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祝勇散文大革命理论的缺陷 ——以《永和九年的那场醉》为例

“上帝若死，则无可为”，随着一种权威性的历史解读遭到失败，名为自由的痛苦牢牢地攥住了茫然失措的文人们，一些前辈用体质性的文章聊以自慰，而另一些无法忍受的文人则寄希望于现代犬儒，试图通过区分自我与俗世来弥合此失败，于是他们的阵地由被中介的历史的真实限缩到这一中介本身的真实，心灵的自由性、审美的本真性从五四散文的故纸堆中复出，然而即使在这里，不被审视的安宁也是被拒绝的，不如说，由于散文大革命来到了意识、思维与感性的维度，它也就因此进入哲学的视野中，我们也就得以从哲学的视域讨论文学的问题。 倘使我们中有人对哲学颇感兴趣，就知道哲学是对于思维的思维，因此不同于其它文章结构所尤其要避免的大忌，在一个相对陌生的论题中，哲学的开端首先应当是对所用思维工具的说明和论证。而如上文所说的，散文大革命的一个关键点在于重提自我与俗世的区分，自我被视为是本真的，而俗世则成为它的限制，前者为本质，后者为表象，因此在本文中，我们首先要简短地阐述本质与表象的关系。 对于这一关系的讨论并不少见，在这里我们立刻能举出两种流俗的说法，唯名论（表象为虚假，抽象的本质概念为真实）和庸俗的经验主义（与前者相反），而无论是唯名论还是庸俗的经验主义，它们的对于直接性质的一极的迷信都早已经令人厌烦，一个关键的问题在长久地被压抑后回归了:倘使本质或表象中的一极已经包含了完全的真理，那虚假的另一极又是如何被产生的？这个问题想当然地会引起反驳，反对者会说这是由于人的有限性带来了虚妄，这至少表明他们还承认以下这点:表象与本质的真理是与人有关的，而且这种相关正包含于表象与本质的关系中。那么由此至少可以确定，由于存在一个观测者，指向性的运动(在这里为否定)则是可感的，具体地说，在被视为虚假的那一端里，包含了一个对于真者的否定，而且这种否定是指向其对立面的，而非自我满足的，即“你是假的”；在被视为真实的那一端里，同样包含了一个对于假者的否定，即“我是真的”，但这种否定是指向自身确证的，而非依赖于其对立面的。由于真者的否定指向自身，所以这不但是对假者的否定，同时还是对假者的否定的否定，假者因此被取消了与之对立的资格，而降为真者的附属物，另一方面这种取消还依靠假者的对立否定而存在，因此非常辩证的是，假者因为这种取消反而再次取得了对立地位。因此，只要人们还坚持着将本质与表象的一极视为真理，而将另一极视为虚妄，就不得不仍然面对关于二元对立的那些喋喋不休，面对那个顽固地拒绝消散的可憎的假者，现实是且仅仅是，这种令人沮丧的争论正来源于他们将其中一极拔高为真理的努力。 那么关于这一困难，我们的解决方法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幻想有超越性的一极，而恰恰在于坚持片面的一端。这里我们从唯名论的角度出发来更进一步地解释，在唯名论那里，表象是虚假的，抽象概念的本质是真实的，因此，表象是对本质的否定，本质是对这一否定的否定而因此自在的，这即是说，表象是在本质之外的本质，本质是表象的表现，由于这种表象是自身确立的，因此是表象，在此意义上本质是表象之表象，而非独立于表象之外，故而只有坚持乃至贯彻片面的表象，才能真正实现本质与表象的统一。 在进入正题前，我们花费了不少篇幅来保证两个前题的可能，即从哲学视角讨论文学问题的可能，和本文基本思维方法的准确，而最终这些努力会被证明是必要的。 如果说本文上述的论证是被认可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反对自我与俗世的二分结构，或者是将独抒性灵视为是对自由的追求，事实恰恰相反，只有通过个性自由的创作主体以及其对于俗世的限制的否定，一种权威性的俗世秩序才得以坚固地实现，因此，反限制的人构成了限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自由则被塑造成了不应到达的彼岸。本文认为，散文大革命所提出的理论正是犯了此误，这不仅仅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对历史叙述权利的不断膨胀”，而是更深层次的关于本质与表象的误解，亦即对自由的误解。 这种关于理论的误解在祝勇的文学实践中可以找到例证，在《永和九年的那场醉》这篇散文中，我们可以找到十分鲜明的例子。当祝勇借王羲之讨论死亡时，他的说法是:“对生命的追问到了深处，便是悲观。这种悲观，不再是对社稷江山的忧患，而是一种与生俱来、又无法摆脱的孤独。”为何如此呢？在作者看来，是因为“死亡是对生命最大的限制，它使生命变成一种暂时的现象，像一滴露、一朵花。它用黑暗的手斩断了每个人的去路。”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关于生死的二极对立，死亡被视为是对生命的否定和终止，即死亡构成了生命的有限性，更严谨地说，死亡是生命的有限性的外在表象。因此，生命在这里作为了死亡的本质，而死亡——这是我们在文中反复提及的逻辑——则由于生命对其的否定而愈发顽固地缠绕着生命。由此，死亡，这个挥之不去的幽灵被视为是不可跨越的，乃至于祝勇这样写到:“在这个限制（指前文所提的死亡）面前，王羲之潇洒不起来，魏晋名士的潇洒，也未必是真的潇洒，是麻醉、逃避，甚至失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并不见得比王羲之想得深入。”其之所以对于死亡有深远的恐惧，原因恰在于立足生命以否定死亡，而究其根源，则在于陷入了本质与表象之误。〖1〗 另一个例子同样在《永和九年的那场醉》中，在之前论述过的有关本质与表象二者的运动着的统一，与之相对应的就有一种庸俗的观点，即本质与表象的二分与同一。这种观点认为，表象并不在最终被视为本质本身，而应当被仅仅视为本质的外在表现。但这种说法包含了一个前提，即存在内外之别并且这即是最后的真理，而无有将其视作是本质表象二者运动过程的环节，也就因此不能解决本质与表象的二分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在最终只能依赖引入额外的第三者来解决。祝勇也同样面临此困境，当他介入魏晋名士的风度时，所借助的一个切入点是“酒具”，从酒引申开来，经由官场和自然的对比，在反复的感性化的描述之后，一种情感或者说意识终于凸显出来，而对于此，祝勇在文章中这样处理道:“他忽然间沉默了，他的沉默里有一种长久的力量”，我们在这里必须注意到沉默与力量二者的提出顺序，这种力量首先在于沉默之中，而不是沉默中闪现着一种力量，即沉默作为对力量的中断而非压抑（沉默作为力量的压抑之例可见鲁迅“不在沉默中爆发”一句），或者用我们反复提及的结构来描述，沉默是为表象，而内含的力量是为本质，但倘使如此，沉默和力量是如何联系在一处的，沉默是如何具有一种长久的力量的，便成为一个问题。祝勇将其归结于自然的启示，与俗世和官场相对，而启示本身不自现，而是借“酒”这一意象具现化了。诚然，民间就有“酒后吐真言”的说法，而在对魏晋名士的讨论中，也往往离不开酒，颇为流行的理解是，酒或是名士们逃避现实的工具，或是他们潇洒恣意的姿态。这即是误解了酒在这里的作用，饮酒，作为表象，是魏晋名士们的情绪本身——不是代表了情绪——是情绪的一环，在此姿态之下并不额外具有一个本真性的情感，而毋宁说他们的情感仅仅就是饮酒。因此，一种骇人听闻的说法是，饮酒的魏晋名士并不知道自己在饮什么，倘使真的存在驱使他们的情感，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个谜题，既然如此，这些人酒后所吐露的，便只能是由迷茫而感到的悲凉与孤独。同时，由于他们还自觉的存在（但停留在）本质与表象的二分认知，如“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在最终不得不将这种情感归结为神秘的、永恒的，即“所以兴怀，其致一也”。用更精确地语言来描述，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情感，但对于这种情感除了“有”外，没有其它可供言说的。祝勇所陷入的同样是这一困境，在面对沉默和力量是如何统合为一处时，即将仅仅是“有”的力量具现化为动作“沉默”时，他不得不将这一力量神秘化为自在的，并借由酒的铺垫，才将这种风度具现为沉默——酒在这里被视为是外在的第三者，即代表了自然无限制的空间，而非是情感本身的组成部分，因此，尽管看似沉默与力量的结构被作为第三者存在的酒的引入解决了，这种解决却是依靠重新构建出一个酒与自然的本质表象结构，因此在实际上仍然陷于本质与表象的二元对立而无限倒推，在最终只能依赖于具有特殊性的感性认识，然而倘使如此，文学的社会性就让步于个人的感性认识，严肃性即被幻想的随意性所取代，仿佛只要声称仅是个人看法就获得了合理性，而真正的立场和思想作为事实却退居幕后，这在文学上只能诞生出比以往更剧烈的威权主义(即一切社会性的严肃性的文学被拒绝于文学创作之内)，而非真正的创作自由。 总结上文，我们通过论述本质与表象的辩证关系，简单探讨了祝勇的散文大革命理论所忽略的悖论，即二元对立的结构不能依赖于否定性的一侧破除，并以《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的部分为例，证明了这一理论在文学实践中的不足之处：在个人思考的维度，这一理论的思路并不能较为完善地把握生死这一极其关键的命题；而作为一种文学倾向，也并不能真正实现其所宣称的自由。诚如祝勇本人在《劫数难逃》中所反思的那样，“这种简单的两极对峙,使我的大脑从一开始就处于二维状态,这种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应当说是一种先天不足,我至今还在为这份债务偿付着利息。”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祝勇在文字、感性表现方面所作出的巨大成就和严肃探索，但正因这一探索是严肃的，我们就更不能在思想的维度上有所放松。不过限于本人水平有限，这一批评或有诸多不当之处，还请读者以同样严苛的态度批评和探讨本文所提出的观点。 注： 〖1〗在这里我们引申一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死亡呢？我个人探索的回答是，贯彻死亡，而非仅仅否定它。我们需要看到，死亡作为对生命的否定，其自身并不具有一个额外的形体，毋宁说死亡是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伴随生命的诞生而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由生而死，而是从死至生，这种死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并不陌生，即牙牙学语——一个人只有挨过符号系统狂野的砍刀，才在真正意义上有了生命。当然，有了生命还不代表活着，只有将自身彻底融入符号系统这才能实现，而若是因无法忍受创伤就躲入想象中，则只能说从未活过，更无谈死亡，只算是自恋性的无病呻吟。因此，一个人只有在肉体停止活动前未能构成符号秩序一部分时才走向死亡，而相反的是，如果一个人全身心地投身于理性的自我展开中去，他将以非人格化的姿态走向永生。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并非在远方等待着我们，而是在身旁拉拽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