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日志18】开展调查研究存在的四大问题

作为规划从业者，我觉得调研是一件比较耗费时间精力的事情，不仅要多方面考虑，而且还扮演着多重角色。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可能是设计员、调研员、联络员、驾驶员、技术员、绘图员、讲解员等，这就是作为服务方（苦逼乙方）应该具备的能力。

以实际工作为例，一般的工作流程大概是这样的，首先明确调研的地点时间，提前做好相关工作的准备，比如备好调研资料，事先和调研目的地的有关负责人取得联系。

其次再去现场开展调研，调研过程中借助有效的工具作为辅助。接着调研回来后做好总结复盘，梳理并分析问题，最后提出解决之策并落实到设计方案中。

今天来聊一聊，在调研中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我总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

我们作为服务方，在规划设计工作中扮演的角色永远是处于被动的一方，项目来了之后，不仅时间紧迫，而且任务比较繁重，领导的要求还高，压力基本上给到了一线的员工。

各位同行们，看看你的现状，是不是如我说述？

市场行情较好的时候，还可以承受加班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至少也挣了点辛苦钱。

行情不好的时候就很无奈了，牛马们需要和公司一起承担风险，这时候你还要对公司感恩戴德，因为老板没有辞退你，你可以混口饭吃。

这样就会导致“蜻蜓点水式”、“走马观花式”调研的出现，因为时间有限，调研的点又多，有时候一天之内就要走完所有的点，所以就很难深入了解具体情况。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时间紧调研点多的话，就多加几个人呗，别傻了，这几乎不可能。

资本的逻辑就是，恨不得一个人当两个人使，尽可能多的压榨员工的剩余价值，把成本降到最低然后扩大再生产实现资本增值。

市场讲究的是效率，在经费和人员有限的前提下，只能压缩有效的工作时间和增加额外的工作时间，不可能面面俱到事无巨细。

这个时候我们就越要学会抓住主要矛盾，提炼重点的调研对象，哪些地方该看得细，哪些地方该看得粗，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以完成任务为主要目的，能否做出亮点根据具体情况再适当拔高。

不过，和政府领导下基层调研相比，我们作为乙方自由度比较高，前者调研往往会有庞大的队伍陪同，从主要领导到分管领导、部门领导到科室负责人、乡镇领导到村社干部等，这么大的阵仗就显得调研比较官僚主义化了。

所以新出台的文件《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提到的“四不两直”的做法就很好，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第二，看得多，聊得少

调查的方式有哪些呢？我概括为三种，即表格、田野、访谈。

但主要还是以实地考察和访谈法为主，因为这两种方法从技术上来讲几乎没有什么门槛，就看是否走心。

至于搞问卷调查，这是比较传统的手段了，基本一搞调研就会发各种表格，优点在于通过摸排得知某个区域基层的大概情况，尤其是统计部门没有收集到的一些数据。

（详细阅读请跳转：《【规划日志07】试点型村庄规划-下乡调研的三种调查方式（表格&田野&访谈）》）

缺点也显而易见，就是数据的真实性存疑，在笔者的工作中，从回收上来的问卷资料来看，有些是实打实地填写，而有些一看就是造假敷衍，但是又要把它作为参考条件，所以只好我们主观地对这种有问题的资料进行“优化”。

同时得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隐性的东西不是靠显性的问题能问出来的。

还有当下新生的大数据调研，这种需要借助互联网才能实现，且不说数据获取和使用的合法性，但过分强调数据的定量分析还不够具有说服力。

数据和资料不是调研的核心，而是围绕数据和资料的讨论，得了解这个地方的真实想法。

（详细阅读请跳转：《设计别话（五十）：【学术讲座】清华美院柳冠中教授||岳阳－长沙－湘潭之行》）

所以必须加入访谈这个环节，访谈就是和当地的人沟通交心，只要有张嘴，每个人都会，但要注意方式方法。

访谈几乎是个没有技术含量的方法，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可能不会那么主动，往往会做个旁观者，以看为主，缺乏交流。

隐性的问题很多，往往需要现场交流得知，比如居住在调研区域的人们，对于生活环境的满意度与舒适度、物价水平的高低、公共服务设施的真实使用感受、当地社会治理和服务水平如何、群众和干部的关系相处是否融洽、是否存在难以解决的民生问题等等。

说到访谈，不禁想起刚毕业后工作时下乡调研发生的一件趣事。

当天我们去某村对接，村委的人还没上班，我和同事就来到了旁边的一家商店暂作停留。商店老板看我们站在那既不说话，又不买东西，我能够感觉到他用一种怪异的眼神在打量我们。

于是我买了一包烟（那个时候学会了抽烟，现在戒了），给老板递了一根香烟过去，顺便借个火，随后才慢慢地打开了话匣子。

我询问他对于村庄规划建设的相关政策是否了解，原以为他家就住在村委隔壁，总会听到一些东西，不料老板却回答说他基本上没听过这方面的消息。

在聊天中，我读出了老板的心思，他似乎对村庄的未来发展不抱什么想法，村子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虽说条件越来越好，但与他的利益关系并不大，至于下发了什么政策，村里搞什么产业，建设什么工程的消息很少听说，所有也就不关心。

这就是通过访谈才能了解到的东西，如果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不与生活在这里人们产生联系，调研的意义将不复存在。

作为从业人员，我们应该要学会和村民交朋友，方便的话还可以加个微信，留个联系方式，他们会提供不一样的视角。如果碰到什么疑惑的点或者不了解的情况，可以直接和对方联系沟通，共同探讨实际问题。

这不禁让我想起之前热播电视剧《县委大院》中的一个场景，光明县委梅书记（胡歌饰演）下乡调研，他没有和下边打招呼，而是直接到了村上，和坐在路边吃面的小哥聊上了天，从他嘴里听到了本地存在的真实情况，最后梅书记还主动加了他的微信。

总之，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调研观，学会多角度思考，不仅要做个观察者，更要做个访谈者。

第三，重“面子”轻“里子”，调研趋于形式

 为什么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是因为在干部队伍中出现了形式主义的问题，往往只注重“面子”而轻视“里子”。

调研是整个规划设计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一旦沦为形式主义，调研的意义也就无从说起。

比如来到调研地点简单的拍个照就走了，既没有发问卷，也没有做访谈，只为了留痕方便后期做材料。

2019年9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印发设计下乡和村庄建设规划工作经验与试点示范案例的函》，明确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驻村（乡村）规划师制度的工作要求，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政策，但如果是毫无差别的全面铺开的话，势必会让部分地方的调研趋于形式。

一位朋友在设计院工作，他说当时局里要搞规划师驻村，要求设计院选派员工去目的村驻扎，而且还要打卡拍照上传记录。

初出茅庐的他本想报名跃跃欲试，幻想着每天都待在村上，不要打卡上班，可以去村里到处走一走看一看，结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部分人所处的工作环境，不容许我们有额外的时间去搞这些理想化的东西，那这项政治任务又要完成该怎么办呢？

最后想出个法子，那就是每天下班后，选派员工驱车分贝赶往不同的目的地，打完卡拍完照再回来，也算完成了“驻村”。

后来我去网上一搜，其实也有不少做得不错的案例，但仔细一看却发现了他们的共同点.

这些做的好的省份大多来自沿海，尤其是头部或地方大院，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经费和人员去做搞规划师驻村，而且要求做出值得推广的成果和经验。

要是放在下面这些普通的设计单位，尤其是中小企业，考虑到运营成本的问题，几乎不可能实打实地去执行。

日常的工作本来就很繁琐了，抛开加班不说，还要用本来就不多的时间再去搞这个，确实不太合理也不切实际。

 第四，基层“共谋行为”

基层“共谋行为”来源于组织学，指基层政府与它的直接上级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种策略应对来自更上级政府法令和检查监督。

我们规划具有公共政策属性，所以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必不可少，从社会学和组织学的角度去看待调研中存在的问题，或许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村庄规划中有个环节是召开村民大会，需要村民现场举手表决，至少得有三分之二的人赞同才算方案通过。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大有文章，前来参会的代表可能是通过筛选的，或者事先由村干部对他们做了集中“培训”，村民内部先达成了共识，等到我们下乡调研组织开会的时候，基本上都能通过。

有时候因为时间紧，甚至可以直接跳过开村代会这个环节，交由村干部代写开会签到表，然后盖章交给我们。

既方便了我们工作进度的需要，也有利于村干部工作的推进，还规避了一些没必要的麻烦，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种共识。

再比如最后的评审会环节，需要与会的各部门对方案提出合理的建议，我们再根据实际情况是否予以采纳。

实际情况却是，时间不仅有限，而工作量又大，但需要评审的村庄却很多，总不可能一个个地去过目，只能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村庄作为典型汇报，最后对其它村做“批量化”的处理。这样做既完成了任务，又提高了效率。

这类现象在调研中并不是新鲜事，似乎成了一种公开的秘密。

这种“共谋行为”发生在政府的部门与部门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基层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基层干部与设计师之间。前文提到的驻村规划师的执行情况就是体现。

周雪光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命题：政府内部的考核机制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政府间形成利益共同体，为各方维护共同利益而参与共谋行为提供了一个制度化基础，导致了目标替代。

这个命题的表现同样适用于我们调研时存在的某些情形。

笔者上学时实习做项目，记得那时项目负责人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去村里调研和村干部对接，有什么诉求可以直接跟村里提，比如派车和安排中饭等，因为他们每个干部年底都要考核，所以会尽可能地配合我们设计人员的工作。

室友F经常出差下乡调研，一回来便和我吹嘘，说当天又到村上哪个生态农庄吃了地道的土鸡土鸭，村干部给他们发了多贵多好的烟，或者带回了怎样的土特产等，并嘱咐他们把本村规划好，尤其是某些和村集体或者村干部利益相关的地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设计师也与基层干部完成了“共谋行为”。

在“共谋行为”中有个有趣的现象，即各个不同主体（政府部门、基层干部、设计师、村民）同时扮演着“检查者”与“被检查者”的双重角色。

怎么理解呢？比如某个地方的项目需要应对来自省市级别部门领导的检查时，下边的各个单位都会紧急动员起来，包括本县相关的市局、镇政府、设计单位以及村支两委等，都会一同参与这次“共谋行为”。

笔者曾经就经历过，当时院里得知省长要来这边的乡镇调研，领导立马得到了通知，召集我们连夜加班制作宣传展板，局领导立马奔赴院里指导工作，后来那个镇的书记也赶了过来，晚上陪我们一起加班直到凌晨。

但是当本县市局级别部门领导检查下级的工作时，当时被检查的那一批人则扮演起了“检查者”的角色，而这次的“共谋行为”就转嫁到了更下一级人的身上。

这样一来，各个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的转变，即从正式变得非正式，从上下级变成“同伙”。

在这个角色转化的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的认知得到了同化，形成了共识，大家为了实现某同一个目标而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

电视剧《县委大院》中那么一段剧情，当时省厅农业厅长下基层调研，县委艾书记通过在省厅工作的同学获取了厅长下基层的时间地点，甚至连车号、经过哪条道的消息都十分详尽。

得知准确消息后，这个贫困县想抓住难得的机会，为本村发展争取财政拨款。从一把手梅书记（胡歌饰演）到乡镇再到村委大家都严阵以待，他们想半道截胡，让厅长去他们的产业基地瞧一瞧，哪怕是看一眼他们都觉得抓住了希望，以便搭上关系的便车。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表现得空前团结，厅长一行人扮演的“检查者”与县委梅书记一行人扮演的“被检查者”完美地完成了一次“共谋行为”。

说完这四点，另外再提一点，这和我们设计人员关系不大，主要是针对上层领导下基层调研，即以调研之名，行检查之实。

本来调研是去发现问题的，结果搞成检查，那么下面的人就会把问题能够规避都规避，还刻意把领导带到有亮点的地方，及时发现问题都是表面的，

（详细阅读请跳转：《王文杰：大兴调研之风，如何避免“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新乡土）请微信搜索自行阅读。

虽然调研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整个调研过程对于设计师们来说也是苦中有乐，如果碰到某些景点的项目，就当作是一次免费旅游了。

记得当时我去过虎园培育基地和不少红色纪念馆，还有A级景区，住过五星级酒店等，这对经常加班出差的打工人来说，算是一种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