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魇，斯大林格勒德军上尉的回忆
格哈德-明奇 （1914年12月2日—2011年12月6日） 1914年12月2日出生于莱茵河畔的维特尔绍，他是军人世家。 1939年9月应召入伍 1940年参与法国战役 1941年6月跟随部队参与入侵苏联 1942年9月指挥第194步兵团第3营参与斯大林格勒巷战 1942年11月22日结束休假返回斯大林格勒 1943年1月22日在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中将颁发的飞离许可证后在斯大林格勒斯基机场离开斯大林格勒。 1943年末再次派往东线作战 1945年5月在德国弗伦斯堡与帝国总统邓尼茨海军元帅在一起讨论投降事宜。 20世纪50年代再次加入西德联邦国防军 最终军衔少将 我们的部队是第一批进入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德军部队之一。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间—下午3点50分。 下午3点50分，我向团部（第194步兵团）发出了无线电信号，这也记录在档案中“到达伏尔加”。命中注定，我是实现突破（1942年9月14日）的那个营（第194步兵团第3营）的营长，由此把苏军战线分成了两部分。 兴登朗（第194步兵团团部副官）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在那之前，在火车站（斯大林格勒中央火车站）十分的混乱，它已经被炸毁，里面有铁路车厢，俄罗斯人仍然坚守在里面，他们都是狙击手。然后我们请求德国空军在下午2点发动攻击。火车站上方有一座小山，小山上有一座小教堂它仍然被标在地图上（该教堂是第194步兵团团部）那是罗斯克将军最后一次做简报的地方，他当时是上校团长。 我们一直等到下午2点，什么也没发生没有人出现没有俯冲轰炸机。我们又等了十五分钟。我决定如果我们打算做什么，那就需要自己去做。从火车站到伏尔加河岸边不远，只有600-700米。如果我们想做，我们现在就得做。 就在我们到达火车站的轨道时，俯冲轰炸机出现了，摧毁了我的一个连。下午3点50分，我向团部发出了无线电信号“到达伏尔加河”。 但是我们只剩下四名士兵，但是——但是现在来了！在火车站前有一个地下指挥所的苏军守卫放弃了他们的武器和阵地，俯冲轰炸袭击使他们士气低落。现在我的战俘比我手下的士兵还多！这样我们就有了空间，没有阻力直到我们到达河岸边。周围有巨大的工业建筑，我们总是走在它们的左边，从不进入它们。因为没有机会，我们人数不多… 我们就这样一路来到岸边。在岸边有两座巨大的箱形建筑。我的邻居多伯考博士（第194步兵团第1、2营长），把其中一个作为他的领地。我拿了另一个，这一点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 在我们安定下来的第二或第三天，当我们坐在房子的前面时，俄国人闯入了这所房子。他们在地下室炸了一个大洞，然后他们带着一支颇具规模的战斗巡逻队出现在我们所在的那栋楼里。我们在保卫一楼和楼上的楼层时，俄国人已经占据了半个地窖。 这是最奇怪、最奇特的经历之一，我们住在同一个房子里——这些巨大的箱子大约有100米宽—我们有一半，俄罗斯人有另一半。 在我们之间有一个大房间，它一定是一个餐厅，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底，我们一直呆在同一个地方。德国人和俄罗斯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从我们这边有一条通往餐厅的路，但是俄国人也有一个入口。 俄国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不能打扰他们。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会立刻感到不舒服的。当我们听到锅碗瓢盆的叮当声时，我们知道他们开始用餐了。所以那时会有短暂的和平与宁静。 当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停止战斗。一个人必须接受这种共存。你得承认双方都很好地处理了这种情况。直到最后阶段，俄国人开始使用狙击手。他们控治了我们的地区。我们再也不能在大白天去那里了，甚至不能去跑腿或者写报告，什么都不能去。只有在半夜天黑的时候凌晨4点，那是一个人可以出去的时候。 作为营长我不得不每天晚上视察整个营，以便向士兵们展示我自己说“我还在这里”之类的话。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诸如此类的事情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样士兵们就不会感到孤独。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对男人负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那时候关于一个人的成长和一个人对祖国有一种责任感，如果你处于一个有责任的位置，对你所管理的人也有责任。 中尉（这里指连长）只有在他连队的最后一个人都去休息时才躺在他的稻草床上睡觉。在他上床睡觉之前，他必须确保他所有的人都睡了一个好觉。这种对自己负责的士兵福利的关心这是旧军官团教育的成果之一。人们不应该错误判断或忽视这一点。 当士兵们看到上尉时，他们会建立起信任的关系。你可以和士兵们交谈，他们在同一个泥坑里没有任何禁忌，指挥官是不是上尉并不重要。一个人必须经历和士兵一样的艰难经历，信任和尊重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只有出于这种信任关系，斯大林格勒发生的一切才能得到解释，他们是如何坚持了这么久！ 在《希特勒在东方的战争》这本书里，描述了一种情况。在我的指挥下的哨兵说“我们不再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了。”（他指的是这个哨兵溜号了）然后我自己去接替他的职位，我自己拿起机枪，直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替换。大约半个小时后有三个人来了，其中一个是那个哨兵。我带着这些人去了指挥所。那是在地窖里，就像在那间房子的脏洞里一样脏。地窖上面不再有任何地板，但地窖仍然完好无损。我告诉他们“你们可以躺在这里，就像我露营一样。”事情就是这样。第二天，我们早餐吃的和他们一样少，干面包、一块马肉，仅此而已！ 然后他们看到他和我们（指连队军官）生活在同样的条件下，在那之前我甚至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然后我简单解释道“你在这里所做的是在战斗中拒绝服从命令，我不需要告诉你后果是什么。但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你不会有事的，你只要回到你的岗位上就行了。” 他们想了想然后说“上尉只要你是这个营的营长，我们就留在这里执行你的命令。如果你不在了，那么我们将有行动的自由。” 我们握了手，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但消息传开了，它通过官僚渠道让军法军官知道了，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人在指挥所找到我，想要开始军事审判等等。我说“我从西方来到这里，我和这些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在我的指挥下，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是我，没有别人。如果你不喜欢这样，你必须意识到我（强调这个词）永远不会指责这些人，下次如果我躺在他们旁边的泥坑里，他们都会来救我！”。 圣诞节后我们来到了红色十月工厂（位于斯大林格勒北部工业区）那不属于我们的师（第71步兵师）而是属于第305步兵师的防区。在十二个巨大的车间里，有两个始终在俄国人的手中，我想我们已经有十个了。当我们松了一口气的那个晚上，从1月6日到1月7日，我们失去了至少8个车间——也许只有7个——我不确定了。无论如何我们几乎不能…（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是一场悲剧，从那里我突然收到一个无线电信号或电话“你被命令去军部（第51军军部）”。塞德利茨（第51军军长）是那里的指挥官，他和我一起在军指挥所。 他告诉我“马马耶夫岗就在你身后，谁控制了这座山岗，谁就控制了包围圈。你必须留在这里，这样才能守住这座山岗。我们才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守住这座山岗。” 我有一个想法，我需要告诉军长一些事情，但根本不是那样的。我到了军部，但塞德利茨不在他的房间里而是在去郊区军部的路上。我思考了一些事情从红色十月工厂走上山岗，经过所谓的白色房屋。在山岗的后面，我到达了沃尔夫中校的团部（第305步兵师没有哪个团长姓沃尔夫，当时在包围圈叫沃尔夫的团长分别为第208掷弹兵团团长理查德-沃尔夫和第37高炮团团长威廉-沃尔夫）。在那里，有人给了我一辆摩托车，把我带到了军部（在城市的西郊）。 在城郊的平原上有数以千计的士兵（他在说着句话时强调了每个音节），他们因为冬天的霜冻而不能被埋葬！（强调单词的每个音节）只有一条狭窄的路可以走，因为风的关系他们（指阵亡的官兵）并没有被雪覆盖。 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头，那里有一只胳膊。那是、嗯、那是.（停顿）一种经历，它……（沉默）。 当我到达军部并试图说出我想说的话时，他们说“不需要。你今天就会飞出包围圈。”我想那不可能，我带着我的士兵走了这么远，现在我应该离开他们？然后我和他们讨论了一下，我问“我们没有机会了吗？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我也要抓住这个机会，努力让它成为现实。” 就在这时，赛德利茨走进了房间，他听到了我说的话并对我说“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相信你能与一群士兵一起突围，那就试一试吧！但是（他转向他的地图）德国的战线在这里——距离德国战线250公里，同时德军正在离开高加索。你敢冒这个险吗？” 我不得不说不我不能那样做。然后他说“开车去集团军司令部拿飞行文件。”然后，我拿到了我的飞行证件，现在还在我的书桌里。
左上角为“第6集团军司令部，首席参谋/首席副官”，右上角为日期“1943年1月21日”。下方标题为第23号证件，正文为“第194步兵团第3营上尉明奇，已授权使用飞机，出发前向机场补给点报告，并分派粮食”。右下角签名为第6集团军参谋部参谋长施密特中将。 最先到达的三架飞机是HE-111，它们投下了餐弹（装着食物的包裹），但没有着陆。然后快到九点的时候，来了“容克大妈”飞机（容克52运输机）。他们盘旋了一圈，其中一架试图着陆随后着陆了。 但与此同时俄国人听到了风声，开始用大炮向机场射击。这时半冻僵的人从瓦砾中跑出来，袭击了飞机，他们想上飞机飞走。当我向机长出示证件时，他说“你想登机吗？你永远也进不去”！我穿过驾驶舱进入了飞机。他让我登机然后我们离开了。 对明奇夫人的问题 “您当时怎么样？您想什么？” 明奇夫人“：很难说，尤其是在我们的第一个儿子7月份出生后。他是22号坐飞机离开的，我是23号得到的消息。有一个途径可以通过柏林得到消息。我被叫下来，有人告诉我有来自柏林的特别消息。我们学校有很多女孩，她们也站在学校外面。一些女孩叫我下来接电话。当我听说是柏林时，我想——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但是电话那头的男人说”听着，明奇太太，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明奇（慢慢地，有停顿地说）：“我们没有遭到炮击—我记得很清楚—去了兹韦列沃，在塔甘罗格（位于顿巴斯地区）的北部。集团军群司令部（顿河集团军群）在塔甘罗格。当我在那里着陆时，一切都完了。糟糕的情况！我傍晚到达塔甘罗格后被适时地引见给曼斯坦因的参谋长（弗里德里希-舒尔茨少将）他们让我展示我从哪里来以及他们想要细节。但是我几乎不能在地图上指出任何东西。 我不记得了，一个中尉，他的名字是诺伊尔，被要求照顾我。他带我去了赌场。那里有白色桌布，当然前面后面一切都不一样。我脏兮兮的没刮胡子，留着胡子。一半的制服沾着血。我走到桌边最年长的人面前，他向我介绍道”一个从斯大林格勒回来的人，我们刚把他带来。” 那个人恰好是我在战争学院的工兵教师。他从桌边站起来，说所有人都得出去。 我们去了隔壁房间，他想知道一些事情。他给了我一盘巧克力，我吃了。中尉然后把我带到一间客房。有一张铺着白色亚麻布的床—我掉了进去，睡得死死的。整整24小时，我毫无用处没有清醒过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叫醒我，最终请来了医生。他们带来了剃须用品和一套新制服，我可以洗澡了。后来我体重106磅。 你没有告诉你妻子你看到了什么？ 不，我妻子什么都不知道。 （向明奇夫人提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你注意到你丈夫出事了吗？ 明奇夫人：“是的，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明奇“：事后简单地把整件事忘掉—我做不到。我不能提起它，不能回忆起任何事情。电台报道总是这样“我们正在撤退，胜利地战斗”或者类似的话（房间里传来笑声）。没有内在的疗愈—灵魂无法复原。在阿富汗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疗法。我熬过了这场恐怖，回到了家人身边。故事结束。 它（指斯大林格勒的回忆）晚上回来了吗，在你的梦里？ 许多个夜晚，我醒着躺在床上沉思，但我设法应付和吸收它。它无法用其他方式表达，把事情限制在某一点上。后来在我的生活中…直到今天，关于恐怖的想法在我的大脑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就像一堵墙。墙后是悲伤。但是我不再感到悲伤了。在我的情况下，它似乎被阻止了，似乎有一种隔阂。 战后，我没有再去过俄罗斯。我们有两个儿子，都是心理分析师。他们禁止我和那个地方有任何接触。他们说我无法忍受。顺便说一下，在林堡（位于荷兰南部）的那个晚上对我的心理影响很大，以至于今天早上起床后我不得不躺下。 三个小时后，我变得平静了。我的儿子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如果你去伏尔加格勒旅行，你会受不了的。”如果一切都被重新搅起，我需要几天来恢复。我的儿子们说“你必须被放在沙发上就像弗洛伊德一样，这样你才能摆脱这一切。”但那对我不起作用。我不太适合忏悔，事情不是这样的。大脑必须慢慢冷静下来，否则所有这些邪恶的灵魂又会复活。一个人无法摆脱它，这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我说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人们不应该让这些人的亲属知道这个残酷的事实，他们的亲人是如何死去的，是死于饥饿或干渴，还是冻死。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忍受的，我不想那样。 斯大林格勒对你们两个意味着什么？ 明奇：“与斯大林格勒有关的一切都成了一个指南，一个道德指南针。每当最轻微的紧张局势出现时，人们只需说出“斯大林格勒”这个词所有人都会安静下来。这是如此的团结，对我们俩来说都是巨大的经历… 明希夫人：“这是基准，与之相比后来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直到今天！” 明奇：“想象一下，在那个地方生存！命运抓住了我的手，所以我活着离开了那里。为什么是我？这是一个反复困扰我的问题。”（这里要说一下，有人认为明奇上尉可以飞离斯大林格勒是上级对他率先在斯大林格勒城区抵达伏尔加河岸边的奖励，可是我没有查到相关外网资料，这个说法目前为止只在中文网络上看到。我个人猜测是那个幸运儿命令，即每个师选一个军官、士官、士兵飞离斯大林格勒。） 1942年11月在苏军完全包围德军前一天的晚上，我在德国的休假结束后返回斯大林格勒。11月22日我在卡拉奇，凌晨2点开车过桥，向斯大林格勒的方向驶去。克莱茨卡娅是最后一站。已经有一种动荡的气氛。在左翼和右翼都发生了很多事情，那些休假的人建立了警戒营。他们被问到什么职务或工作等。如果我说我是一名营长，我将背负着一整个休假营的人，他们没有武器。他们中的许多人无论如何都不适合战争。 我拿了包就出去了，在外面的路上属于我们师的一辆车碰巧经过 ，我拦截了他们。 你要去哪里？我们要去斯大林格勒，那是我想去的地方。那天凌晨2点，我们穿过了卡拉奇的大桥。大约6点，俄国人就已经到达。 当我到达指挥所（在斯大林格勒）时，有一个命令“突围。做好突围的一切准备”。 新上任的我指挥着这个团（第194步兵团）的后方阵地。一切都经过精心安排——哪个作战区域，去哪里，向西还是向西南。所有受伤的人都必须留下。感谢上帝，我们几乎没有伤员。我首先得确定方向，然后下命令所有不能用的东西都必须销毁。我们不得不放弃的阵地并把部分埋上地雷。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我们能做的不多。就在我们想出发前不久，命令来了“不行，我们得呆在那里！” 我们现在必须再次清理阵地，清除地雷。一切都在同一个晚上！回到原来的阵地，结果很糟糕。然后是那一句名言“元首说我会救你出去”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但当时我们的信念不可动摇——我们的信心不可动摇！ 几年前一位来自科隆的记者打电话给他，他没有时间来参加面谈。结果一开始对话就蒙上了阴影。他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他问“你为什么不放下武器？” 我跟他说“你不懂军人的风气。你也还没了解当时士兵的情况。1933年十岁的人在1943年是二十岁。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别的声音，只听到了耳边的低语。他们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所有这些在那个时候都不存在。他们无法比较。必须补充的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战争最初是成功的……” 这是我被问到的最愚蠢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投降”？
