会职业方面，方可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以上请斟酌修改后发出。
毛泽东
二十一日十五时半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乔木，即胡乔木（一九一二——一九九二），江苏盐城人。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毛泽东的秘书。
[2]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一九三三年十月为纠正土地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正确解决土地问题而颁发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两个文件提出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并对划分阶级成分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规定。中共中央将这两个文件作若干修改后，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重新发给各级党委遵照实施。毛泽东在本文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出身和社会职业应有区别的意见，用“说明”的形式加在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知识分子部分中。《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75、必须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
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毛泽东
巳江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日关于一年来办报情况给中宣部的报告写的批语。
76、关于攻打长春的几点考虑
(一九四八年六月七日)
林罗刘[2]:
(一)基本上同意你们五日十九时半来电[3]的第三个方案，即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
(二)长春是否能攻克，决定于:甲、时间。乙、攻城方法。丙、打援能力及方法。在你们的计划中，时间问题已解决了，即不是如同你们原先计划的半个月，而是三个月至四个月。有了这样长的时间，兵力因经训练而加强了，攻城亦可采用新的方法了。
(三)关于攻城方法问题，我们认为必须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方能减少伤亡与保证胜利，如果单用地面攻击方法，则伤亡必很大，而且不一定确实保证胜利。
(四)关于歼灭援敌问题，我们认为在有沈阳、锦州这样大的敌军并且必然增援的条件之下(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虽有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还不能确保攻长春的胜利，必须同时在兵力部署上和作战方法上保障取得阻止援敌及歼灭援敌的胜利，方能确保攻长春的胜利。我们认为你们应有不少于五个纵队(最好是六个纵队)在沈阳、长春间援敌必经的道路上构筑必要强固阵地(利用昌图、四平、公主岭等地敌人原来构筑的阵地加以修理)先行远距离的阻击作战，借以消耗和顿挫援敌，并有能力歼灭援敌一部或大部，方能保障长春的胜利。我们认为以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采用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作战方法是保障长春胜利的第一个条件，阻止与歼灭援敌则是保障长春胜利的第二个条件，两个条件不可缺一。
(五)这个计划有平分兵力之嫌。但是因为我军采取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方法，即一方面用多数的地道向敌要塞下面攻进，一方面在地面上逐步筑垒前进，使敌之反击(敌人必然举行多次的拼命的反击，所以我军前进必须逐步构筑坚强堡垒)只能消耗敌人自己，而不能把我军打出来，因此就可以节省兵力，我军有了大约四个或五个纵队及七个独立师使用于攻城方面也就够了。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
(六)你们断绝敌人从地面取得粮食的来源是很必要的，你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但是敌人可能从空中取得粮食，城内粮食亦可能不只维持三个月。因此你们主要应从攻城方法方面与打援的兵力配备及作战方法方面着眼，即是说，即使敌人的粮食能维持五六个月，外面又有强大敌军来援，我们亦有办法在三四个月内攻克长春。
(七)长春胜利将给你们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各个大城市的攻克将从长春战役取得经验。希望你们精心组织这次战役，预先估计到战役中将要发生的各种困难，逐步总结经验，直至完全胜利。
(八)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九)你们的及各纵队的指挥所，必须构筑巩固的可靠的防空洞。
军委
七日十五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本文提出的攻打长春的计划，后来因有新的考虑而没有实施（参见本卷第111—112页《停止攻击长春计划，做好南进作战准备》）。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长春在辽沈战役中和平解放。
[2]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十九时半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提出的东北我军行动的三个方案是：一，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二，目前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封锁粮食，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但南下作战，除可能到处扑空，或因敌人力量集中不好打外，粮食补给也极为困难，同时长春之敌又可能乘机退回沈阳，造成两头都无战果的结局。三，用二至四个月时间，对长春实行较长时间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电报认为目前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
77、变敌人的假和平运动为人民的真和平运动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八日)
敌人和平运动公开出现以后，估计将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能暂时迷惑一部分人民；另一方面，则将对国民党军队及其后方发生动摇和瓦解的作用。由于这后一种原因，国民党虽然正在准备发动和平阴谋，但仍有极大顾虑。针对这两方面的可能性，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揭露工作，应依敌方和平运动发动后的情况，一方面，坚决揭露敌人和运的欺骗性，使群众不被欺骗；另一方面，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其具体要求，应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美军及美国军事代表团退出中国，取消中国对美国的一切卖国条约，国民党及其政府公开向人民承认发动内战的错误，惩办一切战争罪犯，取消伪宪伪国大及依据伪宪伪国大所成立的反动政府，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不包括反动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机关，实行言论集会自由，反饥饿，反迫害，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这样将美帝和国民党的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要求真和平的运动，以与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作战相配合，促进反动派瓦解崩溃的速度。在蒋管区提出上述口号时，应依群众情绪及环境所许可的情况有所增减，酌量提出，并须和群众生活上的迫切要求相配合，务使美帝和国民党更加孤立，而不使自己陷于孤立。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揭破国民党反动派和平阴谋的指示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78、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1]诸先生，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公鉴:
五月五日电[2]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电奉复，即祈谅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八月一日
根据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沈钧儒，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章伯钧（一八九五——一九六九），安徽桐城人，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马叙伦（一八八五——一九七○），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当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王绍鏊（一八八八——一九七○），江苏吴江人，当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陈其尤（一八九二——一九七○），广东海丰人，当时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彭泽民（一八七七——一九五六），广东四会人，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李章达（一八九○——一九五三），广东东莞人，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广东罗定人，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谭平山（一八八六——一九五六），广东高明人，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为无党派人士，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2]指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从香港发给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的电报。电报谴责国民党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前例”，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